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大學生形象


去年談論過當今大學生的素質,比較以往,當然有所不同。從數目來看,以前只有兩間大學,其學位資格才受政府承認。由於人數相對小,畢業後在職場機會也不同;但當今大學生最不同者,是待人接物的態度。今天雷教授在報章撰文,分析大學生的形象,值得我們深思。


大學生形象插水?
近年大學生的形象插水,在職場中,在公眾的議論中,極多港人對大學生的表現很感失望,上周港大又再出現衝擊及甚至禁錮校委的事件,只會更加深大學生是暴民的形象。
這其實是十分冤枉的事。我的工作使我幾乎每天都要接觸大學生,從我經驗所得,他們絕大多數都十分講道理,與在港大出現的那一群,無甚共通之處,但公眾未必有能力分辨,容易產生大學生都是暴民的錯覺。
李國章在譴責暴民學生之後,也不忘補充說大多數港大學生都是優秀的,但這未必改變到公眾的印象。
談起李國章,我上月初與他相遇,談了幾句。李當年主張科大與中大合併,由朱經武當校長。我是科大中反對合併的旗手之一,不得不把李當作對手,但我們與李只是觀點不同,毫無私怨,現在則早已是一笑泯恩仇,我對他的魄力也十分佩服。
李似乎對有四千港大舊生反對他當校委會主席十分介意,並認為區區四千人沒有代表性。我只同意他一半,人數少並非關鍵,遠為重要的是這四千人並非隨機抽樣而來,參與投票的,恐怕都是自我選擇的特定群組,不會有代表性,這正好犯上統計學中「選擇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的大忌。
而其他18萬名港大舊生,不投票的原因有幾個可能性:
(一)他們支持李當校委會主席,所以不參加政治立場與他們相異的人所搞的投票;
(二)有些人可能不贊成李當主席,但他們介意的程度很低,低至使他們缺乏能力去投反對票。所以李國章說絕大部分校友不介意他當主席,並無說錯。但若港大校友能發動到超過9萬名校友投反對票,因為超過總人數的一半,當然便沒有選擇性偏差的問題。
其實把一小部分學生的暴民行為當作其他的大學生都是如此,又或在衝擊校委會當日現場橫額所聲稱98%的校友都反對李國章,在思想方法上都是犯上同樣的選擇性偏差謬誤,以偏概全。不明白站在橫額後面的大狀及知識分子為何思想如此混亂。
                      惡言恐嚇 阻撓救援
李國章說學生有如吸了毒,他說得有沒有錯?在電視畫面及網上流傳的一些片段可見,馬斐森校長感到他們是暴民,是十分準確的描述。友報社評中提到一個片段,有些包圍者(不知是港大學生還是外來人)竟要對一路過之人搜身,並粗言恐嚇之。資深傳媒人文灼非不可能視學生為敵人,但在他所寫的當晚記事中,卻是深感事情的危險性,隨時會有人受傷,並且對學生的非理性行為大惑不解。
當時,梁麗幗拿着咪高峰,質問救護員要他交代「入來救邊個」,她哪來的權力阻礙救護人員進行任務?朋友傳來校委紀文鳳所寫的一封電郵,紀有高血壓,上了救護車後量度血壓,指數仍高得嚇人,她也回憶,當晚不斷有人拉拉扯扯,有人高叫「快啲整佢插水」,並有人不斷從後踢她左膝。此種情景,不能不使人對盧寵茂教授的所謂「插水」事件重新審視。
從觀察到現象看,這與正常的大學生行為差別何其巨大,若有人懷疑這些是受藥物影響的大學生,此懷疑不易被證偽。但我相信他們並非吃了藥,而且部分人還是有預謀,否則為何竟帶備封鎖大門的膠索,以便禁錮校委?這些人刻意誤報校委會的決定,又鼓動群眾湧入室內衝擊校委,不但誠信無存,更可能已觸犯法律。其他的包圍者則很可能是受到群眾聚在一起時互動鬥激的影響,在歷史中,群眾中出現非理性集體行為的例子又哪會缺少?文革的紅衞兵便是一例,他們在亂叫口號的喧嘩中,甚麼事也會做得出。
策略性作出暴烈行為
若從更冷靜的角度分析組織者的意向,我相信他們是策略性地故意做出暴烈行為,以圖校方或警方作出大動作的報復,他們便可乘機博同情。但此種策略已經不值一哂,因為他們已失去市民的同情,若是警方執法,恐怕市民還會拍手稱快。
大學領導層應扮演甚麼角色?這不由使我們想起蔡元培。五四運動時,學生愛國要打倒漢奸,蔡從軍閥手中救回學生是理所當然,但今天的學生不知,當時不少學生要干預校政,聘請甚麼教師也要他們過問,蔡元培對此大動肝火,對學生堅決鬥爭,並曾捲高衣袖,表明不惜與學生大打一場。此事在蔣夢麟的《西潮》及蔡自己的著作中都有述及。當年「橫槍立馬,惟有蔡大將軍」的形象,證至於今天的大學管理層,已成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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