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5日 星期四

民怨沸騰?

近日喜歡跟舊同學在網上講東講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甲同學很仰慕孫中山,認為香港非搞革命不可;以香港法治精神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統一整個大中華。乙同學問,中港台真的像民初時那麼民不聊生?的確香港,乃至兩岸,比起一些歐美國家,非洲一些仍然戰亂,出現難民潮的國家好,不能輕言搞革命。今天陳教授在報章有類似看法,引文共賞:
民怨沸騰難回顧
筆者唸歷史出身,我經常設想,三百年後如果有史學家爬羅剔抉,要研究二十一世紀初期的香港史,他會否惘然莫之能解,以此為題的學術論文也寫不下去?
將來的史學家翻閱香港二○一○年後幾年的報章、雜誌,會發覺社會怨氣沖天,有一個名為梁振英的特區行政長官,在不少人眼中成了過街老鼠,要除之而後快。翻到二○一六年留下的史料,香港更出現了頗強烈追求擺脫中國、獨立自主的聲音。
史學家最喜歡解釋歷史現象,於是屆時的學者馬上會用自以為敏銳的觸覺,將焦點對準二○一○年後幾年間香港的經濟數據,他們定會以為其時的特區是滿街失業漢與流浪者,民不聊生,人們快要易子而食。但一查資料,史學家會大惑不解,二○一五、一六年特區近乎全民就業,香港與台灣同屬亞洲四小龍,但香港一個洗碗工人的薪酬竟高出台灣普通大學畢業生近半,而且想僱人還不容易哩。
從經濟角度解釋不了,史學家決意另闢蹊徑,從政府的管治能力入手。他們檢視材料,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研究,在二○一六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香港政府的管治效率竟然位列世界第一。歷史研究講求客觀,史學家必須根據上述材料去解釋社會現象,試問若要解釋二十一世紀初期特區民眾的不滿,治史者該如何落筆?
有香港人說,我們就算甚麼都好,但住房問題太嚴重了。史學家又會翻查資料,二○一六年特區有超過一半人口居於自置物業,香港的公共房屋福利在亞洲居於前列位置,人們說上公屋難,但輪候三年不行,能等上五年、七年仍是大有機會。市民可以有怨氣,卻也不至於怨得這麼深。試問這段歷史,你叫將來專家如何解釋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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