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羋月傳》的政治任務

早年，因中學課程沒有著重中史獨立成必修科，以致有人認為學生缺乏中國歴史知識，而導致少數年青人主張港獨，因此香港教育局草擬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大綱。可惜課程大綱面世後，不少人留意到最新擬訂的大綱以精簡課程為名，大幅減少探討歷朝治亂興衰部分為實。

無獨有偶的是，極為敏感的中共崩潰論，其實在頗大程度上可以治亂興衰的脈絡解讀之。這套理論框架由已逝世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費正清提出，並稱之為朝代循環；蔣廷黻則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大綱》中，把這個分析框架命名為歷史「循環套」。

對於中國是否已擺脫治亂興衰的命運枷鎖，學術界仍然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袁世凱試圖復辟帝制不果的一刻開始，中國已擺脫治亂興衰的宿命；有些學者則反駁，指中國仍未走出專制統治的陰霾：共產黨當年能反敗為勝打倒國民黨，某程度上是緣於當時國民黨的元老貪污腐敗，國民黨治下的領土出現通貨膨脹的問題，導致它盡失民心，令政權再一次更迭。中共上台後，一黨專政再次導致嚴重貪污問題的出現，所以他們認為，中共治下的中國仍無法走出治亂興衰的預定命運。中共崩潰論便是建基於這種看法而推論出來的。

然而，歷史預測這回事，無人能在事前誇口說自己的推測必然準確無誤；有些歷史學者批評，治亂興衰這理論框架的概括性過高，所以它無法提供精確的解釋，說明每個朝代治亂興衰的細節差異。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歷史不止一種解讀的角度，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反貪乏力，卻又在執政後期推動民主化運動，結果多個「衞星國」先後選擇脫離蘇聯管治，形成骨牌效應，終令蘇聯垮台。在大一統或維護領土完整的前提下，習近平建構「中國夢」時希望汲取的歷史教訓，可能是如何避免重蹈戈爾巴喬夫的覆轍，而非中國歷史治亂興衰的啟示。

無論如何，各種解讀歷史可能性的存在，未能掩蓋中共對外界探討治亂興衰歷史脈絡的忌諱。誠然，要把修改中史課程大綱的問題蓋棺論定地歸咎於中共的干預殊不容易，因現階段掌握的確實證據尚且不足。不過，要了解中共如何「古為今用」、選擇性地多談盛世統治之道，向來不只可從正規教育的途徑着手，例如文革時期的樣板戲，便千篇一律滲透着毛澤東主政下，中國的發展欣欣向榮的意識形態。

近期，香港三色台一周連續7天播放的大陸古裝劇《羋月傳》，同樣起着政治意識形態滲透的效果。劇中講述秦惠文王和秦昭襄王如何透過依法治國的手段，令秦國的國力不斷上升，秦惠文王之妾和秦昭襄王之母羋八子則從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輔助角色。羋八子的性格給刻劃成聰慧過人、善解人意和顧全大局，但她曾數次以法家思想與他人辯論治國之道，可見依法治國是她不可退讓的底線。

在大秦崛起的過程中，義渠族給定性為「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對象，但義渠族歸入大秦領土後，實踐「一國兩制」的空間終究愈收愈窄。秦惠文王和羋八子一起出使義渠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同化義渠族，令她推行秦法；羋八子游說義渠君時提出的主要理據，便是秦國依法治國後國家日益強盛，因而值得義渠效法；而羋八子向秦惠文王陳明由她出面游說的好處時，坦然承認若由一個女子作秦國的出使代表，對方便不會有很大的戒心。

依這種邏輯來看，該劇數次安排由女主角強調依法治國與大國崛起的關聯性，同樣可視為試圖減低電視觀眾戒心的舉動；至於各式各樣的感情伏線，雖有些是以其他主線的形式包裝，但整體而言，它們均可視為掩護上述隱含主線的軟性工具。

製作這套古裝劇的高明之處，在於它以較遠古的歷史作為當今的政治暗示，而且它是以同名小說作為藍本改編。過往大陸製作的歷史劇，不是沒有篡改部分史實以達到宣揚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事例，但類似做法，不免暴露過多刻意的斧鑿痕跡。反之，愈遠古的歷史，留白或沒有詳盡記載的地方傾向愈多，這些模糊之處均是編劇人員滲入特定意識形態的大好機會，只要不太穿鑿附會，它甚至可起重新詮釋「自古以來」正統之道是什麼的效果。即使有觀眾發現劇情有異，該劇仍有僅參考自小說的事實以作緩衝。但該劇布局的側重點是什麼，輕輕帶過的地方又是什麼，畢竟也須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讓觀眾心領神會，然而這便成為破綻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人在大陸開拍電視劇和電影前，須把劇情提交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審批，獲批後方可開拍，且不能再改動劇情；若要盡快獲得開拍的批准，則須在編寫劇情時盡量迎合當局口味。故此，有跡象顯示，無論《羋月傳》（開拍年份為2014年9月）的編劇是否真心把劇情寫成這樣，該劇賦予特定政治意涵的安排，其實是得到中共的允許。至於今時今日，誰是義渠族的化身，大秦另有所指的對象又是誰，答案已躍然紙上，義渠族當然不能獨立於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