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撕裂

幾年前有社會學家呂教授認為當時「香港撕裂論」大行其道、每日見報都是諸如「香港社會已出現撕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句，但「社會撕裂」，卻難以辨識出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

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況已經嚴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對此、呂教授進一步指出，從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當時香港社會「還未真真正正地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以上種種不過是社會狀態的一些極端化表現，並不能代表香港的大多數。因此，「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甚麼張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是一種甚麼形態的撕裂？」

作為一名教育從業員，喜歡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出發，我很同意呂教授對「社會撕裂」一詞缺乏系統調查資料支援的判斷，但從一些經驗的觀察來看卻不得不承認：當時的香港、社會分化愈見明顯，政治歸邊也會愈加嚴重、尖銳對抗的局面令所有人擔憂：香港社會事實上正在趨向一種撕裂的狀態、而且這種趨向存在著加速演化的可能性。

在任何形式的主義和制度下，社會分歧都不可避免。不同的利益群體對社會的政治或經濟資源分配有不同的意見，就會產生紛爭。有紛爭就好比拳擊運動員一般，必然會在規則之下盡力擊倒對方，但在比賽結束之後，獲勝者都會友好地和對手抱拳以示敬意，這種文明有序的競爭是一個常態成熟社會的基本運作邏輯。

現在的香港，情況卻有些改變。「這個社會存在甚麼裂縫？」要回答這一問題，至少要先詢問：香港社會之前是否有過類似的裂縫出現，如果之前沒有，為甚麼現在會出現？如果之前有、那麼現在這個裂縫是否正在擴大，是否又有從量變到質變的可能？

我覺得今日香港至少在政黨和社群兩個維度上存在著社會撕裂的傾向。

一、政治的分裂

在政黨層面呼籲盡快落實普選的泛民主派與維護政府、遵循循序漸進實現民主的建制派之間，分歧的裂痕愈來愈大。雙方各不相讓，都覺得對方是在趕盡殺絕，而這是在之前的香港政治發展中從未出現過的局面。

大部份香港人之間，事實上並沒有很多的矛盾。民主化快一點、慢一點，對民主化的認同也基本上沒有本質的分別、也並未有甚麼敵我矛盾之說。可是在梁振英政府上台之後，兩側陣營的政治對立，卻空前擴，把每個人部歸邊到各自的陣營，形成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有你冇我」的二元對立。中間派的理性聲音被掩埋，雙方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在任何一例議題上，先劃線站隊表明政治態度，如果不加入某一邊，就會被另一邊人士攻擊。

這種互相否認、平平對決的政治譜系，不僅表現在言語上的口號和對駡，也在公共領域內上演街頭對峙。例如激進建制派與激進泛民派最近在旺角街頭的對峙（甚至兩派都出現了更為狂躁的「戰鬥組織」、特首梁振英出訪天水圍及觀塘時兩派的街突等、而形成一種「弱政府、強社會，瘋政黨」的奇特政治結構。

兩派爭執的其中一個中心議題，就是2017年的特首普選。建制派認為，候選人「愛國愛港」是普選特首的基本前提，在形式上也需先給過一道如筲箕般篩選的程式。在建制派看來、民主派等同於賣港賊，惟恐天下不亂，「反對派違法亂港的圖謀和行動正在升級，他們以所謂爭取『真普選』為藉口，不斷在社會上製造對立和挑起紛爭、企圖進一步搞亂，從而渾水摸魚、火中取栗，達到他們對抗中央、去『一國』化的政治目的。」而導致社會分裂的原因，「如果說我們社會確有進一步分化、撕裂的傾向和危險，那麼，責任完全不在建制那一方。」而在泛民一派看來，因為沒有直選，特區政府不是民主產生，沒有廣大市民的認受，既以政府管治缺乏效力，做甚麼都是不對的。在民主派的眼裡，建制等同於保皇黨，在肆無忌憚地濫用手上的權力，「當持不同意見政團及人士持續受到政府及執法機關打壓時，原來的意見分歧迅速演化為敵我矛盾、原來的嫌隙則惡化為難以逾越的深溝，甚至連基本的溝通、諒解也無法做到」。香港之所以會形成分裂，是因為梁振英政府「對撕裂社會不以為意，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撕裂的傷口灑鹽，令社會陣痛加劇。」

生活在這樣一個以激鬥激的兩極化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會很不舒服。

根據香港中文大權香港亞太研究所2013年8月28們最新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對於兩派陣營當時出現的互相指罵甚至肢體衝突的情況，有57.3%的受訪者擔心香港將經常出現這種情況，而58.5%的受訪者甚至估計，這種衝突在未來三年將會更加嚴重，事實上果然証明估計是正確。

如果兩大陣營繼續各走極端、彼此對抗，不共同解決「2017普選」問題、則必然會對香港未來的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深遠影響。可惜2017最終普選未能成事，林鄭當選特首，之後六位議員被DQ，「雙學三子」等人又被改判監禁，民主派認為社會會進一步撕裂，林鄭要花更多精力修補社會撕裂，在政改方面應該用胡官在選特首提到的「死纏爛打」的方式，向北京反應重啟政改的必要。此外民主派亦要求林鄭盡快就DQ議員的議席出缺舉行補選，為褫奪議員資格引起的社會撕裂「劃線」止血。可惜政府要依法辦事，對泛民要求未必如願，故撕裂不可能「劃線」。

二、社群的撕扯

在社群層面、近一兩年興起的中港矛盾，被注入了過去所沒有的政治維度而迅速上升到社群開急促而尖銳的對抗。從「蝗蟲論」、「自駕遊」、「國民教育」、「雙非孕婦」、「奶粉荒」到「反對本港大學濫收內地生」、任何一個很小的矛盾都會被無限度地上網上線，作過度的泛政治化解讀。

早年筆者有緣受聘高中學校，當中有幾名內地生，其後一位學生獲得港大收錄，成為本科生。入學數月後，與他聚會時訴苦：大部份本地生對內地生有點成見，思想上的衝擊很大、似乎根本無法融人本地生的圈子裡。相反跟自己關係最好的幾個朋友都同樣來自內地，只有在內地生的小圈子裡才會找到歸屬感。雖然我不會奇怪群體之間會出現分化，但程度上卻是嚴重，況且也不懂如何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到香港這個社會中？這位同學的困惑並不是一個單獨的特例，而是今日中港矛盾之下兩地社群分歧擴大中一個小小的縮影。

兩地之間存有矛盾，這並不是一個今天才有的話題。1980年代，香港經濟的成功轉型與騰飛，讓香港迅速發展成為一座舉世鞠目的國際化大都會常，而彼時內地還尚處於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階段。在相對貧窮落後的內地人面前，香港人在經濟上的優越感自然成倍放大「表叔」、「阿燦」、「燦哥」、「燦妹」等嘲笑性用語，就構成這一時期香港人對內地人的集體印象與認議。

「表叔」、「阿燦」登門拜訪，嘲諷的語氣雖說不好聽，但畢竟還是一家人，並不會產生甚麼實質性的衝突和傷害。一座羅湖橋將兩種制度區隔開來。此時的矛盾，也僅僅停留在兩地城市文化的疏離和社會縱濟表現的差異之上。可是今天羅湖橋已不再是一個界限分野，在強制兩地融合的大框架之下，「表叔」成為「蝗蟲」，一些激進的香港年輕人在街頭喊出「蝗蟲、滾回去」、「強國人襲地球」----中港矛盾從未有像今天這般如此尖銳利對立，充滿濃重的政治色彩。

在筆者看來有兩股力量在共同拉扯著香港這個社會，把社群矛盾的裂縫愈拉愈大。一方面，從本土論述的角度出發「兩制」精神是否會被一種單一的政治模式所取代、這樣的擔憂已經逐漸演化為一種深度的焦慮。我常常戲言：觀察香港，有三重境界：第一層境界，香港是個購物天堂；第二層境界，相比於內地、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第三層境界：香港已經不再那麼自由。香港首任行政長官就曾發表過類似的聲明：在治理香港這塊領土、「中國價值」必須被予以考慮，亦即「珍惜重視多，但不允許公開的對抗；力爭自由、但不是以犧牲法治作為代價，尊重少數者的意見，但關切更廣泛的利益，保護個人的自由，但也擔負集體的責任」。

在香港逐漸走向「大陸化」，變成中國大階的一座城市」的趨勢之下，體制的失守，會導致更多激進的聲音將政治的問題延伸到民間、將對北京一黨制政府的敵意無限拓展到對內地普通民眾的仇恨之上。

同時，特區政府因為缺乏民意的認受性，所以在任何公共政策上、比如「限外令」(提高內地人在港買樓印花稅)、「限奶令」(限制內地旅客購買奶粉數量)等，都會主動地模糊政治背景，而選擇偏向本地人的福祉利益、希望藉此可以提高政府的管治威望。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特區政府的威望，因非普選產生這一政治死結的存在而並未得到明顯改善；而這一系列政策又間接放大了民眾強大的外力面前因畏縮而自保的心態----保公立醫院的地位、保香港寶寶的奶源、保本地生入學和就業的名額。其結果是民粹主義開始興起、並發展成為排外的本地主義思潮。

另一方面，在內地的一些公共討論上，也少見理性的思維和有遠見的反思，反而是一些貼標籤式的歧視性言論層出不窮、讓人心寒。畢竟，一個撕扯的社會，並不會僅僅只由一種力量單方由加壓形成。當兩方都採用一種極不理智的方式互相攻擊的時候，只會愈發加深裂痕。「蝗蟲論」的爭端起源於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一句「香港人是狗」的辱罵，這之後很多中港矛盾都在內地被添油加速地挑動。典型的有在發出限奶令時，某財經雜誌主編辱罵香港人是「無良豬腦」、以及前不久某主流媒總指責香港「殖民地文化沒有歸屬感」。

三、危機四伏的未來？

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至少在目前筆者比較悲觀。2017年的特首普選，已經塵埃落定，北京就是不放行，香港是不是還要未來五年的等待？這個社會在未來是否能夠頂住外部的壓力而變成其他城市效仿的典範，還是陷入更為糟糕的政黨內耗以及民粹化的激進局面？

香港當然需要改變，只是改變需要來自於兩股力量的共同發力：本土人士應該走出恐懼和憤怒、繼續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文明和理性不應該在一個強大的政權商前變得扭曲；內地的在港精英也應視香港為家，關心現實，參與公共事務，積極投入到這場改變歷史的書寫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