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五四在香江的滄桑(三)

九七回歸後持續的對立香港民間強調「民主」和官方層面強調「愛國」的五四紀念的張力,在回歸之後進一步延續。五四的民主在建制派或親建制的人手中,一來難以彰顯國家話語權,二來具有高度不穩定的元素,所以民主的這層意義在官方紀念中被淡化。因此,官方制度化下的五四,多強調愛國精神,意在透過五四運動加強香港與國家的聯繫。民間仍以五四爭取民主、自由和法治。2005 年民主發展網絡和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燃點民主希望」燭光晚會,呼籲繼承五四的民主精神,爭取實現全民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2009 年,學聯在《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中寫到,
面對中國的前景,我們呼籲中國政府:
一,『落實民主改革』、『打擊貪腐』;
二,『停止打擊維權運動,釋放在囚異見人士,落實人權及言論自由。』

中大哲學系教授鄭宗義意識到,這種對立關係日益劍拔弩張,既造成民間與官方話語的切割,即使站於「民主」旗幟之下的民間也出現切割。他補充:「從香港語境說,二十世紀的學生運動,例如火紅時代、國粹派、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反殖反資,這些還是學生愛國反對殖民地的行為。因為對共產黨有迷思,仍有幻想,只是這些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消失」;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在追求自身民主的同時,仍與國家連結,以紀念六四最明顯,「仍有支援中國民主化」;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運動者自覺的將香港語境和中國內地語境切割……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有了一個明顯切割,年輕人的本土思潮不斷發展。港人開始爭取自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另一邊廂,還是有一些人在講內地的「民主」化,六四燭光晚會便在講追求「民主中國」。

重思「德先生」 香港要怎樣的民主不難發現,當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被提上議程時,「民主」也成為香港和中國內地對紀念五四話語脫軌、對立的開始,甚至是中港的關係、身份認同轉變的開始。那麼如此關鍵的「德先生」究竟為何呢?一提到「德先生」或民主,人們往往聯想到美國第16 任總統林肯定義的「民有、民治、民享」或者「主權在民」。這固然沒有錯。但作為香港與政治中國關係轉變的轉折點,這裏所講的「民主」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引進西方的「德先生」,號召大家學習接納。那個原版的「德先生」,確應是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學生當時所理解和實踐的「德先生」是怎樣呢?毋庸置疑,從1919年的社會運動來看,五四可被定性為學生愛國運動;即便把時空拉得更大一點,從文化運動的層面來看,也體現着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鄭宗義認為,「他們當時理解的民主,一方面是講個人的,但不是一面倒的嚮往個人主義式民主,並不一定嚮往個人先於社會,也沒有一個社會或國家是實行這種個人主義式民主。如果是個人主義式民主就散了,無法凝聚國家的力量,必須有一種非個人主義式民主,所以就是『小我』讓步於『大我』。」言下之意,運動中奉行的「德先生」,似乎並非彼「德先生」。

再看八十年代的中國。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眼中,人們吃飽肚子,天下就太平了。在一般人眼中,經濟發展也是先於一切的。陳學然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內地更強調讓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當家作主未必是強調一人一票。」這種觀念甚至在今日仍然流行,「為何中國沒有落實民主?對於老百姓來講,誰做皇帝,關我什麼事呢?你讓我有生活的保障,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近現代的香港和西方一樣,「對民主最普遍的理解是『民有、民治、民享』。香港、西方很強調一人一票選領袖的制度得以落實。」換言之,五四追求的民主,與今天香港談論的民主存在着差異,那麼當我們在今天強調五四的民主精神時,追求的是怎樣一種民主?

鄭宗義指出,單就權力民授、個人自由、政治平等這些核心價值而言,香港追求的民主其實與五四追求的民主沒有區別,至於個人主義式民主,也不構成香港當下民主訴求與五四的分野。「香港所講的民主是否個人主義式民主?

我不這麼認為,就算是在西方也有很多學者批評個人主義式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人可不可以離開他的社群?個人主義式民主,主張個人就是自由,這些想法究竟是不是民主,又是否最好的民主表達方式,值得深思。」一般人不會如此從哲學層面討論民主,鄭宗義直言:「今日香港思考的是,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可以看出,隨着中港矛盾造成的疏離,港人覺得兩制漸消失,抗爭之後希望切割,最極端的方式就是獨立。」他指出,當中的問題在於港人要的是公民自決還是民族自決,公民自決是有限度的,是尋求建立民主體制,與民族自決並不相同,但在香港,「因為要和內地切割,就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鄭宗義分析,若從民族自決的視角看,近十幾年來香港所有運動都和五四無關,「五四是他國的學生運動,我們參考而已」,但無論從歷史、經濟、文化還是現實來看,民族自決或獨立都不是香港的可能選項,想要維持兩制的平衡與香港的獨特性,應該爭取公民權利,而從這個角度會看到,在香港追求香港的民主化,與紀念六四、七十年代學運一樣,「發現整個脈絡回到中國的語境,就會看到五四薪火相傳」。鄭宗義強調,這個「中國」是文化的,不一定指向政權。

在鄭宗義眼中,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民主是一體兩面的,當追求香港民主化,不能缺少思考香港民主化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陳學然則直白地說,「民主」是可以和「愛國」接軌的,也是目前香港應該努力的方向。「本地很多時候拿民主來對抗中共,變成反對國家,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民主和愛國其實沒有衝突,你追求民主也是為了未來建設更好的中國。」回歸理性 社會才免走向民粹陳學然憶述,他著作《五四在香港》一書,收筆於「佔中」醞釀時,「佔中是9月,我的書在34 月寫完,當時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大家好像除了民主就沒有其他東西,民主甚至成為進一步了解國家未來發展的阻礙。」他補充,「繼承五四精神,並不只是繼承民主,五四精神是多元化,例如民主科學、穆小姐(moral)等。」他更指出,民主並不一定是在廣義定義下的五四運動早期主要提倡的精神。

「陳獨秀提出賽先生、德先生比較早。但真正說五四的精神是民主科學,是很後期的,應該是二十年代中後期才覺得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民主科學。」總體而言,陳學然將五四運動形容為「叮噹百寶袋」,不同政黨與群體都可在五四運動汲取精神資源予以詮釋和運用,「五四是很複雜的,大家在這當中都可拿到不同東西,有啟蒙、民主、科學、文化運動。」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甚至繼承五四呢?比如,民主的根基是什麼?如何實現民主?根據兩位教授的意見,「理性也是民主的根」。鄭宗義便指出,「理性討論是民主的基礎之一,每個人在社會中不斷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主社會才會有具素質的公民,社會才能避免流向民粹主義。訴諸於非理性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以自己利益為重的方式追求香港民主化,緣木求魚,不太可能。我認為香港離民主的路愈來愈遠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社會的撕裂,民粹的抬頭,整個社會離理性愈來愈遠。」鄭宗義不諱言,香港社會很多時候傾向二元對立,又或立場先行,「理性」是為「立場」服務,「和你立場相同的人做錯事你看不到,立場不同的人做錯事你就批評。」而一個只有立場、沒有理性的社會,難以出現有效的討論,共同做出更好的抉擇。理性的思考更能幫助社會保持初心。陳學然談五四運動學生思想的變質時提到:「五四本身說的是民主,但學生運動中看不到民主;五四運動本身還講個人主義,但學生運動變為集體主義;五四本身說的是科學理性,但後來也不理性:逼迫商人簽自願書,罷賣罷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何佩然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認為五四運動除了政治層面的反強權反帝國,另一個重要層面便是作為一場民族復興的救亡運動。五四的初衷正是希望這場救亡應該透過文化思想的啟蒙達到。然而,由於在實踐中讓救亡壓倒啟蒙,並沒有達成從文化復興到民族復興的初衷,無異於飲鴆止渴。

這也是五四運動對今日的教訓和經驗。無論你傾向於「民主的五四」或「愛國的五四」,甚至可能是「科學的五四」;無論你認為五四的民主是實現了,又或變質了;無論你認為五四是對傳統文化的摧毀,又或是對中國思想的啟蒙……五四給予我們共通的警醒是保持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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