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的前景，我們呼籲中國政府：
一，『落實民主改革』、『打擊貪腐』；
二，『停止打擊維權運動，釋放在囚異見人士，落實人權及言論自由。』」
中大哲學系教授鄭宗義意識到，這種對立關係日益劍拔弩張，既造成民間與官方話語的切割，即使站於「民主」旗幟之下的民間也出現切割。他補充：「從香港語境說，二十世紀的學生運動，例如火紅時代、國粹派、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反殖反資，這些還是學生愛國反對殖民地的行為。因為對共產黨有迷思，仍有幻想，只是這些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消失」；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在追求自身民主的同時，仍與國家連結，以紀念六四最明顯，「仍有支援中國民主化」；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運動者自覺的將香港語境和中國內地語境切割……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有了一個明顯切割，年輕人的本土思潮不斷發展。港人開始爭取自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另一邊廂，還是有一些人在講內地的「民主」化，六四燭光晚會便在講追求「民主中國」。
重思「德先生」 香港要怎樣的民主不難發現，當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被提上議程時，「民主」也成為香港和中國內地對紀念五四話語脫軌、對立的開始，甚至是中港的關係、身份認同轉變的開始。那麼如此關鍵的「德先生」究竟為何呢？一提到「德先生」或民主，人們往往聯想到美國第16 任總統林肯定義的「民有、民治、民享」或者「主權在民」。這固然沒有錯。但作為香港與政治中國關係轉變的轉折點，這裏所講的「民主」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引進西方的「德先生」，號召大家學習接納。那個原版的「德先生」，確應是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學生當時所理解和實踐的「德先生」是怎樣呢？毋庸置疑，從1919年的社會運動來看，五四可被定性為學生愛國運動；即便把時空拉得更大一點，從文化運動的層面來看，也體現着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鄭宗義認為，「他們當時理解的民主，一方面是講個人的，但不是一面倒的嚮往個人主義式民主，並不一定嚮往個人先於社會，也沒有一個社會或國家是實行這種個人主義式民主。如果是個人主義式民主就散了，無法凝聚國家的力量，必須有一種非個人主義式民主，所以就是『小我』讓步於『大我』。」言下之意，運動中奉行的「德先生」，似乎並非彼「德先生」。
再看八十年代的中國。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眼中，人們吃飽肚子，天下就太平了。在一般人眼中，經濟發展也是先於一切的。陳學然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內地更強調讓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當家作主未必是強調一人一票。」這種觀念甚至在今日仍然流行，「為何中國沒有落實民主？對於老百姓來講，誰做皇帝，關我什麼事呢？你讓我有生活的保障，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近現代的香港和西方一樣，「對民主最普遍的理解是『民有、民治、民享』。香港、西方很強調一人一票選領袖的制度得以落實。」換言之，五四追求的民主，與今天香港談論的民主存在着差異，那麼當我們在今天強調五四的民主精神時，追求的是怎樣一種民主？
鄭宗義指出，單就權力民授、個人自由、政治平等這些核心價值而言，香港追求的民主其實與五四追求的民主沒有區別，至於個人主義式民主，也不構成香港當下民主訴求與五四的分野。「香港所講的民主是否個人主義式民主？
我不這麼認為，就算是在西方也有很多學者批評個人主義式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人可不可以離開他的社群？個人主義式民主，主張個人就是自由，這些想法究竟是不是民主，又是否最好的民主表達方式，值得深思。」一般人不會如此從哲學層面討論民主，鄭宗義直言：「今日香港思考的是，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可以看出，隨着中港矛盾造成的疏離，港人覺得兩制漸消失，抗爭之後希望切割，最極端的方式就是獨立。」他指出，當中的問題在於港人要的是公民自決還是民族自決，公民自決是有限度的，是尋求建立民主體制，與民族自決並不相同，但在香港，「因為要和內地切割，就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鄭宗義分析，若從民族自決的視角看，近十幾年來香港所有運動都和五四無關，「五四是他國的學生運動，我們參考而已」，但無論從歷史、經濟、文化還是現實來看，民族自決或獨立都不是香港的可能選項，想要維持兩制的平衡與香港的獨特性，應該爭取公民權利，而從這個角度會看到，在香港追求香港的民主化，與紀念六四、七十年代學運一樣，「發現整個脈絡回到中國的語境，就會看到五四薪火相傳」。鄭宗義強調，這個「中國」是文化的，不一定指向政權。
在鄭宗義眼中，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民主是一體兩面的，當追求香港民主化，不能缺少思考香港民主化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陳學然則直白地說，「民主」是可以和「愛國」接軌的，也是目前香港應該努力的方向。「本地很多時候拿民主來對抗中共，變成反對國家，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民主和愛國其實沒有衝突，你追求民主也是為了未來建設更好的中國。」回歸理性 社會才免走向民粹陳學然憶述，他著作《五四在香港》一書，收筆於「佔中」醞釀時，「佔中是9月，我的書在3、4 月寫完，當時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大家好像除了民主就沒有其他東西，民主甚至成為進一步了解國家未來發展的阻礙。」他補充，「繼承五四精神，並不只是繼承民主，五四精神是多元化，例如民主科學、穆小姐（moral）等。」他更指出，民主並不一定是在廣義定義下的五四運動早期主要提倡的精神。
「陳獨秀提出賽先生、德先生比較早。但真正說五四的精神是民主科學，是很後期的，應該是二十年代中後期才覺得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民主科學。」總體而言，陳學然將五四運動形容為「叮噹百寶袋」，不同政黨與群體都可在五四運動汲取精神資源予以詮釋和運用，「五四是很複雜的，大家在這當中都可拿到不同東西，有啟蒙、民主、科學、文化運動。」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甚至繼承五四呢？比如，民主的根基是什麼？如何實現民主？根據兩位教授的意見，「理性也是民主的根」。鄭宗義便指出，「理性討論是民主的基礎之一，每個人在社會中不斷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主社會才會有具素質的公民，社會才能避免流向民粹主義。訴諸於非理性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以自己利益為重的方式追求香港民主化，緣木求魚，不太可能。我認為香港離民主的路愈來愈遠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社會的撕裂，民粹的抬頭，整個社會離理性愈來愈遠。」鄭宗義不諱言，香港社會很多時候傾向二元對立，又或立場先行，「理性」是為「立場」服務，「和你立場相同的人做錯事你看不到，立場不同的人做錯事你就批評。」而一個只有立場、沒有理性的社會，難以出現有效的討論，共同做出更好的抉擇。理性的思考更能幫助社會保持初心。陳學然談五四運動學生思想的變質時提到：「五四本身說的是民主，但學生運動中看不到民主；五四運動本身還講個人主義，但學生運動變為集體主義；五四本身說的是科學理性，但後來也不理性：逼迫商人簽自願書，罷賣罷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何佩然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認為五四運動除了政治層面的反強權反帝國，另一個重要層面便是作為一場民族復興的救亡運動。五四的初衷正是希望這場救亡應該透過文化思想的啟蒙達到。然而，由於在實踐中讓救亡壓倒啟蒙，並沒有達成從文化復興到民族復興的初衷，無異於飲鴆止渴。
這也是五四運動對今日的教訓和經驗。無論你傾向於「民主的五四」或「愛國的五四」，甚至可能是「科學的五四」；無論你認為五四的民主是實現了，又或變質了；無論你認為五四是對傳統文化的摧毀，又或是對中國思想的啟蒙……五四給予我們共通的警醒是保持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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