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激進」的反效果

　　特首林鄭月娥剛剛宣佈：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危害公眾安全的緊急情況下，決定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立法會選舉選情出現新景象，反對派未來政途，將出現很大的逆轉。

　　去年香港的政治鐘擺，大幅擺向激進一方，但一年過去，如今鐘擺回蕩，又走向另一方了。
　　特區政府早前DQ了十二名攬炒派的參選資格。前港督彭定康說︰「這是一次對香港民主的野蠻政治清算」。香港在英國人一百五十五年的管治，沒有得到多少民主，就在他們快要撤退之時，才手忙腳亂地為香港引入選舉，英國人實在沒有資格，去議論香港的民主，香港民主未有健康成長，根源就是殖民統治。
　　回頭說十二個候選人被DQ的原因，主要是：
一、鼓動美國制裁香港；
二、計劃攬炒，打算顛覆政府；
三、反對《港區國安法》。
若用激進本土派的語言去總結，這些人期望在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之下，香港可以有一個民主的烏托邦。香港的政治激進思潮在最近十多年興起，部份由外地滲入，部份由本地知識份子鼓吹，但為香港激進政治運動來一個階段性總結，只有四個字——適得其反。
　　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上世紀的革命浪潮中，曾參與推動變革，後來作出反思，他在《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有幾點甚有意思：
第一，知識份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
第二，知識份子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他們去建構烏托邦；
第三，知識份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整體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份子構想的相反。
　　香港的激進知識份子設計出攬炒的顛覆計劃，想借美國力量推翻中共政權，前奏是去年的暴力街頭抗爭，具體行動是部署中的立法會「35+」顛覆計劃。但正如霍姆斯鮑姆所預言，激進份子的行動激起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反應，她們不會坐以待斃。阿爺直接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特區政府進行大面積的DQ。行動的結局，往往和預想的相反。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對激進政治有很好的總結。他說，激進知識份子想搞革命，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出逃外地，要不坐牢，或者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會變得更複雜。他從捷克革命家哈維爾和米切尼克的觀察，講述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歐民主革命的悖論。東歐革命之後，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哈維爾就當過捷克總統）。不過，他們很多就像花瓶—樣被人崇拜欣賞，但實際上甚麼事情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民主形式的變化，其他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成了瘋子。
　　鄭永年總結了東歐民主革命，激進政治雖然帶來了民主化，但國家仍然充滿着貪婪、腐敗、享樂主義。所謂的民主化只是意味着政權主體，從革命前的權力，轉型為今天的資本。革命前的共產主義依靠權力來統治，革命後的民主則依靠資本來統治。米切尼克因此說，革命的結果是「我們把人權憲章換成了信用卡。」而信用卡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香港的情況更加詭異，現時發展了一點民主，資本家已經進一步掌權，對公共政策有極大影響。雖然很多烏托邦知識份子吹噓，如果香港實行全面民主，一切事情都可以解決。恐怕即使他們的幻想實現，香港實施所謂雙普選之後，資本家對政治的控制，只會更大，而不是更少。因為資本家最有實力，支持政客玩昂貴的選舉遊戲。
　　人們從不學習，不會從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看出問題的本質。激進政治非常浪漫，但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完全解決不了問題，因為他們將問題簡單化。如果民主是如此的一種良藥，東歐搞了三十年的民主，現時應該產生了大量又繁榮又民主的國家，但實情是很多東歐國家依然腐敗，繼續落後。
　　事實勝於雄辯，部份香港的青年人皆「政治激進」，他們以偏概全香港要實行民主，首先不要採取烏托邦的賣國投美方式，不要與國家政權永恆對抗。否則，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和中央鬥一、二十年，結果仍然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