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治人才在哪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勝出特首選舉後，曾與曾鈺成主席傾談，當時林鄭很不客氣地指出民建聯多年來未能為政府培養人才。曾鈺成反駁說：「民建聯自成立以來，從不認為有使命要為特區政府培養管治人才。」他強調民建聯是打選戰，贏取足夠議席支持政府依法施政，誰人做特首都不關民建聯的事。

由此說來，現在的建制派政黨，已經成了「廟頭鼓」，誰都不妨敲打了。藍營市民埋怨他們；黃營市民辱罵他們；傳媒不分紅黃藍任意鞭撻他們；特區政府早就看不起他們；最近，連內地的網紅也趕時髦把他們敲打一番。

建制派被指「三無」：無人才、無作為、無論述能力。「三無」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條是人才。其他兩「無」，都是人才缺乏所致；有了人才，自會有所作為，長於論述。

話說建制派沒「人才」，是指政治人才，足以成為政治領袖的人才。要成為政治領袖，起碼要具備三方面的條件，即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敏銳的政治頭腦、管用的政治技巧。

政治理念，就是對社會發展目標和方向的看法和主張。高調一點，可說是對社會前途和人類命運的認識。回到香港今天的現實，就是對特別行政區未來的願景；對甚麼是最重要的社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穩定？繁榮？……)，甚麼是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和管治模式，香港與中央、與內地應有怎麼樣的關係等問題，有一套完整的答案。

政治頭腦指的是審時度勢、知所進退的判斷能力。為政者不但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還要有「知難而退」的智慧。政治領袖憑他的政治理念知道「應該做甚麼」；但應該做的不一定都可以做，或者可以馬上做。做事成敗的關鍵，往往在於能否準確掌握時機：時機未到而冒進，要碰個焦頭爛額；時機成熟而退縮，只落得無所作為。

對應該做甚麼有了清晰的理念，並且對可以做甚麼有了準確的判斷，還要懂得怎樣做，即是要掌握奏效的政治技巧。最根本的政治技巧，就是爭取支持、消弭阻力的能力。你有最好的理念，找到了最合適的時機，卻無法贏得多數人的信任，無力抵禦反對者的攻擊，怎能成事？

人們批評建制派沒有政治人才的時候，也應該問：香港有這樣的人才嗎？如果有，他們都到哪裡去了？參加了反對派？入了政府？

如果批評反對派沒有政治人才的聲音比較小，那只是因為沒有多少人對反對派抱有期望，認為反對派在香港的政局裡可以有所作為。間中也會聽到有人慨嘆，今天的反對派裡找不到一個像司徒華那樣的領袖人物。事實上找不到。

至於特區政府裡，行政長官和一眾「問責官員」，理論上應該都是政治人才：他們負責制定和推行他們認為符合社會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推行政策遇到阻力時要化解矛盾、爭取支持。要「做好這份工」，怎能沒有政治理念、政治頭腦和政治技巧？可是，人們經常聽到這些官員抱怨社會「政治化」，彷彿政治是洪水猛獸，避之則吉。現任行政長官自稱「懂政策，不懂政治」，並以此為榮。曾有一位前任行政長官說自己的職業是「政治家」，立即遭人恥笑。由此看來，特區政府高層也不會否認政府裡沒有政治人才；這不但不是缺陷，反而是光榮正確的保證。

所以，與其說建制派沒有政治人才，不如說香港沒有。或許香港並不缺乏具有政治理念、政治頭腦和政治技巧的人；不過，要成為社會上的政治領袖，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條件：從政的抱負和決心。你有最好的理念、最強的能力、最高的技巧，卻收起來不用，獨善其身，韜光養晦，又怎會成為政治領袖？

香港人在多個方面的識見和能力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遜色，在政治方面應該也不例外。如果具有政治領袖潛質的香港人，沒幾個願意出來擔當政治領袖的角色，那是甚麼原因呢？這才是最值得探討的問題。

或者首先要問：我們真的希望看到香港有政治領袖嗎？誰最希望看到？市民大眾？特區政府？中央政府？

市民大眾恐怕不會關心香港有沒有政治領袖。如果進行一項民意調查，問市民香港最需要甚麼人才，叫受訪者把各類人才按重要性排列優次，「政治人才」大概要排到很後。市民對政府施政不滿，或者看到社會不公平現象，很少會認為那是因為沒有政治領袖，很少會相信多幾個政治領袖便可令問題得到改善。

特區政府既不認為政府內部需要有政治領袖，更不會願意見到政府之外有政治領袖；對於政府官員，政治領袖只會是麻煩製造者，政府施政的絆腳石。政府官員或許也覺得有需要學點政治技巧，以應付議員、政黨和傳媒；但政府不會覺得有責任要「培養政治人才」，也不會懂得怎樣去做。

中央政府是甚麼態度呢？這問題有點複雜。在「一國兩制」之下，內地培養的政治人才，對香港未必適用；在香港環境下產生的政治人才，又未必獲得中央政府信任。對中央來說，香港一旦出現難以駕馭的政治領袖，比沒有政治領袖要壞得多。中央官員從沒提過希望香港多出政治人才，也從沒鼓勵香港的年輕人從政。

據悉曾經有不少有志從政的年輕人找曾主席「問路」。他們一般都看到有三條路可以選擇：加入政府、加入建制派政黨或者加入泛民政黨。經過一番思考，得到的結論是：如果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三條都是死路。

2400年前柏拉圖提出了這樣的忠告：「不肯從政的人受到的懲罰之一，是要被比他們低能的人管治。」在香港，寧可接受比自己低能的人管治，也不去從政，可能是聰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