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

 

毛澤東主席的詩詞，可以說是闖一代的風氣，毛氏大概亦以此感到自豪。他的詞近豪放一路，故毛詞一出，婉約一路的詩詞在內地即催旗息鼓。最明顯的例子為商社詩人柳亞子，他的的詞原近於「文」，但後來與毛氏唱和之作，已在極力求「質」了。又如郭沫若，讀他近十餘年來的詩作，會驚訝於他底心態轉變之急速，近作固在作豪情之狀，卻時見扭捏，反不如他早年一往情深，沈溺於愛情迷霧，歌頌火裡鳳凰時來得自然。

因此，要評論毛澤東的詩詞，恐怕評論他從詩詞所展露出來的內心世界，是最重要的事。從其所展露，不但可以看出他的千秋功業，抑且可以看出他所統治下的社會興衰。我們這樣說，並不完全因為他是一個社會的統治者，實在因為他還是一種詩風(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文藝形態)的領導者。

毛澤東對自己的詩詞，實有傳世之意。由文物出版社印行的三種版本，印槧訂裝之精雅，可稱近年僅見；集宋黃善夫刻史記字的印木兩種，開卷就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毛氏別的著作，如〈毛澤東選集〉，卻沒有這樣做，則尤其可見其對自己詩詞傳世願望之強烈。

然而有一點卻不可不知，毛氏的傳世之心，又與一般詩人不同。一般詩人，縱或是領一代風騷的詩人，所謂傳世，只不過是文藝欣賞價值的流傳，詩人風骨芳擎的流傳。毛氏的有心傳世，實在還有意包括政治價值在內。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作證明：

一九六五年，毛氏寫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及《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闋詞，當時不發表，卻遲至一九七六年元旦，始於《詩刊》上發表。延擱十年，斷不是因為文字改動未定，更不會是因為沒有適合發表的刊物，顯然毛氏是在等待時機。十年之後，「文化大革命」已篤定「勝利」，走蘇聯路線的「修正主義者」已被打倒；與蘇聯翻臉已成定局，最討厭的「蘇修」赫魯曉夫亦早已倒台，且蘇聯又漸失意於共產國際，在這樣的國內外形勢下，毛氏的兩闋詞，自然在政治天平上增加不少份量。

要評論一位詩人的心態，最怕是這位詩人原無傳世之心，倘其傳世的願望愈強，則把握其心態自愈易。毛氏的詩詞，則更是有意向世人自暴心態。試想，他的詩詞僅發表了三十九首，寫作的時間則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前後四十年，相信他的作品當不只此數——在內地，就曾有一首關於「紅樓夢」的詩，在口頭傳述，謂是毛氏的作品，雖真偽不得而知，但亦可見人們是不相信毛氏的作品，僅限於發表之數。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毛氏所發表的詩詞，每一首都經過嚴格的甄擇，故才得此戔戔之數。甄擇的標準，恐怕仍以他自己為自己評價的內心世界價值為依歸。也就是說，這種心態的暴露，是「刻意求工」的，他本人有意使讀者(在內地應該說是「學習者」)體認他的思想正確和政治眼光遠大。

內地的評論家很顯然明白毛氏這種思想，所以凡有對「宸翰」評論的文字皆不避「擦鞋」之嫌，一律於其思想正確處下重筆山呼。這類文字，本不需引述，但臧克家的言論，卻不可不另眼相看。——毛氏的詞，大部份就是交給臧克家主編的《詩刊》發表的。故臧實在亦是毛的文字知己。臧氏說：毛主席的詩詞創作，強有力地概括了現實革命鬥爭，同時﹒又指出了瑰麗動人的光輝遠景，讀了之後，感受深切；鼓舞人心。這是由於毛主席運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所達到的革命藝術的高峰。……(井岡山高望世界)

在這裡，臧克家提出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前者即是詩詞的思想性，後者，則是詩詞的藝術性。這個提出，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使我們知道，除了政治價值之外，毛氏也未嘗不以自己的詩詞藝術自豪。臧氏究竟更能明白毛的心意。

毛氏在詩詞中展露的心態，以政治為內涵，以藝術為工具，故二者結合表出，即成為「革命學術的最高𡶶」。此間，藝術工具也是很重要的事，蓋如詩人的藝術性很差，則內心便無法揮灑自如地表達。由此可知，要較全面瞭解毛氏在詩詞中展露的心態，除了著眼於其恩怨之外，還須在藝術上加以探討。

本來，要評毛氏的詩詞，可以歸納式地作概括評論，這樣，寫起來比較省力。但卻不打算這樣做，寧可較吃力一些，把他的詩詞依次序逐…分析包括思想和藝術的分析，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使他的心態依次暴露，我們看起來，就可以從連續的畫面，看到其轉折之處、飛揚之處。

下篇將給大家奉上毛澤東最具風格的幾首作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