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9日 星期一

物極必反 否極泰來

鴉片戰爭(1840年)後,國人發覺「無論物質、精神、社會諸方面,東方文化全面落後於西方文化」(梁漱溟語),尤其是政治體制。由秦朝建立帝國開始,2200多年來轉換了八個統一皇朝,經歷了無數動亂和分裂,但新皇朝仍然沿用舊制,唯一變化就是皇帝愈來愈專制。

馬克思認為,經濟決定政治體制。生產力提高了,政治體制就要改變。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生產力,資本主義便推翻了封建。可是,宋、明、清朝的生產力遠遠高於漢、唐,生產力提高了,政治體制卻一仍舊貫。這個現象經濟解釋不了,只能從文化中尋。

幾乎所有古代民族都相信天上有神,神主宰人間世,有人的性格和喜怒,稱為「人格神」。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山上諸神都是「人格神」。中國有信史始自商朝。商人信仰的「人格神」名為「帝」,又名「天帝」。殷商辦什麼事都要先問卜,聽取「天帝」意旨辦事。

周人推翻商朝。為了合理化其統治,一方面醜化商紂為暴君,另一方面自稱「順乎天而應乎人」。周人不可能信奉殷商的「帝」,進而不信奉任何「人格神」,其所說的「天」是「道德化」的「非人格神」(impersonal God)。《詩經.周頌》:「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意思是,周人奉「天命」伐紂。「天」何以指派周人這個「命(令)」呢?因為文王道德高尚而純直。如何知道文王所為「順乎天」呢?《尚書.泰誓》篇記載了伐商時的誓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之所欲」就是民意,「天」順應了民意,給予周人「天命」,所以周才能取代殷商。往後2200多年,所有新王朝都用同樣的理由合理化其統治。

這是個革命性的轉變。歐洲人要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才擺脫「人格神」的「信仰」,又幾百年後才政教分離。中國在周朝已不信仰「人格神」,是以中國沒有一神教,也沒有梵蒂岡那樣的教廷,只有民間信仰的神——如香港的黃大仙。可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和儒家並沒有像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般激烈的反迷信,以致民間信仰「多神」(polytheistic 至現今。

周人改信「非人格神」,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古人已建立了一套非常嚴謹、無所不包,既能解釋自然界,亦能解釋人間世的理論。德裔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egelin, 1901-1985)在他的巨著《秩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中,稱之為「宇宙真理」(cosmological truth),並認為,各個民族建立的社會政治體制,都受其「宇宙真理」影響。此說用於中國,雖不中亦不遠矣!

中國的「宇宙真理」見於《易經》。《易經》本是占卜用書,傳說伏羲創八卦,夏禹時已成六十四卦,「文王拘而演周易」,意思是,周文王在憂患時編輯修訂《易經》,以「乾為天」,並為每一卦寫卦辭。周公則寫爻辭,成現今流行的《易經》。其特點是:宇宙一切都是循環發生的,唯一規律是物極必反。吉中有凶,凶到盡時便吉;亢龍有悔,否極泰來。在易經內,六十四卦排列是很有次序和意義的。「乾卦」的爻辭如是,「泰卦」和「否卦」如是;「泰卦」就在「否卦」之後,所以中國人有講「否極泰來」。同樣道理,也沒有永遠的成功,也沒有永遠的失敗。自然界和人間世都遵從此規律,自然界生滅循環不息。王朝盛極必衰,亂極則治,人間世永不會是天堂。沃格林反納粹、反共產主義,正因他有類似的看法,他有句名言:「不要嘗試在地球創造天堂!」

民間信仰「人格神」,遇上災禍、困難,可以求神保佑。儒家不信「人格神」,只服膺「宇宙真理」。「宇宙真理」就是「天命」。既然君主得「天命」而建立皇朝,皇帝就是「天子」,那儒家只能求「得君行道」,希望得到君王重用,兼善天下。沒有君王賞識又如何?《論語.述而》記載,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意思是,為君主所用,便實踐所學。不用,便藏起來。孔子還說:只有他和顏淵能做得到!

治亂既是「天命」,儒者決不能逆天而行,造反正是「違天不祥」!儒者只能遵孔子教導:「不怨天,不尤人」,嘆一句:「知我者,其天乎!」此所以2200多年來,歷代精英想也沒想過革掉專制的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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