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 Vs 美元

 

在美元濫發底下，人民幣應否升值？

以往在人民幣升值的討論中，出口企業的利益往往佔了主導，反對升值，認為會打擊出口，打擊經濟。那時中國出口企業大部分做海外加工，定價權操於外商之手，外商可以把加工訂單轉移作為威脅，不僅阻止中國加工企業加價，甚且要把加工不斷壓價，沃爾瑪是最惡劣的例子。但美國大型企業，一般運作都是如此，以賺取利潤最大化。中國內地企業加工辛勞之後，或可賺兩、三年的利潤，隨後便沒法在工資上漲下支持。這也造就了內地加工企業的短視，對勞工過度的剝削。

近年由於外商加工業務的轉移往越南等地，中國政府亦意識到加工貿易的種種問題，開始加強監管。中國內地出口加工佔總出口的比例下跌，但出口企業的利益仍大，在政策層面的影響亦不可低估。人民幣升值雖因內地經濟發展、外貿順差與外匯儲備日增有升值壓力，匯率的取捨還主要操於政治考慮之內。一方面，中國不願步日本在1985年的後塵，被美國迫使大幅升值。另方面，出口利益，美元資產利益等都抑止升值要求。

美元濫發而不大貶是一怪事，中國外貿順差，外匯儲備巨大而不升值，又是國際的另一怪事。在金融海嘯與疫情打擊之後，中國經濟沒有受大挫，反而在國際上一枝獨秀。這一兩年出口暴漲顯示中國出口競爭力和在市場上無可比擬的供應優勢。可是國際上因美元濫發的通脹也通過進出口輸入，加上過往濫發貨幣的後續影響，中國亦面臨通脹威脅。在國際疫情肆虐下，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的出口供應商，進口消費國和資金供應國。

在此形勢下，中國是否應把人民幣升值：

一是抵銷出口成本漲幅，恢復出口企業的利潤；

二是減低進口成本，裨益國民和國內內銷與出口的生產；

三是增強人民幣在海外投資、併購的購買力。

更重要的是增強國民與海外資金對人民幣的信任。前者是政治作用，有利於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自傲，扭轉崇洋媚洋的心態，也抑壓內地資金外逃的傾向。後者則與美國爭奪國際資金，與美元的貶值一起打擊美國的金融支撐力量，從外部使美國放棄濫發貨幣，轉移矛盾的做法。

人民幣升值，只要有節、有序、有理，會是中國經濟與社會鞏固現有成就並進一步發展的利器，不應放棄。

人民幣升值與否涉及對美元的態度

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除了出口競爭力外，還有美元因素。從一般的經濟理論，中國外貿順差大，人民幣應有所升值。但美元的強勢不來自貿易的競爭力，而是美國聯邦儲備局操縱美元匯率。美國用政治等各種力量，同時操控與之競爭的國家匯率，美元匯率升跌主要服從美國的利益，政治市衝擊經濟市。

中國的貿易順差，頗大來自美國的外貿逆差。平衡中美貿易主要依靠中國把外貿順差，乃至國內儲蓄調往美國，買美元資產。這樣的發展，不僅美國不用擔心美元貶值壓力，反而更因資金流入，美元升值，更可擴大進口，以至用外來資金抵銷國內財政赤字、家庭收支的財赤。中國的得益除了可用賺來的美元進口能源原材料等進一步擴大出口規模，便是擁有巨額的美國和美元債權，賺取日益微小的利息。中國資金這樣流向，間接擠壓國內投資，也促使國內擴大貨幣供應，把國內經濟從實質轉為金融化，更有利資金外流。

日本90年代的教訓是因國內金融泡沫，用貿易賺回來的美元大肆收購美國的地產和美元資產，金融全面開放，結果當美國收緊美元供應，美元升日圓貶。日圓國內資產值大跌，依靠美元借貸的企業債務鏈崩潰，還債壓力大。只好低價套現美元資產回救。可惜金融開放，日圓國內資金外逃追逐較高的利息。外逃資金既減少國內資金供應，也成美國借之打擊其他國家金融的投機資本，最後是日本的衰敗。

中國今天與日本當年頗為類似，2015年的金融危機已是警兆。不過，中國金融未完全開放，政府抑壓外匯儲備（特別是美元債券）的擴張，近一、兩年進一步削減國內經濟的槓桿化、金融化，穩定調控人民幣匯率，美國以金融進侵中國的能力與機會減少。可是中國還有過多的美元資產，公私企業、上市公司的美元債務也不少，風險仍大。

因此，人民幣若適當升值：

一是抑壓增長過快的出口和外貿順差。寧用升值的人民幣多購能源原材料糧食。

二是打擊資金外流，也扶助國內企業盡量償還美債。

三是對美國經濟和金融落井下石，使其經濟社會困難，無力外侵。

四是有助去美元化，中國可用多發的人民幣（外匯佔款）支援一帶一路的建設。

中國的匯率政策不能被美國帶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