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五四運動的歷史現場

　　每當「五一」國際勞動節來臨，我總會將思緒轉向緊隨其後的「五四」紀念日。明天是五四運動103週年紀念，它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羣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歷史深刻表明，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只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發出排山倒海的歷史偉力。回到歷史現場，「五四」既非「文藝節」，亦非「青年節」，有着如「萬花筒」一樣複雜多變的面相，其內涵更比任何試圖「一言以蔽之」的極簡概述要豐厚深刻得多。近日離世的張灝先生，這位前輩學者重審「五四」的學術成果，曾為對該議題感興趣的研究者打開煥然一新的視閾。在此，我謹以一篇讀書劄記緬懷、致敬前輩學者。

　　海外學界從思想史角度考察「五四」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周策縱先生的《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一九六○）是英語世界對「五四」研究的奠基之作，從基本面上鋪展、呈現近代中國思想革命的圖景，以大量史料作為支撐。此外，關注「五四」知識分子群的必讀論著如：維拉·施瓦茨Vera Schwart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一九八六）等。它提到中西方都普遍認為，當代中國歷史始於五四運動。維拉·施瓦茨富有想像力的新研究為中國學者和歷史學家分析了是什麼使該事件成為 20 世紀中國知識、精神、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轉折點。關於「五四」思想領袖的人物傳記類研究如：Jerome Grieder對的胡適研究，Charlotte Furth的丁文江研究，Guy S. Alitto以「最後一位儒者」為題研究梁漱溟，Joey Bonner關於王國維的思想傳記等等。

　　論文集《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收錄了多位學者的「五四」研究成果，其中，張灝先生以「兩歧性」 為題，討論「五四」思想中一些看似對立、實則互為表裏的概念，認為其中的複雜性，決定了不能僅憑其字面形象來認知、定義「五四」。比如「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五四」對「理性」的提倡與號召，是以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熱情去推崇的，這種宣揚的方式本身就脫離了「理性」精神，導向對「理性」的烏托邦式想像、宗教式信仰。再比如「懷疑精神」與「新宗教」：「懷疑精神」一方面破壞傳統偶像、宗教迷信、玄學幻想，另一方面推崇科學、真理的信條，將「科學」與「真理」塑造成新的「偶像」和「宗教」。這種「兩歧性」，也被學者們稱為歷史的「弔詭」與「悖論」。當「理性」、「科學」被看作「情感」、「玄學」的對立面而絕對化與孤立化時，這些概念本身的客觀自在性便逐漸被銷蝕。

　　林毓生先生在《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一文中同樣討論了這種歷史的「弔詭」。他以康有為的「改革主義」為例，解答一個問題：為何「五四」時期的種種思想運動，結果偏偏與知識分子的初衷存在差距，甚至背道而馳？康有為託古改制，將孔子塑造為全知全能教主的同時，以此為「變法維新」的政治工，一方面極度尊孔，另一方面將其工具化，結果可以想像：當孔子作為精神象徵的神聖性被消費、榨取到一定程度時，改制本身的意義便蕩然無存了，當目標同時被理想化和工具化時，矛盾與悖論就自然產生，異化和危害也隨之而來。

　　通過對這些「五四」概念、觀點的反思，不難發現，如果「五四」研究僅停留在詞彙、語義層面，往往容易陷入文字遊戲、思維怪圈與邏輯謬論而不自知。觀念史或概念史的方法取徑對於考察「五四」是遠遠不夠的，而思想史主張「回歸歷史現場」的學術思路則已被證實為一種行之有效的「五四」研究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