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的生育率會持續低迷？

根據報章網網絡報導：“現今的日本少子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國家總人口數量已經開始出現負增長，有關推算顯示，截止2055年，日本人口總數將減至9000萬人，而在2105年將減少至4500萬人，大約為目前1億3000萬人的三分之一，前後耗時不足100年。”顯然，如果日本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那麼日本終將不戰而亡。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9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36。

日本現今面對最大的危機，應該是生育率持續低迷。曾幾何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擁有四百萬軍隊，是世界其中一個最厲害的軍事力量，但是到了今天，日本的修憲提出自衛隊的角色問題，真的能夠令日本復興軍國主義嗎？其實日本社會經歷了明治維新，成為強國之後，建立了一隊強兵，四處侵略，吸收西方軍事侵略模式，日本是一個島國，輸出戰爭也是明治維新吸收了西方的軍事戰略而演變出來的。

要了解今天日本生育率低迷的原因，要分析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本來日本結構是以家庭為核心。很多亞洲地方都一樣，於是子女眾多，生育率高，人多好辦事，成了定律，回到了明治維新引入西方觀念，傳統家庭觀開始受到衝擊。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失敗，戰勝日本的不是美國的軍事力量，而是兩顆原子彈令日本投降；假設沒有原子彈，日本和美國的戰爭將會是持續，對人類文明是禍是福？對日本社會是好是壞？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對日本投下原子彈是正確的。

日本被美國戰勝之後，成為美國文化殖民地。軍國主義之後的財閥經濟配合當時美俄競爭的冷戰格局，日本走向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取締了家庭體制。因為有價廉物美的人力資源，50年代日本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其中一個生產基地。不過近年來日本不再是美國的生產基地，所以經濟壓力才是日本男女不願結婚的主因。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同一份報告顯示，結婚資金壓力是最多18至34歲受訪者公認的結婚障礙，男性和女性同意此項的比率都超過四成，婚後住處、職涯考量是另外兩項主要的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近20多年，因“不擅長與異性交往”而維持單身的男性和女性比率都在上升，因“父母或親戚不同意”的比率則減少。

不僅晚婚成為慣常，日本人婚後至生育第一胎之間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在1980年是平均0.80年，到了2015年已經變成了平均2.41年。哪怕是結婚以後，日本人也不願因過早擁有孩子而打亂自己的事業與自由。

不生娃，因為什麼顧慮？

日本政府為遏制少子化操碎了心，卻似乎沒有對症下藥。

2015年度，厚生勞動省擴大了不妊（不孕不育）治療的補助程度。由於不妊治療在日本並沒有被納入國民健康保險的範疇，日本政府對於夫妻收入少於730萬日元（約合港幣42萬元餘）、體外受精困難的未滿43周歲的夫婦進行不妊治療的經濟補助。

其實不妊治療補助自2004年就已經開始了，但日本父母更擔心的是孩子出生後的養育成本問題。

早在2010年底，致力於製藥行業的日本持田Health Care株式會社對日本男女在妊娠、生產、育兒方面的擔憂做過一次調查。

結果顯示，日本男女最擔憂的是“育兒費用的負擔”，尤其是女性。日本在上世紀泡沫經濟以後，高昂的育兒費與教育費對年輕夫婦構成了巨大挑戰，撫育兒女顯得捉襟見肘。這也是現今的經濟形勢下個體小家庭無可奈何的事。

日本男女在遇到妊娠、生產、育兒時最擔憂的事（來源：日本持田Health Care株式會社、日本資料視覺化網站 “ガベージニュース”）

此外，“沒有自己的自由時間”、“很難與工作齊頭並進”、“無法進入托兒所/托兒所太少”也成為女性較為擔憂的情況。

事實上，沒有自由時間與很難兼顧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托兒所匱乏所引起的。

日本有個詞語叫“待機兒童”，專指那些因為托兒所人手不足或滿員導致無法入讀的兒童。據日本內閣府兒童育成會資料，近6年來，每年都有超過2萬名的待機兒童。

2016年2月，有位家長由於自己的孩子被“待機”，憤然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進托兒所落選，日本去死！”，控訴政府對托兒所投入少，拿著國民的稅金在少子化問題上無所作為，立刻引發社會熱議。

日本全國小規模保育協議會理事長、東京都內13所小規模認證托兒所的經營者，駒崎弘樹向媒體分析待機兒童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

首先，預算壁壘。日本大多數職業都奉行持證上崗，托兒所從業人員對應的是“保育士”資格證。政府規定每個托兒所開張都必須滿足招有一定數目的保育士，否則視為違法。待機兒童集中的城市恰恰又是保育士匱乏的地區。但保育士平均待遇較其他產業偏低，政府無法改善保育士的待遇處境，便導致許多托兒所招不滿員工而無法開張。

其次， 很多地方政府另外針對托兒所訂立了繁複的規矩，如東京都杉並區規定小規模認證的托兒所所長必須有連續六年的托兒所業務經驗，中間哪怕只有半年育兒休假都不可以。

第三，條件壁壘。出於安全考慮，托兒所需要兩個方向的避難路，滿足新耐震標準等等，需要符合很多條件。滿足這些要求以後，又要周邊居民不抱怨、要滿足作為托兒所可能支付的房價，又因為日本多數人每日通勤，還要保證車站到托兒所的距離不是很遙遠等等。

日本政府若再不出手清掃托兒所開張的障礙，恐怕不只是待機兒童的現實問題無法得到妥善解決，許多于個人自由、工作事業中脫身不得的年輕夫婦也可能將抱著懷疑的態度繼續“丁克”（不婚不生）下去。畢竟孩子生下來如果不放進托兒所，又該由誰來帶呢？日本的公公婆婆們可沒有給兒女帶孩子的傳統呀。

事實證明經濟發展帶來家庭體制瓦解，也是日本生育率低的原因。日本全力發展經濟，六十年代舉辦奧運會成為高潮。但是這種高速經濟發展帶來一個核心問題，那一代年輕人開始思考日本的未來。六十年代的日本學生運動不單止激進，而且有非常深的社會主義理想，也是日本那一代年輕人對當時社會經濟不均的一種回應。這次學生運動徹底失敗之後，財閥大力推動娛樂文化、青年文化，利用娛樂令學生非政治化，日本大力推動各式各樣的娛樂，娛樂成為了日本一個新興的宗教，尤其是針對年輕人。整個娛樂產業，由AV 產業(每天消耗多少「精」力)漫畫、動畫到流行音樂等，都是以吸引年輕人為目標，從而令年輕人非政治化。

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對日本的影響極為深遠，日本今天走到這個地步， 物質成為了一個新宗教，令部份日本人精神空虛，例如奧姆真理教的出現、自殺與及隱閉青年等等問題，就是過度物質發展的後果，而生殖率低就是因為在這個極度物質化的社會。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演變為消費主義之後，人類的本質改變了，人類變成了消費者，他的角色是消費，日本生育率低迷和政治結構有密切的關係。

日本生育問題也是累積而成， 其實日本很早應該思考，在資本主義極度發展的情況下，如何保持正常的生育率？日本從來對此視而不見， 只做一些裝飾性的工夫，核心問題就是整個經濟生產系統並不會鼓勵生育。看看日本的文化殖民宗主國——美國，本身就因為墮胎問題而引起爭議。美國是否因為太多嬰兒所以要爭取墮胎？日本墮胎權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美國恰恰相反，美國有大量移民，日本的移民政黨則支離破碎，沒有系統性的去做。

如何去解決日本人口問題，才是政府要面對的一個真正問題，而不是立憲。因為如果沒有人，又如何能有軍隊呢？ 這個邏輯如果弄不清，為什麼還能鉤從政呢？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新資本主義，本身就是應對這個核心問題， 提出了新資本主義發展如何照顧中下階層的一個核心觀念，因為你不令中下層經濟激活、製造機會的話，很難會刺激生育率。但現在是否已經太遲，就不知道了！

最後順便一提，日本第二次嬰兒潮中的1966年，為何出生率會突然一落千丈？因為迷信。1966年是丙午年，日本依據中國的五行學說，認為丙午年出生的女性會非常“強硬”，有剋夫或剋自己家的傾向。上推60年，1906年，出生率也異常地低，只有4%。目前已經有好奇的日本人在網上提問：下一個丙午年——2026年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