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與豪傑

回顧中西歷史，真正能兼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皇帝，羅馬帝國「五賢帝」最後一人的Marcus Aurelius庶幾近之。他最接近柏拉圖理想中的哲學家王。他是斯多葛派哲學家，著《沉思錄》，主張禁慾、生活簡樸、淡薄。他161至180年在位，期間戰爭不斷，他一一擊退來犯的外敵，力保國土完整。國內發生瘟疫，他處理恰當，並沒有惹起民怨。他性格溫和，自奉甚節儉，妻子堅貞，諸兒子無能，他拒絕傳位給任何一子。他還派遣使者攜帶禮物訪東漢。

失敗者更受景仰

中國沒有能三不朽的皇帝或歷史人物。立德和立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德有虧損，言不聞於後世，怎能青史留名呢？立功則不同，成功、失敗均可萬世留名。

成功者在盛世，毋須個人出類拔萃，都可成功，例如漢武、乾隆。失敗者卻處於時勢不利的時代，仍知其不可而為之，受盡挫折仍意志不動搖，死而後已，顯示堅強的信念和卓越的道德勇氣，例如：岳飛、孔明，故失敗者比成功者更難得，更受後人景仰。

錢穆有言：「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聖、賢能做到錢穆說的「明道、淑世」。錢穆贊成朱熹的說法：「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即是說，豪傑未必是聖人，但聖人卻必是豪傑，因聖人令世界和文化變得更好，影響更久遠。

亂世未必出聖、賢，卻一定出豪傑。春秋戰國便是最好的例子。墨子門下便有許多豪傑。楚國的貴族陽城君，請墨家傳人孟勝為他守城。楚國大亂，陽城君被殺，孟勝仍與弟子守城，堅決拒降。

城破，孟勝死，弟子約180人隨之而死。這些人全是錢穆謂之「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他續說：「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

《錢穆談中國歷史人物》，節錄如下： 

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只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崙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只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