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繼續吹 不忍遠離

文華東方與聖佐治大廈之間的那一段雪廠街，每年4月初都會出現一片花海。

每一年，這裏的紅白玫瑰、康乃馨與馬蹄蘭，彷彿連接着身處現代的我們，與20年前那位在這裏隕落的巨星。平常熱鬧非常，水洩不通的中環交通，在花圈與燭光旁邊，似乎也有所收斂。嘈鬧的電話聲、煩囂的腳步聲、生生不息的紅綠燈、遠處對望着文華的康樂大廈……一切都在華燈初上的6點40多分靜止。

那件事發生時，我們或是正在上班回家途中的上班族，或是正在懂事不久的小孩，或身處外國，或是正在香港商場中打滾，那個人獨有的魅力與音樂卻令不同背景的我們不約而同地走在一起……聆聽着來自於另一個世界的「宋丹平」，耳邊響起的，不是夜半歌聲，卻是一首《明星》。初春柔風吹起，悄悄走入我們的心。抬頭凝望星空……

當你見到天上星星 可有想起我

可有記得當年我的臉

曾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

張國榮出生在一個洋服家庭之中，父親是著名裁縫老闆張活海，無論是國際海外巨星，還是本地名門，都是其顧客。自幼家庭生活並不美滿的他，投向了朗誦與音樂作為表達自己的途徑與契機。13歲在本地讀畢中三的他，毅然選擇到英國留學，考入列斯大學修讀紡織科，但卻在大學一年級後因父親中風而輾轉回港。回港初期的他，一方面要應對自身前路未明，另一方面要處理父親病重後家中各種繁瑣事務。對外，他必須是那麼的「不羈」而開朗，卻其實是將自身煩惱隱藏起來，從靜默中找到安靜。

是非有公理 慎言莫冒犯別人

遇上冷風雨休太認真

自信滿心裏 休理會諷刺與質問

笑罵由人 灑脫地做人

張國榮不少最拔萃的作品中，皆是貫徹着其自小對人生哲理的反思。面對各種不可改變而不可逆轉的大環境，我們從「接受」到「適應」，從「沉默」中找到「堅持」，擇善固執，從而活出務實的「沉默」；也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讓我們面對劃時代的人物變遷、衝擊與滄桑，仍能谷底反彈，是香港、華人這麼多年以來的成功之道。

我第一次認真接觸哥哥的作品，應是約莫八十年代，正值剛剛出身。年少氣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當年正像劇集《天與地》片尾曲：年少無知；

年少多好　頑劣多好
不甘安於封建制度裡
迷信上街真理會達到
旗幟高舉　群眾聲討
不惜犧牲一切去上訴
權貴的想法太俗套
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
只可惜生命是必須妥協

也在《沉默是金》中找到了間接答案：灑脫不灑脫，不由他人作主，是我自己的本份與主權。當然，我或有將「沉默是金」化成行動模式。

求學時長期逗留在外地，一如黃博所言：在英國求學斷續地待了接近八年，他的思鄉之情只有增無減。還記得在某年隆冬，3時多太陽下山後的他，憶想起家，也想起了家的「音樂」。很多人說家是一個地方，是一種哲學，又或是一套價值觀。但對於他來說，「家」是由數十個獨特「感官經歷」所構成的──是一套特定組合的觸感、視像、聲音、味道與香味。這些組合往往因人而異。對於他來說，張國榮的音樂之所以為「家」，乃因為其精髓糅合了新派中國風與西方流行偶像樂的原素，能夠觸動人性的同時，也是將其個人故事烙印在我們耳朵的聽覺經歷。每次聽到哥哥剛柔兼備、抑揚頓挫的嗓子，無論是滿載單戀的狂熱Monica（黎彼得填詞），還是苦戀痛愛與煎熬的《玻璃之情》（林夕編曲），皆會聯想起香港文化甚為輝煌的七十至九十年代。哥哥以外，還有許冠傑、徐小鳳、梅艷芳、羅文、黃霑、顧嘉煇，這些一代名家為香港塑造了驕人而傲立全世界的文化軟實力，讓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成為領先兩岸三地、以至於亞太地區的文化模仿對象。

當中，梅艷芳與張國榮的友誼也自然最為人津津樂道。他們倆的《芳華絕代》（「唯獨是天姿國色 不可一世 天生我高貴艷麗到底 顛倒眾生 吹灰不費 收你做我的迷」）打破了社會主流男女固定形象、將兩大巨星的非凡魅力轉化成一場音樂與視覺盛會，更是將「高貴艷麗」以超乎華人社會傳統思想枷鎖的嶄新演繹，讓世人看到了，僵化的思想權威，原來是能這樣優雅地去挑戰並征服。無論是《芳華絕代》還是《胭脂扣》中的十二少與如花，還是他們之間最真摯的互信與友愛，哥哥與梅姐永遠都會是香港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對出類拔萃先驅。本土文化之所以得以蓬勃，除了是因為尺度夠大與公民社會足夠開放的土壤，也是因為那個年代的人，正身處在香港經濟奇蹟與起飛後的30年，見證着香港由一個地緣政治夾縫中生存的地區城市，蛻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金融與文化樞紐。

有人說，哥哥那一代的黃金年代一去不復返。穿梭在茫茫人海中，畢打街上的我，卻不是這樣看。這道街上每一個面孔，這座城市裏面的每一個人，他們的生活一舉一動，便構成文化的原料。他們的每一句話與每一道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現。每一個年代的人，都有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傳奇與靈魂。哥哥無疑是不可取代的，但這並不代表他離開以後，香港便再沒有星。20年走來，香港文化依然具備其頑強特性，依然是那種夾雜着中西元素，卻同時也滲入韓風、荒謬主義與時局演變，骨子裏充斥着建設批判性的DNA。從充滿着濃厚香港本土情懷與子華神的《飯戲攻心》，到揭露權貴勾結黑暗一面的《正義迴廊》，無論是正在英國巡迴演出的張敬軒，還是憑着自身實力征服傲慢批評者的鄭欣宜，這些都是香港2020年代的文化象徵與符號。香港文化精髓，一直都在。至於這兩年以來樂壇音樂界的相對蓬勃，是曇花一現，還是涅槃重生，乃是掌握在我們手裏的時代考驗。

1977年，哥哥翻唱了著名歌手Don McLean經典的American Pie嶄露頭角──鮮為人知的是，McLean在撰寫此曲之時，本身乃受1959年，年僅22歲的著名歌手Buddy Holly墜機身亡（也即是「音樂死亡的那一天」〔The Day the Music Died）〕所啟發，寫出了這首橫跨時空與年代的美國「經典」。1978年，哥哥推出英語唱片Day Dreamin，及後數年卻因實力不足，在歌壇上沉沉浮浮，未能找到突破。直至黎小田與陳淑芬將他從麗的電視帶到無綫電視，引薦入華星唱片，方讓其透過《風繼續吹》在1983年迎來樂壇上的第一春。八十年代中至後旬，乃哥哥歌唱事業拾級而上的風雲年代，他的無比活力、橫跨中西文化的反叛作風、柔性而迷人的外貌配以一種倔強的文青獨立性，讓張國榮成為香港的另一位「舞王」，也因而令港人「無心睡眠」。

同時，張國榮也逐漸從歌唱事業轉移至拓展其演藝生涯。他從最先經常飾演的時髦輕佻的小伙子開始，接着在1984年《儂本多情》中挑戰富家少爺形象，在1986年《英雄本色》中飾演一名悍槍警官，在1988年《胭脂扣》中飾演一名懦弱猶豫寡斷的太子爺。1991年，哥哥憑着王家衛的《阿飛正傳》，獲得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項。張國榮飾演的「阿飛」，記錄了一代逃離內地政治紛擾的基層移民現實，卻也在一個更深層次上影射着這座城市裏面無數在底層折騰而找不到自我的「孤兒」。對於每一位不同的觀眾來說，自然會有自己心目中的「阿飛」與「超仔」、「蘇麗珍」與「阿飛」養母。

轉眼間，我來到2023年上映的《風再起時》電影海報前。

一個梁朝偉，一個郭富城，兩位都是屹立香港影壇的天王。與其說其是一套警匪片，倒不如說這套是導演翁子光向香港流行電影文化的一次致敬，也是一套滿載着「那些年」香港情懷的「人性片」。裏面每一幕、每一個角色背後，都刻畫着對香港影壇作出數十年貢獻的長征者。他們走出來的路，也正是我們觀眾在2023年得以欣賞立體、踏實香港電影的緣故。在這龐大海報前，我耳邊卻彷彿響起哥哥在《縱橫四海》那首經典向時代的致意曲：

我浮沉了十數年

在星空裏閃 帶着惘然

請你容我別去前

贈出這闕歌 來日某天再相見

電影講述發哥、張國榮、鍾楚紅，以及曾江所飾演的角色之間的恩怨情仇，也是為數不多能雲集這群偶像實力派演員的一套動作片。張國榮敢於挑戰新角色，也敢於將自己充滿文藝氣息的童年幼年、複雜而難以歸納的成長步伐融入在自己在這套電影中的發揮──他的內心戲充分交代了他對鍾楚紅所扮演的「紅豆」之深愛。

風起了。步出疫情陰霾後的香港，各種各樣的盛事峰會紛紛復辦。無論是藝術展還是跨國論壇，有不少人皆認為香港必須把握時機去「說好故事」。但某程度上，哥哥卻豈不是我們最好的「香港故事」？他自小成長在一個深受英國與西洋文化熏陶的家庭之中，到海外獨立留學，卻在成長之時選擇回流香港。他從不抗拒自身作為中國人的身份，但卻同時滲入日式古典與法式文藝的風範，大鳴大放。骨子裏，張國榮不受任何標籤與分類所綑綁約束，卻同時容納來自於不同地方與國家的思想與文化。這也正是香港最為世人嚮往的精華所在。哥哥謙謙有禮，卻總是據理力爭；他不會直面向否定與批評者怒責直罵，卻會在關鍵點上堅持己見，永遠記着自身作為文人應有的風骨。風骨這樣東西，不是所有人都有，也在這拜金拜權的年代中愈來愈稀有。

1990年代，香港電影陷入一時的困境。政治不明朗下，舊有的人才紛紛往外國流失，新興的人才卻似乎未能順利交接。在這骨節上，張國榮並沒有放棄香港電影。1997年的《春光乍洩》，乃王家衛的巔峰之作，梁朝偉與張國榮之間的複雜糾纏，愛恨情仇，刻骨銘心而又平平無奇，對人性的探索及刻畫，讓作為香港在「世上另一邊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華人文化圈中成為了自我迷失與摸索的借代詞，也同時就着身份認同、儒家思想與家庭價值觀、（同性）愛情的多重性等作出了大膽而精闢的剖析與探討。

哥哥同時欣然答應了爾冬陞邀請，在2000年《鎗王》中主演着一名精神失常而激進的冷血恐怖分子，嘗試以自身所認同的辦法去實踐其心目中的公義。張國榮充分代入了自身角色，也將內在的交纏糾結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讓觀眾心寒同時，更對其演技精湛不能不佩服。哥哥本來完全具備單靠「偶像派路線」走到老的本錢與能力，卻選擇以精益求精演技實力服人，箇中的敬業樂業及專業精神，乃值得很多後輩學習。2002年的驚嚇片《異度空間》，既是他演藝事業的另一高峰，卻也是張國榮生前的最後一套電影，裏面張國榮飾演一名心理醫生，角色不斷被夢魘與自身的過去蹂躪，活在半夢半醒之中，生不如死。

哥哥與抑鬱症的搏鬥抗爭，在其離開以後打破了「精神病患者」與「人生失敗者」之間在大眾輿論中曾經存有的不明文等號。哥哥為無數世人帶來歡樂與積極向上的拚勁，自己卻是飽受抑鬱折磨的受害者。有的將這歸咎為文化保守的香港，不願接受哥哥作為一名雙性戀（或同性戀）人士應有的基本權利，以最為膚淺的世俗眼光排斥其愛情生活，因而導致精神出現嚴重壓抑。也有人說，這乃是因為張國榮本質上內向，並不特別喜愛閃光燈前的生活，而感到龐大的精神壓力。更有人表示，哥哥的抑鬱症，乃是源自生理的，而與具體心理健康無直接關聯。這些莫衷一是的議論過後，那又如何？哥哥依然是哥哥，我們依然無從得知他選擇自殺的全盤真相，而我們依然深深愛着他一生的故事。

哥哥一生中「最愛是誰」，答案呼之欲出。其固然曾與毛舜筠與雪梨等交往，但他一生摯愛，只有唐鶴德（「唐先生」）一個。張國榮在八十年代始認識唐先生，後者對其不離不棄，供其在患難與困境中渡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也是其精神上的支柱。張國榮與唐先生的關係不為香港大眾重視或接受，即便是知悉者，也往往將其愛情歸納為文化人的一種「特殊偏愛」，間接否定同性戀關係在主流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張國榮與唐先生卻並沒有將他們之間的關係收藏起來，從而為不少與社會保守主流抗衡的性小眾提供了底氣與道德勇氣。

風急風也清 告知變幻是無定

未明是我苦笑卻未停

破格出眾的一生，讓走在時代最尖端，身處於演藝界最巔峰的哥哥，永遠都有着一種孤單孤寂的空虛。他在《有誰共鳴》中訴說，「孤單中顫抖 可知我實在難受」，既是說着他的故事，也是說着世上千千萬萬不被主流聲音待見的「他者」故事。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精神病患者，這兩者本來就不應被污名化，卻在「變幻是無定」的命運下，被奚落而冷待。正是這種對外得要堅強，內心卻實際很細膩的生活，讓張國榮「心裏睏倦滿腔」。但天生思想細膩的他，並不願意將這些情緒表露出來，影響到他身邊最愛的人，讓他們為其擔心。也正因如此，面對抑鬱症，他束手無策。

風也清 晚空中我問句星 夜闌靜 問有誰共鳴

哥哥張國榮逝世那一天，是2003年的愚人節。我只有6歲。印象中，那晚新聞夾雜着淘大花園進一步爆發SARS疫情，E座居民撤離等新聞。依稀是在電視上的晚間新聞看到一個看似熟悉卻實際陌生的面孔，年幼的我只模糊地知道「有一位歌手死了」。但對於很多很多熱愛哥哥的朋友們來說，這也是他們「音樂死亡的那一天」。

2003年，對於香港而言，也是充滿着死亡與恐懼的一年。先是SARS疫情爆發，包括謝婉雯在內的前線抗疫英雄為港捐軀而犧牲，再之便是張國榮與梅艷芳兩位巨星相繼在年內離世，香港經濟民生百業待興。哥哥的死，象徵着一個年代的終結。

2023年了。轉眼之間已過20年。這20年來，對香港來說殊不容易。挨着會展海邊的欄杆，我看着月亮掛在夜空上，彷彿注視着這座繁盛城市內眾人的人生百態。我們各自的生活都是那麼的輕，但這種輕卻正如昆德拉所說，是那麼難以承受的。渡海小輪正在從灣仔碼頭開出，駛往剛重開的麗晶酒店方向。

1982年，麗晶酒店。26歲的張國榮遇上了24歲的唐鶴德。接下來，都是歷史。

讓風繼續吹 不忍遠離

心裏極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