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太早熟？

1918年12月，中國思想家梁啟超率團遊歷歐洲。

1919年3月中，他打電報回國，揭發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私訂密約，讓出山東主權。可以說，梁啟超間接促成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孕育了全盤西化論。斯時，年輕一輩文化人大多對中國文化失掉信心。

1920年，梁啟超在上海《時事新報》陸續發表《歐遊心影錄》，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迷信「科學萬能論」，無限制發展科學所產生的惡果。梁啟超聲稱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將來要中國文化糾正弊端，為人類另立安心立命之道。書甫出版，即受到胡適、周作人、郭沫若等猛烈抨擊，指為「保守勢力和部分落後群眾」撐腰。

反對全盤西化

其實，有此主張的不只梁啟超。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1920年到北京講學一年。他認為現代西方社會如梁漱溟說的「以對物的態度對人」，做人處事，什麼都要「計較評算」，生活苦極，很易產生人生空虛之感。羅素相當欣賞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可救此弊，由「物的富足進而為心的和、同」。

德國歷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8年發表《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他認為：文化是生物有機體。生物有生、壯、老、衰、死。文化亦有生、盛、衰。第一階段的「生」是直覺、樸素的。第二階段的「盛」是興旺、富創造力的。第三階段的「衰」是沒落，直至死亡。他還大膽預測西方文化到2000年開始走向死亡，政府權力過度膨脹，導致2200年崩潰。

在此文化氛圍下，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反對全盤西化論，不贊成中國文化事事不如西方文化，要肯定中國文化價值。另一方面，他亦不同意恢復讀經和振興「國學」，認為要復興中華，必須走西方發展的道路，學習科學和民主，中國才有更豐盛的將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長處在糅合兩派主張，取其中道。是否成功，則見仁見智。

互補長短

梁漱溟假定了，所有文化和文明都有同一發展規律，先解決人與物的問題，即所謂物質文明，西方成功地以科學和科技提供人類「衣食足」的物質生活。其次則是人與人的問題，儒家提供了最好答案，西方社會將人「物化」，儒家正好補其不足。最後人與自己的問題，即如何提升個人靈性，佛教和道家最善於處理此難題。

梁漱溟應該沒讀過史賓格勒的著作，但他聲稱「人類生命群體猶乎個體，亦自有其發育成長的。」人的一生皆循上述規律，先求物質生活富足，進而求與他人關係的和諧，及其老也，則講求靈性的超拔。文化亦然，發展應由物質文明進至精神文明。可是，中國尚未解決人與物的問題，孔孟儒家就將發展重心放在人與人的問題上，講忠、孝、恭、友、信、仁、義等等。梁漱溟因此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個人發展是由幼稚步向成熟，文化亦然，由低向高發展。相對於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是「正常」發展的文化，按部就班由低向高發展。中國文化反過來，因早熟而成為比西方更高明的文化，是以直至十五世紀，中國都領先西方。可是，早熟會像孔子說的「過猶不及」，未得到「衣食足」的物質生活，就「一步登天」要解決人與人的問題，往後只能高向低走，說不上是發展，故中國文化因早熟而「停滯不動」，政治、社會制度只有「糟粕形式與呆板訓條」，離不開一治一亂的循環，沒有物質基礎，怎可能做到《堯典》所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呢？是以這幾百年中國反而落後於西方，遭列強侵略壓迫。

西方文明現時最嚴峻的問題，亦是所有現代發達社會的問題，就是無法解決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物化」、疏離、冷漠，人與自己則受孤寂、無助、虛無之苦煎熬。

最後談到新儒家，它是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西化派並稱的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號稱是接着宋明理學來講的，他們所重視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學，把它看作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和開發現代科學與民主事業的根據，被現代儒客學者推崇。新儒家的學説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哲學，他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性，認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陸、王之間，有着一脈相承的「道統」；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義，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統一；儒家的心性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對西方文化吸納和會通。

新儒家是指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力擴大，一批學者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為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價值，謀求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新儒家的主張，正正是梁啟超、羅素和梁漱溟所提出的，振興儒家明德修己之學，補西方文化之弊，將來人類才可得到真正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