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與遊牧基因

這幾年，不時有好友舉家移民。出席離別宴時，總會見到朋友面有難色，唯有引用兩則《論語》安慰之。在《論語．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一說在淮、泗之間，周公曾用武力降服之，春秋時屬吳、越、楚三國。當時被視為南蠻之地，故孔子說「乘桴浮於海」，才可到九夷定居。有人說，九夷「陋」，既指生活質素及不上中原，乃至文化落後於魯國，能安居嗎？孔子答：君子安居之所，怎會「陋」呢？

兩千年來，中國都是農民佔人口大多數的社會。有學者估算，直至清朝亡，大多數農民及小城鎮居民，一生的活動範圍不出家鄉半徑5公里之內。由是，有「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之說。王粲《登樓賦》說得好：「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別家離鄉，無論外地怎樣宜居，總難免興起「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的感慨。

人化的大自然

英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書中有言：在農業社會，「人自己也因此變成了植物──就是說，變成了農民。他扎根於他所照料的土地。」

這句話哲理甚深。人類獵拾為生時，並沒改變大自然，農民必須平整、清理土地，引水灌溉，才能耕種。斯賓格勒寫道：「挖土和耕種的人並非要掠奪大自然，而是要改變大自然。」荒地變良田，是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何況，農民還在農田附近建屋，落葉歸根、繁衍子孫。

對農民來說，田地不再純粹大自然，而是「人化的大自然」（Humanized nature），滿載家族歷史和個人記憶。田地是家族和他的根。此即斯賓格勒說「人自己也因此變成了植物」的意思！亦解釋了為什麼傳統中國人都「安土重遷」。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會輕易離開家鄉。近幾年移民的港人，不是已當香港為家鄉，視之為根嗎？

遊牧民族剛剛相反。他們的家鄉在廣袤大草原，茫茫無際。曾在內蒙古居住的學者曾計算，牧民「逐水草而居」，活動範圍以200公里為半徑。春夏往北放牧，秋冬南下避寒。遊牧民族不能定居一地，牲畜要趕往遠方販賣、交易，換取生活用品。遊牧民族甚至沒固定房屋，去到哪裏就紮營居住，方便遷移。農民私產是他的田地和祖屋，遊牧民族的財產是牲畜，天氣大變，此處養不起牲畜，他就義無反顧遷往另一片草原，反正草原到處同一模樣，故牧民對土地不如農民那麼留戀和依附。遊牧民族和海洋民族的心態和生活方式頗為相似，都是開放、遊動，不像農民般封閉、保守和根植的。

民族文化融和

大約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左右，農業民族發展出大大小小的城邦和王國，有君王、官僚政府、社會階層或階級。遊牧民族則聚眾為部落，以最「打得」戰士為首領。勇武的部落可以打敗其他部落，聯合成更強大部落。農業民族的君王可以世襲，父傳子，管治數百年，亦可以像古希臘城邦般發展出民選或集體領導政制。遊牧民族的部落只服從首領一人，他的子孫同樣英勇，才能成為首領。若有更「打得」戰士出現，領導權便要易手，遊牧民族霸權難以長久。十三世紀初的蒙古，其實並非一個民族名稱，而是成吉斯汗擊敗了諸部落，統一了漠北，並跟突厥人和其他部落的牧民組成強大兵團，建立有史以來最龐大帝國。

由春秋時代開始，中國歷代王朝就和長城外遊牧民族鬥爭、打仗，互有勝負，最終達致民族和文化融和。國人常將融和說成四夷都漢化，而不是漢族胡化。四夷真的徹頭徹尾漢化了？漢族真的沒一點胡化？抑或胡漢融成混合體？

生理上，混血兒必帶有兩個種族的基因。文化融和亦然，我從來不信中國人只有什麼「小農基因」，而沒「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遊牧基因」！試問，全球有多少國家沒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