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20年是中美關係關鍵時期

上文提到中國在以巴事件中應如何應對？尾段說：「因此事情的結局，中國愈低調，成就會愈大，歐美等國支持以色列，最後都要向中國低頭，但不會是今年內解決紛爭。」那麼未來20年如何看待中美關係？

11月15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印尼峇里島會談一年後於美國三藩市再次會晤，並達成了部分合作共識。從輿論場的反應來看，中美關係最近確實有所回暖，但如果着眼長期，兩國關係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化。所謂的基本格局，用習主席的話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發展上升的過程中，美國不願放棄其全球霸主地位，實施對華壓制。

三藩市會談 未改基本格局

對比中美雙方關於這次三藩市會晤的官方新聞稿，主要成果有六方面：

一是恢復兩國軍隊高層溝通對話機制，以管控分歧和防止重大誤判；

二是重啟禁毒合作，成立雙方工作組，加強管制芬太尼等合成藥物；

三是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機制；

四是明年大幅增加兩國客運航班；

五是擴大教育、留學生、青年、文化、體育和工商界交流；

六是加快應對氣候危機，歡迎氣候特使討論。
除了這六個方面，中美在各自的重大關切問題上又採用了若干不同的表述。其中，美方提出但尚未達成共識的訴求主要有五項，包括解決美國公民在中國遭不當拘留或被禁止出境的案件；關切中國人權問題；呼籲中國克制在台灣海峽及周邊地區的軍事活動；關切中國不公平貿易政策和非市場經濟做法；在俄烏戰爭及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等問題上配合美國。中方提出但尚未取得共識的訴求主要有：美國停止武裝台灣；取消對華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單邊制裁；停止打壓中國科技企業。
如果對比一年前中美元首在峇里島會晤時達成的共識，這次三藩市會談相對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兩國恢復了軍事層面交流對話，但此舉的主要原因是避免和防止雙方由於誤解誤判發生不可預料的衝突。
儘管美方重申了峇里島會晤時的「四不一無意」（即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承諾，然而由於先前美國並沒有充分落實這五點承諾，因此這次會晤雙方達成的主要合作共識，依然停留在打擊毒品、改善氣候、人文交流等相對容易的議題，在各自的重大核心問題上，並未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
雖然美國沒有真正把承諾落地，但還是在觀感上營造出一種類似「中美和解」的氛圍。這和美國總統拜登一方面顧慮明年大選不敢在關鍵問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外交和中美關係穩定為自己助選加分有關。
所以實際上，中美關係是結構性的問題，短期關係緩和固然好，惟長期基本格局不是短期領導人的決定或喜好能改變的。這次中美三藩市會談其實與足球場上的策略有着相似之處，在足球比賽中，勢均力敵的球隊間不會一直壓制對方猛攻射門，也需要時常採取「中後場搓波」的辦法來喘息調整和重新組織陣形。
中美今天的關係恰似當年的美英，回顧100年前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的歷程，可以從中看出幾個不同的階段。十九世紀晚期，美國的工業產值第一次超過英國。1916年，美國的生產總值超過包括印度、南非、澳洲等殖民地在內的大英帝國，位居世界之首，而經濟總量的超越僅僅開啟了第一步。

美花近30載 超英稱霸全球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並沒有第一時間加入戰場，而是直到1917年齊默爾曼電報事件後才對德開戰。由於遠離歐洲主戰場且在戰爭後期參加，美國不僅沒有受到炮火侵襲，還藉機傾銷軍火，大發戰爭財，同時也獲得了一戰的戰勝國地位。
在一戰後安排國際秩序的巴黎和會上，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積極推動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提案，提出了「十四點計劃」，但最終由於國會反對，美國既未批准《凡爾賽和約》，也未加入國聯。從中可以看出兩點：一是當時美國還沒有完全具備稱霸全球的壓倒性力量，二是雖然一戰後建立了國聯，但僅僅依靠英國、法國等歐洲傳統強國的國聯已經難以維持世界秩序，所以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很快就瓦解了。
後來二戰爆發，美國又一次在中後期加入戰爭，坐收漁翁之利，英國則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被耗盡國力，整個帝國體系瓦解，殖民地紛紛獨立。在二戰結束時的世界秩序安排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聯合國體制，還是經濟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等幾個支柱，完全都是美國主導的安排。
其實當時在二戰後的經濟安排問題上，英國為了延續英鎊的國際地位，也曾努力阻止美國獲得戰後的金融霸權。1943年4月，英美兩國同時公布各自的戰後經濟重建計劃，即「凱恩斯計劃」和「懷特計劃」。
前者是時任英國財政部顧問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以「班柯」（bancor）為記賬單位的「國際清算同盟」方案，並設計了以黃金為結算單位的貨幣體系。後者則是由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助理懷特提出的「國際穩定基金計劃」，建立美元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鈎的「雙掛鈎」體系。最後因為美國那時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已經遠勝英國，在金融主導權的爭奪中，「懷特方案」自然也就壓倒了「凱恩斯方案」。
也就是在二戰之後，美國才基本確立其全球政治經濟金融軍事體系上的領導地位。整個過程從1916年持續到1945年，一共將近30年時間才完成一個所謂全球權力過渡的歷程。它是從最開始的經濟總量超越，到全球各個體系上逐漸取代原有霸主的地位，最後一步步實現經濟、金融、軍事全方位超越。
這個超越的過程如果放到今天來講，中國尚處於第一步。雖然經濟上按照購買力平價（PPP）的計算方式，2014年中國GDP就已經超過了美國，但實際上，整體的經濟總量並未超越。2021年是中美兩國GDP最接近的時刻，中國達到了美國GDP的76%，此後因為匯率變動和美國的高通脹，中國佔美國GDP比重有所下降。按照目前的增速，中國可能在未來10年左右實現經濟總量的超越。
即便實現了經濟總量的超越，也還需要20多年的時間，中國才能夠全面超越美國。而這20多年的過渡期，恰恰是最不穩定、也最容易引起摩擦的時期。

做好自己事 積極對外開放

習主席這次在三藩市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時發表演講，明確表示「中國從不賭美國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崛起不寄希望於美國自己搞砸衰落，中國的發展之路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結合國家的發展戰略看，中國現在首先是追求高質量發展，脫虛向實，以科技創新來驅動經濟發展。西方時常有專家發表「中國見頂輪」和「中國崩潰論」，最近《紐約時報》幾篇中美元首會晤的文章，基調也是講現在中國經濟不好，有求於美國投資，所以這次放軟身段。實際上，這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經濟雖然放緩，卻是為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地產驅動型轉為以科技引導的實體經濟驅動型，為了實現這個轉型而犧牲了一些經濟增長速度。對中國來說，轉型有利於將來長遠更好的發展。
第二點就是中國積極採取主動對外開放的姿態，而不因為美國或者西方的打壓，就隨之形成兩個對立陣營的模式。中國沒有走蘇聯的道路，不搞自我封閉或者小團體對立陣營的「冷戰」模式，繼續面向世界，走包容開放發展的道路。比如中國近年來提出了海南自貿港、持續舉辦「一帶一路」峰會、推動出台新疆自貿區方案、邀請5萬名美國青年來華交流等，這些其實都是中國繼續對外開放的積極舉措。

不走美老路 秉持和而不同

第三點就是在對外關係上，中國還是堅持走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的道路。長期以來，美國基於其霸主地位，要求世界上其他國家配合她搞華盛頓共識、民主化政治，要求別國從政治經濟體系上全方位模仿美國，以她為標杆。
此外，美國還大搞軍事同盟，吹噓自己有眾多軍事盟友而中國卻沒有，實際上，所謂軍事盟友是一個拉幫結派、搞小團體的國際關係模式，中國未來即使走向世界領頭羊位置，也不會追求這樣一種做軍事盟主的模式，而是始終秉持和而不同、強而不霸的理念。

從俄烏戰爭到以巴衝突，雖然中國的表態延續了一貫的外交立場，比如勸和促談、不選邊站，這樣的立場在不少國家看來是在「兩邊下注」，但當事態發生後，國際社會一再追問中國既定的立場，這樣一來看到：一方面中國在外交事務上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俄烏戰爭這場持久戰延續至今，中國無疑是最有希望承擔中間調解人的國家，另一方面面對愈發動盪的世界和共同安全觀的解體，很多國家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勸和促談」的實際作用力，此前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復交，就是典型的外交案例。

與俄烏戰爭相比，今次的以巴衝突牽涉的範圍更廣，宗教等因素也更為複雜。因此呼籲停火，勸和促談，譴責任何一方的暴力、暴行，這是基本原則。還有一點根本性的、原則性的問題大家要清楚：巴以之間是非法佔領與反佔領的國際法事實和國際共識，不是部分國家輿論宣傳的所謂反恐與恐怖主義問題，雙方武裝都存在違反國際法的表現，差別在於大惡與小惡、長惡與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