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中心」憂從何來

近月有內地多個社交平台興起以「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形容香港。 微博上有分析認為，港股表現持續下跌，已進入1997年區間，被稱作金融中心遺址「還真是沒有冤枉」。 「金融遺址」的說法早在今年8、9月於微博上出現，活躍於網絡的「天涯飛刀」表示，現在香港股市被人戲稱金融中心遺址，「不過短短幾年，滄海變桑田，讓人唏噓不已」，而創業板接近歸零正是被稱為「遺址」的主因。

何為「金融中心」？專家有專家的觀點，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看法。專家認為要看指標，普通人卻堅持看現實。香港被形容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是否合乎他們的標準？

從指標看，香港在疫情之後，以微弱的劣勢屈居新加坡，位居全球第四；然而，從事財金實務的人士卻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擔憂。他們擔憂的理由不全是基於指標，而是根據現實。這裏的差異在於，指標是比較全面，卻也存在抽樣與主辦機構設問的偏好差異，即根據各指標評分相加以得分高低來決定哪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帶有不可避免的主觀性；而財金人士從實務中定性，判斷出事態發展的趨勢，往往更加令人信服。

依據財金人士的看法，所謂「金融中心」無非需要具備如下幾個硬指標：

一是法制健全，且司法獨立、有效行之有年；

二是貨幣自由流通、自由兌換，不存在外匯管制；

三是國際資金的集散地。本身是個龐大無比的資金池，就像水利工程的三峽水庫，具有巨量的蓄水功能；

四是資本高回報的場所。資本的本色是圖利，沒有回報甚至虧損，誰願意將白花花的銀子往裏送？

以上述標準來衡量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近年來的表現值不值得憂慮呢？

第一，香港的法治現狀，目前看來並未明顯受到「外力」的衝擊。然而，政治對法治的壓力，古今中外都存在，這點不必諱言。問題是這種壓力來自哪裏？若來自同一司法體系，就不容易令本地的司法變形；若來自不同的法律體系，本地的法治是否會因此而遭到扭曲？這是個疑問。現代金融制度在西方確立，如果以二戰之後布雷頓森林會議算起，迄今不到80年，期間成長起來的國際金融中心也就是紐約、倫敦及香港等寥寥數個，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普通法系之下的產物。倘若香港的普通法系獨立性遭到干擾，其金融中心的基石會不會不穩？

第二，香港的資本自由流動是否受阻，要看資金來自何方。假如香港的外來資金主要來自同樣是資金自由進出的國家或地區，那麼出去也就沒問題；假如資金來自外匯管制、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的國家或地區，進來與出去都有問題。以往香港的外資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香港的「自由港」就名副其實；倘若香港的「外資」要靠內地的話，香港的資金自由流動就受到內地外匯管制的影響。同樣，內地的資金即使到了香港，其去向也可能受到約束。若果來香港的資金及離開香港的資金都不「自由」了，這個金融中心是否會被打上問號呢？

第三，資金撤離將令香港的資金池乾涸。這裏說的資金離開香港，是指單向的、不再回流、不是常態性的來來往往。疫情期間及其疫情之後，資金撤離香港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港人移民。最明顯的就是持BNO護照移民英國，港人移民拖家帶口，起碼將在港的全部或部分物業出售套現，換成外匯，攜款而走。這部分人走了多少，錢流出多少，當局應該有具體數據。二是受中美地緣政治的衝擊，香港逐漸被西方國家視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加上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內地連帶上香港，西方國家原本在香港的各種基金不再視香港為遠東的總部，並減少中國內地部分在其資產配置的比例。這部分資金可能已經到了新加坡或回流美國本土。若金融中心「五行缺水」，那不等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嗎？

第四，資金回報成香港金融業的當務之急。如果說，法治與貨幣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是衡量香港金融中心的兩大長遠指標；那麼，資金回報便成為香港的資金池能否繼續充盈的短期考量因素。資金回報一方面取決於香港的營商環境，包括租金、人力成本及產業結構等，另一方面取決於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及企業盈利水準。香港的幾大支柱產業如房地產、旅遊、零售、進出口貿易、航運等，在疫情之後復常都不理想；內地的經濟也在爬坡過坎，內需不振、投資疲軟及進出口增長乏力。

此種形態下，外地投資香港或內地信心何來？不能讓投資者獲得理想回報的「金融中心」，徒有其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