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香港「金融中心」憂從何來

近月有內地多個社交平台興起以「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形容香港。 微博上有分析認為,港股表現持續下跌,已進入1997年區間,被稱作金融中心遺址「還真是沒有冤枉」。 「金融遺址」的說法早在今年89月於微博上出現,活躍於網絡的「天涯飛刀」表示,現在香港股市被人戲稱金融中心遺址,「不過短短幾年,滄海變桑田,讓人唏噓不已」,而創業板接近歸零正是被稱為「遺址」的主因。

何為「金融中心」?專家有專家的觀點,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看法。專家認為要看指標,普通人卻堅持看現實。香港被形容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是否合乎他們的標準?

從指標看,香港在疫情之後,以微弱的劣勢屈居新加坡,位居全球第四;然而,從事財金實務的人士卻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擔憂。他們擔憂的理由不全是基於指標,而是根據現實。這裏的差異在於,指標是比較全面,卻也存在抽樣與主辦機構設問的偏好差異,即根據各指標評分相加以得分高低來決定哪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帶有不可避免的主觀性;而財金人士從實務中定性,判斷出事態發展的趨勢,往往更加令人信服。

依據財金人士的看法,所謂「金融中心」無非需要具備如下幾個硬指標:

一是法制健全,且司法獨立、有效行之有年;

二是貨幣自由流通、自由兌換,不存在外匯管制;

三是國際資金的集散地。本身是個龐大無比的資金池,就像水利工程的三峽水庫,具有巨量的蓄水功能;

四是資本高回報的場所。資本的本色是圖利,沒有回報甚至虧損,誰願意將白花花的銀子往裏送?

以上述標準來衡量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近年來的表現值不值得憂慮呢?

第一,香港的法治現狀,目前看來並未明顯受到「外力」的衝擊。然而,政治對法治的壓力,古今中外都存在,這點不必諱言。問題是這種壓力來自哪裏?若來自同一司法體系,就不容易令本地的司法變形;若來自不同的法律體系,本地的法治是否會因此而遭到扭曲?這是個疑問。現代金融制度在西方確立,如果以二戰之後布雷頓森林會議算起,迄今不到80年,期間成長起來的國際金融中心也就是紐約、倫敦及香港等寥寥數個,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普通法系之下的產物。倘若香港的普通法系獨立性遭到干擾,其金融中心的基石會不會不穩?

第二,香港的資本自由流動是否受阻,要看資金來自何方。假如香港的外來資金主要來自同樣是資金自由進出的國家或地區,那麼出去也就沒問題;假如資金來自外匯管制、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的國家或地區,進來與出去都有問題。以往香港的外資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香港的「自由港」就名副其實;倘若香港的「外資」要靠內地的話,香港的資金自由流動就受到內地外匯管制的影響。同樣,內地的資金即使到了香港,其去向也可能受到約束。若果來香港的資金及離開香港的資金都不「自由」了,這個金融中心是否會被打上問號呢?

第三,資金撤離將令香港的資金池乾涸。這裏說的資金離開香港,是指單向的、不再回流、不是常態性的來來往往。疫情期間及其疫情之後,資金撤離香港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港人移民。最明顯的就是持BNO護照移民英國,港人移民拖家帶口,起碼將在港的全部或部分物業出售套現,換成外匯,攜款而走。這部分人走了多少,錢流出多少,當局應該有具體數據。二是受中美地緣政治的衝擊,香港逐漸被西方國家視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加上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內地連帶上香港,西方國家原本在香港的各種基金不再視香港為遠東的總部,並減少中國內地部分在其資產配置的比例。這部分資金可能已經到了新加坡或回流美國本土。若金融中心「五行缺水」,那不等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嗎?

第四,資金回報成香港金融業的當務之急。如果說,法治與貨幣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是衡量香港金融中心的兩大長遠指標;那麼,資金回報便成為香港的資金池能否繼續充盈的短期考量因素。資金回報一方面取決於香港的營商環境,包括租金、人力成本及產業結構等,另一方面取決於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及企業盈利水準。香港的幾大支柱產業如房地產、旅遊、零售、進出口貿易、航運等,在疫情之後復常都不理想;內地的經濟也在爬坡過坎,內需不振、投資疲軟及進出口增長乏力。

此種形態下,外地投資香港或內地信心何來?不能讓投資者獲得理想回報的「金融中心」,徒有其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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