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3日 星期二

孔子與車

  車在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是財富的代表,更重要是地位的標誌。高車大馬,標誌乘車人必顯赫尊貴。
  孔子有位學生,其學業在孔子三千多弟子中名不見經傳,但這位學生出身貴族,他親自向魯國的國君魯昭公提出要去東周王都學禮,魯昭公欣然同意,而孔子作為他的禮儀老師當然應該同行,從魯國國都曲阜,到東周國都洛陽,何止千里?學生有車乘,而老師卻無車行,於禮不軌,且孔子也是代表魯國而去,於是由魯昭公開恩,親自賞給孔子一輛馬車。
  從此孔子以車代步。這種春秋時代的馬車,是獨轅兩輪馬車,車轅是架在兩馬中間,每輛車由兩匹馬拉,此乃士大夫之禮。即使是大夫車也還是有區別的,顯赫的大夫的馬車是「兩牡」,即一色的公馬,且車上配有銅鑾鈴,馬轡頭上有銅飾,車是分檀木車、棗木車、榆木車,估計孔子的車不會豪華到士大夫「頂配」,馬也不可能是兩匹「牡馬」,很可能是一輛「素車」,但孔子的車也需要一個「駕駛員」,馭者是跪蹲在車的右側,雙手持繮,右手還夾着一支馬鞭。孔子應站立在車的左側,也可坐在車的左面或右面的車梆上。

  有一張清拓漢碑帖《孔子見老子像》,老子、孔子均從身後的乘車下來,雙方以禮相見,二位均屬有車階級,從拓本上看,兩人的車是屬於同一級別,皆有「御夫」,擁有專業「駕駛員」,在春秋直到戰國,駕車是要有「駕駛證明」,如果違反「交通規則」,連續四次無照駕駛,按秦《除吏律》:要被處罰做一定的徭役。孔子、老子的車都不大,春秋時期士大夫的標準車型,上有車棚。但其駕馬,皆高大健壯,應為兩匹「牡馬」,說明孔子在不斷「進步」,也說明孔子、老子的社會身份不低,皆士大夫也。

  孔子對車的看重,也是因為其「奉禮」。「克己復禮」,禮為尊,為上,而孔子教學六藝為上,禮、樂、射、御、書、數,御排在第四位;在西周時做官,要能御、會御,否則難登大雅之堂。六藝不通,不能為士大夫,後禮樂崩壞,到春秋戰國發展為有御夫駕而士大夫乘,但車是不能少的。自從與老子見面後,對孔子的影響頗大,孔子常常臨車答客難,似乎更增加他的權威性。

  孔子從公元前四九七年開始到公元前四八四年,周遊列國,十四年間,幾度風險,但孔子始終對車不離不棄,最艱難時也從未想過賣車渡難關。就是因為有了那輛屬於他的乘車,孔子才能遊歷衛、陳、曹、宋、齊、鄭、蔡等國,傳播他的禮數,宣傳他的理念,才使他的聲望「破魯而出」「聞達於諸侯」。

  孔子重視車,因其知曉車的歷史。車起於商,商之後期已有兩匹馬的駕車,再高級到四匹馬駕車。商之時,車首先被用於戰爭。國之大事,禮與戎。兵車的出現,使戰爭開始升級。《史記.周本紀》記載,牧野之戰,周武王兵力為「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

  到西周時期,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對戰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詩經》中說:「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這時期駕兵車的軍馬已然必須是牡馬,健壯的公馬。兵車成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也是一個國家強盛的主要標誌。一個大國強國要擁有兵車數百乃至千乘,而像齊、楚、秦、晉這樣的大國,擁有的兵車總在三千輛以上。戰車的使用是冷兵器時代戰爭的一個飛躍。左丘明記《曹劌論戰》中有一句經典,「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司馬遷在《史記》中多次記載士大夫乘車,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說藺相如為避免與廉頗內鬥,有意躲避他,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這種士大夫乘車禮儀一直延續下去,直至西漢,那時,孔子已然高居人師之高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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