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車

　　車在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是財富的代表，更重要是地位的標誌。高車大馬，標誌乘車人必顯赫尊貴。
　　孔子有位學生，其學業在孔子三千多弟子中名不見經傳，但這位學生出身貴族，他親自向魯國的國君魯昭公提出要去東周王都學禮，魯昭公欣然同意，而孔子作為他的禮儀老師當然應該同行，從魯國國都曲阜，到東周國都洛陽，何止千里？學生有車乘，而老師卻無車行，於禮不軌，且孔子也是代表魯國而去，於是由魯昭公開恩，親自賞給孔子一輛馬車。
　　從此孔子以車代步。這種春秋時代的馬車，是獨轅兩輪馬車，車轅是架在兩馬中間，每輛車由兩匹馬拉，此乃士大夫之禮。即使是大夫車也還是有區別的，顯赫的大夫的馬車是「兩牡」，即一色的公馬，且車上配有銅鑾鈴，馬轡頭上有銅飾，車是分檀木車、棗木車、榆木車，估計孔子的車不會豪華到士大夫「頂配」，馬也不可能是兩匹「牡馬」，很可能是一輛「素車」，但孔子的車也需要一個「駕駛員」，馭者是跪蹲在車的右側，雙手持繮，右手還夾着一支馬鞭。孔子應站立在車的左側，也可坐在車的左面或右面的車梆上。

　　有一張清拓漢碑帖《孔子見老子像》，老子、孔子均從身後的乘車下來，雙方以禮相見，二位均屬有車階級，從拓本上看，兩人的車是屬於同一級別，皆有「御夫」，擁有專業「駕駛員」，在春秋直到戰國，駕車是要有「駕駛證明」，如果違反「交通規則」，連續四次無照駕駛，按秦《除吏律》：要被處罰做一定的徭役。孔子、老子的車都不大，春秋時期士大夫的標準車型，上有車棚。但其駕馬，皆高大健壯，應為兩匹「牡馬」，說明孔子在不斷「進步」，也說明孔子、老子的社會身份不低，皆士大夫也。

　　孔子對車的看重，也是因為其「奉禮」。「克己復禮」，禮為尊，為上，而孔子教學六藝為上，禮、樂、射、御、書、數，御排在第四位；在西周時做官，要能御、會御，否則難登大雅之堂。六藝不通，不能為士大夫，後禮樂崩壞，到春秋戰國發展為有御夫駕而士大夫乘，但車是不能少的。自從與老子見面後，對孔子的影響頗大，孔子常常臨車答客難，似乎更增加他的權威性。

　　孔子從公元前四九七年開始到公元前四八四年，周遊列國，十四年間，幾度風險，但孔子始終對車不離不棄，最艱難時也從未想過賣車渡難關。就是因為有了那輛屬於他的乘車，孔子才能遊歷衛、陳、曹、宋、齊、鄭、蔡等國，傳播他的禮數，宣傳他的理念，才使他的聲望「破魯而出」「聞達於諸侯」。

　　孔子重視車，因其知曉車的歷史。車起於商，商之後期已有兩匹馬的駕車，再高級到四匹馬駕車。商之時，車首先被用於戰爭。國之大事，禮與戎。兵車的出現，使戰爭開始升級。《史記．周本紀》記載，牧野之戰，周武王兵力為「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

　　到西周時期，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對戰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詩經》中說：「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這時期駕兵車的軍馬已然必須是牡馬，健壯的公馬。兵車成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也是一個國家強盛的主要標誌。一個大國強國要擁有兵車數百乃至千乘，而像齊、楚、秦、晉這樣的大國，擁有的兵車總在三千輛以上。戰車的使用是冷兵器時代戰爭的一個飛躍。左丘明記《曹劌論戰》中有一句經典，「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司馬遷在《史記》中多次記載士大夫乘車，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說藺相如為避免與廉頗內鬥，有意躲避他，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這種士大夫乘車禮儀一直延續下去，直至西漢，那時，孔子已然高居人師之高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