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快=好？

追求效率是當代的發展特色，為何追求效率？一要省時，社會上看到的是爭取比人家快；二要省力，以最小的力氣，達到最大的效果。科技的發展，總的來說，也是鬥快、鬥省力。本文集中探索「快」。

科技的發展，其中一個目標是「快」。現在從香港到深圳，從地鐵香港大學站出發，大約一個小時就能過關。兩地過關，電子驗證，幾秒鐘就完成。回想起1960-70年代，從尖沙咀到羅湖，要幾個小時；過了境，要在一排排的長椅上輪候發回鄉證——那是一式三份的紙證書，邊境的解放軍用墨水鋼筆一份一份填寫；幾乎要半天才能完成。

1962年，先母帶着我回鄉。印象中火車從深圳出發，動輒經過半天過關，到晚上才返回家鄉。當年很難追求效率與速度，想快都受制於環境。

快高長大：家長的期望

追求速度，在教育也是一種思維。先從幼兒說起：作為父母的，總是希望子女盡快成長。「快高長大」，是中國人對孩子最普遍的祝賀語，也是常用的揮春字句。這個「快」字可圈可點。嬰孩出生了，總是希望他盡早可以坐起、可以站立、開始學步、開始牙牙學語。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都是對孩子的期望，希望早點出現。但是，人的成長過程，是因人而異的。

第一、每個孩子的坐、立、走、講，出現的時間，都會很不一樣。父母往往擔心：「為什麼還不會說話？」「為什麼還不開始學步？」最好的安撫是：「別着急！會來的。」

第二、「快」並不等於「好」。很早能說話的，並不一定將來就口齒伶俐；很早就學步的，並不一定將來就是運動健將。固然，嬰兒的成長，有一定的階段性規律，也就是會有大概的先後次序，但是卻無法預測成長的快慢。

這種思維，到了學校，就更嚴重了。為什麼全球的學校，學生都是按年齡分班。為什麼同齡的就編在一班？當然，我們的課程編排，大致已經照顧到學生成長的階段。但是卻沒有人考慮過、證明過，這些比較寬的階段，可以再劈成小塊，每12個月成為一步，而每一名學生就按照這些小步同步成長。也就是說，我們假設學生到了某一個年齡，就適合學習某一個內容。例如8歲，三年級，就要學習分數加減。假如學生在8歲無法應付（也就是拿不到某個分數），我們就判他不合格，也就是「追不上」。而不會想到，會不會對他來說，也許9歲10歲，就會很容易學會？

留級跳級：只是制度微調

這就牽涉到「留級」，也叫「重讀」。也就是三年級的學生，下一年還是留在3年級，重複學習三年級的內容。近年來，學校實行留級的，已經很少，也涉及公帑的使用。在實施義務教育以前，留級非常普遍。但是，留級的效果很不確定，有些學生覺得留級是羞恥，反而背上了心理包袱；但也有學生因為留級而奮發圖強，改變了成績。

另一種情形，假如學生的數學能力非常好，雖然8歲三年級，數學對他來說太容易了，也許就在堂上覺得沉悶，就會不太專心。有些學校，就允許學生「跳級」。例如數學特別強，就允許他跳級與四年級一起學數學。又或者這名學生方方面面都強，允許他整個人就跳級跳到四年級。

以上旨在說明，年齡與年級之間，是有矛盾的。留級、跳級，都是在沒有辦法之中，希望讓學生改變他的年級，仍然是讓學生在正規的學校制度裏面調適。簡單來說，按齡編班，其實是制度上的行政需要，多於學生的成長考慮。

關鍵是很難想出另類的辦法。曾經在澳洲西部看過兩所學校，嘗試打破按齡編班。第一所，小學六年分為三個Block，6-8歲、8-10歲、10-12歲，每一個Block的學生，也真的在同一棟樓（Block）活動。我的理解，這只不過是對於按齡編班的微調。就像是賽跑，以200米（m），代替2×100米（m），學生就有了稍微寬裕的時間，而不必受中途的測評、升級干擾。

第二所，也還是小學，全校是一個學習群體（Learning Community）。連學校的建築物也彷彿是一個體育館，裏面沒有間隔。很多活動就在這空曠的館內，劃出場地進行，我就看到他們在空地上對角鋪上體育墊，學生在上面打滾翻；旁邊則有其他活動例如語文。空地的周圍，有幾個較小的活動室，供小組學習用。

這些安排，都需要有異乎尋常的耐心和魄力。在丹麥哥本哈根近郊一所學校看到的，就更徹底。這是初中，8-11歲，300名學生，混齡分為四個75人的大組（Bases），每個大組又分為五個15人的小組（Basic Groups）。學生的學習，有四種組合方式：全校、大組、中組、小組，而數學則仍然按齡。這樣的做法，不只是打破了「按齡」的常規，而且是鼓勵了不同年齡的學生共處。問諸校長，時間表是否很複雜，每名學生胸前帶着一張紙牌，寫明每一個時段，每名學生的活動內容、地點、組別。校長說：「對！傳統是要學生遷就行政方便，我們是行政去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有這種思維的校長，非常難得。

以上只是編班與時間表。我們學生的學習，都要按照教師的教學進度；而教師則也要按照一定的進度安排教學。例如小學，有些學校還要規定每科目「每周一小測，每月一大測」，以保證教學進度與學習進度。於是，學生每天要完成教師派下來的作業，要預備定時出現的測驗。我的比喻，就像跑馬拉松賽跑，每個運動員可以有自己的快慢策略，不可能每100米（m）去測量他們的速度。

時間限定：有悖學生個性

還有，非常普遍的，我們的考試，都是要按時交卷。在規定的時間內無法完卷的比比皆是。也就是說，我們不只要學生答得對，還要他們在限定的時間內答完。誰都知道，「答得快」與「答得對」，是兩回事。

以上所述，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學生是多元的，包括他們學習的速度也是因人而異的。我們把他們的學習進度，限制在特定的年齡、特定的時間表、特定的教學進度、特定的作業與測驗時間表，其實沒有合理的根據。

我沒有意圖也沒有能力，去推翻對於學生學習的種種沒有根據的時間限制。也許有人會說，學生就是應該有規範；馴服於規範，也是學習的一種。下面這個故事，也許可以有一點啟示。很多年前，我在一所比較傳統的學校代課，中二的班上，一名學生前來說：「阿Sir，我覺得現在教的數學太容易了，我想學微積分。」那本來是中六預科才學的。我寫信問諸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數學的同班同學蕭教授，回信卻說：「提早學未來的東西，是他遲早要學的，其實得益不多。我的經驗，香港數學教育着重計算，學生沒有了機會豐富自己的數學素養。」我忽然頓悟，提前學微積分，本身沒有壞處，但卻仍然把學生關在正規課程的軌道上，反而排斥了學生接受更廣義的數學素養的機會。

跳級與爭贏

許多考試要限時完卷，查看中國古代的科舉，如何處理答卷時限。也知道，考試需要有時限，也許是必要的，但是時限的鬆緊會不一樣。起碼知道答卷的速度，是否也是一個競爭的元素。也許是翻查得不徹底，找到的資料比較零碎。

唐代科舉：（門生）如果白天沒有答完，可以夜間繼續作答，由官府給蠟燭三條，以燒完為時限。宋初限於白天，不准繼燭（因夜間利於作弊），但執行不嚴，仍有次天清晨仍未出考場的。到了明清（省裏的鄉試與京城的會試）也是要考三場，每一場第一天進考場，第二天凌晨開考，第三天交卷；九天考完。而每卷的要求往往是「不少於三百字」，可見時間還是頗為鬆動的。不過以上的資料比較零碎，只是一個掠影。

加速、增潤、濃縮

上段提到跳級。剛知道內地一所辦得不錯的學校，校內允許跳級；更有跳兩級的；也有分科跳級的。我恰同訪問了香港的資優學苑。也談到跳級，還因而看到教育局的文件。讀者也許知道，對於資優學生，有「加速」與「增潤」兩個方向。上周提到我的學生，中二就想學微積分，那是屬於加速；也可以說是提前學高年級的東西。上周提到蕭文強教授建議此學生增廣有關數學的見識，則屬於增潤。教育局的文件，還有第三個方向：「濃縮」，也就是把學生已經覺得非常容易的課程，減少其作業的份量，騰出空間，做加速或者增潤的工夫。

三者其實並非互斥的。不過人們容易把眼光局限在正規課程裏面，因此就覺得跳級，就是「提前」完成未來的學業，因而有成功感。內地大學的「少年班」，未到18歲就進入大學；香港的大學也有讓資優學生提早入學的，也是這種概念。覺得這孩子已經可以學大學課程了，何必留在中學浪費青春？歸根到柢，這也反映了上周提到的「按齡分級」不是一個合理的制度。

但是，「跳級」也有它的問題。首先是學生的知識增長與他們的社交成長的矛盾。跳級了，在知識學習方面，得到了合適的階梯；但是跳了級，就要與年齡大一些的同學共處，也會失去了與同齡學生相處的機會。在社交和情緒方面往往需要一定的適應。其次，因為某方面的資優而跳了級，學生知道自己的長處，但也可能失去了讓其他潛能浮現的機會；也有機會因為跳級而失去了學習某些知識的機會，因而出現知識斷層。

香港資優學苑在這些方面非常清醒。資優學苑主持的都是校外活動。每年由學校或者家長推薦的大約有1.2萬至1.3萬人。首先是讓學生通過一段時間的自學；挑選出來的再要經過兩至三個月的嘗試；最後每年約有10%的被推薦者入選。有些人純粹把智商（IQ）作為資優的標尺，很多社會已經棄用。資優學苑就沒有依賴IQ。

跳級、爭先、爭贏

資優學苑首先注重的，不是知識的加重，而是「全人教育」。大量的活動，讓資優的學生參加許多群體的活動，學會與人相處。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先進。社會上的誤會，資優學生就是聰明人，資優教育就應該是讓他們變得更加聰明，而聰明就是在知識方面高人一等。我的理解是，資優學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成為知識或者技能的主人，而不是知識或者技能的奴僕。傳統的資優者，會是科學怪人、藝術怪人，難於與人相處，在今天的社會就不容易立足。的確，資優學苑的學生還包括數位既是資優、又是自閉的雙重特性。他們在某些方面非常優異突出，但是與人相處卻往往是大弱點。不克服後者，前者就難以得到社會的接受和認可。

從跳級，又可以聯繫到另外一個觀念：「爭先」，或曰「爭贏」。我不止一次，表達了對「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耿耿於懷。理性地說，賽跑關鍵是不要輸在終點線上，起跑線不是一個關鍵。另一個理性的分析，就拿賽跑來說，運動員關注的是有沒有破紀錄──世界紀錄或者自己的紀錄──而不是跑贏跑輸。贏了，看贏了什麼人；輸了，看輸給什麼人。輸贏是相對的，實力（速度）才是值得關注的。同理，有些學校仍會把學生排名次。成績表上全班第一，學生、家長都會很高興，但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水平。

然而，從心態來說，爭贏其實可以說是一種「虛榮」心態。關心名次，但是不太關注名次背後有什麼內涵。我一直認為，上兩個世紀遍蓋全球的學校制度，基本上是以經濟話語作為框架──把人分類分等，變為人力資源，以適應社會的人力需要。而在教育制度裏面，就演化為學歷話語。也就是以學歷的框架，支撐整個教育體制。於是人們就很關心學歷，因為這是入場券，也是飯票。而學歷又衍生為考試、分數、成績、獎項、入學、證書、文憑……有了這些，就算是成功了。而在工業社會，又的確認定這些作為聘用與晉升的標尺。

功名、學歷、虛榮

最近「學海書樓」給了我一個機會，探索科舉。悟出了一個道理：科舉也是塑成了「虛榮」心態。科舉，是一種「功名話語」。門生追求的是答卷成功；而答卷成功，是爭取入選、上榜，絕無其他。而功名的背後，為公可以「治國、平天下」，為私則得到利祿、富貴，更可以光宗耀祖。科舉引發的是一種全民文化。全民追求功名，全民把希望寄託在考試上面。

工業社會的「經濟話語」與中國古代的「功名話語」，不謀而合，跨越時代，匯成一股威力無比的「虛榮」文化，成為現代華人社會教育觀念的底蘊。

在教育而言，這就是「應試文化」，堅固難摧。人們把升入大學看成與科舉上榜相若的「登上龍門」。而大學入學這個關鍵的篩選功能，社會又似乎認為理所當然。在內地，高考；在香港，DSE；在台灣，爭入名校。看不出有任何政府政策可以逆轉；也不是有什麼人登高一呼，就會改變。

但這種文化絕不止於教育。獎項、名譽、職稱，在華人社會都非常重要。在中國內地，主要媒體的報道、領導的讚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份量。更廣泛的是有時候耍弄文字，一句話把事情概括了，就可以認為是「定調」，而不加分析。香港也會有這樣的情形，用了一個動人的口號，就作為有了政策；有了宣傳，就以為政策已經落實。

姑且把這種文化現象稱為「符號文化」。以符號代替實質──在中國古代，是以功名代替能力；在工業社會，是以學歷代替實力。沒有了封建王朝，沒有了大規模生產的金字塔科層，醉心於「符號」的文化，終將被社會所背棄。

這裏無意散播悲觀氣息，但社會文化的演變，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但我沒有失望：在同樣的文化底下，仍然會有不少突破文化的例子。

我對教師與家長的話：學生要考好試，不在話下！但是千萬不要把應考的努力，霸佔了學生的全部生活；不要把學生的時間，浪費在沒有實質效果的競爭與「虛名」，反而應該盡量拓寬應考以外的空間，讓學生有廣泛的經歷。事實證明，學生的學習能力，往往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