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

中國特色一元論

中國文化是一元論文化,意思是,「萬有」的世界,最終溯始追源為「一」。《莊子.天下篇》云:「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源)於一。」學問,道德,政治,信仰……等等之本源只有一個。一元論的宗教就是一神教,只有一個真神,其他宗教的神都並非真神;一元論政治就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儒、道兩家都主張一元論。道家顧名思義以「道」為本源;儒家亦講「道」,陸象山說得最簡明:「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宇宙萬物、所有事(行為)都離不開「道」,離開了「道」便沒有事(行為)可言。
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此「道」指做人的守則,是成聖成賢的方法。孔子的創見是以「仁」闡釋「道」,落實到個人道德,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落實到政治是仁治。
漢朝獨尊儒術後,其他思想,無論本土或外來、乃至宗教,都非托庇於儒家不可。用河流作比喻,儒家是主流,其他都是支流;儒家是表,其他是裏。管治之「道」,是儒表法裏,儒家是外,其他是內。士大夫處世之「道」,是外儒內道。
佛家衝擊儒家最大,即被視為異端。歷史上發生了幾次滅佛,韓愈、程子猛烈闢佛,以下是其差異:
儒教與佛教的首先一個差異就是倫理在各自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 我們知道,儒家或儒教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很高或強烈的倫理訴求。 這樣一種訴求在早期主要是針對精英階層的,其形成於春秋戰國的儒家創始期,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創始性人物加以規定,對於道德生活有著很高的要求,以後漢唐時期基本上是遵循的這項傳統。 至宋代,儒家的這種倫理訴求進一步向平民或大眾層面下移,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各種各樣的家法族規的廣泛出現,這使得宋代的家族或宗族具有了某種類似猶太 和基督宗教平台的性質,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倫理也具有宗教倫理的意義。 關於儒教與猶太教、基督教的相似性,哲學系楊教授指出:「在西方文獻中,儒學常被當作宗教來看待,這種觀念一部分來自基督教傳統的影響,系統性和道德價值的強制性主導了基督教傳統 的宗教功能,在中國社會,儒學的道德價值毫無疑問地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並被廣泛接受。西方學者採用功能主義的視角,將儒學視為宗教,這樣就給無神信仰體系處理生活的 終極意義一個正式宗教的地位,因為儒學的確發展成了一個帶有終極道德意義的體系。從上述任何一個觀點來看,將儒學當作宗教來對待都能站得住腳。」無論如何,佛教顯然與儒教有所區別。 嚴格地說,佛教並不是一個以倫理或道德生活為主旨的宗教,這可以說佛教與儒教之間的最本質的區別,而這是由入世或出世的基本面向所決定的。 由此,佛教對於倫理的要求是比較寬鬆的。
儒教與佛教的第二個差異體現在對於功利的態度上。 我們知道,在儒家的理論或思想傳統中,道德原則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這裡的“以為上”,即我們今日所說是第一位的。 孔子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這裡的“以為質”的“質”,即 本末之本,體用之體。 孔子也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這裡的義又具有唯一性。 相較之下,唯功利的目的或訴求始終是被拒斥的。 例如孔子說:“見利思義。”(《論語·憲問》)“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這樣一種重義輕利的原則可以說是貫穿一部儒學或儒教歷史的始終。 然而佛教有所不同。 佛教有十分明顯的功利主義特徵,這是因為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始終要面臨如何擴大信眾的問題,簡言之,佛教在吸引信眾方面,基本上是採取的一種功利 主義的策略。 這樣一個問題早在印度早期佛教部派分裂後就產生了。 在大乘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特別是在其傳入中國以後,這一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儒教與佛教的區別。 佛教有著分裂和雙重的特性,精英也即僧團與僧眾的要求甚至可以判若天壤,而儒教則是一以貫之的,這既包括上下或空間(社會)的一以貫之,也包括前後或時間(歷史 )的一以貫之。
利瑪竇把天主教傳入中國時也要聲稱:「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他穿漢服,說漢語,「用儒文傳西學」,才得到士大夫接受。伊斯蘭經義傳入中國時,其學者不單熟習儒家經典,且自稱為「回儒」。清代藍煦《天方正學.自序》云:「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伊斯蘭學者「原儒語以明其義」,「遵循先聖先王之教」,才避免了像佛教般遭排斥。
中國特色的一元論有個好處,只要肯披上儒家的外衣,不與儒家為敵,便可以跟中國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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