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瀕臨絕種之詩人

「詩人窮也好,老也好,他的精神永遠都很年輕。」 ──詩人黃燦然

商業社會金錢掛帥、弱肉強食,詩人像熊貓一樣瀕臨絕種;但正因為稀少、美麗、可愛,所以同樣彌足珍貴,應受保護。很難得早已「名成利就」的導演許鞍華,會拍一套講這些稀有「人種」的紀錄片《詩》。

許鞍華訪問黃燦然

順著紀錄片的鏡頭,在城市的角落或小巷追探香港詩的痕跡,《詩》表面上在談論香港詩人的故事,其實電影本身也未嘗不是一首「詩」。
「這次拍《詩》,對我來說特別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因為他們(黃燦然/廖偉棠)令我覺得,一個人要能保持自己原始的性格和真實的感受,這是最重要的。」許鞍華和黃燦然在書卷的包圍中坐下來,談詩,也談經歷。「黃燦然本身就是一首敍事詩。」許鞍華笑說。
如果你住得香港夠久,電影很多內容像是輕描淡寫,但卻能深深觸動你。像黃燦然一句「餘生只想做詩人」;像淮遠在片中誦讀其詩作:《天堂無霧—悼戴天》,短短兩句,卻黯然詮釋着當下。「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
前幾年,在文念中執導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年過古稀的許鞍華已明志想拍關於香港詩人的故事,但紀錄片加詩人都難從商業市場考慮,一直膠着。沒想到天降疫情,在世界停頓之壞時刻,卻為許鞍華造就了機會。被迫慢下腳步的許鞍華,反思自己最想拍的題材,仍是腦裏縈迴了數十年的香港詩。「在我這個年紀,這隨時是我最後一部電影。」新詩在香港從非主流,許鞍華偏偏對這個題材情有獨鍾,這個心願源於那個從青年時期就寫詩、讀詩的自己。
電影和詩,一個主流一個小眾,彷彿處境不同,其實兩者也有着共有的狀態──例如時刻都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掙扎擺蕩。「精神上,你會覺得詩才是最重要的,但問題是詩賺不了錢。」自言在香港生活得被迫要「經濟流亡」到深圳的黃燦然道。「不只是賺不了錢,而且是虧本的,所以我要有一份正職來養活詩,寫一些評論、寫一些專欄,總之做甚麼都是經濟上的考慮,為了讓詩可以生存下來。」
為了在香港難以容身的「詩」,黃燦然離城而居也堅持創作,許鞍華過了數十年仍想將它拍成電影,「詩」顯然具有它的獨特魅力。
詩人一般被認為清高、不貪圖榮華富貴。正如《詩》內,詩人黃燦然並不富有,甚至看來有點窮。許鞍華問他想不想發達,他說不想;問他有沒有被佔過便宜,他說沒錢,怎佔他便宜?這也說出道理,詩人若一心想發達、沾滿銅臭,沒一顆詩人的心,怎寫出好詩?清高亦有代價,他說曾在報社工作25年,最後也要「經濟逃難」,「逃」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內地。
片中另一詩人廖偉棠,移居台灣,有兒女,比較理性,看來生活比黃燦然好些。這段拍得比較隱晦,沒清晰說他移民的全部原因,但相信並非「經濟逃難」。
詩人難做,文學非賺錢的藝術。看《詩》給我很大的感受,經常出鏡做訪問的許鞍華,她大學念文學、讀詩,她沒成為詩人或文學家,卻當了導演,亦拍過文學改編作品,包括張愛玲《傾城之戀》、《第一爐香》;甚至金庸的《書劍恩仇錄》等,某程度上用電影走出了她的文學路,終「名成利就」。成名導演與薄有名氣的香港詩人站在一起,有很大對比。
識貨之人仍然是有的。唐玄宗有詩《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曰:「……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說鳳鳥不來,你(孔子)嘆息命運不好;麒麟被傷,你哀怨理想難以實現。現在你端正坐在堂屋前兩柱間,受人祭奠,正是你夢寐以求的。帝王言外之意,若在他治下,便不會懷才不遇。
有更多識貨之人,瀕危的詩人才不會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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