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4日 星期四

故紙裏的親人

 

  我家有個漆面古舊的木盒,內裝厚厚一疊泛黃的地契,還有曾祖父民國時期的證件,貼有照片,還有祖父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馬車駕駛證,也貼有照片。父親沒見過曾祖父,我沒見過祖父,通過照片,四代人得以「見面」。那麼,再遠的一代先祖,即我的高祖父,是否也「沉睡」在這堆故紙裏呢?

  最早的地契立於乾隆年間,最晚的民國初年,內容千篇一律,吸人眼球的是那些人名,以姚姓居多。父親仔細查閱考證,鎖定一個名字,推斷是我的高祖。理由是:多張地契都顯示他是置地人,而另一個一字之差的名字卻總在賣地。父親說,有後的人家才會置地,無後之家才會賣地。那個賣地人顯然無後,但極有可能是高祖的一個兄弟。這種推斷倒也合乎邏輯,但父親心裏沒底。

  有一天,他聽見幾位長輩閒聊,竟提到這個名字,父親為之一震,忙湊上前去。一位長輩說,你來得正好,正說你太爺(曾祖)呢。這位長輩,人不算很老,但小鎮的一百年都裝在他腦子裏。有了物證,又有了人證,這個在故紙裏躺了一百多年的名字,就是父親的曾祖、我的高祖無疑了。

  見過曾祖的人不少,見過高祖的呢?別說見人,就是知曉名字的,如今又有幾個?高祖的名字重見天日,彷彿人也跟着活了。父親以爺爺的年齡為依據,按二十年一代往前推,推算出高祖大概生於咸豐九年(1859年)前後。

  時間就像一條縱線,高祖在那頭,我在這頭。他生命的某個片刻,是否也憧憬過未來的我?或許,就在高祖母生下曾祖的那天,高祖欣喜若狂,對家族的香火綿延充滿信心,他一代一代憧憬,就憧憬到了我這一輩──高祖與玄孫,恰好是五服之內的親人。一個血脈延續的家族,多像一支跑接力的隊伍。我沒見過高祖,但我手中的「接力棒」──這座我們世代居住的宅院,有過他的體溫,留有他的指紋。或許,我說話的聲音、走路的姿勢、拿筷子的習慣,都與他如出一轍。

  發現高祖,父親欣喜異常。於是,他又把目光投向更遠,希望能從故紙裏找到高祖的父親──天祖。古人以「鼻、遠、太、烈、天、高、曾、祖、父、己、子、孫……」為序排列家族世代,這種縱向的、線形的族譜,便是一座老院的紀年,如同皇帝的廟號之於他的王朝。找到天祖,家族的根基無疑會更牢。而父親唯一的依據,依然是這堆故紙。當然,他也只能像考證高祖一樣如法炮製。他又找出了一個置地人,他指着那個名字說:錯不了!

  我只看了一眼,便發現了疑點── 地契落款是乾隆四十年。能買房置地的人,定已成家立業,起碼也是成年人,所以,這位先人最遲應在乾隆廿年(1755年)左右出生。然而,與高祖的出生年竟相差66年,父子的年齡相對懸殊,莫非真的有老來得子。

  作為僅有的證據,這些故紙的作用已經用盡了。這意味着,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天祖其他佐證。父親沉默良久,無奈地捲起了地契。望着父親落寞的背影,我也感丁少許失落。

  母親聽不懂我們的話,她嘮叨說,你爸天天摩挲那些黃紙,着魔一般,還把多年不戴的老花鏡翻了出來。那些黃紙,還有什麼用嗎?有什麼用呢?在人人自身應接不暇,為子女操勞,像「孫子」一樣照顧孫子的社會裏,誰還有閒心逆時間而上,去探望沉睡在時間裏的先祖呢?話又說回來,如果連先祖的名字都不知曉,若干年後,我們的後人,還會記得我們的名字嗎?

  張愛玲也沒見過她的祖父和祖母。她說,「我跟他們的關係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也覺得,高祖、曾祖、祖父,這些我未曾謀面的先人,還有父親、我、我的兒子以及剛學會走路的孫子,我們這些人,其實就是生活在不同時間裏的「同一個人」,彼此血液相通,互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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