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周，不少人用了相當篇幅探索美國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與沃爾茲的政綱、站位、選情，以及整體內政與外交政策。這場選舉再也不是兩個年屆八旬的老人在台上互相指罵與侮辱，而是由相對年輕的現任副總統對撼一位曾在選舉結果公布後拒絕接受民主制度框架的前總統。民主黨從被動地被共和黨抹黑成代表「體制」與「舊有勢力」，逐漸在這場選舉中演變成為被美國精英忽視甚久的弱勢社群力量，以新破舊。
若民主黨正副總統當選，其執掌的白宮對華立場會如何？相對於特朗普與萬斯，他們會否相對更可測、更願意跟中國進行必須的合作？抑或是更受意識形態與所謂「價值觀」偏執所干擾，而令其變本加厲地追尋及推崇現任總統拜登所提出的「獨裁/民主」二分說？除了整體行政班子組成以外，立法與司法這其餘兩權，又會採取什麼樣的取態與立場，去應對美國霸權在過去40年來所面對的最嚴峻挑戰？
這些都是我們身處香港，必須積極探討的議題。正如我指出，香港不應甘於淪為中美冷戰的被動戰場，更不能在嚴峻的地緣風暴當前把自身國際化與高度開放等優勢抹去。香港政商界必須反採取主動，通過裝備自身，提高整體憂患意識與競爭力，知己知彼，方能迎接風雨飄搖大時代來臨。
勿對中美關係抱幻想
在政治分析中，我們切忌過度強調個人（包括強人在內）的影響力與作用。絕大多數的威權或非民主政權，甚至部分向人民使用暴力的極權政治體，決策也不由得一兩個人所定奪。不同的菁英群體與尋租者相互之間既有對實況研判的出入，也有一定利益分歧。即使特朗普在任期間曾出現鮮明的民主倒退跡象，美國依然是一個政治權力相對分散的複合體。故此，一個「個人」領袖能加快或減慢、卻不能扭轉大勢。中美交惡並不能歸咎特朗普或拜登二人，而必須從結構中尋找答案。
結構上，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聯邦層面的政壇皆就着中國存有基本共識。此乃跨越制度上分立的三權，尤其在立法、行政兩者間的拉鋸與相互強化的「循環邏輯」下，只會變得更為鞏固。美國絕大多數掌控外交與國防事務的官僚，以及愈來愈多的商界權貴（尤其是矽谷的科技巨頭），皆視中國為戰略對手甚至是對立的半個敵人。
誠然，對於絕大多數普通美國人來說，在他們心目中充分借代侵略主義與復辟主義的俄羅斯更符合「敵人」這個形容詞，然而無論是軍工媒體情報複合體的持份者，還是他們在國會山莊的代理人或「同盟者」，皆對一點甚為肯定：唯有中國，方能挑戰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為期逾30年獨霸天下的地位。依他們所看，對華上策乃透過各種明刀暗箭，觸發中國內耗內鬥的趨勢，從而磨蝕其經濟以及綜合實力。
具體來說，美國國防武裝複合體亟需要販賣一種「恐中」情意結，以論證及確保國會上的政客能在購買武器上「配合」他們源源不絕的供應。正因如此，中國軍事精簡化而現代化，本質上並非也不應是為了侵略別國，卻在主流西方媒體渲染下被描繪成所謂的「侵略意圖」徵兆。美國體制這種競爭性的零和邏輯也被「拓展」至包括經濟、金融、供應鏈等層面上，把對扭轉氣候變化有所貢獻的綠色科技與電動車生產妖魔化成所謂的「產能過剩」，也同時把華盛頓的保護主義與局部單邊主義重新包裝成所謂的「道德偏執」。
對兩黨政客而言，把中國所謂的「威脅」不斷反覆重提，能有助轉移國內選民對美國通脹、社會文化矛盾的根本不滿，從而重構二十一世紀的「道德高地」：把看似價值觀與其相反的中國排除在國際秩序與組織外，削弱其戰略實力，卻不見美國對包括越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或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右翼強人國家等非選舉民主政權實施同樣的政策。箇中反映的，正是華盛頓極為現實的政治觀：順其者昌，逆其者亡。
另一邊廂，中國現今領導層並不會認為面對美國的威逼，任何的「退讓」是可行的。正所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正因如此，其選擇與俄羅斯及對美國持懷疑態度的「全球南方」國家深化非盟友的合作關係，在糧食、能源、食用水、金融，甚至科技合作層面上鞏固雙邊關係。此戰略性決定固然為中國提供了關鍵的底氣，然而在不少歐洲國家眼中，中俄的夥伴關係讓其感觀上認定必須促進與北約及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以來「抗衡」俄羅斯所帶來的國安威脅。
2024年初始，隨着借代孤立主義的特朗普明確地成為共和黨主要總統候選人，歐盟趨向更鮮明地向中國施壓，嘗試說服北京當局協調及促使俄烏戰爭和解。然而，俄國領導層也間接從中美交惡中有所得益，其認定中美關係愈是緊繃，對俄羅斯的戰略談判權便愈有利；再加上烏克蘭兵力明顯不足，俄羅斯總統普京自認勝算正在增加，因而對和談興趣不大。清華閻學通教授於6月訪問中指出，俄烏戰爭導致「北約、歐洲成員國，向亞太地區派來的軍隊是在增加，而不是減少」。
固然，同時「支援」以巴衝突與俄烏戰爭對北約構成了資源分布的壓力，然而從主觀政治角度出發，俄羅斯侵烏，無疑助長了歐美民眾對所謂「獨裁/民主」二分意識形態框架的信仰與執着，也鞏固了一大批打着「反獨裁」為名、捍衛霸權地位為實的新保守派政客（neoconservative）實際話語權。
兩黨分歧在方法分寸
以上提到的結構性因素，讓民主共和兩黨出現最為基本的共識，那便是要戰略上擊敗中國，把其牢牢地「鎖定」在美國戰略領導下的地位。然而，我認為「賀沃班子」（賀錦麗/沃爾茲）與「特萬班子」（特朗普/萬斯）確實在對華政策上呈現不同的方法論與「分寸」，會令其政策出現一定分歧。
一、在經濟保護主義層面上，特朗普曾多番表明打算把從中國入口貨品的關稅提升至百分之60。這一點對美國本土消費者所構成的極端通脹影響，絕對有可能大於對中國出口商所帶來的短中期衝擊。中國生產商大可透過與東盟及拉丁美洲等國家合作夥伴建立「化整為零」的海外生產基地，從而繞過華府的針對性封鎖。反之，正如賀錦麗日前所指出，「大幅提升關稅，也正如對美國老百姓施加的額外稅收，讓普通家庭平均年支出增加3900美元，只會令我們更加百物騰貴。」這種說法一來有效地把特朗普妙想天開經濟倡議的實際成本解釋給普羅大眾，二來也揭示了賀沃班子在貿易政策上相對傾向於維持現狀的針對性關稅，而不尋求更進一步的普遍脫鈎。固然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運算等尖端科技領域中，中美「去風險」化及進口禁止乃勢在必然，但民主黨主流高級幕僚與智囊似乎達成初步共識，不能讓中美戰略博弈干擾到其主要選民基礎之一，也就是極為依賴廉價高質進口貨的中產階級作為消費者的基本利益。
二、早前提到沃爾茲的個人故事與背景。這位曾赴澳門與佛山教書，自認是「中國人老朋友」的明尼蘇達州州長，為搭檔贏來不少溫和共和黨與勞工階層等搖擺群體的支持與歡迎。其感染力甚強的演講與動員能力，也為民主黨是次逐鹿白宮重新注入生命力。有個別共和黨議員已在利用其「中國經歷」去攻擊及批鬥沃爾茲，要求國防部及美國情報機關調查他與中國的「關係」，指控他為「中國代理人」。
然而，實際上我們不能用簡單的「鷹派」與「鴿派」二分法去剖析沃爾茲的立場。固然他多年從事中美教育交流的經歷，讓其在人文交流、氣候變化，甚至公共衛生及海洋環境保育等問題上，可能相對支持中美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然而，正因其對中國治理模式存有以價值觀為主導的反對與苛刻批判，有可能對國內本土議題更為關注，更踴躍「提出意見」。假若民主黨勝出總統大選，屆時中美間的軟實力比併關鍵，則在於我們能否「四両撥千斤」，透過能說服普遍國際受眾及具說服力的論據去說明中國的取態與立場，從而彰顯出我們在捍衛主權的同時，也願意開放地與沃爾茲這位資深政客坦然切磋。
相對特萬組合歇斯底里的「反華人」措施，尤其是針對「華人留學生與科學家」的監察與遣返政策，相信賀沃班子將會採取一定措施去撥亂反正，抑制美國國安體制所鼓吹的新麥卡錫主義。賀錦麗的支持者中包括不少意識形態相對進步的年輕美國選民，他們對種族歧視及少數權益議題關注頗深，也認為如今中美競爭的後遺症不應把在美的華裔或東亞裔人士捲入，讓他們成為無辜受害人。然而針對其眼中的中國「價值觀問題」，賀錦麗的戰略競爭顧問則有可能建議其延續拜登外交方針，跟美國在「印太地區」盟友持續深化組織與合作，嘗試以「多邊主義」模式及框架去落實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若其當選，特萬組合則更有可能以「單邊主義」手法為基調，去落實看似對美國短中期經濟利益有利的結果。
三、重返白宮後的特朗普未必會「實事求是」地接受中國崛起這個事實。有個別聲音認為，這位短視、自大、無知的民粹領導人，為了落實自身本土經濟議程及促成其「偉大成就」，很有可能會選擇跟中國達成「交易」，以「做Deal精神」去討價還價；甚至因其功利而缺乏成熟談判能力的性格，中美間更有可能達成以經濟利益主導的「大和解」。惟這種說法未免太年輕、太簡單，甚至天真。特朗普班子外交政策最主要的顧問與具影響力人士，除了近月曾就中美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提出相對「務實表述」、曾擔任副助理國防部長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外，包括副總統萬斯、前駐德國與聯合國大使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與特朗普保持一定熱度的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甚至在國會聽證會裏多番質問TikTok總裁的柯頓（Tom Cotton）在內的一眾「特粉」，皆是從根本上反對北京當局治理中國的「權利」與「地位」。
如今透過萬斯與特朗普關係日益深化的部分科技巨頭，包括PayPal創辦人蒂爾（Peter Thiel），都在對華問題上不斷向特朗普團隊施壓，把美國的「科技復興」與打壓中國畫上等號。正因如此，即使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妥協」選擇以經濟為上，而不尋求不切實際的單方面升溫，這也不代表他會在其他問題上向北京作出大規模讓步，箇中包括南海問題中的美菲合作，以及東北亞的美日韓的三方合作。還是回歸最基本一點：我們不應對表面看來支持孤立主義的特朗普在改變或戰勝美國體制菁英結構性思維層面上過於樂觀，尤其是當共和黨整體政客與選民的中國立場，比民主黨更偏激，更為「唯我獨尊」地自大並自我感覺良好。
重振經濟軟實力才是致勝之道
面對美國的重重打壓與威逼，中國必須知道，其真正致勝之道，便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成功竅門：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以科學實證角度落實改革是必然手法，從而才能拔高國家的軟實力，讓世界看到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之處。釋放民營資本生產力，透過在體制內引進企業家精神，喚起官員對經濟增長的重視與堅持，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最為根深柢固而阻礙中國往前走的避險主義根治，推動官僚體制內的有機監察與跨越條塊的配合與組織，以點帶線、以線帶面地落實經濟轉型，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管治法寶。若認真參透，會發現其絕不是簡單的口號。
只有經濟實力足夠強大、在供應與需求兩方面都能做到基本的自給自足、對外投資能讓外國國民感受到信心與確實恩惠，中國方能繞過美國所施加的各種封鎖，打破舊有國際秩序為其所設下的雷池與禁區，闖出一線天。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想臣服在任何一個霸權強國下。雖然美國如今綜合實力依然領先全球，但世上各國皆希望能看見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中國，透過擴大中產階級、振興民營經濟活力、落實讓外資也信服的商務法治等方法，打造真正的現代化故事，以實證來說服大家：美國模式並非唯一道路，美國霸權也不是唯一選擇。
然而，這並不代表前路平坦。正因為改革開放已來到了深水區，我們更需要注意生產力創造、企業家與消費者信心提升，以及避免官僚體制在經濟議題上介入過多等的結構性議題，從而讓中國經濟重新揚帆啟航，邁向希望。
以普通法為基礎、以資訊與資金高度流通的香港，必須在這時代中發揮中國「領頭羊」角色，持續維護及強化我們的制度獨特性，從而幫助國家往前走。固然中美關係不能「回到過去」，而面對當下國際形勢，中國也不會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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