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班停辦潮 投資教育看長線

學生人口正結構性下跌，官津小學持續面對「縮班殺校」危機。根據《小學概覽2024》，今學年（2024/25）有64間官津小學合共縮減68班小一；計及個別學校加班後，全港小一班數「淨減」26班。有45間官津小學只開辦1班小一，貼近「殺校」邊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意涵深遠。文明的社會與國家都會說教之大體、國之大計，但教育的投資與消費，當世的經濟學家、企業家、社會學家以及設定大政、掌握並運用公共財權的政府而言，要計量短、中乃至長期溢出效應，藉此衡量教育產出的量化乃至質化的社會貢獻，如何量度評估好壞並不容易。

民以食為天的棒喝，當較呼籲教育為大，聲音響亮得多。民國年代，朱自清先生曾公開呼籲辦教育的，必要有「教育信仰」的抱持。教育信仰？可意會但難以明言，信則有，不信則無，教育，確實難爭一時之雄長。

今年是鄧小平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我認為，對鄧小平的謳歌，其中重要的一章就是，鄧於1977年8月3日宣布恢復高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趟不把階級出身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

無疑，這對教育要公開培育人才，透過公平、公正的考核去量才的公布，是影響中國向前發展、相信教育的劃時代重大決定，讓改革開放與教育並肩同步而行的設計，確實高瞻遠矚。時代滾動，近五十年的家國，國家科研文教的人才輩出，上天落地下海都大不乏人。

說回香港，現屆特區政府管治已進入第三個年頭，香港漸見穩定，穩定是用來發展一切的。特首已陸續落區探聽民情，民生為大，「要拚經濟、謀發展和惠及市民」，如何讓香港平穩發展，聚人流、聚錢財、聚人才，三聚當然重要，但香港學校教育現場，突發性的內部移民，以及先進地區普遍性的出生率下降，雙管齊下令學界步入嚴重收生不足的境況，跌落低谷，可見未來，低處未算低，現時不少幼稚園率先結業，中小學亦已進入縮班停辦潮，教育局向以大勢所趨，以「主動合併」和「自然流失」方式處理，危險線上的學校不得不疲於宣傳，面對縮班甚或趨向停辦的老師們亦人心惶惶，謀求轉校，教育界已難「見穩定、惠市民和謀發展」。

雖說學校收生和停辦的最低門檻已沿用多年，但面對未來5年的適齡兒童不斷減少，教育局亦需要因應形勢，穩定局面，加大彈性處理，才能穩定「教心」。

我所屬的教育團體，建議開班人數減二，即中學由25人減至23人，小學由23人減至21人；學校停辦的「死線」亦減二，即由19人降至17人；至於幼稚園的問題較複雜，只可增加可用的津貼，減低營運成本，對於個別學校，教育局可運用酌情權，特校特辦。教育是社會整體大事，面對整體學生人數不足，學界各持份者當有責任共同面對。現今之勢，是容許國際學校提高收取本地學生人數，這對香港主流的官津學校體系確實造成很大的壓力，究竟如何檢視全港性收生策略，平衡各方，減少音樂椅效益，讓整體學校全心全意提升教學質素？

現屆特區政府提出香港要做教育樞紐的國際城市，這是具宏觀視野並對香港教育豐富內涵，有更大的利己利人的定位宣示，是以結果為目標的可行並應行的政策。事實上，香港各大學招收境外的學生已鬆綁不少。然而，對中小學及幼稚園學校的收生的限制仍然未有開放，即無香港身份證者不能入讀。這是對香港發展構成綜合性的障礙。

事實上，了解「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教育，無論在學制、課程、考核以及各辦學團體積存多年的優良教學傳統，都受到內地很多城市的家長及學生歡迎，具有一定的「市場」吸生力，因此就成立專責委員會，盡快出台鬆綁政策，設立中小幼學校的「學生簽證」，實有很大的迫切性，當外來學生獲批准入境後，以逐年續期並自費方式入讀主流公營各類型學校，從短、中乃至長期看，對香港的人才、錢財的增添，不可輕看。不是說，香港是國際城市嗎？而眾多的國際城市，究竟有哪一個發達國家或城市，不是採取「門常開」的，而鑰匙在政府手上，有沒有可調校的收生開門政策呢？

另一方面，在維繫「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香港教育要固本培元，並要對國家全面改革開放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貢獻，香港擁有5間全球排名100以內的大學，早已深受不同地區的學生歡迎，趁此優勢，實應聚焦發展，配合國家創科發展，為國家培養人才。資料顯示，香港的科技及製造業只佔全港GDP份額的1%，反觀新加坡是20%、深圳是40%。香港這1%大部分來自業界，而非大學，因此，除了大學當局自立、自強、自主研發的精神要與行動結合外，政府撥款支持創科研究，積極鼓勵大學參與國家科技發展計劃，讓年輕人透過實踐學習投入國家發展，同樣要有計劃、有行動，究竟應用科技大學的政策進展如何？

最後一提的是，回顧香港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6年一循環，在瞬息萬變的今日世界，未能盡快回應社會對人才培訓的需求，況且小學升讀中一，大約12歲的學童，老早便要被評定是否合適以英語升讀，間接影響學生升讀大學的機會，門檻過早出現，導致基礎教育方面的整體英語水準不能與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地區看齊，這不利於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