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佛教經典

翻譯家嚴復指出，理想的翻譯應信、達、雅兼備。「信」者，忠於原著之謂也；譯文少於原著，固然屬不「信」，多於原著，算不算不「信」呢？

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遇上中原分裂，戰亂頻仍，信佛者大不乏人。來華的高僧翻譯了不少佛教經典；可惜，大多數譯經僧的漢語水準不高，華僧中通曉梵文的亦不多，以至同一經典有不同譯本，有些詞語音譯，有些則意譯，造成混亂。教義產生分歧以及爭拗，繼而分裂為互不相讓的派別，長期爭論不休：譬如佛性問題，一派主張眾生並無佛性，修成正果才有佛性；另一派剛剛相反，認為眾生都有佛性，如植物之種子，悟則成佛。

唐太宗平定天下，玄奘長途跋涉往西域求佛法、取得佛教經典原著，重新翻譯，以便平息懸而未決的教義紛爭。

試舉一個例子，出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意思是：大智慧導人由迷及悟經。前朝一個譯本有這段話：「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菩薩，不見菩薩（名）字，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我不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菩薩、菩薩（名）字性空，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離色亦無空，離受想行識亦無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識。」共116個字。

玄奘的譯文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觀：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不見菩薩名，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般若波羅蜜多名，不見行，不見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薩自性空，菩薩名空。所以者何？色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識空，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不離空，空不離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共142字。

究竟是前朝版本譯少了？還是玄奘譯多了？

佛經翻譯的理論

1923年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時與妹書曰：「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漢譯常有「一詞多譯」，Sattra既譯「眾生」，玄奘又譯為「有情」，陳寅恪亦言玄奘的譯文多偏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好讀 ，1929年，陳寅恪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專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陳寅恪《四聲三問》認為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有關，透過梵漢對音可以考證隋唐中古漢語的讀音。

佛經翻譯的影響

錢鍾書曾考證嚴復的「信、達、雅」三字，在三國時支謙寫的《法句經序》中，已經可以見到，問云：「僕初嫌其為詞不雅。維祗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以，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子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如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南北朝時期的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來又以唐朝的變文的形式廣為流傳，融入於中國文學，如南北朝時期的劉義慶《幽明錄》、王琰《冥祥記》、顏之推《冤魂志》等筆記小說都蘊含了「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明朝《西遊記》一書則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繪畫、建築、音樂都廣泛影響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