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回首 海棠花如初——周恩來

2026年1月8日是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逝世50周年。依北京慣例，對已故國家領導人的紀念活動多在其誕辰周年舉行，而不在逝世周年紀念日辦專門的官方紀念活動。儘管如此，值此周恩來離世半世紀的特殊時刻，仍值得我們深切緬懷這位中華民族的傑出之子。

中國共產黨對已故領袖的評價，有十分嚴謹、嚴格和已經定性的表述，周恩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中辦（1997年）9號文件中有過「一者、四家、三個之一」的規範評價：「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雖然這些評價定位甚高，但對民眾而言，許多人其實並不了解這些評價之間的差異，難以從官式評價中感受到周恩來的非凡。不過大家其實可以從兩個小例子中獲得更感性的體會。

在2018年中共中央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首先沿用了過去官方對周的規範評價，但隨後又加了一段感性的評價，稱「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在一個非常官方的場合與一段官式評價後，加了這麼感性的文字，這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破例方式表達敬意

同樣是在2018年，中國郵政發行了《海棠花》特種郵票一套，其中也隱含深意。在國家對領導人的紀念中，何時能發行紀念郵票、出什麼規格的郵票，實際上有着嚴格的規定。像周恩來這種級別的領導人，逢五十或逢百周年誕辰紀念日才發行紀念郵票。但就在周恩來誕辰120周年時，中國郵政發行了海棠花為主題的郵票，在郵票小型張上特別使用了西花廳的圖片。西花廳是周恩來在中南海工作和居住的地方。1949年，周恩來在中南海探望一個生病的朋友，經過西花廳時看到院內盛開的海棠花，一下就喜歡上了這個小院落，後來就決定將其作為自己辦公和居住的地方。發行以西花廳和海棠花為主題的郵票小型張，實際上是變相打破常規，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緬懷周恩來。

從這兩個例子其實可以看出，不論是總書記還是中國郵政，都以特殊的破例方式，向周恩來總理表達敬意，折射出周恩來獨特非凡的魅力。實際上，周恩來的確得到了國內外傑出人士的極高讚譽與評價。五十年代從美國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國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談及周恩來時曾說，許多黨外人士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是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其紀念周恩來的文章《相識相知五十年》中回憶，周恩來自1927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1976年病故，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子，一直是黨的核心領導成員。「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只有恩來同志一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層曾有過多次更迭，周恩來能夠在中共領導集體中長期保持核心成員的地位，時間長達50年之久，是極不平常的。而這離不開周恩來自身的崇高品格、堅強意志和深厚修養。楊尚昆評價周恩來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時時處處以黨的事業為重，顧全大局，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寬於待人。

楊尚昆最後一次見到周恩來是在1965年底被「發配」廣東前的告別。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政治局勢波詭雲譎，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在聽完楊尚昆激動的陳詞後，「（周總理）兩眼一直盯着我，默默無語，然後才嚴肅地說：『不至於如此，你放心！』」楊尚昆還回憶了周當時的表情︰「眼睛特別明亮，似乎含着眼淚。」

後來「文革」還是如疾風般到來，在那樣的大動亂和歷史災難中，楊尚昆評價周恩來是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複雜艱難的迂迴鬥爭道路，竭盡全力維繫國家機器的運轉，千方百計地保護了一大批黨內外人士。

1972年5月，周恩來確診膀胱癌。他在重病之下不僅繼續擔負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在極其艱巨的政治條件下，周恩來在幾乎孤立無援中依然憑藉超凡的政治能力和頑強的鬥爭精神，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為今後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殫精竭慮。

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回憶周恩來在1974年為鄧小平去聯合國參加大會所做的努力與付出：那時周恩來的病情已經惡化，大量便血，但他依然親自謀劃安排鄧小平赴美行程，從飛機航線、民航試航、儀式規格，無一不精心安排。4月6日，周恩來親自歡送鄧小平出訪。鄧外訪期間，周恩來一直堅持不治病，在國內為其保駕護航。直到4月19日晚在機場迎接鄧凱旋後，周恩來才在20日凌晨2時接受醫療組會診治療。鄧樸方後來讀到這段歷史檔案時，自言其內心震動難以言表。

沉着謙遜直率從容

周恩來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和健康，在背後全力支持鄧小平，確保他順利完成出訪任務，盡可能穩固鄧在中央的地位。這不只是為了鄧小平個人，更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周恩來不僅在中國國內得到極高的評價，在國際社會也獲得了廣泛讚譽。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在《領袖們》（《Leaders》）一書中說：「我1972年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無以倫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他待人很謙虛，但沉着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尼克遜毫不吝嗇地讚揚周是「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周恩來的敏捷機智大大超過我所認識的其他任何一位領袖」。

美國政治家、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其撰寫的《論中國》一書中這樣評價周恩來：「他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在1998年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時，基辛格接受中國記者採訪，再次讚嘆周恩來智慧超群、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周都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政治家。在我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是百裏挑一的人物。」

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其訪華期間與周恩來有充分的交流，據其長女田中真紀子（後來成為日本首位女外相）回憶，田中角榮訪華回來後對周恩來大加讚賞，稱「周總理無論是作為政治家，還是作為人，都是出類拔萃的。真想讓真紀子見見這樣的人。」後來田中角榮還專門寫詩，稱讚周恩來「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岩碎大濤」。

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擔任通產大臣的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國，獲得周恩來接見並進行會談。他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第一個與周恩來總理會談的日本內閣成員。中曾根回憶，「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是在午夜一點，我要回賓館時，周恩來總理特意把我送到人民大會堂台階下面，並給我披上了大衣。中國的總理把日本的通產大臣送到外面並給披上大衣，這是很難得的。」後來中曾根在八十年代出任日本首相後一直心懷感念，他訪華時專程拜訪了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鄧穎超告訴他，周恩來當天晚上和中曾根結束會談後，回家對鄧穎超說，「他不久會成為首相」。

周恩來之所以能在國內外得到如此高的評價，不僅是因為他擔任過中國的開國總理，更因為其自身非凡的政治才能、獨特的個人魅力和傑出的道德品格而得到世人的欽佩。

萬隆會議外交傑作

一方面，周恩來對整個國家有卓越的貢獻。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早的創始人，早在黃埔軍校和北伐時期，周恩來已有策略地在國民黨北伐軍中組建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武裝部隊。後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肆鎮壓共產黨之際，他又主持領導了南昌起義，建立起中國共產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武裝。所以直到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上的「八一」二字就是紀念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的起義日期的。

同時，周恩來還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在外交、統戰、情報工作等多個領域留下了無數傳奇故事。今天中央各部門名稱都是用印刷字體表示的，唯有周恩來兼任過首任部長的外交部，其網站和信封上的「外交部」三字仍採用了周恩來當年的手書。由此可見，直到今天周恩來依然對中國外交產生着獨特影響。

其中，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無疑是周恩來的一場外交代表作。萬隆會議是第一次由亞非國家發起，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大型國際會議。儘管都是亞非國家參會，但實際上亞非各國的分歧也非常大。在參會的29個國家中，僅有7個國家與新中國建交，其他的21個國家對新中國並無多少好感，甚至帶有敵意。

會議過程中，中國原本是發言名單的第一個，但周恩來有意選擇先耐心傾聽和觀察各國代表的發言。在會議發言中，多數國家都表達了對和平與友好的願望，批判殖民主義的態度，但有少數國家受意識形態影響，選擇將攻擊矛頭對準「共產主義」。面對這一突發情況，周恩來選擇將原定準備的發言稿改作書面發言散發，臨時起草補充發言提綱。他在正式發言中明確提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存異」。「求同存異」理念的提出不僅表明了中國代表團的誠意，而且為化解與會國家間的分歧提供了方案，在關鍵時刻避免會議誤入意識形態大戰。另一個插曲是在會議進入第二階段之後，錫蘭（今斯里蘭卡）總理科特拉瓦拉拿以台灣問題向中國挑事，同時表達了強硬的反共立場。但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語調，委婉地說他昨天的發言無意把會議引向分裂。為何他一夜之間在語氣上發生了這麼明顯的變化呢？其實是因為周恩來在前一天會議結束後，與科特拉瓦拉進行了私下溝通，在背後做了不少工作，成功化解了危機。

在為期7天的會議中，除了參加大小會議外，周恩來廣泛結交亞非各國領導人，特別是當時尚未建交的國家領導人，努力消除外界對中國的誤解，為會議求同存異做了大量努力。據當年跟隨周的衛士回憶，周恩來7天總共隻睡了13個小時。最終在周恩來的努力斡旋下，會議的宣言和公報得以順利出爐。正是由於周恩來的才智和努力，令原來各方意見不一的萬隆會議達成共識，成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首次在國際舞台上主導議程的會議。

三度來港引東江水

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曾擔任費正清學生越飛（Ellis Joffe）教授的助教。記得他在給美國學生講課談到萬隆會議時說，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很多國家的開國領袖和世界風雲人物，除了東道主印尼總統蘇卡諾之外，還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加納總統恩克魯瑪，都是一時風雲人物，可謂群英薈萃，粒粒皆星。但到會議最後，大家都公認整個會議的超級巨星（super star）是周恩來。

在過人的才能之外，周恩來高尚的個人品德和無私的精神也熠熠生輝。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中國處於「文革」浩劫的十年。他承受着常人無法想像的身心痛苦，在歷史給予的狹小迴旋處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使出渾身解數為國家和民族奉獻了自己。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守候在一旁的醫療組組長問他是否有什麼想說的。周恩來蠕動的嘴唇說出這句話：「我這裏沒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次日上午，周恩來永遠離開人世。

1月11日，運送周恩來遺體的靈車經天安門廣場駛往西山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儘管當時氣溫極低，但北京仍有一兩百萬民眾佇立於街道兩側送別周恩來。那年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也集聚了大量悼念周恩來的民眾。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引用英國大使館官員的觀察，「這次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比我見過的任何國家葬禮都要感人……大批人群的行動是發自於信念……表達着多年來暗流湧動的思想感情。」

其實周恩來與香港也有不少情緣。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曾三次來到香港，西環、上環、中環、油麻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跡。建國後，周恩來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為後來以「一國兩制」方式和平收回香港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遭遇大旱，情況嚴峻時每四天供水4小時，數百萬人因缺水，生活陷入困境。1963年底，經周恩來特批，中央財政撥款3000餘萬元，建設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引東江之水以解香港之困。數以萬計的工程建設者艱苦奮戰，僅用時一年就建成工程通水，從此終結了香港極度缺水的歷史。

周恩來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僅僅在於他的傑出才智，更在於他超凡的道德品質和人格魅力。愛因斯坦評價居里夫人時，曾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個評價也同樣適合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