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泛民的打擊 ---「白色恐怖」

機密檔案披露黎智英曾在去年二月,向李柱銘及陳方安生捐款,兩人皆於傳媒被問及該筆捐款時,竟稱自己已不是立法會議員,而黎生是他們的朋友,故毋須向公眾交代或解釋。他們反責爆料者在製造「白色恐怖」。近日《主場新聞》突然宣告結業,這似乎是蔡東豪一個人的決定,因為事前在《主場新聞》工作的人,包括高層都毫不知情。即使蔡東豪自己,不久前還在公開場合,非常欣慰地告訴大家,《主場新聞》的廣告收入正在增加。但蔡東豪解釋《主場新聞》之所以結業,是經不起白色恐怖的壓力。他說,他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要返內地公幹,每次過境都會提心吊膽。他連回家吃飯也不想開電視,怕跟家人討論社會話題,令家人為他憂慮。
其實白色恐怖是指反動統治者大規模逮捕﹑屠殺革命人民﹐破壞革命組織﹐殘酷鎮壓人民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恐怖行為。白色恐怖最明顯的例子是指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執政期間,曾經實行白色恐怖統治,不少革命黨員被捕及殺害;在美國,它則用來指麥卡錫時代的反共恐慌,歷任總統遭遇暗殺的比例都很高。然而在香港,有人有這種擔憂,並不等同社會有白色恐怖,因為大多數普通人不容易感覺得到。以北上過關為例,以前要逐個搜查,詳細盤問,提心吊膽的人很多,現在該不會有太多人會像蔡東豪一樣恐懼吧?上日在快餐店食早餐的時候,有個大嬸不斷盡情臭罵梁振英,一點也沒有恐懼,亦沒有公安圍捕她。
香港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斯諾登甚至說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城市。斯諾登的話或許有政治考慮,不可當真。當然,普通人感覺不到白色恐怖,不等於立志要推翻建制的人感覺不到。任何一套制度,都會有既得利益者,有人想推倒重來,另訂新的遊戲規則,既得利益者就會反動。反動的力量有多大,視乎建制被推翻的風險有多高。蔣介石與麥卡錫之所以會出動白色恐怖,是因為用正常手段已沒法把控局面。
佔中運動會不會令建制派擔心局面無法把控,而非出動白色恐怖不可呢?我看還未發展至此地步,起碼股票市場上的聰明錢未這樣看。香港有解放軍駐守,北京大權在握。中共對劉曉波這類破壞力這麼大的異見分子,亦不過是判以有期徒刑,應該未至於出動暗殺手段,以消滅肉體的方式去阻止異見人士發聲。香港的反建制派亦是基於這種評估,才敢得寸進尺的。以反建制派現時的言論來看,他們似乎並不覺得有白色恐怖存在。
 
最近接連有三件事情都對泛民造成不同程度的打擊:第一樁當然是「反佔中」簽名運動,但這個運動確實使另一端的聲音亦有宣洩機會,市民不會再以為社會上的意見是一面倒。第二樣對泛民的打擊,是黎智英被揭露長期暗中以巨款支持泛民主派,事件曝光後,有部分收款人還忸怩作態,不置可否,表現說多醜陋有多醜陋,此事使反建制陣營失分不少。
第三樁事情則是泛民最近一次的「白色恐怖」,因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決定將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錄影資料開放,讓市民可透過網上錄像親自點算當天的遊行人數。港大今後可能會年年開放錄像,自此之後,民陣真是有苦自己知。
今次港大民調實行絕地反擊, 將自201120144年來7.1遊行點算站的錄影片段公開, 讓市民自行點算遊行人數, 並備有高清版本, 每年的高清版影碟衹售140(可算是 " 賣大飽, 跳樓價 " ) ,鍾庭耀這次突然出招,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做法令人詫異, 似乎顯示與民陣在點算人數方面的爭拗已達白熱化程度,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作絕地反擊, 一口氣將201120144年來7.1遊行點算站的錄影片段公開, 讓市民自行點算。
港大民調7.1遊行錄影片段的公開, 令民陣4年來 " 作大 " 的遊行人數無所遁形, 亦令一向堅持引用民陣所公佈, 7.1遊行人數的泛民黨團人士與文人學者教授, 以及民主媒體尷尬不已。
鍾庭耀這次出招可真夠狠, 把泛民賴以作為公眾支持度的遊行人數基礎一捅到底, 似乎鍾庭耀月來受到泛民支持者的 " 騷擾 " 不斷, 才會在7.1過後整整一個月後方忍不住出招, 泛民支持者這又是否 " 愛之適足以害之 ", 令泛民黨團人士與文人學者教授, 以及民主媒體陷入進退維谷的地步, 而泛民黨團議員在立法會上如果再引用民陣的統計數字, 是否有誠信問題, 涉嫌有意誤導公眾呢?
以下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民研計劃)的特別宣佈
(1) 民研計劃已經上載七一遊行之全程錄影片段到《PopCon普及民意平台》(網址為http://popcon.hk)。歡迎市民於網頁內之「七一遊行影片專頁」下載相關影片,並自行重新點算遊行人數。民研計劃另備有全部影片的更高解像版本,以成本價出售,詳情請參閱站內公佈。
七一遊行影片專頁 2014
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july1video2014.php?lang=ch

七一遊行影片專頁 2013
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july1video2013.php?lang=ch

七一遊行影片專頁 2012
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july1video2012.php?lang=ch

七一遊行影片專頁 2011
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july1video.php?lang=ch

2014年7月25日 星期五

心底的說話

昨天閱畢劉進圖先生文章《佔中批鬥擺錯位 危機燃眉猶未覺》,文中反映一位因遇襲受傷的報紙編輯心底的說話,多多少少亦代表現在贊成佔中人士的想法。
 

另外佔中發起人陳健民透過報章說,一般市民應懂得分辨出佔中與反佔中運動的特點,他相信社會上有一定數量的人不贊成佔中,這些人不少年是年長人士、學歷較低人士,會較傾向反佔中,這批人是建制派的基本支持者,可能我也是其中一位,近日多了發聲。現引述劉進圖的文章,然後略作分析:

佔中批鬥擺錯位 危機燃眉猶未覺
連月來支持和反對佔領中環運動的聲音鋪天蓋地,佔據了大量公共空間,成為了北京領導層與香港政壇人士關注的焦點,彷彿這是香港當前最重大的政治危機,其實佔中與否根本不是香港前途盛衰的關鍵,真正的危機是香港陷入無法有效管治的亂局,此事已迫在眉睫,中央和特區政府卻未見醒覺。
沒有佔中 香港就太平?
反對佔中的人不妨這樣思考,假如明天佔中三子宣布放棄佔中,取消動員群眾去中環堵塞馬路,香港是否就天下太平?數月後,倘若政改方案無法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美夢破滅,政制原地踏步,香港會不會出現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抗爭運動?本已積弱不振、被議會拉布折磨得寸步難行的特區政府,還是否能夠穩定局面有效施政?
倘若特首普選無法實現,香港極有可能出現一場規模近似2003年「七一」的抗爭運動,並且更激進、更持久。
原因之一是從40多歲到70多歲的香港市民,經歷了中英前途談判及《基本法》起草,對普選早有期望,不少人等待普選半輩子,假如最終發現原來北京只容許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先由小圈子篩選再交一人一票,反對派連入閘陪跑的權利也沒有,有些人會覺得難以向自己和孩子交代,怨氣就會像火山爆發,一些本來在政治上不活躍的、取態溫和的人,也會投身激進的抗爭運動。
原因之二是民眾普遍對社會現狀不滿,例如樓價長年高企,年輕人無望置業;社會階梯缺乏流動性,貧富懸殊愈趨兩極化;內地人大批湧港,擠佔港人生活空間等。普選期望落空會成為導火線,引發不滿現狀的民眾上街,要求政治改革。
原因之三是年輕一代反權威的意識高漲,傾向以較激烈的方法挑戰建制,不論是佔領政總、包圍立法會,或者衝擊警察防線、阻截官員出行,都有不少人響應,令傳統的遊行示威增添了肢體衝突的風險。
原因之四是行政立法關係破裂,建制派一團散沙,需要選舉連任的設法明哲保身,激進泛民則頻頻拉布,溫和泛民也對梁振英政府毫不合作,行政機關有大量施政建議積壓,無法取得立法會撥款或立例實施。在普選失敗後,這個關係將更難修補,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預言的香港無法管治(ungovernable)局面,恐怕很快成為事實。北京除了撤換特首,還有什麼招數可以穩定政局?
以上4點基本因素,都不會因為佔中運動中止而消失,中央和特區政府若把大量心力投放於反對佔中、遏制佔中,使批鬥佔中凌駕一切,放棄溫和說理、有進有讓、疏導民情的王道,將會是擺錯目標,本末倒置,這種鬥爭思維主導下的治港政策,只會引發更劇烈的危機。

看到這裡,記得劉進圖曾提過:『我覺得葛拉威爾(警告一些民運領袖,不應煽動未成年學生,蓄意犯法被捕的民權運動倡議者)也在提醒參與抗爭的人,唯有非暴力的、自我犧牲的行動,才能感動自由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改變歷史的軌迹。』為什麼現在又擔心『和平佔中之後,會出現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抗爭運動?』但劉生其實知道不和平佔中,對政改沒有幫助,所以惟有按照大部份泛民劇本,明知冇用,都要堅持。

支持佔中者亦需重新思考
支持佔中的人也需要重新思考,假如明天佔中順利發生,一切按計劃按部署實現,近萬人匯聚中環,堵塞了一條主要馬路,警察用了三天三夜才把所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抬離現場,沒有激進勢力騎劫,運動沒有演變成流血衝突,這樣又如何?香港會有真普選嗎?更重要的是,香港民眾會同情及支持這場公民抗命嗎?
歷史告訴我們,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之所以能喚醒社會大眾,凝聚改革社會的能量,不是在於抗命者人多勢眾,不是在於動作夠激夠狠,不是在於抗命行動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是在於參與的人彰顯受苦及自我犧牲的精神,突顯當權者的不公義,暴露社會現狀的不公平不合理,令普羅大眾的良心無法平靜。
如今投身佔中的熱血青年們,有沒有彰顯這種受苦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能否贏取社會大眾的同情,形成大批市民上街聲援的局面,令特區政府不得不正視抗命者的道德訴求?當示威者斤斤計較於拘留所是否有早餐招待的時候,市民大眾會同情響應嗎?

自從7.1遊行,當晚開始預演佔中,以至反佔中團體發動簽名運動,最近揭發黎智英捐款給泛民,佔中團體似乎開始「暑」,雖然若干發言人仍堅持公民提名,否則佔中的言論,之後如果仍然沒有普選,對抗就會更激烈,香港政府將無法管治!以上言論似乎很一致,長毛提出公投也很快被收聲,餘下只有繼續靠嚇,和苦了滿心熱血,無辜佔中的民主童子軍。
文中劉生假設如果普選失敗,香港將無法管治。我也假設如果能夠選出一位合泛民胃口的特首,香港亦無法管治。因為除了失去中央的信任,外國勢力或許沾上我們的政府及議會,政策會向外國利益傾斜;此外還有一班現在當權的議員或官員,他們會否因轉朝換代而消失?他們的人數最少也會多於現在的激進派,拉布不依法的行為會令政府依舊無法管治。俗語說得好,風水輪流轉;也就一樣出現我們市民現在不願見到的議會。

 

 

2014年7月19日 星期六

香港人,覺醒吧!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今展開為期三十日的反佔中簽名運動,全港設四百六十八個街站收集簽名。這次運動當然是抗衡早前民陣舉行的七一大遊行,爭取真普選」的支持者,以及佔中三子所倡議的,有七十多萬投票支持沒有篩選」的公提選舉。
我們靜心想想,假使香港真是有了公民提名,香港從此會否政通人和,內地中央政府會否就此不再干預香港事務;乃至促使中國執政共產黨趨向推能讓賢,於是讓新的政黨誕生,之後兩黨相互輪替,從此貪污絕跡,天下太平。發夢喇!唔係醒一醒!
現實來看,我們要深思以下議題:
(i) 
現實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究竟是在一定的時空下演變出來的,還是可以按某套信念與標準倒模複製的?
(ii) 
烏托邦式的一次過革命好,還是斬件式的細部改革工程更符合人民的利益?
(iii) 
世上可真正存在著一套政治制度的終極方案?提倡終極方案會否限制思想,妨礙進步?
(iv) 
搞政治運動,除了展現立場與原則之外,是否還要爭取實際效益?誓不退讓是否一種向人民負責的策略?
思考某種民主制度是否適合香港,應建基於個人的覺醒 (enlightenment),因為覺醒或佛教所謂的開悟,是發生在人類的腦袋,經歷重大改變的時刻。但凡思考一個具爭議的命題時,不應人云亦云,這樣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洗腦,甚至被集體催眠;對於某個命題的理解,以至達到開悟的狀態,是需要靜靜地思考,收集有關資料,甚至進行禪定。曾經參加過「覺醒生活營」,就是想利用禪定,在寧靜的環境中,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同樣道理,思考那一種民主制度適合香港,亦應建基於個人的覺醒。以上述多個議題,尋求出路。
舉例第一個議題,可以參考各個先進國家的選舉制度,看看她們歷屆選舉,有多少領袖由公民提名成功選出,她們的選舉標準是否一致?如果沒有,表示民主制度是在一定的時空下演變出來,沒有所謂國際標準。看看各個先進國家現有的選舉制度,是否一開始就是最初的終極方案?沒有改善空間。
宏觀現時香港實況,一些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的年輕人,他們所堅守的信念,很多時都只是一種空想,而非建立在對現實世界的客觀認識上。譬如他們把公民提名視作民主選舉的必要部分,若中央不允公民提名,就一定要進行公民抗命。但現實世界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有公民提名 (沒有的遠比有的多),那香港是否值得要為公民提名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呢?
又如:他們說香港的選擇必須符合國際標準;但各國根本沒有所謂國際標準;其中一些國際性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等,他們的標準真有點嚇人,一點也不民主。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位常務委員,都是不用選舉的當然委員,而且擁有一票頂193票的否決權。世銀與國基會亦有8個當然理事,他們在投票時並非票票等值的,而是看出錢多少作權重的。他們還有潛規則,讓美國人作世銀行長,歐洲人作國基會主席。這樣的國際標準值得香港跟隨嗎?
當一班對現實世界不甚了了的狂熱分子,要群起打倒舊世界,重建新世界的時候,香港的命運可能只得學火鳳凰那樣涅槃再生了。

2014年7月17日 星期四

傳媒的角色


早兩日是文憑試放榜日,部份傳媒刻意將不合法的佔中行為,利用訪問狀元,將議題放在剛剛收到文憑試結果的考生身上;較早前,對於一位大主教的傳道內容,惡意批評其反佔中言論,視之為偽牧者、無恥之徒,反映出一些激進傳媒,無所不用其極,宣傳佔中的重要性,凡反對者皆攻擊之。
 
 
 
文憑試放榜後,傳媒不只訪問狀元的讀書心得,反將佔中的看法成為焦點。不同報紙,對同一狀元講話有不同的演繹。
《生果日報》標題是「超級狀元撐佔中」,內文稱︰「協恩中學超級狀元陳詠妍昨稱,雖然她不看新聞,但對、普選有一定認識。有人斥佔中會破壞經濟,父親也是做生意的她,對佔中會否影響經濟作這樣分析,『以一個短期下跌GDP(本地生產總值),小小經濟損失換雙普選,或者對一個香港人、對大圍講,更加有利,我覺得值得』。陳詠妍不會參加佔中,但認同佔中是有意義的,『向不公義法律說不!』」該報的報導表達的是陳詠妍的確撐佔中。
然而,《愛國報》的標題剛剛相反,是「狀元尖子齊發聲︰不參與違法『佔中』」,報導引述陳詠妍說︰「『佔中』畢竟是違法行為,參與者要深思當中的後果,堅決表示不會參與『佔中』,若學聯發起罷課,也不會響應。」《愛國報》的報導指向陳詠妍不支持佔中。
《星星報》的報導則說,陳詠妍「表示自己不太留意時事,對佔中內容所知甚少,但認為佔中對本港投資環境影響屬短暫,『我覺得短期少少的經濟損失,換來雙普選或對港人更有利的東西是值得的』,她坦言所說僅是『客觀分析』,並非間接支持佔中」。
同一個被訪者,但從不同報章報導,陳詠妍就好像有不同立場,究竟讀者應該如何判斷呢?從有關陳詠妍的報導可見,今天部份傳媒立場兩極化,市民單看政治立場鮮明的報章的報導,大家必未能比較準確掌握有關新聞人物的講話或他們對社會政治議題的立場,要更清楚認識社會,除了要有個人判斷之外,從多渠道取得社會資訊,或是參考政治立場不偏向某方面的報刊報導也很重要,否則讀者有機會以偏概全,得出有偏差的印象。以陳詠妍有關的報導為例,多看幾份報紙,市民對有關事實的掌握會更精準。
雖然陳詠妍對佔中的說法被部份報紙騎劫,但云云狀元中,她不是最慘,花多小小時間分析另一個情況:
個別狀元對於政治問題耍手擰頭,有狀元在校長未出現時,對政治問題口若懸河,惟校長現身後就不願回答。另有狀元不願回答對佔中及政治生態問題,忙說「唔好啦」、「唔答呢啲得唔得」,校長主動解圍,指這些議題較敏感,與成績無關。
聖保祿中學的兩名女狀元受訪時,一名自稱校務處職員女子多次出手叫停訪問,並在二人耳邊細聲提示。及後狀元黃曉晴(Anson)講述自己想讀法律系,然後做律師,幫社會上弱勢社群,有記者追問怎看佔中可能牴觸法律,她即說:「不好意思,呢條問題,我哋學校唔係太准答。」
校方事後解釋,黃因為「太攰」而不知自己說甚麼,更稱學校無既定立場,沒限制學生回答。同場另一名狀元徐詠然及後在facebook澄清當時有溝通問題,「我在現場,是傳媒不斷問無關成績的政治問題,我主動去問Miss Wu,她說我們有自由選答,自行判斷。我轉告Anson後她誤會了,Anson在受訪時說這句後我馬上澄清學校沒禁止,可笑是我的話就cut了不出街」。此外一些斷章取義的報導,在當天晚上的網絡平台(如面書)廣泛被上載,絕對令當事人困窘。
如果佔中是一個合法行為,報章報導事件,合情合理。但佔中三子已講明它是違法行為,但部份記者偏偏提問,很明顯是借學生言論,吹噓佔中的重要性。我們絕對不同意、不希望看到一些狀元被激進派「騎劫」,變成宣傳暴力衝突的犧牲者。

另一則新聞,是關於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一篇觸及反佔中言論的講道,惹來支持佔中者的強烈批評,連番狙擊,支持佔中者以天主教樞機陳日君的佔中立場,反映他們眼中鄺保羅的不義,香港社會兩極化,盡見於教會領袖的不同立場!
如果沒有聽過鄺保羅整篇講道,只看報章報導,很多人可能以為大主教在教會講反「佔中」,但事實是十七多分鐘的講道,主旨在提醒教友和在當天聖保羅堂接受了堅信禮的受洗新信徒,要時刻效法基督的柔和謙卑,並在人生面對困難的時刻,懂得向主耶穌學習,懂得讓頭腦袋清醒,分析是非黑白,講稿觸及佔中和普選內容的部份,並不是主旨,而是作為例子,去呼召信徒跟從耶穌的樣式去面對挑戰。
 
從報章的報導可見,批評鄺保羅的人最不滿的一點,是大主教以「羊群心理」去形容參加遊行和佔中的人士。然而,若有聽到他整篇講道的上文下理,鄺保羅所說的是部份香港人認為如果今年不遊行,明年便冇得行;現在唔出聲,日後便冇得出聲;現在唔抗議,日後便冇得抗議。鄺保羅說的是這種想法不符事實,他不相信香港的情況會「壞到咁緊要」,因此希望教友要懂得去分析情況,不要人云亦云!
 
從不要人云亦云的角度看鄺保羅的發言,他有錯嗎?有幾多香港人相信今天不遊行、不發聲、不抗議,特區政府明年、後年便會、便可以禁絕這些行動?為何我們必定要信從抗爭者的言論,相信香港很快會沒有言論箔集會自由?為何陳日君和支持佔中抗爭者一定,其他人一定錯?民主社會的可貴之處是意見可以多元化,為何今天高舉民主旗幟的人便可以壟斷言論?不符合他們的立場的說話,便可以被打造為異端,而必須受到狙擊和辱罵?這是民主社會的精神嗎?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七節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今天教會內有人覺得香港沒有普選,便沒有公義、包容、忍耐之心漸漸薄弱,但誠如鄺保羅所問,有普選是否便可解決所有問題?看看超級民主大國美國在普選之下,黨派之爭不絕,致人民福祉於不顧,普選便是萬應靈丹?在美國黨派之爭當中夾雜多少個人、財團利益?這種情況,實為不公義,完全脫離了基督的樣式,可見普選不能跟公義劃上等號,政客質素劣拙,才是民生困苦的本源之一,但我們今天有些人竟然去容忍垃圾政客假公義之名,去破壞社會秩序和民生所需?有些基督徒看到這些情況視而不見,能令人不痛心?部份香港立法會議員肆意濫用立法會議事程序癱瘓立法會,癱瘓政府施政,令民生所急無從得到處理,哪些高呼要彰顯公義的人,可曾疾聲譴責他們?難道穿上正義的外衣,便甚麼都能做?
 鄺保羅呼籲信徒要效法基督的柔和謙卑,在面對困難、挑戰、抉擇時,要想想若是基督在此會怎樣做,絕對是信徒面對問題時作出考慮的出發點。基督徒在亂世之中更加要保持冷靜,履行信徒行公義、好憐憫的責任,誠如鄺保羅所說,香港今天的確有很多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非只有抗爭一招。香港今天縱使還未有普選,但社會情況比起很多其他地方還優勝,爭取政治開放是必需的,但手段可以不一樣,佔中不是唯一爭取到政治開放的方法,鄺保羅呼召信徒以柔和謙卑的心,面對政治抉擇,這是他相信的可行之道,狙擊者何解不能尊重他這個很多人都認為合理的立場?教會難道只能有一個立場,只能有一把聲音?

2014年7月10日 星期四

凡屬於建制的都不是好東西


以前有些問題在腦海出現:

7.1回歸日是應該慶祝的,點解焦點放在遊行上?

點解不同團體公佈的遊行人數相差數倍?

我從來沒有被抽中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民研計劃)的民調?

sir今天在報章上給了一個答案:「凡屬於建制的都不是好東西」

官不可點燈 民可以放火

民研計劃於六月底調查港人對本港紀律部隊及駐港解放軍的滿意程度(民望),與前對比,各紀律部隊的民望普遍下跌,我們會形容這是社會(被訪者)逢政府必反,「泛反」情緒作祟。
警察,以至解放軍民望下跌,我們容易理解(見附表),但消防處、海關、入境處其實照理像以前一樣執勤,有此結果,或只能歸因於被訪者的「泛『反』」情緒——「凡屬於建制的都不是好東西」,以至逢政府必反。「一竹篙打一船人」思維方式並不太平衡,也嫌未夠深思熟慮。
今年六月下旬,民研計劃透過真實訪員以隨機抽樣方式,分兩階段進行五大紀律部隊滿意程調查,發現對比七個月前,各紀律部隊民望評分及滿意淨值都是下跌居多,但數字仍相當正面。論評分排名,五大香港紀律部隊中,消防處繼續排名第一;海關和入境事務處各上升一位,排名第二及第三;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再次進佔五大,排名第四;警務處繼續排名第五。
論絕對評分,五個紀律部隊的評分皆超過60分,當中三個超過70分,成績理想。論滿意淨值,消防處錄得正88%,是民望最高的紀律部隊;警務處則錄得正36%,是自977月以來的新低。另外,駐港解放軍的民望評分為62.5分,亦是自977月以來新低。紀律部隊的民望普遍下跌,當中以警隊跌幅較大,無疑是受到當前政治環境影響。
不過,我們質疑民研計劃的調查方法。連民望最高的消防處也下跌,想問最近既無重大火災或救援不力事故,民望下跌原因何在?耐人尋味。何況抽樣進行電話訪問,電話號碼首幾個數字是否已顯示了地區選擇?如是固網電話,肯回應的及其結果又會否傾向是某個階層或年齡層?如此結果,理由可能是紀律部隊都屬「建制」內,「與民為敵」,凡是屬於政府的,都是「奸」的。至於民安隊,感覺上屬於「民眾」,故能倖免。
有人擔心警察成為政府政治工具,但逆向思考,我們就不怕警察過於民粹,而成為反對派的政治工具嗎?今時官(政府)不可點燈(依法辦事),民(反對派)卻可以放火(有法不依),這是個講求法治和理性的社會應循的發展方向嗎?
即使以示威或任何社會運動來表達訴求,亦應依照當時當地的法規辦事。年輕時我們搞抗爭,亦是抱這宗旨——守法不阻街。當年我們為513保釣去美國領事館示威,會盡量避過電車路,繞道高等法院至舊中銀大廈。遇有玻璃櫥窗店舖路段,必有志願糾察維持秩序,叫的口號是:「嚴守秩序,提防破壞」。逾千人示威從沒出亂子,只因我們是表達訴求而不是破壞社會秩序。我們在行使公民權利之時,亦兼顧到社會其他人的權益。示威不守法,反指依法執法的警方不守法。如果警方放任示威者胡亂不守法,而致民望上升,這種民望是否不要也罷?
組織或參與抗爭行動,是要自動自覺,以不妨礙社會秩序為大前提。如要「脅迫」中央,是不是應要去「佔京」而不是「佔中」呢?

今年7.1前,聽到泛民議員話:

「我們要有五十萬人上街,政府先至會改。」結果民陣真的公佈有五十一萬人。

「唔遊行第日就冇得行㗎啦、唔出聲第日就冇得出聲㗎啦」。

因為要政府改,數目一定要多,講出來都嚇到人,政府統計嘅一定錯!

佔中可以令香港政府和中央改變初衷!

沒有公民提名就沒有真普選」!

真理抑或謊言,任君選擇

 

2014年7月5日 星期六

殘局



昨晚發夢上課期間,突然幾個頑皮學生離開座位,衝出講台,要我解釋校規:『學生不應上堂睡覺』。他們七嘴八舌:「昨晚哥哥睇世杯,嘈住我睡覺,而家好累。」「昨晚煲劇,而家好累。」「昨晚玩得夜,而家好累。」...

他們要我任由他們上堂睡覺!我立即嚇醒!

可能最近翻睇《女王的教室》,又或者睇過財委會開會時的混亂情況。

我覺得現在立法會開會,議員只是像夢中頑劣的學生,心智尚未成熟,與同學、與老師鬥氣,逃避學習時間,浪費大家上課時間。

反觀今天議會,有議員圍繞主席,亂拋雜物,甚至將玻璃杯拋出主席台前,這是議員應有的品格、應作的行為嗎?如果我是席上議員,就應該遵守議會紀律。就算為了所謂「公義」,也應該與異見者坐下,據事說理,為各自的信念而爭。

今天報章報導:7.1遊行有人因上街違規,被警方檢控,有不滿者拉大隊集體到警署「自首」,抗議警方胡亂檢控;但他們表態之餘,有否想過如果市民真的要報警,將會影響當事人,而造成浪費警力的後果!

一樣米養百樣人,各人有各人的緣法,有人會選擇將玻璃杯拋出主席台前,以強烈的手法宣示不滿;也有人會選擇跟不同政見的人舉杯同飲,向對方拋出善意;我會選擇後者。同是一隻玻璃杯,同樣向他人表態,但各有因緣,各有目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無所謂誰對誰錯,這正是開放型社會的可貴之處。抱進步思想的民主派人士,為何愛採用激烈手法,我個人是深明其理。因為此舉最能搶奪傳媒眼球,最容易引起社會關注。但過激的方式亦如一把兩刃刀,利弊俱存,吉凶難辨,鑄造者必須戒慎戒懼,否則一不小心,恐會自損損人。情形就如用以魔制魔的方式,甫一使出時,或許便能凱歌高奏,但時長日久,亦恐會為魔所制。

激進民主派在議會內不停拉布、搗亂,據說是為反對不公義、追求真普選。但如果將目光放遠,他們用這種手法爭取的結果一旦如願以償,他朝泛民當真上台執政,到時候,親北京的所謂「建制派」是否也可以透過拉布、擲物、離場抗議等手法去癱瘓議會?易地而處,泛民又情何以堪?他們或許會說,我們爭取的是公義,建制派不是。但大家可知道,所謂公義不公義,從來就並無定說,隨各人演繹而不同,親北京者亦可說熱愛祖國是全球認同的公義原則,誰對誰錯,誰又能說清?再者,當反對派真的坐上特首的寶座,為了香港發展,同樣也要硬推一些「不公義」方案,十居其九,不可能滿足所有人,有機會一樣要「霸王硬上弓」。所以,維持法治,盡可能在現有機制下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是我個人選擇的道路。

此刻,我會舉起手中的玻璃杯,未知有否同路人願與我同飲?

 

2014年7月2日 星期三

七一遊行

在時晴時雨天氣下,民陣昨日舉行的七一大遊行,激起大批市民穿上白衣參與,一起以和平遊行方式,向政府反映爭取真普選的決心。遊行人數眾多,大隊花逾八小時才由維園抵達到中環遮打道。民陣宣布有五十一萬人參加,港大則估計最多有十七萬二千人,警方稱最高峰時有九萬八千六百人。即使今年的遊行人數未能破以往五十三萬人的紀錄,以香港一個只有七百萬人口的城市,香港人參與社會事務的熱情亦可排在世界前列。
至於上街人數增加了不少,與近來日趨緊張和對立的政治氣氛有莫大關係。這股政治氣氛的形成,主要是因為本港的政制發展去到攻堅階段。政府將發表三年後本港首次普選特首制度的方案,不少遊行市民擔心制度會設定得容易受中央擺布,削弱港人的選擇和高度自治,希望有真正的、公平的特首普選制度,為此上街表態。
 
 
在近年社會熱議特首普選安排之際,中央表達了相當強硬的姿態,尤其是發表《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以「正本清源」,就香港管治權力來源問題上說得一清二楚,縮減了灰色地帶,譬如『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從來都不是「全面自治」權,只是較內地民族自治區或外國聯邦制度稍高。』而不是不少港人理解的香港可以享有「高度自治」,更加令市民感到要逼切上街。
連串政治爭議折射出市民對能否維持本港核心價值的危機感,包括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日前快刀斬亂麻,在混亂中通過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前期工程撥款,亦引起市民憂慮日後會不斷出現翻版。
這些疑慮匯聚成的焦點,是以特首普選方案作為本港能否享有高度自治的試金石。民間公投和七一遊行人數,成為民主派與中央談判政制時不能忽略的元素,以此為向中央「施壓」的籌碼。因此,這股「民氣」今年不會像歷年七一高潮後稍為平靜下來,而是會隨政制談判進入關鍵階段而持續升溫。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昨日重申,中央對普選的原則,不會因為所謂的全民投票及遊行人士的數量多少而改變。換言之,中央以《基本法》作為底,不會退讓,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案免問。港府昨日回應遊行,亦從法律、政治、實際操作這三個層面,來否定公民提名。
今年七一遊行的幾項主題,其中一項是「公民直接提名」。遊行市民中不少希望落實普選特首,卻少說普選一定要有公民提名。故此,一個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方案,未必不為廣大市民接受,關鍵在於參選門檻是否定在市民心目中的合理水平。
對於參選門檻,中央偏向從緊,但不少港人希望從寬。只有進行實質討論來尋求妥協,才能夠避免政制發展觸礁,進一步激發社會上這股不滿政府和抗拒中央的情緒。
一個城市,能有這麼多人關心政治,可視作是一種進步。總好過大家對社會的事務漠不關心,任由少數野心家予取予攜。可惜,香港近年的政治運動,卻予人不成熟的感覺。運動的領導者,只著重擺姿態,卻沒有考慮如何具體地為市民取得實際權益。
以爭取普選為例,若以香港人的利益為重,我們應去爭取一套可以在香港具體落實的普選制度,而不是說出來好聽,理念上完美的制度。任何政治運動都受到時空的限制,否則全世界的制度早已一體化。
香港受制於一國兩制,任何政改方案,都得先由立法會通過,再由特首背書,才能呈交人大常委審議。這是由基本法提供的,香港進行政治改革的現成途徑。行現成途徑,風險最小,成本最低;否則就得由零開始,重新制訂最基本的遊戲規則,屆時只會引起更多的內部爭拗。
國務院日前發表的白皮書,其實就是對激進派訴求的一種回應。中央既是香港政改的必然參與者,激進派若是現實一點的話,應先研究一下白皮書的內容,然後制訂應對策略,這才是有心為香港爭取民主的人應有的態度。
可是,我們的意見領袖是怎樣說的呢?「白皮書是靠嚇,香港人是由細嚇大的!」意思就是叫香港人不用理會,更應繼續抗爭。但要抗爭有成果,難道就不用有應對策略,單靠勇於表示堅守立場,就會有成果嗎?
激進派領袖的這種口吻,無疑可以成功地刺激更多的民眾參與電子投票及遊行示威。但這只能夠起擺姿態的作用;中央的國際聲譽或許因而受損,但香港人並不會因此而換到甚麼實利。中央不會因激進派擺擺姿勢,就接受公民提名方案,弄得不好,香港人連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也因而斷送。
現實政治總得有妥協,不可能一次過完成終極目標。宗教上的原教旨主義與政治上的完美主義,都是為人類帶來災難的罪魁禍首。斬件式的細部改革工程比烏托邦工程更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