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部分香港市民來說，百年前於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與現在的生活似毫無轇轕。不過，從現已被迫停止運作的學生團體「學民思潮」2011年成立時對秉承五四精神的宣稱，可以看出百年前的五四跟今日香港青年的距離並非那麼遙遠：「『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該團體並誓言以當年的學生為榜樣，追求開放的思想自由，以及發揚真正的愛國情懷。
「民主」與「愛國」一直都是詮釋五四精神的關鍵詞，兩者並非矛盾地存在。五四擁有巨大的詮釋空間和豐富的精神資源，使得它在百年來不斷啟發和影響各種社會思潮，不僅在內地的學生運動與官方話語中時常見到其身影，也在香港的社會運動及其不斷轉變的價值觀建構中扮演角色；百年後的今天仍激發人們勇於反思。
不少學者探討五四與香港的關繫，一般都認為五四值得紀念，因為它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意涵，不同的人都可從中汲取養分，找到向前走的精神燈塔。
事實上，有哪一件歷史事件可以像五四那樣，不同的人都去紀念？反共的紀念，中共也紀念，大家都去爭取五四。所以在未來，大家還是會紀念，它本身就是複雜多元的，蘊含很多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只不過大家都拿着其中一點……！紀念五四與國族身份認同顯示出數十年來不同政治陣營的人在「愛國」、「進步」、「改革」、「民主」等與五四相關的價值理念中各取所需，企圖透過詮釋「五四精神」來改變社會，有學者甚至形容，「五四在香港」的複雜性因此而生。
細察香港人在不同時期如何詮釋五四，可看出人們對國族身份認同感的轉變。部份收藏在圖書館的文獻，可讓人們窺探從學生到學者等不同知識階層的思想變化。上世紀二十年代，五四運動發生後的首十年內，因為殖民政府擔心五四運動激發香港的街頭運動，進而影響自己的統治穩定性，以及顧慮到英日同盟的關係，殖民政府嚴格管控五四運動的宣傳及紀念活動，以至五四在香港難有特別的迴響。當時有以陳君葆為主事者的208名學生聯名向北洋政府發出通電，聲援北京學生，反映當時香港學生群體憂戚與共，心繫家國。
及至三十年代，與內地一樣，香港五四紀念的主旋律也是抗日救國。殖民地政府因為「英日同盟」，禁止排日情緒在港蔓延。殖民地政府甚至下令禁止香港報章登載有損日本利益的文字，諸如「敵」、「倭」、「抗日」等，而「內容稍有『敵意』即遭抽查」。在這樣的規管下，香港民眾固然難以做到與內地一樣，公開地通過紀念五四運動，呼籲上下一心抗日。
然而，香港媒體仍有隱晦抨擊日本的文章，當年報章出現諸如「某國」、「某貨」的用字，又或以「X」、「O」代替，比如「有力殲X（日）」等。到了1939年抗日最為嚴峻之際，南下文人和香港學生更不惜代價，突破殖民地政府對媒體的禁令和對抗日活動的監管，透過紀念五四傳播愛國反侵略精神，宣揚抗戰救國。1939年5月7日，香港多個青年團體舉辦有逾千人參與的青年節活動。
從1941 到1945 年日軍侵佔香港，紀念五四幾乎在那段時期絕迹。香港的紀念五四成為國共爭奪青年支持、搶奪話語權和支撐各自政權合法性的場域，親國民黨的報紙藉紀念五四宣揚三民主義以反共，親共的媒體則藉五四宣揚社會主義和自我實踐。
雖然左右對立，但各自都沒有拋離中華文化語境，而處於對國家未來走向的意識形態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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