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合唱團》

 

繼睇了兩套戰爭片，回到現在，看看劉華一手一腳生產的《熱血合唱團》。它講述了一個治癒他人和被治癒的溫馨故事。在生活中，我們確實需要這樣的電影。

在最基礎的技術層面上這部電影都是乏善可陳的，攝影和剪輯也是在水平線之下。整體觀感如是，劇情俗套、對白說教、人物乾癟、節奏亂飛。幸好我有心理準備，否則會更失望。雖歷經種種不堪，卻還是在觀眾最終的高潮段落看出了些許心潮澎湃與心酸感動。片中兩首歌，不管是「獅子山下」還是「You raise me up」，勵志意味都異常濃厚，而音樂的力量總是非凡，將人從理性拉回感性，於是乎我再次為香港電影的情懷加起了分。

固然另一份感觸與情懷來自於演員、來自於一張張老去的面孔，盧冠廷、雷頌德（音樂人）、李麗珍、謝君豪、吳岱融、孫佳君、關禮傑、尹揚明，熟悉港影港劇的朋友對於這些人自然不會陌生，看到他們出現在同一部電影之中，心底的那份漣漪終究在記憶的時空裡微微泛起。

說到本片監製兼主演的那個“永遠的劉華”，首先我是他的粉絲，你說他還有沒有票房號召力呢？顯然好像是乏力了，應該說如今的電影市場沒有哪個單一個體是有絕對票房號召力的，但看看這部《熱血合唱團》區區幾百萬的初始票房還是難免教人唏噓。這廿多年劉華在兩地上映的電影我基本都去影院看了，從初出茅廬看到現在，猶記得《投名狀》裡的二虎、《門徒》裡的阿昆、《桃姐》裡的羅傑、《解救吾先生》裡的吾先生、《追龍》裡的雷洛，這些角色都讓我喜歡 與懷念。今時今日的劉華似乎還是那個“不老偶像”，只是在電影這件事上再老牌的偶像如若沒有品質的保證與底氣也是無法力挽狂瀾的（口碑、票房），我想這是現實也是好事。只是劉德華繼續拍下去，我便繼續看下去。

而香港電影已然英雄遲暮，那份情懷的加持它還能延綿幾多日呢？也許沒有人知道答案，只是於我而言這份情懷與熱愛它始終不會熄滅。

回到電影《熱血合唱團》，因為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傷痛。有時，傷害你的人或許來自你的家庭。比如我的偶像愛因斯坦，他傳說中患有自閉症。少時愛因斯坦很少說話。而且好不容易開口了，也說的非常非常慢。事實上，愛因斯坦把所有的句子都要在腦子裏過一遍，然後覺得沒問題了才說出來。有記載顯示，愛因斯坦直到九歲之後才不繼續這麼做。因此，愛因斯坦的父母常常覺得自己的孩子智力有問題；童年的遭遇確實影響了他的成就。

有些人的不幸被他人欺騙，真心付出換來的卻是謊言，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類似的事情其實還有很多，有些可能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比如有些女人被渣男傷透了心之後，開始不再相信愛情，拒絕進入新的戀情；有些孩子小時候家教太嚴，長大後就會很叛逆，甚至干出很多出格的事情；有些人年輕時因為太窮，長大後花錢就大手大腳，沒有節制；有些人在學校遭遇校園暴力，成年後會不自覺地討好別人，希望能夠用這樣的方式獲得愛。
也許我們也聽說過一些故事，他們在經歷世事之後選擇了放棄自己。但真正能夠擺脫過去的陰影，走出傷痛的人，終歸是少數。所以，我才格外偏愛治癒系的電影。看到電影中的主角走出過去的夢魘，仿佛自己有一天也能做到。在電影中，劉德華飾演了一位音樂老師，他帶領著一群被迫參加合唱團的問題少年，完成了一場出色的合唱演出。

但這部電影脫離了公式化的故事製作，它並沒有像傳統的「治癒系」電影一樣，樹立一個完美的英雄形象。最終劉華都要離開學生，離開合唱團，到美國自首；合唱團也只是獲得優異獎，一個合理的結果。

起初，作為國際知名合唱團鐵血指揮家劉德華，並不想教這樣一群學生，他是為了幫助自己昔日的恩師返回香港，才接下了這燙手山芋。他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有自己的「私心」。

而孩子們呢，參加「熱血合唱團試驗計劃」，其實是對他們闖禍的懲罰，他們也並不喜歡音樂。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他們都有自己的不情願。然而，隨著接觸的深入，劉德華才發現這裡幾乎每一個孩子身上，都有些不為人知的過往。這些深埋在心底的苦痛，有些來自校園，有些來自家庭，還有些來社會。而這正是電影想要探討的終極命題：以熱血勵志的方式，關注年輕人的青春成長之殤。

音樂的加入，給了這些年輕人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合唱的成功，更給了這些孩子們一些自信：原來我也可以那麼棒。他們漸漸地把音樂作為人生的動力，一起走出了生活的困境。

曾經看過外語片《放牛班的春天》，一位懷才不遇的音樂老師馬修來到輔育院，面對的不是普通學生，而是一群被大人放棄的野男孩，馬修改變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運的故事。我覺得這就是一部中國版《放牛班的春天》，雖然孩子們受過傷，但他們幸運地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帶著他們走出了過去的傷痛，尤如嚴sir一樣，馬修也是被迫離開學校，送行時，被困學校的孩子放紙飛機回報師恩。

或者很多人沒有那麼幸運，人生路上的挫折只能靠自己，一點一點地熬過去，直到時間帶走一切，可至少我們還有電影，多少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而這恰恰是電影的魅力，它可以把一個像劉華這麼帥的老師，親手送到您們的面前。你可能不會像我一樣，這輩子都體會不到劉華當老師的感覺。但你可以用《熱血合唱團》，代替那些你生平中遇到的不好的人，不好的老師。在它的治癒之下，得到心靈的升華與撫慰。

最後我用最真摯的情感套改下電影裡的一句台詞吧！「不是我選擇了香港電影，是香港電影選擇了我。（原句：不是我選擇了音樂，是音樂選擇了我。）」

三權分立？三權合作？ 三權分工？

 

現屆行政長官說，每當出現中央與特區政府有關的議題，社會就有兩極意見分化。她認為這與部分民眾對「一國兩制」不清楚有關，因此她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首次將「一國兩制」獨立成章，釐清「一國兩制 」的初心。在這一次《施政報告》裡，特首再次說明《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的職權，以及行政長官與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她着重指出：

•行政長官擁有廣泛權力，不單是領導行政機關，亦在香港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行使其職權時有其特有的角色和職能；

•特區奉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行政主導體制；

•在這個框架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權力分置，各司其職；

•行政主導和司法獨立並無矛盾，行政長官的職責也包括維護受《基本法》保障的獨立司法權。(《施政報告》第12段)

《施政報告》發表翌日(11月26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評論香港司法制度的文章，標題是 Hong Kong's independent judiciary braced for Beijing onslaught (「香港的獨立司法系統準備遭受北京攻擊」)。文章說，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北京打擊香港異見者的範圍不斷擴大，現在已擴大至針對香港的法官。

文章特別指出，特首今年9月說了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便意味香港的司法系統注定要遭殃。文章把特首的說法與香港國安法聯繫起來，指出自國安法出台以來，已有兩名裁判官被調職，因為親北京的政客和傳媒不滿意他們對反政府示威案件的裁決。文章又提到譚得志被控煽動罪的案件，指政府檢控官要求把行政長官根據國安法行使的指定法官的權力，延伸到國安法以外的案件。

《立場新聞》報道了《金融時報》的文章，包括其中引述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關於「三權分立」(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the executive and the judiciary)的言論。由於報道指「(香港)國安法已打破了將香港的法律體系與大陸分隔開的防火牆」，令人以為這是馬道立的意見，司法機構發文澄清，指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並無談及或評論國安法，亦無談及其對《基本法》相關條文或法官任命的影響」。至於《金融時報》原文中引述馬道立的言論，司法機構指出，首席法官有關「三權分立」的言論，「講述的是《基本法》下的司法獨立」。

行政長官：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但獨立的司法權受《基本法》保障。

司法機構：首席法官說「三權分立」，指的是《基本法》規定的司法獨立。

《金融時報》：行政長官說沒有「三權分立」，就是要干預獨立的司法權。

關於司法獨立和香港是否「三權分立」之間的關係，我先前也討論過。我指出：第一，雖然中央官員和行政長官堅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但他們始終強調司法獨立受到《基本法》的保障。第二，司法界常說的「三權分立」，其實是指司法機關不受行政和立法的干預，也不會干預行政和立法，也就是指司法獨立。(《三權分立、行政主導：應否？是否？是又如何，否又如何？曾鈺成》，2020年9月7日)這些觀察，與上述行政長官和司法機構的說法是一致的。

不過，《金融時報》關於「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觀點很有代表性，相信在香港和西方國家會有不少人認同，值得認真分析。

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三權分立」不但可以指某個政治制度的特徵，而且更根本地，是一種價值觀念。當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學者指出，「西方民主國家不一定是『三權分立』，例如實行『議會制』的英國就不是」，他們說的是具體的憲制架構，是三權(其實焦點在於行政和立法兩權)到底是否由不同的、互不重疊的機關行使。像英國，政府內閣就在國會裡，當然不是「分立」了。

但是，按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論，民主制度必須分權制衡，防止國家權力由單一的機構或個人獨攬；按這樣的含義來理解，「三權分立」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要素。英國人一般會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奉行「三權分立」的，因為首相和內閣事實上跟國會有互相制衡的關係，雖然前者是後者的一部分；首相可以解散國會(名義上由英王決定)，國會可以對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

這是為甚麼行政長官宣布「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時，西方國家的政界和媒體感到震驚。他們以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一直要發展西方的民主制度；宣布沒有三權分立，便等於不要民主制度了。西方媒體說的「三權分立」，跟特首說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權力分置，各司其職」(加上實際存在的「互相制衡」)，其實沒有分別。說要奉行三權分立，不等於要挑戰「行政主導」。

特首最近表示，外媒在報道香港時不能做到客觀持平；尤其是近年，凡涉及政治議題，他們都非常有立場，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特首說：「特區政府目前要做的一項工作是修補國際形象。」不難想見，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眼中，《金融時報》的上述文章歪曲事實、立場偏頗；正是這一類外媒文章，「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可是，要修補國際形象，不能只叫人不要相信西方的月亮特別圓，正如要「釐清『一國兩制』的初心」，不能只叫人不要相信反政府的媒體。「正本清源」也好，「修補形象」也好，不是憑妳說一番道理，人人便會恍然大悟。只有弄清楚為甚麼人們老是信他們、不信妳，才有機會令人們轉過來信妳、不信他們；我們希望特首值得深思！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上日博文《施政報告》提到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名額2,000名，讓企業聘請大學畢業生在大灣區工作。

施政報告似乎把香港排除在大灣區之外，不然在大灣區內工作應包括在香港工作，不用政府設名額資助香港本地的大學畢業生在大灣區之內的香港工作。特區政府似乎與香港一些媒體一般見識，把大灣區變成珠三角，或可加上澳門。大灣區與香港對立起來，這是理解的問題？抑或是潛意識或公開認為香港不屬大灣區，抗拒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發展？

特區政府提出的大灣區計劃應該正名為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珠三角就業計劃。否則的話，亦應包含珠三角城市與澳門青年到區內各地，包括香港就業。名不正言不順，也好借此糾正香港社會把香港與大灣區對立起來的錯誤觀念。

這個計劃原意是好事，一是使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多所認識珠三角，和進當地職場作磨練。二是珠三角的發展勝於香港，社會經濟的空間更大，對久受反中媒體和教育洗腦的香港學生，可借此機會使他們在珠三角真實體驗生活與工作，破除他們的誤解。

三是異地工作交流，有助香港與珠三角的融合和合作。香港青年參與珠三角的發展，既可貢獻他們不同於內地青年的能力與知識，也可使兩地融合更為緊密和滲入工作與生活的深層次去。這些香港青年將可作示範，親身破解香港社會對珠三角發展的誤解和不了解。

問題是，這樣的計劃效用會如何呢？香港不少有志向、有作為的青年，早已選擇在內地大學升讀，不受媒體與教育的誤導，人數近年且愈來愈多，數目已逾萬人。

另方面，珠三角不少地方政府都設有各種優惠條件吸引海外留學回歸的人才，特區政府可以很容易地與個別政府談判，讓香港的大學和研究生畢業的青年可有同樣的優惠。這應該勝於特區政府另設計劃，提供優惠和津貼。即使特區政府要出錢，也可在珠三角地方政府的吸引人才優惠政策上，加上給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香港永久居民抑或包括非本地生？）的額外優惠。

2,000名額或許可進一步加強誘因，讓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到珠三角發展，但是香港大學的畢業生是否有競爭力呢？當地企業是否願意聘用香港本地生而不是香港畢業的內地生？香港的大學課程過於着重工商管理類商科課程，多用英美教材，缺乏內地體制等有關課程，也缺乏珠三角發展急需的理工科目。他們到珠三角工作會有適應的過程和學以致用的困難。畢竟，有能力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如果他們有合適遠景，始終多了一個誘因，令他們能夠有契機到珠三角，尋找無限理想！👍

《金剛川》

 

睇了《八百》之後，再睇《金剛川》。它應該是為了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的銀幕「第一炮」，有政治目的。可以的是說，抗美援朝這一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戰爭事件，在影視化上全面拓寬了和觀眾的接觸面。昔日悲痛且慘烈的冷戰記憶，重又呼應起今日驟然升溫的中美新冷戰時局。《金剛川》如一顆重磅炸彈，投入到一個漸趨閉合的時間切口，激起數代國人的情感波動。

1950 年 6 月至 1953 年 7 月的朝鮮戰爭，最初北朝鮮軍隊勢如破竹，幾乎攻陷整個南韓，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隊緊急救亡，仁川登陸大反攻得勝，打到北朝鮮與中國交界的鴨綠江。中國共產黨恐怕「反攻大陸」，派遣號稱志願軍的共軍越境「抗美援朝」，中美連場血戰傷亡慘重，美軍終於退回朝韓分界的三八線以南，協議停戰。

美國和南韓都拍過不少韓戰片，南韓特別多，近年也常拍。早年台灣亦拍過，北朝鮮當然也拍，但我沒有看過。中國大陸早已拍攝抗美援朝電影，最著名是 1956 年上映的《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是我的飲歌，它更成為流行至今的經典愛國紅歌。

不過，自從美國與共產中國建交，化敵為友，大陸就少提抗美援朝。九一一美國被恐襲後，大陸更禁制這題材的影視，以免損害中美和氣。然而今時不同往日，中美冷戰越來越劇烈，可能爆發熱戰，大陸就迅速拍成《金剛川》，盛大宣傳抗美愛國，不惜犠牲。此片英文片名《The Sacrifice》就是「犠牲」，片中強調當年中共成立不久，貧窮落後，仍能打到武力先進得多的美軍撤退，全靠志願軍不怕死的犠牲精神！

《金剛川》實際上拍得不錯，戰場情景相當可觀，我認為真實感勝過《八佰》，有國際專業級數。除了中國志願軍，還拍到美國空軍的角度，似模似樣，這是難得的。火爆場面甚多，其中高射炮打飛機最多最激烈最有現場感。

但《金剛川》也避重就輕，不是正式兩軍對壘的大戰片，而描述關鍵性決戰的前奏，中共大軍要及時過橋，越過名叫金剛川的河流，前往金城會戰。工兵搭起的軍用簡陋木橋不斷被敵兵炮火和飛機轟擊，又不斷修𥙷。情節就是兩日兩夜炸橋修橋的過程。

片長兩個多小時，特別之處是分成四段，以不同角度呈現這過程，可算別出心裁。然而不少情景難免講完又講，做完又做，像炸橋修橋那樣重重複複，比較單調，不及《八佰》一氣呵成而豐富多采。

第一段〈士兵〉，概括河橋攻防過程，生動拍出敵機攻炸之下，無數志願軍在山林枕戈掩伏，工兵忙於修橋，戰地電話女兵傳呼通話，經常接收不到，混亂危險的現場實感甚強，隨時傷亡。護橋高射炮只得兩座，彈葯有限，主要角色就是炮兵師徒吳京和張譯，與美軍戰機惡鬥。還有鄧超飾演連長，奉命留守不過河，冒死幫工兵修橋，魏晨演發號施令的工兵壯士則很豪放。片中亦拍到共軍出動蘇聯「喀秋莎」多管火箭炮，在夜空發射像流星雨。

第二段〈對手〉重複攻防情景，採取美軍角度，全部英語。主角是「牛仔」機師Hill（希爾），勇猛狂妄，不聽指揮，對河橋屢炸不捨，還針對高射炮進行生死決鬥。這牛仔雖似狂人，但勇武爽朗，妙在跟片中共軍同樣不怕死不要命。那位洋演員做到很有性格，但只為一己之勇，不聽上級指示，所以與志願軍愛國愛民，為達成任務之心不同。

第三段〈高炮班〉再重複攻防過程，而集中於炮兵師徒，表面上像鬥氣冤家，其實師徒情深。被貶職的師父吳京維護愛徒，捨命操炮與敵機惡鬥，然後徒弟張譯決戰敵機，正如角色名字張飛，甚至比三國張飛更赴湯蹈火，亦比關雲長刮骨療傷更痛苦，竟能為國為師報仇成功，很悲壯亦很誇張。

第四段〈橋〉，拍攝大軍踏上「人橋」成功過河，非常慘烈，畫面亦為犠牲者立像立碑。最後是新世紀的紀念儀式，逾半世紀後接回一批批陣亡者遺骸。

事實上，中共軍隊在韓戰，早已被美方指為探取「人海戰術」，不顧士兵性命。大陸曾經否認，可是《金剛川》歌頌犠牲，死得人多，尤其是壓軸的「人橋」，是否等於人海戰術呢？

也可以說，此片是主旋律與另類結合。不同角度拍攝同一事件，就是非主流的「羅生門」方式。今次弊在重複太多，好在第二段的美軍「牛仔」角度有型有格，在韓戰片中這樣兩面描述很罕見。全片亦有強烈的黑色狂暴之感，保持管虎本色，比他的《八佰》更黑更血腥。目前大陸不少成名和新進導演愛拍黑色，跟數十年前大有不同了。

我覺得《金剛川》的演員、攝影、剪接、配樂都有水準，美機空襲及高射炮打飛機都刺激。但那條簡陋木橋，為何不斷被炸都沒有全毀，只是局部破斷？實在離奇，真實情況到底怎樣呢？亦想到大軍過河，最困難應該是斷橋不能通車，可是片中只見大批輕裝步兵，不見任何車輛，連古代行軍運載「輜重」的馬車、騾車也沒有，是否可信？

總之此片有優點，問題也不少。我想知道過橋後的金城之戰怎樣，這是正式決戰，與上甘嶺之戰有無關係？微妙的是美國大選後，中美關係尚待觀望，大陸未必急於拍攝更大規模的中美交戰電影了。

很多人擔心，在短時間（比《八百》）拍得不如預期。看完之後，可以打消這樣的疑慮。如果你事先不帶任何成見，那麼，它完全能提供一場沉浸式的觀影體驗。難能可貴的是，影片在很多方面呈現出了新意。單就觀感和感召力而言，其實已經具備打破主旋律口碑分化的定式與魔咒的成色。

1.　新的時代，新的主題和闡述

“融世代血肉金剛，換當下風平浪靜。”《金剛川》

這是提檔之前，《金剛川》的主宣傳語。

細查國產戰爭片的序列，可以發現，抗美援朝的題材在不同年代切入的視角各有不同的時代印記。比方說，1956年的《上甘嶺》，重在表現志願軍堅守陣地、頑強抵抗的集體精神；1964年的《英雄兒女》，則是以親情凸顯家國情懷；1975年的《激戰無名川》，與《金剛川》的故事原型近似，戲劇衝突卻著重於修橋。1992年的《神龍車隊》和1999年的《鐵血大動脈》，分別從交通運輸線——公路和鐵路——切入，頗具基建策略的徵兆。再到2016年的《我的戰爭》，戰火歲月裡，一群不平凡的小人物因愛交織，抒寫著戰地故事。總之是藝術加工的原型大體相近，主題和情境各自有異。

不變的是，民族情感這個最大公約數；變化的是，對它的貼近程度和闡釋力度。在這點上，《金剛川》無疑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鬥，這是整個中國的共同情感。

《金剛川》

據身兼監製、編劇和導演之一的管虎披露，本片的主題其實是犧牲：這是一個為了勝利和集體犧牲的故事。除了主題，《金剛川》的主角也高度聚焦，和《八佰》一樣，主人公同樣是幾個戰爭中的小人物。管虎甚至在採訪中斷言，我們的唯一創新就是，把鏡頭​​避開抗美援朝的正面戰鬥，瞄向正式主攻之外、那些為主攻做準備的普通戰士。

「見微知著」，肯定小人物的價值，這是《金剛川》非常明確的著墨點。但實際上，不止如此。影片的整個敘境，也史無前例地僅限於一座橋的空間，而且三位導演還想拍出一種「比較疏離、比較孤寂的氣氛」，力求呈現出戰爭戲中「另一個角度的動心」。一座橋，兩門砲，「特別孤單的幾個人，等待著大部隊勝利的狀態」。這樣一幅場景，想必置於所有戰爭片之列，都是極其動人的。問題是怎麼拍？毋庸置疑，還需要更多的創新。

2.　電影工業、敘事技藝的合力突破

首先在體例上，全片以當時的實景紀錄片起始，以接回志願軍烈士遺骸的新聞片段作結。主體內容共分為「士兵」﹑「對手」﹑「高砲班」和「橋」四篇。一場戰事，三個視角，似乎和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的《鄧寇克大行動 Dunkirk》如出一轍。

如果說，後者在敘事技巧上別具一格，那麼，《金剛川》對信息的處理則清晰明了，如榴彈砲、卡秋莎、水下延時炸彈、燃燒彈等都有紅色字體標註。雖然時有重複，敘事效率稍顯拖沓；但另一方面，時間線的推進和戰士之間感情的遞增有了明確的註腳。

整體形式上，《金剛川》顯出餘裕，在內容構成也同樣如此。像開頭的「士兵」篇，以老年小胡的旁白聲代入，事實上這種手法保證了不管進行到哪一篇，敘境之內都留有觀眾的位置。即使是作為旁觀者，也拉近了觀看的距離。

除此之外，在敘事伊始，方言的元素被有意識加入。五位主演、五種方言——山西、北京、四川、上海、江西，讓戰士情誼和民族精神更顯生動。角色的功能與相互關係，處理得也非常細緻。像關班長（吳京飾）和張飛（張譯飾）是一對上下對調的師徒，劉班長（李九霄飾）與女通訊員（邱天飾）之間的隱秘情愫，高福來（鄧超飾）率領的連所起的作用……「現代版劉、關、張」的姓氏彩蛋，尤其富有意味。

必須指出的是，「對手」篇所引入的美軍視角，專闢一節展現美方士兵，實屬罕見。更重要的是，這種視角所帶出的意義結構。因對我方快速的修橋力量心生忿恨，美方轟炸機駕駛員Hill不顧上司撤機待命的命令，擅自離隊，把攻擊目標對準了高砲班的射擊手。該篇由郭帆導演主控，精確的特效塑造了一個想要摧毀射擊手的狂熱分子。

地面上，吳京飾演的關班長與之纏鬥，一邊還得數著敵人剩餘的砲彈數目；空中，Hill肆無忌憚地疾速飛行、發動攻擊，兩相對比、力量懸殊。正義與非正義，「高下」立見。當他惱羞成怒，煞有介事地換上牛仔帽準備迎面直擊時，似莊重嚴肅，卻又讓人深感不適。牛仔精神隨心所欲、我行我素、勇敢堅毅的內涵，在關班長無比悲情的反擊映襯下，瞬間變得道貌岸然，諷刺感油然而生。

如今時過境遷，真實與再現之間的跨時空對話，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的電影工業水平，還有，故事背後直面和講述歷史的底氣。把每一個不被常人看見的犧牲表現出來，電影的價值也就到位了。

3.　與同類戰爭片的差異性——「最可愛的人」

全員犧牲的「高砲班」篇，是《金剛川》的高光段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視角。在炸橋——修橋——護橋的故事線索外，高砲班的作用最大，以地對空、以弱勝強的意義就體現在這兒。此篇深入描繪張飛和關班長的關係，可謂刷新了國產戰爭片中人性與人情的表達力度。

比如他們以軍銜或師父的名義，爭相把對方擠到隱藏砲位；張飛把下屬遞給他的烤玉米，特意留給關班長；關班長不忍張飛的心中有愧，打趣讓他把砲彈勻出幾發；更不用說張飛因擔心對方，在玉米地裡來回地奔跑穿梭……當關班長倒下，張飛的細膩、柔弱瞬間迸發為極致的剛勇，即使只剩一條胳膊、一條腿，也以血肉之軀擊斃了空中的對手。

兄弟情，於犧牲的主題之下衍生，這一複調，對《金剛川》而言不可或缺，也是管虎導演所謂「男人之間的友誼，兄弟之間的感覺」。按說在戰爭題材裡，男性情誼是老生常談了。《集結號》﹑《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甚至《亮劍》等影視劇都有精彩且層次細膩的詮釋，《金剛川》的差異體現在哪兒？

答案在於，男性的友誼實則指向「最可愛的人」，新的時代語境下，它需要新的載體。片中，幾個身處其間的士兵與長官，相互熟識、彼此信任，戰場上互相支持，間歇時揶揄逗趣，最後集體犧牲。特別是張飛與關班長，兩人的性格和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頗有反差，這種人物關係的設計思路其實是非常現代的。

如何以這樣的人設重塑最可愛的人，還同時讓觀眾信服，對演員來說有挑戰。一個是「瘦弱的外形、剛勇的血性」，一個不守規則、「痞」中有勇，和張譯、吳京以往的角色都各不相同，兩人無縫的配合，著實給影片加分不少。又比如飾演閆瑞的魏晨，從偶像歌手轉型演員。繼《八佰》之後，他必須得在越來越自信的情況下，那種頂天立地的漢子勁兒才能出來，為此他時刻保持在工兵的狀態。

 

傳奇球王馬拉當拿

 

傳奇球王馬拉當拿心臟病發離世，終年60歲，阿根廷人如喪考妣，拉美多國領袖致哀，國際體壇名宿以至各地球迷紛紛悼念。

在1986年世界盃比賽馬拉當拿恍如天使魔鬼混合體，其中半準決賽對英格蘭，他一扭六的「上帝之腳」入球，就更被FIFA選做史上最佳入球，而同一場波的「上帝之手」亦都非常出名，因為這樣，馬拉當拿就當選為當屆世界盃最佳球員。場內場外都充滿爭議，惟無人能否認他是足球天才，一手將阿根廷帶上世界足球之巔，並令長期被看扁的球會拿玻里稱霸意大利。這種憑一己之力顛覆強權的浪漫，令阿根廷人視他為足球之神，在拉美左翼眼中，馬拉當拿更是球場上的哲古華拉，1986年世界盃阿根廷淘汰英格蘭，不止是報了福克蘭群島戰敗之辱，更是第三世界挫敗西方強權的重要一役，馬拉當拿掛靴後亦熱心支持拉美左翼運動，反對霸權主義。一代球王在拉美留下的文化遺產，並不止於足球。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誰是現代足球史上最偉大球員，是國際球壇永恒話題，各方言人人殊，惟馬拉當拿肯定是其中一個熱門答案。1986年世界盃八強戰，馬拉當拿半場引球出擊，扭過5名英格蘭球員，將皮球送入網窩，成為經典金球。論職業生涯入球數字，巴西球王比利無出其右；論球品和球技，有人認為馬拉當拿不如其後輩美斯，可是在阿根廷人心中，馬拉當拿英雄地位永遠無人可以取代。

馬拉當拿的兒子曾說，美斯是舉世踢足球最好的人，但父親是足球之神，人與神不能比較。有關說法當然誇張，亦有偏袒之嫌，不過在阿根廷和一些拉美國家，馬拉當拿別號「D10S」，當中既有穿10號球衣之意，同時亦是將他比作足球之神（西班牙語DioS意思是上帝）。當然，西方談到馬拉當拿，也必然提及「上帝」，原因是他在1986年世界盃使出「上帝之手」淘汰英格蘭，惟大體而言，西方看馬拉當拿，談的主要是他的超群球技，以及他在場內場外的種種爭議，可是在拉美世界，馬拉當拿作為一個文化標記，其意義早已超越足球， 有關他吸毒酗酒服藥等事迹，不過是歷史註腳，瑕不掩瑜，「上帝之手」亦只是一報還一報，畢竟1966年英格蘭也是憑一記沒過白界的「入球」，最終贏得世界盃。

由比利、馬拉當拿到美斯，現代足球發展經歷了很大轉變。比利的時代，歐洲與拉美足球各據一方，勢均力敵，個人球技重於一切；及至1980年代，歐洲足球愈益商業化，金錢掛帥，豪門球會搜羅頂尖球員，弱肉強食。時至今日，歐洲已成為國際球壇中心，頂級足球講求體力、組織和戰術，強如美斯或C朗拿度，也很難「單天保至尊」。馬拉當拿的全盛時期，正處於現代足球發展的重要轉折期，特定時空加上出眾球技，令他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在球會和國家隊層面，憑一己之力顛覆足球強權秩序。

馬拉當拿在阿根廷打出名堂，被歐洲豪門球會招攬，其後再以破世界紀錄轉會費加盟意大利球會拿玻里。在此之前，拿玻里不過是二、三流球會，無法跟祖雲達斯等名門比肩，球會所在地那不勒斯，更是經濟疲憊、黑手黨橫行的城市，然而馬拉當拿卻一手帶領球會兩奪聯賽冠軍，至今那不勒斯民眾仍視他為英雄；在國家隊，馬拉當拿同樣憑一己之力，帶領阿根庭贏得1986年世界盃。

就像很多拉美國家，曾經繁榮富裕的阿根廷，二戰後淪為大國博弈場，面對霸權剝削，政治經濟不斷崩壞。1970年代，阿根廷右翼軍政府獲美國撐腰，實行恐怖統治，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阿根廷慘負英國。馬拉當拿在球場為國家報仇雪恨，不僅阿根廷人吐了一口污氣，對拉美左翼而言，這亦是第三世界擊敗西方強權的勝仗。當年阿根廷左翼領袖哲古華拉周遊列國，挑戰拉美右翼政權和西方強權，最終以弱勝強促成古巴革命，若說這是一種顛覆強權的浪漫，馬拉當拿在拉美亦有類似的文化象徵意義。時空有別，就算美斯最終能帶領阿根廷奪得世界盃，也難有馬拉當拿的神級地位。

當然，名利容易令人腐化，出身貧民窟的馬拉當拿，敵不過花花世界誘惑，私生活靡爛墮落，沾染吸毒酗酒惡習，最終毀掉足球生涯。20年後，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另一出身貧民窟的巴西球王朗拿甸奴身上。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過錯負責，球王亦不例外，惟平情而論，相類故事一再發生，並非偶然。足球世界秩序不平衡，馬拉當拿和朗拿甸奴，都是被歐洲商業化足球榨乾的天才，誤入歧途貴客自理，失去價值即棄如敝屣。

馬拉當拿掛靴後，在古巴找到了身心寄託，成為已故強人卡斯特羅的上賓，馬拉當拿亦將其叛逆精神，投放到政治方面。馬拉當拿高舉反美旗幟，支持拉美左翼運動，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與已故委內瑞拉左翼總統查維斯等稱兄道弟，西方一些評論形容他淪為拉美左翼獨裁者文宣工具，然而馬拉當拿從來就是一個敢於挑戰西方強權秩序的人。馬拉當拿的臂和腿，分別有哲古華拉及卡斯特羅紋身，他在11月25日猝死，這一天同時亦是卡斯特羅的死忌，篤信天主教的拉美左翼人士也許會認為，這不是巧合，而是上帝安排。

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出爐。這是一份在非常時刻的非常報告，在政治體制上着力正本清源，在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上多元並進，可謂亮點紛呈，體現了林鄭務實進取的施政態度。其中有三點我覺得是要特別注意：

1.      報告包含了大量中央支持的政策，就推動大灣區發展政策，中央支持在今年年底前全面落實早前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原則上通過的24項政策措施，繼早前在稅務優惠、購買房屋便利、青年創業支援、科技經費「過河」、律師和建築專業服務開放等已落實的措施，近期出台的政策，有容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器、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香港作研究用途、在港珠澳大橋實施「港車北上」的便利和加快落實「跨境理財通」。

          針對大灣區不同範疇的發展，其他措施如下：

深化兩地金融互聯互通

逐步擴大「互聯互通」合資格股票範圍，同意加快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內地科創板股票在符合特定條件下納入標的。

深化香港珠海機場合作

香港國際機場按市場化原則投資入股珠海機場，參與其運營發展，進一步深化合作，建設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機場羣。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香港與深圳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和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區，實踐「一國兩制」下，位處「一河兩岸」的「一區兩園」。

增港深陸路交通建設

完善港深陸路口岸建設，優化落馬洲、皇崗口岸，在位處深圳的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以釋放香港口岸區超過20公頃土地作其他用途，並於稍後進一步共同探討羅湖口岸的優化。在參考了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的經驗後，研究在港深陸路口岸亦實施「港車北上」政策。

協助港企開拓內地市場

為協助港企開拓內地市場，廣東省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及有關商會，為港企提供政策諮詢、培訓和企業對接服務，以便港商拓展內銷管道和對接電商平台。

通過「健康碼」互認　恢復兩地往來

在香港疫情可控的情況下，通過「健康碼」互認，逐步有序恢復粵港人員往來，並支持香港確保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供應，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

2.      林鄭積極發展與大灣區的經濟合作，推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名額2000個。協助有意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和孵化服務，當疫情穩定及恢復跨境旅遊後，民政事務局將會資助十多個非政府機構推行「青年創業計劃」，預留約1億元，為近200家青年初創企業提供資助及向約4 000名青年提供服務。

3.      在反修例風波中被檢控的2300多人，大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正在進行；對於18歲以下有悔意而非涉及嚴重罪行的被捕人，警方願意視乎情況考慮採取讓其可改過自新的措施，例如以警司警誡或簽保守行為來處理，但前提是該未成年人需要承認他犯錯的行為。

林鄭月娥下午在《施政報告》記者會補充，至今因反修例被捕、18歲以下的人，接受警司警誡而不提起訴、不留案底者有19人。至於簽保守行為，經警方准其簽保不落案控告、毋須經司法程序及不留案底的有11人；經司法程序簽保守行為、不提證供起訴及不留案底的有230人。

承擔比推卸責任好

 

　　前香港眾志的核心人物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因為去年組織及煽動群眾非法集會，包圍警察總部被控，最後選擇認罪，即時還柙，等候宣判，看來有很大機會判監入獄。
　　黃之鋒等人之所以認罪，主要是一來事件證據確鑿，全程都被攝錄，很難脫罪；二來認罪可以減刑，最多可以減少三分一的刑期。
　　犯人認罪減刑，除了可以節省法庭時間之外，法庭判刑時也會考慮犯人有沒有悔意。從周庭在上庭前受訪所講的說話當中，我們見不到她有甚麼悔意，她說：「歷史告訴我們，當獨裁或極權政權被推翻時，這改革事前無人能預計。這不是一年、兩年可以達成，甚至要數十年。」
　　周庭獲選BBC巾幗百名，因為她被指為「在恐懼和絶望中」追求「民主」的香港年青人。表面上她將去年一場失敗的政變浪漫化，但亦要堅持顛覆中央政權的觀點，她認為中央是極權的政權，所以必須推翻，自然因此而獲得西方傳媒垂青。
　　民主不應只是少數人的觀點，應該要看廣大人民的意向。香港少數人受西方的影響，認定中央是一個必須推翻的政權，事實上，內地人卻不是這樣認為。據哈佛大學七月發表研究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不斷提升，民眾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三點一，從國家政策到地方官員，中國民眾都表示滿意，認為政府的施政有能力、有效率。這個支持度遠比西方民主政體的國家高得多。中央政府過去四十年的高效管治，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因而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
　　這樣問題就來了，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小部份，周庭等人是香港最激進的反對派份子，他們堅持要推翻中央的政權，去年發動了一場失敗的政變，如今仍然話未來數十年仍然要推翻政府。但政變失敗，自然要承擔責任。他們堅持要走上顛覆中央政府的道路，要與十四億人民為敵，你要割中央的咽喉，但中央受制於一國兩制，只能讓香港寬鬆處理。如果是一國一制，相信這些顛覆份子，不判死刑，至少也要終身監禁。政變成功，可以稱王稱帝，政變失敗，送上人頭，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有代價。
　　因此，我認為香港年輕人，不要以為非法上街集會，是輕鬆平常的事，人人都去。非法就是非法，要承擔法律後果。如果該非法集會是政變的一部份，後果要比你想像中嚴重得多。
　　香港的反對派，事事要求政府問責，但他們做事失敗了，卻從來不問責。反對派要承擔的責任主要有幾方面。
　　第一、對支持民主的理念派而言，反對派支持暴力革命的，就等於背棄了一般認受的民主理念。既然講民主，怎可以支持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馬鞍山放火燒人的暴行？怎可以支持在街上無日無之的「私了」異見者呢？支持這些行為，就背棄了最基本的民主理念。
　　第二、對支持民主的現實派而言，反對派令你輸清。反對派對中央的評估完全錯誤，以為中央軟弱可欺，只要多行一步，就可以推翻中央政權，這種評估錯得離譜，結果適得其反，搞「反送中」，得來《港區國安法》。買大開細，自得其禍。
　　第三、對本來政治中立的人群，反對派的責任更大，無論是去年禁而不止的暴力示威，或如今中央收緊對香港監管尺度，令到香港一般良民連帶受損。一般市民不喜歡有太多規管，但經歷了去年的動亂，覺得中央實施較嚴厲的規管是「必要之惡」，只好選擇接受。但這並不是一個必然的結局，全因反對派行差踏錯所造成。
　　香港走到如今這一步，反對派要承擔責任。大叫「廢除國安惡法」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年輕人坐監令人生更精采」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他們有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嗎？不要再幻想二、三十年後可以推翻中央政府了，那些曾積極參與政變者，你們先要承擔當下的後果。知道有惡果，年輕人才不會再行差踏錯。

一帶一路與大灣區

本年6月18日，習近平在北京向「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訊會議發表書面致辭，習近平指出，疫情給我們帶來一系列深刻啟示。各國命運緊密相連，人類是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無論是應對疫情，還是恢復經濟，都要走團結合作之路，都應堅持多邊主義。促進互聯互通、堅持開放包容，是應對全球性危機和實現長遠發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習近平更強調，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堅持互利共贏。我們願同合作夥伴一道，把「一帶一路」打造成團結應對挑戰的合作之路、維護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的復蘇之路、釋放發展潛力的增長之路。通過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將「一帶一路」視之為國家戰略，但香港現時熱門的課題是粵港澳大灣區，不是「一帶一路」發展。

中央其實沒有排斥大灣區，而是將之視作區域戰略，重要性低於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發展。香港是中國唯一全球化的國際城市，自然應以國家戰略為主，區域戰略為次。但現時特區政府雖有一帶一路辦公室之設，卻似無作為，僅置於政策局之下。而大灣區戰略是先有以特首及所有政策局局長參與的委員會，其後才設辦公室，重視的輕重程度差別巨大。或許特區政府於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對中央的指示虛張應付，沒有努力執行的決心。特區政府的取捨反映它對一帶一路戰略的不理解，也習慣於行之二、三十年的大珠三角區域政策，和粵港合作，駕輕就熟，容易理解也便以為容易推行。

這樣的處理方法有兩個重大的認識差錯。一是在大灣區或大珠三角的區域戰略方面，今次提法與以往的不同。以往基本上以香港為主，要求香港的產業、資金、人才、制度轉移珠三角，把珠三角香港化。今次大灣區的戰略，一是深圳、廣州的作用突出，香港已失去領導地位，反而是中央期望深圳、廣州的發展帶動香港升級轉型，擺脫當前的困境。

二是區域發展的方向為科技創新，不是轉移香港的因素。科技創新的文化制度管理方法都與香港原來的大不相同。珠三角城市要從國際取材，和自我創新。香港與深圳、廣州是一同起步，甚至因本地科技發展不力，更會落後於深圳、廣州，變成要向後者學習。特區政府有否了解到大灣區發展的方向轉變、方法轉變呢？

大灣區以科技創新為主，面向更大的市場，不可能靠本土的人才和投入。香港若發揮作用，便要更加的國際化，而不是僅面向珠三角，埋首珠三角。

一帶一路並非與大灣區分割，珠三角也與內地其他主要城市，開始着力中歐（中亞）貨運火車班列的經營，除了海空航運之外，還推動多式聯運的貨運發展，重心便是一帶一路的北路與西路──俄羅斯、中亞、西亞、東歐，也伸延至南路的東盟各國。大灣區亦要從過往專注北美、西歐，轉而為向一帶一路更大範圍發展。珠三角這樣的發展必然與一帶一路戰略靠攏，而且是更廣大多元的國際化。

香港除非樂於被邊緣化，否則也要迎頭力追，在一帶一路發展努力。換言之，大灣區戰略沒有一帶一路戰略的帶動，不可能發展。香港若只看到大灣區，而不着力一帶一路，結果便會變成為深圳、廣州的依附，失去應有的作用。

 

緬甸禪修之行

 佛說八大人覺經：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瓦鉢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一位教中學中文的友人到緬甸禪修，已不是第一次了。今年暑假她從緬甸禪修回來，傳來《緬甸禪修之行》，得知收穫甚豐…

這個假期，佛學院安排我們去緬甸禪修朝聖。今天我興致勃勃地跟著法師們去機場。我們從新加坡出發，坐了三個多小時的飛機才到緬甸。到了緬甸就直接去雪烏敏森林禪修中心，禪師很歡喜地歡迎我們並給我們一些禪修教導。

在雪烏敏森林禪修中心禪修了幾天認識了一位中國法師，這位法師帶我們去附近的一些女眾寺廟參觀。法師告訴我們，這里的小寺廟培育很多小西亞蕾(戒尼) ，從幾位到十幾位。小西亞蕾們年齡大概三歲到十幾歲都有，她們在小寺廟的生活條件挺有限。一層竹樓的小寺廟幾乎都只有一兩個房間，就是一個堂屋和一個廚房。堂屋的面積不是很大，大概二十多平方米。這個堂屋是個萬用房，她們上早晚課時，堂屋就變成殿堂，她們用餐時，堂屋就變成五觀堂，她們休息時，堂屋就變成寮房。客人來時，堂屋亦是客廳。不僅這樣，她們的臥具也很簡單，十二個人沒有一張床，只有幾個枕頭和幾個被子，就那麼簡單。我們去參觀了，悲憫心就生起來了，年紀小小的西亞蕾們，在寒風刺骨的冬天是怎麼過來的呢?想起自己睡在一個木床，有床塾，有床單， 有被子，有睡袋，有羽絨服，都會覺得冷，而她們什麼都沒有，冬天是怎麼熬過來的呢?

我們去參觀的人沒有一個不被她們艱苦的生活條件所觸動。而感人至深的是，她們雖然貧困，卻對風雨無改供養的約定從沒動搖過，從沒打過退堂鼓。不管颳風下雨，每天早上，長老西亞蕾都要捧著一鍋米飯，帶著幾位小西亞蕾去供僧。

雪烏敏森林禪修中心的出家人每天早上都出去托鉢。之前聽說過緬甸貧民，風雨無改供養，即使他們再窮也要每天供養出家人飲食。今天跟著緬甸人去供僧，跟著出家人托鉢隊伍繞一圈才知道緬甸村民對出家人是多麼地恭敬。

早上六點多、村民都已經光看腳在路邊等待，手里捧看的飯菜等著出家人走出來。出家人走過來，他們就一勺一勺地把米飯放進鉢裡。供完還要在地板上跪拜，禮拜僧團。他們有風雨不改托鉢的無聲約定。不管颳風還是下雨，出家人都要出去托鉢，而村民都要光看腳拿著雨傘捧著熱乎乎的米飯供養出家人。一路上，看到村民衣單食薄，民房蓽門蓬戶，還要每天供僧，我與剛來的一群外國人一樣，無不被貧民的供養所感動。這時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米飯的來歷，無非是由他們供養。每天吃貧民的米飯，一方面非常讚歎他們對三寶恭敬之心；一方面內心不知什麼滋味；一方面希望自己也可以跟他們一樣，每天供僧; 一方面也想著如何回饋貧民之恩。看到有的出家人收到餅乾糖果都拿去跟貧民的孩子們結緣，連小沙彌們也把自己收到的糖果巧克力拿去給貧民的孩子們，我也忍不住去買幾包餅乾糖果布施給供僧的村民及所有路過的人。有的人不好意恩思收我給的餅乾和糖; 有的問：「不只是給小孩嗎?我們也有份？」有的老菩薩本來要回家，看到我在派發糖果， 就走過來跟我要糖；有的還問：「可以要兩個嗎? J 每個人收到糖果都露出開心的臉。看到他們眼笑眉飛，我內心也無比地歡喜。

在這裡禪修的最後一天，供完僧，我拿著一大包紫菜和糖果，跟著出家人托鉢隊伍，和緬甸人結善緣。每個人收到紫菜和糖果都很開心，有的對我笑，有的對我說，「thank you」: 有的說「謝謝J : 有的說「cheizu bar」(緬甸語)。看到大家眉花眼笑，跟在我後面的外國人，給我一個大拇指。一位韓國人走過來問我糖果哪里買，我給他指路邊的小攤子，他去買兩大包的糖果給我，要我幫他派發給村民。讓我感覺自己好像聖誕老人，拿著一大包禮物，派發給所有路過的人。每個人對我綻開甜美的笑容。而我更是心花怒放，這時才意識到為什麼緬甸村民有「風雨無改供養」的約定，這時才知道什麼是「施比受更有福」。

痛失前途的大學生

     常言道：「愛之越深， 痛之越切。」

　　中文大學因應疫情，上周四取消實體畢業禮，改為舉行網上畢業禮。但一批應屆畢業生卻假借「畢業」名義，在大學校園內舉行播「獨」撐暴的非法遊行。這些大學生穿學士袍、戴上面具、口罩、眼罩、頭盔等裝備，公然違反「限聚令」，無視校園保安的警告，高舉「港獨」旗幟、標語，又高喊「港獨」口號在百萬大道遊行，校園亦貼滿「港獨」文宣，好不容易才回復靜的中大校園，氣氛頓時變得緊張，中大猶如變回一年前的「暴大」。

　　對於該批學生屢勸不改、教而不善的頑劣表現，校方採取了最適當的處理手法──報警。如果有證有據，參與者真的被起起訴，校方亦應作出懲治。

　　這個所謂的「畢業遊行」，無疑是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警方國安處翌日派出大批警員到中大校園搜證。媒體引述消息稱，警方已鎖定部分涉案人，稍後會向中大索取閉路電視片段協助調查，暫時未有人被捕。

　　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點，困擾香港逾年的黑暴終平靜下來，社會恢復了市民期盼已久的安寧。但為何部分大學生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出來搞事，打破這個寧靜局面呢？

　　其實，黑暴幕後「大台」一直看重本港的「大學生」，因為傳統中國文化一向尊崇讀書人，而求學是考取功名、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而大學生正正是「讀書人」，連知書識禮的人也「造反」，定能博到不少同情。

　　可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有學識、有冷靜分析能力的真正讀書人，並不容易因一時衝動而上街胡鬧的，除非到了國破家亡的臨界點，讀書人才會「匹夫有責」。

　　其實黑暴幕後「大台」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對他們而言，香港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社會矛盾本來就不是真的很嚴重，中央政府一直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大學生上街「抗爭」（實為參與暴亂），就必須擺脫知書識禮、胸懷抱負的精英形象，變成一班行徑如同流氓、黑社會的廢青。

　　不知市民有否留意到，不少成為暴徒的大學生，品德都有嚴重問題。

　　我覺得今日一小撮大學生「黑暴化」，是由社會某些人默許、縱容、誘導出來的，「妖孽」都是由有心人「栽培」出來的。有人需要借用一群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運用「印象錯位」的把戲，製造連學識淵博、知書識禮的大學生、連精英棟樑都來參與暴亂，這肯定是國家及特區政府犯錯的印象。

　　於是幕後「大台」自回歸後，便趁着大學數目增加，大學生人數激增，社會地位有所下降之時，在大學生畢業後難搵工薪金低的困局下，煽動大學生不滿情緒，去掉「認中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理念，把一批批大學生「黑暴化」，目的是要用這班墮落的學生出來「造反」，達至「精英造反」的假象。

　　這種現象，有一個佐證可以說明。美國有不少大學生反對總統特朗普，聽命於特朗普政府的黑暴幕後「大台」，便指揮「黃媒」開足馬力，借用名嘴及學者的口，揭露這批反對特朗普的美國大學生是如何品格下流，有的加入極左激進組織、有的吸大麻、有的濫交、反宗教倫理……一句話說：就是人渣。可是，香港如同流氓的大學生，就被捧為「香港人的良心」、「義士」、「被打壓的異見者」……一切邏輯都是這樣的滑稽荒謬。

　　所以，若果市民頭腦清醒，面對那麼多大學生駭人聽聞的劣行，應清楚意識到今時今日有部分本港大學生的行為，實在與罪犯毫無分別，他們參與的絕不是什麼「社會運動」、「抗爭」，而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暴亂；這些參與暴亂的大學生也不是精英棟樑，而是真真正正的暴徒，他們的行為與民主、自由、人權及人類文明完全無關，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拒絕承認國家主權，謀求「港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