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最強對手——張國燾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歷史中，張國燾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也是毛澤東的最強大對手，投靠國民黨又被國民黨拋棄，最終客死異鄉。

張國燾（1897－1979），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萍鄉人，出生於江西省萍鄉縣（今萍鄉市上栗縣金山鎮山明村），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是八一南昌起義主要發起人之一。張國燾在中共黨內資歷極深，長征後他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的實力遠在中央紅軍之上，是最有資格與毛澤東爭奪領導權的人。後來由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九軍團等組成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張也在中共黨內失勢，遂改投於國民黨，不過他並沒有在國民黨擔任職務太久，此後便退出政壇移民加拿大。

1920年參與發起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主持中共一大，被選舉為中央局組織主任。不久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年，陳獨秀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期間，張國燾代理中共總書記職務。

1925年，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直接領導五卅運動。同年10月，中共設立中央軍事部，張國燾任主任，成為中共第一任軍事領導者。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張國燾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28年中共六大後，張國燾留在莫斯科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年回國，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在鄂豫皖和川陝蘇區大搞「肅反」。

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一萬多人）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八萬多人）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是張國燾與毛澤東分別八年後重逢。在張國燾部下、中共開國上將許世友看來，這是一對才能、資歷和威望真正匹敵的對手。他説：「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由於兩軍兵力懸殊，張國燾的心態開始發生變化。會師後，中共中央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張國燾主張向川康邊轉移。後來，中共中央為了兩軍團結，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８月，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共同北上，毛澤東等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等隨左路軍行動。

9月張國燾拒絕執行北上方針，電令老部下、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與周恩來等緊急磋商，決定率領紅一、紅三軍先行北上。

張國燾則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並另立中共中央。南下後，紅四方面軍在作戰中減員一半。1936年６月，張國燾宣佈取消第二中央。7月，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會師後，毛澤東頻頻去電張國燾強調團結，「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等待國燾同志等北上商討一切」。張國燾最終同意北上。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右一就是張國燾

張國燾是個精明人，知道依照中共黨內鬥爭的慣例，長征路上的這番折騰，是不會輕易過去的，與其被動挨批，不如主動過關。1937年2月，他寫了一份檢討，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在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作了檢查。毛澤東發言説：「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説：『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這就是所謂「草地密電」。對於這次黨史、軍史上的大事件，其真偽歷來存在很多爭論。不過再關乎張國燾過往行跡，譬如1935年9月下令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扣留軍委縱隊的電令，便可知道他的確多次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

加之西路軍（紅四方面軍主力）全軍覆沒的原因，對張國燾路線的批判在延安掀起高潮。這時，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傳達了莫斯科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精神，主張加強對託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這些火藥味極濃的話，令張國燾有些心驚膽戰。

會後王明單獨找張國燾談話，説張國燾與中央鬧分裂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並且告訴他，李特、黃超（均為張國燾部下，西路軍高級將領）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已被槍決。「王明反託派的矛頭，竟是指向着我的。」張國燾説：「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脱離中共。」

1938年清明節，他利用代表中共與國民黨一起祭祀黃帝的機會離開延安到西安，隨即逃往武漢，投靠國民黨。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等苦口婆心勸導他返回延安，毛澤東等五人也聯名發電勸返，但張國燾不為所動，最終被中共開除黨籍。

會見蔣介石後，張國燾進入軍統，並被授予中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很器重張國燾，他也很賣力，但沒有取得令戴笠滿意的成效。當蔣介石在一份報告上批示「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後，戴笠的態度發生很大變化。1941年，張國燾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謀得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職務，可是，每逢國民參政會開會，他只能一個人向隅而坐。抗戰勝利後，張國燾又被安排到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任署長，而江西省省長王陵基，恰好是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時的老對手。張國燾只好主動辭職，轉赴上海。

轉眼間，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開始，國民黨敗局已定。1948年11月，他偕全家秘密赴台灣。在台灣也不過一年時間，他倍受冷遇，又逃往香港另謀生路。在香港，他與國民黨左派要人顧孟餘等人發起「第三勢力運動」，可又被顧孟餘等排擠出局。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困局中的張國燾托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北上的信息。北京的回覆很簡單，只要公開承認錯誤，北歸的門是敞開的。可他不願認錯，這扇門又被關上了。山窮水盡之際，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請他撰寫個人回憶錄《我的回憶》，並答應每月付給2,000港元研究費，1966年《明報月刊》購買版權連載，張的日子方才有了起色。

張國燾的三個兒子皆在美國與加拿大定居。文革爆發後波及香港，1968年，為了保險起見，張國燾和妻子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並加入教會，與王明一樣流亡異鄉。1973年中風之後，行走不便的張國燾被送入護老院。1979年12月3日，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傳奇人物，於他國的護老院逝世，享年82歲，葬在多倫多松山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