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平衡點

 　　中央公布前海及橫琴合作區方案，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重要平台，香港發展迎來新機遇，必須好好把握。大灣區融合，前海合作區對香港而言，將是最重要的接駁位，新界北與前海合作區只有一灣之隔，位置戰略，有必要因應新形勢新變化，重新規劃。

　　就國家本身情況而言，上月底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特別強調了「共同富裕」應為社會目標，亦將用「3次分配」作為落實這目標的制度手段。

 　　此決議一出，立時引發大量討論。這是很正常的，因為這容易使人聯想，這與「中國走甚麼道路」有多大關係？這需要我們弄清這兩個詞語的意義。「3次分配」含義較為具體，是指稅收再分配、公共服務均等化及轉移支付，以港人熟知的例子，第1次再分配是不同收入的人所付稅款不同，高收入多付；第2次再分配的例子是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窮人或富人若跑到公立醫院，所得的基本服務一樣；香港的綜援福利可視為第3次再分配，它是有目標性轉移支付，貧窮人口才會有此福利。

 　　「共同富裕」是個很美麗的詞語，按字面意義，很少人會不認同，但其背後所包含的意義卻頗為複雜，需要我們思考，否則鄧小平當年那句貌似相矛盾但不一定是矛盾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便不會得到這麼巨大的支持。

　　經濟政策一直都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為指標的高效率配置資源，二是人人收入較為平等。這兩個目標有無矛盾？兩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我相信是有矛盾的，但我們可追求一種平衡，不走極端。甚麼極端？搞大鍋飯，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以致全國均貧，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則是另一種極端，兩者都很不好，社會應選中間某一點，即既保持增長動力，人人皆有誘因努力賺錢養活家人，但又不至於使弱勢社群陷入絕境。

　　這說來容易，但哪一點才是合理的平衡，卻很難判斷。我一位認識了20多年的老朋友、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近日發表萬言長文，對「共同富裕」這口號頗有保留。他當然不會反對窮人能富起來，但對於一些以為可達此目標的手段，例如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或傷害企業家的積極性，他一定會有所保留。張的經濟思想比較接近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為代表的「奧國學派」，不但重視自由市場的高效率，而且認為自由市場才是最公平的制度，此點我沒有異議。張正確指出，沒有企業家通過市場創富，便沒有財富可用作幫助窮人，「共同富裕」可變為「共同貧窮」。

　　此語一出，倒是一些反華媒體如獲至寶，這些人大多對經濟議題不甚了了，可能自己也是一些鼓吹收入平均分配的左翼人士，但有機會把張維迎塑造為「異見人士」，他們倒是樂意的。其實同意張維迎觀點的內地經濟學家多如過江之鯽，我無數次在內地學術交流，討論這類議題，閒過立秋，倒未見過有誰會窒住窒住。

　　對平等及高效率這對矛盾，我自己亦早已有成形多年的看法。有人認為平等才符合公義，這倒要看平等指的是甚麼。若人人收入都要趨同，即不事生產的懶人與一生勤奮工作的都擁有相同收入，這只會是最大的不公義。我不相信收入平等，但我相信社會應努力做到機會平等。

　　有些人認為，總有一部分是未出生便已輸在起跑綫，例如父母教育水準低、家庭破裂，如何能有平等機會？這沒錯，社會要做的只應是盡可能給這些家庭的孩子多一些機會，尤其是教育機會。

　　凡事若做得過火，便有反效果，例如西方社會新左思潮氾濫至學校，為了追求所謂的平等，避免有些學生跟不上聰明學生的步伐，竟把較有挑戰性的教學內容砍掉，亦即神人與凡人都面對相同的學習環境，很快神人也會變作凡人，社會的進步也便停頓了。此現象早已引起有識之士的憂慮，他們羨慕中國沒有搞這一套，也十分害怕中國的國力會因此而快將超越西方國家。神人應有神人的教育，凡人有凡人的，若把凡人也當作神人般教，會有不妙，所以內地要限制那些補習班，有其道理。

　　機會平等的另一表達方式便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最重要的「漁」，便是教育的機會。以香港為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受過大學教育的，是沒有入過學的人的2.92倍，在2011年此比例更高達3.86倍。有些人視此為收入不平等，但我們更應把教育視為脫貧的重要工具。

　　提供教育機會可視為「3次分配」中的第2種分配。那麼第1種及第3種有沒有問題？我相信較理想的做法是把第3種分配解讀為一種基本生活的安全網，不用鼓勵太多人不勞而獲，他們得到的福利若太高，不但不公平，而且會製造懶人。福利開支若有節制，稅率也可受控。

　　中央似乎有一招是要反壟斷。經濟學家都懂壟斷的壞處，但這一樣要有平衡，例如不准藥廠對新發明的藥有一段時間的壟斷權，便沒有藥廠肯投資開發新藥了。

        總體而言，「共同富裕」究竟是共產制度復活抑或是經濟增進的救星?一切皆視乎能否找出其平衡點而已？ 最重要是否符合現今中國的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