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愛國愛港者治港,並不可能完全解決香港的問題。愛國愛港的標準,主要是維護主權,有國安法加持,香港的主權應該可以保障。但堅持香港之內實行中國的全面主權,並非必然可使香港社會發展,使社會矛盾紓減。主權之外,還有治權問題。
愛國愛港者屬於政治表態,也是從政治標準來考核判斷,但社會的發展,不可能由政治表態或口號所推動,過於政治化反而使經濟與社會的具體發展處處要用政治化標準來評估,或作取捨選擇的依據,容易犯上內地過往假大空的錯誤,社會發展會受到不必要的阻礙。
社會發展涉及不同的利益,利益之間或許不盡是零和遊戲,但亦不少是相互牴觸,此消彼長。社會發展不可能讓某些利益壟斷,而要求相互妥協,妥協中當然有得有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體制,政府的角色相對減少,不可能像內地社會主義那樣,可由政府代表社會和國家的長遠和全域利益來把持社會的發展,內地更是中共主宰政府。
香港的資本主義兩大利益集團是資本與勞工。資本的本質是利潤最大化,且資本無祖國,為利潤最大化可隨時轉移至國外。相對而言,勞工是當地語系化,轉移海外不易,故資本相對勞工有更大討價還價力量。資本主義從野蠻到文明的福利主義,便是要政府用公權力抑制資本優勢,保障勞工利益,也以此保障本地發展。
香港的愛國愛港人士有資本,亦有勞工,不可能因愛國愛港而改變他們的本質。資本會否因愛國愛港而降低他們的利潤要求?老一輩如廈門陳嘉庚的愛國人士的做法是捨棄資本的本質,甚至把財產悉獻給社會,他便已不是資本。可是香港的愛國愛港資本哪有這樣的作為呢?用個人或企業名義的捐獻往往是逃避稅收和作公關性的投資,他們少有願意讓企業的員工分享企業的多數利潤。在企業經營方面,還是從與勞工爭奪中拿取最大的利潤。也少有愛國愛港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
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還是以資本與勞工的對立作為主要的體制性矛盾,中國的主權、「一國兩制」的創新都沒有改變這個本質。於是,在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大框架下,是資本治港,抑或是資本與勞工合作治港呢?這個差別當會決定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決定社會的體制矛盾會否導致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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