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來香港旅遊?

2024年上半年，香港入境旅客人次超越2000萬，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64.2%。然而自第二季以來，零售數據乏善足陳，遜於市場預期。旅客數量固然可觀，然而他們的消費習慣與模式能否帶動本地經濟增長，則是另一問題。事實上，旅客的來源地與其消費力也必然會掛鈎。

去年首10個月，日本旅客訪港人數跌至疫情前不到四成。過去數年的地緣政治動盪、香港在國際社會上所遭到的聲譽創傷（有不少收看了某些新聞評論的歐美朋友跟我聊天時，經常就着我身處的這座城市提出怪論，為我人身安全「感到擔憂」，讓我啼笑皆非）、內地經濟周期性與結構性的障礙，皆令香港觀光、餐飲、零售業面臨嚴峻挑戰。
疫情過後要振興零售與餐飲業，談何容易？更關鍵的是，我們應當「易地而處」，以旅客角度出發。綜觀全球，為何旅客要來香港觀光？

有好友跟我說，每年都起碼得去巴黎、北海道及峇里島各一趟。巴黎，是為了趕上時裝界與文化氛圍。北海道，是為了在冬天滑雪與體驗「白色聖誕」。峇里島，則是因為其陽光與海灘，充滿着炎夏氣氛與度假「感覺」。她卻反問我，香港又有何「不可錯失」之處，讓旅客每年起碼都要來香港一次？
一、 香港旅遊範式不能是「廉價競爭」，必須為「獨佔性競爭」。
有不少內地金融與學術界朋友跟我說，20年前來香港，是為了體驗內地望塵莫及的開放土壤及文化多元國際性，不介意在這裏花數天甚至一兩星期去感受「香港情懷」。然而，現在除了為公幹開會而來，基本上不會花錢來香港。論廣東省，深圳商店與餐廳種類更多、更具國際特色（雖然香港在精緻餐飲方面還是佔上風），服務相對友善而周全、價錢更為實惠，更甭提包括廣州、中山、珠海在內的大灣區其他城市，又或是廣東以外，福建、浙江、江蘇等發達沿海大省的旅遊熱點。固然眾多內地品牌進駐香港，能為本地居民帶來「體驗內地文化」的機遇。然而，一來有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二來到港旅遊的往往是為了感受內地沒有的特色，香港日益增長的「內地」元素只會令我們在內地旅客眼中相對褪色，失去一定獨特性。
與此同時，香港本應為國際旅客提供前往內地前後的「緩衝地帶」，讓他們在這座對外開放的華洋雜處大都市中，適應中國環境與文化習俗。然而時至今日，英美歐旅客對港有所卻步，而香港旅遊業的「全球化」卻依然是停留在30年前由「全球北方」所壟斷的想像。我們清真食肆數量有限、餐廳服務業普遍對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顧客需求意識不高，何來迎接中東及東盟地區遊客？對於來自於發達地區的旅客，香港服務業的普遍中英文水平堪虞；在上海或北京等內地一線城市的高等學府近年非常積極推動英語教育之下，與當地服務業相比，香港也有所不足，更別說法語或西班牙語的訓練，又怎能迎接歐洲諸國的旅客？
歸根究柢，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以經濟術語來說，國際旅遊業不純粹是一個以「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作主導的市場。也就是說，價錢並非也不應該是最主要的競爭標準。早前跟柬埔寨與印尼負責旅遊政策的官員分別聊天時，我提出了一點：柬埔寨及印尼物價遠比日本低，去年前者卻只錄得540萬人次的旅客數量，後者則為約1100萬左右人次。兩國相對於日本的2500萬人次，都顯得有所落後。此3個國家可比性也許不高，但起碼能說明一點：價錢高低並非旅客作決定的唯一或最主要標準。
即使香港房地產市場再怎麼不景氣，我們的商業租金、物價、勞工薪酬也沒可能會低於深圳、東莞等地（我們也絕不應希望這個情況出現）。更關鍵的是，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固然有局部競爭關係，然而實際上絕對能通過相互協調而促進「共贏」，毋須把自己作繭自縛在一個零和遊戲中。
旅遊業其實是一個「獨佔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市場，沒有任何一處地方能獨攬全世界的所有旅客，各處都是憑着自身質量上的獨特性，利用針對市場有限的影響力去提高自身利潤。用俗語來說，必須是「人無我有」，方能促進旅遊業的經濟實力。
當然，現時香港要面對的，乃「獨佔性競爭」市場中長期必然發生的轉變──也就是其餘競爭者不斷縮小與我們之間的優勢差距，深圳城市規劃的現代性與宏偉性日益鮮明、廣州的「精緻飲食」在「黑珍珠文化」的牽頭下也有所大幅進步。理論上，長期而言獨佔性競爭趨近完全競爭，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絕不能認命，而須發掘新興的「質性區別」（qualitative difference），維持產品差異化，方可重新確立優勢。
二、 香港獨特性基礎依然健在，必須保育發展。
早前去柬埔寨首都金邊開會，在某五星級酒店中，聽到酒吧鋼琴手彈起王菲《容易受傷的女人》旋律，然後便是優美旋律配以絕妙歌詞的陳奕迅名曲《富士山下》，「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走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新興酒吧區中，我聽到梅姐的《夕陽之歌》及羅文的《激光中》。泰國好友會跟我說，每年5月8日都會悼念鄧麗君忌日，並收聽其粵語歌《漫步人生路》。這些都是香港文化及軟實力的代表之作，原因也相對簡單：這些巨星把深厚的中華文化，配以粵語流行曲市井卻不庸俗的氣質，加上來自西方或東瀛的音樂（比方說，林子祥《每一個晚上》），從而創作出一首首時代象徵。
今時今日香港的時代象徵又在哪裏？我們文化多元性的根基理論上依然健在。高度的人才及資訊流通、發達而一等一的硬件配套，甚至不乏市場推廣方面的奇才。樂壇上仍有不少有心有力的中青代，或是獨立創作人，或是以自身價值觀拿捏迎接大眾商業化口味而必須作出的妥協讓步。然而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似乎再也不能如當年般風靡中外。站在旅遊業角度出發，日本和南韓的樂團文化讓他們能吸引大批的星迷去追星，泰國與印尼也成功地把傳統文化融入了旅遊戰略與方針。
反觀香港卻似乎不進則退。事實上，要讓文化旅遊貫徹全座城市，把文化價值融入人民與旅客的主觀經驗，需要的不只是公關或擺設，而是徹底策略性規劃，從這座城市每一個角落、每一街道中皆可找出它們的獨特性，將其保育並同時創新。具體點說，正所謂水清則無魚──若過分側重被賦予過於政治化含義的單調文化建構，忽略了香港與西方、東南亞等地的歷史聯繫，又或是抹去香港的粵語與南嶺文化，這只會令香港變成一個既「無魚」也「無水」的旅遊與文化沙漠。我們必須善用包括M+與故宮博物館在內的建設，鼓勵更多的草根文化革新，把流行文化產業化，為年輕人創造新的就業機遇；同時也要把普羅市民融入文化觀光與旅遊當中，讓旅客感受到我們能海納百川，包容多元。
同時我們也要大聲地跟世界宣告，香港絕非純粹的「購物天堂」與「食點心的地方」。「Shopping and Dimsum」乃屬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口號，沒可能是我們今天的主要推銷口號。有心人提出「城市散步」的學問，為港人及旅客提供了重新認識香港的上乘方法。從西營盤高街到銅鑼灣崇光的步行，只需不到75分鐘，過程中旅客卻可深刻體會到傳統海味店、甲級寫字樓林立、走在時代尖端的豪華酒店，以及街市球場的百態萬象。又或是強化我們在歷史旅遊的意識與空間，給予資源讓從事本土歷史教育的朋友們在業餘時間帶領旅客進行深度歷史遊。
香港擁有豐富的殖民歷史與中華文化的交織，我們不應躲避或隱去過去，而須光明正大地批判及反思歷史。飲食方面，必須認真就着監管條文拆牆鬆綁，發放更多的大牌檔牌照，同時推動精緻粵菜，從而把香港傳統中西合璧的菜式傳承下去。我曾有幸嘗過獲金庸認可的「射雕英雄宴」，糅合了文學、烹飪、流行音樂等元素，正是反映出旅遊業推陳出新所需的創意與靈活。
至於我們的郊野公園、眾多離岸島嶼，更是香港旅遊政策久未開發的「大西部」。保育與旅遊之間並不存在必然對立，需要的卻是謹慎而有效的計劃，把關心郊野公園的一眾持份者連結起來，推動以大自然為基礎的生態旅遊。面對氣候變化，香港有責任也有空間在驅動環境保育意識方面出一分力，不應把動植物視為炒作對象或可以買賣的商品（這也是西方極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個陋習），而要把自然環境視為一體，展示出應有的敬仰與尊重。世界上有不少國際大都市，卻只有香港能讓商業旅客在十分鐘車程內從頂流寫字樓（金鐘）去到飽覽世上最迷人夜景之一的地方（太平山頂）。
方便、高度連結，這依然是今天的香港。
三、 最真摯的香港故事，乃由普通市民說出來的真話。
旅遊，本質上就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心態。過程需要的是一個適合的引子，心態則取決於期望及期望管理。說到這裏，也離不開在政商界市場出現的一句術語，也就是「說好故事」。有聲音認為，若要說好香港故事，最好邀請一些天王巨星來宣傳香港，把我們最佳一面向世界呈現。我不否定名人宣傳的重要性與潛在作用，但我們也不應忽略其局限性。
事實上，香港的普羅市民便是香港最佳的宣傳大使。選擇在香港定居，以這裏作「避世鄉」的朋友，絕大部分都是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那就是我們的務實及靈活態度、對世界的渴望與好奇，以及對生活素質的追求。我們能見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到頭來依然是按着香港核心價值去走、去做、去說。我們懂得走位，更懂得看不同國家與社區的旅客的具體需求與偏好是何，對症下藥。而無論是本地商界精英、內地到港的金融專才、從歐美回流過來的學者，我們只要認同這一套價值，認可香港是我們的共同家園，相信香港的可能性與未來豐富性，深信香港仍然充滿着各種各樣的機遇──那我們都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一種精神，更是一套價值。由普通港人向世界說故事，更具說服力，也更有感染力。讓一百位毫無背景也沒有包袱的普通市民向世界各地解釋為何要來這裏消費與購物，相信更能釋除國際社會的無理批判與猜疑。同時，我們必須切忌把自身的論述與話語構建「樣板化」、「官僚化」、「形式主義化」──這相信不是北京想看見的趨勢，也對中國往世界進一步開放毫無益處。
正正是「一國兩制」所賦予我們的任務，驅使我們必須用世界的語言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從而讓中國故事更為充實而立體，同時也要以內地熟悉的語言向中國人民說好世界故事。這就是今天的香港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