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續)

無處不在

自從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面世，AI以驚人速度進入我們日常生活，有乜唔識可以問AI，它可以是文書助手、旅遊行程策劃家，甚至心理輔導員，亦可以控制自動駕駛系統、人臉識別，AI技術深入智能手機、家用設備、社交媒體平台，在醫療、金融等行業亦深度應用；日後，人工智能透過影像掃描斷症，可能比醫生肉眼更可靠。

我們每一句說話、每一個行為、每一條指令，都在日復日地訓練着AI，使其變得愈來愈聰明，愈來愈懂得掌握如何與人類溝通。這股力量正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壯大，無法逆轉。

今年諾貝爾化學獎和物理學獎，分別頒給DeepMind創辦人Demis Hassabis，以及AI教父辛頓（Geoffrey Hinton）。今年七十六歲的辛頓形容，AI的誕生是由一次挫敗開始；年輕時的他異想天開，夢想複製人類神經網絡到電腦，以協助了解他真正想研究的範疇——人腦，當時沒人相信電腦軟件可以複製腦袋，於是博士論文導師勸他放棄這題目，辛頓沒放棄，最終人腦研究不成，反而研究出「人工腦袋」，中間經歷了五十年。

辛頓在一個訪問中提到，現時最大型聊天機械人有一萬億個連接點，人類神經系統則有一百萬億個連接點；兩者看似仍有距離，他認為AI學習潛能超乎想像，運算知識方法連他亦無法掌握，不久將來，AI會比人類聰明，甚至具備自我醒覺意識，能自行編程、自我修改。

聽起來有點超現實，但這已是現實；如何使AI不會變成怪物，倒過來操控人類思想行為，干擾自然世界秩序，這道難題有待破解。辛頓預測，數年後，人工智能的推理能力就會超越人類。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眼中的繁榮秘訣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強生（Simon Johnson）及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藉社會體制如何影響繁榮，說明剝削的法治無法促進經濟增長而獲殊榮。三人3本經典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與進步》以及《自由的窄廊》都清晰道出其理念。

埃及貧窮因精英自私英美富裕靠政治轉型

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始於2010年12月17日，一名叫博阿齊齊的街頭小販自焚激起大眾的憤怒，進而點燃所謂的茉莉革命。

接着巴林、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政權的命途亦岌岌不保。這些國家內部不滿的根源在於貧窮。埃及人平均所得水準只有美國人的12%左右，預期壽命則少10年；20%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貧之中。

對埃及人來說，導致他們落後的原因包括一個無能且貪腐的政府，一個讓他們無法發揮才能、雄心和原創性的社會。

然而，有些人強調埃及的貧窮主要由地理條件所決定，因為這個國家大部分是沙漠，且缺乏足夠的降雨，土壤和氣候不適於高生產力的農業。其他人則指出，埃及人的文化特質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繁榮富裕。

埃及缺乏繁榮特質？

他們說，埃及人缺乏讓其他國家繁榮興盛的工作倫理和文化特質，而且還接受與經濟成功相衝突的伊斯蘭信仰。第三種看法在經濟學家和政策專家當中是主流意見，這種看法認為埃及統治者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來促使他們國家繁榮起來，並且在過去一直採用不正確的政策和策略。

這種看法也認為，如果這些統治者能接受正確的顧問提供的正確諮詢，富裕興盛將隨之而來。對這些學者專家來說，統治埃及的少數菁英只顧自己利益、犧牲社會福祉的事實，似乎與了解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毫不相干。

英國和美國之類的國家變富裕，是因為它們的人民創造了一個政治權利更廣泛分配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需要回應人民並對人民負責，而且廣大民眾都能夠利用經濟機會。要了解今日世界何以有這種不平等，就必須深入過去，研究各個社會的歷史演進。

英國（精確地說是英格蘭）在1688年發生一場革命，促成了該國的政治轉型以及伴隨的經濟轉型。人民爭取並贏得更多政治權利，而且利用這些權利來擴大自身的經濟機會。其結果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與經濟演進軌跡，並在工業革命達到高潮。

統治者不關心民生

工業革命及其解放的科技發展並未擴散到埃及，因為該國當時在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掌控下，受到的待遇和後世穆巴拉克家族的對待相去不遠。鄂圖曼在埃及的統治於1798年被拿破崙推翻，但該國隨後又落入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掌控，他們對促進埃及的富裕繁榮和鄂圖曼人一樣興趣缺缺。

雖然埃及人終於擺脫鄂圖曼帝國和大英帝國、並在1952年推翻君主政體，但這種改變與1688年英國的革命不同；埃及政治並未從根本上轉型，只是把權力交給另一批菁英，而他們對於為埃及人民創造富裕的漠不關心也與鄂圖曼和英國如出一轍。結果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並未改變，埃及也依然貧窮如故。

基本上貧窮的社會想變富裕，需要的就是轉型。如果我們了解這類轉型發生的時機和原因，我們將更有能力改善數百萬人的生活。

文章摘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序言，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譯者為吳國卿、鄧伯宸，衛城出版

科學進步未必平等 權力下放共享繁榮

我們總會聽聞由於科技前所未有的進步，世界正不斷變得更為美好。瞧瞧你的新手機，看看那台最新的電動車，更別提還有新一代的社群媒體。或許再不用多久，科學進步就能根除癌症、解決全球暖化，甚至讓貧困就此消弭。當然，從不平等、汙染到極端主義，世界上依舊存在各種問題，但這不過是為了迎接美好世界誕生前的陣痛期。儘管社會上充斥着這類科技樂觀主義者，但只要回顧過去千年許許多多的新發明，就會發現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往往未必能由所有人共享。

．中世紀與現代初期農業有一系列的技術改良，包括犁變得更進步、輪耕制度變得更聰明、馬匹的使用更廣泛，加工廠也大有改進。但對於佔人口近九成的農民來說，幾乎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中世紀晚期歐洲船隻設計的進步，推動了越洋貿易的發展，並讓少數歐洲人取得巨額財富。然而正是這些船隻，讓數百萬人遭受奴役，他們被從非洲運往新世界，幾代人在壓迫制度之下勉強生存，留下的某些悲慘遺緒至今依舊揮之不去。

．在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紡織工廠為少數人創造巨大財富，但在這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裏，並未使勞工收入稍有增加。反而正如那些織工的切身體會，無論是在工廠或是擁擠的城市裏，都出現工時延長、工作條件惡劣的情況。

．軋棉機是一項革命性的創新，大幅提升棉花產量，也讓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但正是這項發明，使棉田在美國南部擴張，也讓凶殘的奴隸制度愈演愈烈。

．資訊技術在過去幾十年間出現驚人的進展，讓一小群企業家與商業巨賈財源滾滾，但諸多未受大學教育的美國人就這樣被拋在後方，只能眼睜睜看著實質收入節節下滑。

難道我們最終沒有因工業化而蒙受巨大利益嗎？沒錯，現代人的生活確實大有進步。我們過得更健康、更長壽，擁有幾百年前人們根本無法想像的舒適生活。然而，現今所有人得以共享繁榮的生活，並非是只靠技術進步就保證會自然出現的結果。唯有當技術進步的方向及社會收益的分配方式不再牢牢掌控在少數精英手中，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共享繁榮」（shared prosperity）。

選戰競爭、工會興起，以及維護勞工權利的相關立法，改變了十九世紀英國的生產與薪資設定方式。再加上由美國傳來的新一波創新浪潮，最終融合為嶄新的技術方向：將焦點放在提升勞工生產力，而不再只是用機器來替代或監控勞工。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這樣的技術方向先是傳遍整個西歐，接着蔓延至世界各地。時至今日，全球大多數人都過得比我們的祖先更好，這是因為早期工業社會的公民與勞工被組織起來，勇敢挑戰由精英主導的技術與工作條件，並迫使他們以更公平的方式共享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

如今，我們需要再次採取相同的行動。好消息是，現在我們手中擁有許多一流的工具，包括像是核磁共振造影（MRI）、mRNA疫苗、工業機器人、網際網路、強大運算能力，以及前人難以企及的大量資料數據。我們想強調：進步從來不會就這樣自然而然的發生。現今我們所看到的「進步」，不過是再次讓極少數創業者與投資人累積鉅額財富，反觀絕大多數人的權力遭到剝奪，受益卻是微乎其微。唯有當社會權力基礎發生改變，才可能出現一個全新、更具包容性的科技願景。

文章摘自《權力與進步》序言，作者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譯者為林俊宏，天下文化

國家為民社會合作 方可保護自由財產

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所定義的自由是：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隨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動、處分自己的財產和人員……不必請准或仰人鼻息，就是擁有自由。這樣的自由是所有人類的基本渴望，他強調：任何人都不應該傷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但顯然自由在歷史上很罕見，今天也一樣。每年中東、非洲、亞洲和中美洲都有數百萬人出生入死、逃離家園，不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所得，或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設法保護自己和家人，免於暴力與恐懼。

2011年1月，敘利亞大馬士革舊城的哈里卡（Hareeqa）市場裏，爆發一場自發性的示威，抗議總統巴哈爾．阿塞德（Basharal Assad）的專制政權，內戰旋即爆發。國家、軍隊和保安部隊不出所料，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消失無蹤。敘利亞人沒有爭取到自由，反而換來內戰和失控的暴力。最重要的黑暗團體是所謂的「伊斯蘭國」。2014年，「伊斯蘭國」奪得敘利亞城市拉卡（Raqqa）的控制權，「伊斯蘭國」就和許多武裝團體一樣，以難以想像的殘酷方式，填補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崩潰後留下的國家機器真空。毒打、斬首和殘害變成家常便飯。

敘利亞國家機器崩潰，創造了龐大的人道災難。戰前大約1800萬的人口中，估計有多達50萬人喪生，超過60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還有500萬人逃到國外，變成難民。敘利亞國家機器崩潰引發的苦難不足為奇，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長久以來都認為，人們需要國家來解決衝突、執行法律和防堵暴力。如同洛克所言：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

但是，敘利亞人開始抗議後，曾經從阿塞德的專制政權手中，爭取到一些自由。媒體組織者亞當懊惱地回憶說：諷刺的是，我們出門示威，目的是要掃除貪腐、邪惡和殘害人民的罪行，結果反而傷害了更多的人。

如果以制衡原則限制國家都無法獲致自由，那自由到底來自何方？我們的答案很簡單：自由需要國家和法律，卻不是由國家或控制國家的菁英賜予，而是由一般人和社會爭取來的。社會需要控制國家，以便國家保護和增進人民的自由。自由起源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微妙權力均衡中。

強大的國家才能控制暴力、執行法律和提供攸關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務，以便賦予人民力量，做出希望追求的抉擇。強大的國家需要強大、流動的社會來控制和約束。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條走廊上，彼此制衡。這種制衡並不是靠某個革命時刻成就，而是兩者之間日復一日地持續鬥爭。

這種鬥爭會帶來好處，國家和社會在這條走廊上，不僅互相競爭，也相互合作，這種合作會提高國家供應社會所需的能力，也會壯大監督這種能力的社會動員力量。

為什麼是一條走廊，而非一扇大門呢？因為達成自由是一種過程：你必須走過廊道上的漫漫長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國家機器才能開始為公民提供服務。這種是國家及其菁英必須學習的過程，學會跟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和平共存，社會的不同部門必須學會互相合作、無視彼此之間的歧異。

這條走廊會顯得狹窄，是因為這絕非易事？當人民要求國家在複雜的世界上承擔更多責任之際，你怎麼能夠確保國家機器會維持接受控制的馴服態勢？

文章摘自《自由的窄廊》序言，作者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譯者為劉道捷，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