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武

濠江吳陳比武

中國人二千年來尊尚儒家思想，講禮，追求修身，用決鬥解決問題，不是我們慣常的行事和思考模式，除非我們是行走江湖的亡命劍客吧。

黑社會勢力在上世紀末曾經肆虐一時，街頭「劈友」、「開片」，時有所聞，但倒也很少聽到有江湖猛人擇日選址來一場莊嚴的決鬥。二戰後的香港，若數最有名又最公開的決鬥，非1954年初的吳陳比武莫屬。

吳是指來自北方滿族、吳氏太極拳的傳人吳公儀，陳是指南方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話說1953年底，吳公儀在報上發表對國術界的批評，大感功夫水準今不如昔，引來武林同道與之商榷，其中來自澳門的陳克夫反應最烈，便有所謂的「隔江罵戰」，後來更演變成兩人決定比武較高低。

由於香港不允決鬥，所以吳陳二人便移師澳門擺擂台。當時吳陳比武是由澳門名流何賢、梁昌、崔德祺統籌，以國術表演和慈善賑災名義包裝，排場可謂盛極一時。比武設在澳門新花園，過江輪船一票難求，名伶紅線女、馬師曾、新馬師曾等皆有出席，活動主持人是當紅的粵語片明星張瑛。從現存的紀錄片段看到，還未成為賭王的何鴻燊亦有上擂台助興。

吳陳比武雷聲大，雨點小，兩人真正交手時間不夠兩分鐘，而且與其說是高手過招，倒不如說是「爛仔交」般埋身肉搏更為貼切。何賢在未打完原定的6個回合，就叫停賽事，宣布吳陳二人「不勝不負不和」，總之和氣收場。

催生香港武俠小說

一般觀眾看吳陳比武，不諳招式妙處，光看表面可能大失所望。事後回望所謂的比武，也似乎是噱頭大於實際。

吳陳比武倒是在另一方面深遠地影響了香港流行文化──催生了一個時代的武俠小說。《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見吳陳比武市面迴響極大，便決定3日後乘勢推出武俠小說連載。旗下編輯陳文統半推半就地接下任務，改了個筆名叫梁羽生，便開始寫起《龍虎鬥京華》來。一年後，《新晚報》再推出另一位編輯查良鏞執筆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以後的，都是歷史了。

日本決鬥違法 主持見證都有罪

日本最近發生了一宗令人咋舌的兇殺案，最終動用了有過百年歷史的「決鬥罪相關法」治罪。

事緣去年9月，兩名互不相識的日本男子淺利風月與松田直也，因為將棋對弈而發生爭執，並相約在新宿歌舞伎町「哥斯拉酒店」附近的空地決鬥。據報所謂的決鬥前後歷時10分鐘，但全程其實是松田一面倒捱打。淺利雖然拳腳如雨下，但松田決鬥結束時仍然神智清醒；然而，3日之後，松田被緊急送院，最後因腦創傷併發症死亡。東京警視廳及後依「決鬥罪相關法」拘捕淺利，此罪成立最高可入獄5年。

淺利一案在日本內外罕有地受到不少報道，甚至被視之為「奇聞」，不外乎是牽涉了看似老舊過時的決鬥罪。

在許多地方，包括香港，私下打鬥或殺傷他人身體，固然是非法行為，但就鮮有一條罪狀是針對性規管決鬥。香港對應打鬥行為的法律，最通用是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和《公案條例》中禁止「在公眾地方打鬥」的條文。《侵害人身罪條例》包括不時聽到俗稱「傷人17」（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和「傷人19」（非法及惡意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都是用來治理不同嚴重程度和傷人意圖的罪項。類似這種的法例，基本上已覆蓋了絕大部分毆打和傷人行為，那為何日本要架床疊屋地另立一條決鬥法呢？

遏私了流風

事情要回溯到十九世紀末的明治維新，1888年《日本人》雜誌編輯松岡好一披露長崎縣炭礦的剝削性工作環境，大量苦工被迫屈居在納屋中受嚴格監管。當時尚未晉升至內閣總理大臣的犬養毅，在《朝野新聞》否認納屋的存在。於是松岡伙同兩名準備當助手的「介添人」，向犬養毅提出要堂堂正正的決鬥。犬養毅嗤之以鼻，謂「決鬥是野蠻人的遺風」。此事引起日本坊間的關注，各界熱列討論決鬥孰好孰壞，讚美褒獎決鬥的相反言論，亦有所聞，例如時任大審院檢察官的光妙寺三郎，就在帝國大學的法律討論會上高呼「決鬥是文明所開之花」。翌年1889，明治政府正式頒布「決鬥法」律例一錘定音，不但視發起及參與決鬥者有罪，有份見證、主持決鬥的人也同樣有罪。

進入二十世紀後半的昭和時代晚期，日本民間都有討論「決鬥法」是否過時，應該廢除。事實上，日本每年只有幾十人因「決鬥法」遭檢控，偶有報道，都是決鬥充滿極其特殊和聳動的性質，例如酒吧東主慫恿手下兩名舞女決鬥，又或男人被甩後回頭跟前女友要求決鬥等等，都是一些不太有社會普遍性的殊例。「決鬥法」最管用的地方，是用來對付暴走族、不良少年私鬥的行為。

鬥士爭啖氣

明治時期的文人松岡之所以會向犬養毅挑戰，用講手來解決政見糾紛，其本源多少也跟西風東漸，日本當時積極地全面想學習歐西文化有關。歐洲自中世紀已降，一直都有決鬥的傳統，甚至是跟騎士、貴族階級掛鈎。決鬥不單要殺人性命，更重要的是爭一啖氣，挽回失去的尊嚴和名譽。一般平民百姓不會也不可能決鬥，因為一方面他們沒有什麼顯赫家聲要守護，另一方面決鬥對裝備武器都十分講究，儀式感十足，不是普通人能負擔得來。在文藝復興時期，決鬥不但充滿傳奇性也備受尊重，鬥士即便在決鬥中殺人，執法單位也會從輕發落。直至進入十九世紀較現代時期，新式的國家體制和法律管治確立，以決鬥私了的行為就開始式微，並且被廣泛視為不文明、不必要的暴力。

撤合法報仇

除了西方影響，日本的決鬥風氣，同時受到民族一直以來的尚武精神所影響。在「決鬥法」之前，日本曾經有過更為匪夷所思的法律名為「仇討」（又名敵討），簡單來說就是合法地報仇殺人，所報之仇通常只限於父母、叔伯兄長等尊輩被殺。在江戶時期，「仇討」是經地方警察規管的，報仇者要上報申請，經批准後才可合法報仇。

日本歷史上有不少關於這類「仇討」的紀錄，有些現在看來既有趣又駭人：最小的仇討者年齡，低至十三四歲也有紀錄，而歷時最長的「仇討」，是十九世紀中臨近幕末時的一宗為母報仇，竟長達53年才成事。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後，銳意自強革新，第二年司法卿便即發布「仇討禁止令」，嚴禁私人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