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香港人應覺醒吧!

香港作為中國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的政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做法:

一、1997年到2003年是盡量不干預。

二、2003年,發生了23條立法不成功,中央開始在不干預之後加了三個字: 有所為,即“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思想。

三、從05年到07年,得到中央的支持,香港出現CEPA效應,經濟好轉起來。

四、08年開始,局勢逆轉了。因官員問責制發展不太順利,出現了特首民望逆轉。溫總理提醒,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五、2012年至今,12年學生帶頭出來反對國民教育,而且,結果真的是特區政府要把國民教育撤了。中央不放心,覺得要收緊,然後中央收緊,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爭,一邊抗爭越來越激烈,另外一邊收得越來越緊。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就是普選的問題,到了一個攤牌的時候。中央某程度上不太相信香港人,所以146月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列出了很多條,中央認為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謂高度自治的意思,就是中央給你有多少自治,就有多少。

以上就是香港如何演變成現在的情況,香港人應覺醒吧!認命與否,適隨尊便。從以下曾鈺成的專訪,可知其個中原因。

記者問:幾萬人坐在馬路上,已經超過一個星期,佔領運動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您之前有預想到嗎?

曾鈺成答:完全沒有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最近大家見了面都說,從來沒有估計到。我看占中的最初設想也不是這樣。至於原因,我想我還是不要評論。事實就是,參加佔領運動出來的市民,是比任何人,之前的估計都要多。其中年輕人占了多數。

問:群眾運動發展到後期,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場。您怎麼評估這種可能性?

答:無論是最早發動占中占中三子,或者說學聯的領頭人物,他們應該也從來沒有想到運動會發展到這麼大的規模,正是這個原因,他們也知道,他們不可能有效地規範和控制它的發展。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時間拖長了,出事的機會就高。我也知道,他們需要尋找安全退場的途徑。但是,起碼到現在,這是不容易。因為大家的口號已經叫響了──人大重啟政改、梁振英下臺。這兩條訴求,老實說,我認為現在參加示威的大部分人也知道,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提也提了出來,怎麼辦?學聯要求與政府對話,但佔領運動實際上沒有一個很權威的、大家都願意追隨的領導,學聯不能代表全部人,就算談成了什麼條件,參與示威的人也不一定會散去。

問:那您怎麼看待這場運動的發展?

答:我的看法,是還要過一段時間。過多久,要看社會民情的變化。現在拖下去,我認為,對佔領運動的人是不利的。因為時間拖長了,受到滋擾的人是越來越多。再加上他們不能保證運動的發展有一個最合理、最好的策略,同情你的人可能越來越少,反感的人越來越多,這對運動者來說就有壓力。為什麼要尋找退場機制,就是因為組織者看到這一點。運動的訴求還沒有達到,多次發出最後通牒,說你不下臺,我就升級。你怎麼升級?你越升級,對運動本身的壓力就越大。比如你衝擊政府機構,政府很難不調動最大警力來防禦,衝突就會很尖銳。另外,你越升級,會造成更多普通市民的不滿。你不升級,這樣拖下去,能維持多久?發展到這個階段,對任何群眾運動的組織者,是很大的考驗。對政府的考驗當然也很大。很明顯,929日開始,政府也改變了28日的做法。28日施放催淚彈的做法,大家客觀上看到,完全不能起到讓示威者散去的作用,反而刺激更多的市民出來參與。29日開始,特區政府改變了對付佔領行動的策略,我認為還是對的。目前,我只能希望再過一段時間,大家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提出一些比較可行的條件。

問:看學聯與學民思潮提出的四大訴求,包括要求人大撤回決定、特首梁振英下臺、普選需要有公民提名、重開公民廣場,似乎重開公民廣場——就是那個政總門前在7月被加上鐵欄杆封閉起來的示威空間,是最有可能實現的?

答:相對其它三點,當然可以說比較容易。但也很難要求特區政府說,好吧,我們就開放。從政府的角度看,我開放了,能換來什麼?是不是馬路上的人就能撤離呢?也不一定。我開放了公民廣場,你就會放棄升級行動嗎?如果我開放,更方便你衝擊政府總部,那我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呢?就算政府是願意開放──這一點,我現在還不能太有信心──從示威者方面,你也要考慮,開放能換來什麼。

問:在這次運動裡,明顯可以看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開槍流血的陰影籠罩著所有人,施放催淚彈那天,很多人會高喊口號:香港不是天安門!

答:我只能是這樣說,我認為歷史是不會簡單重複的。前事不忘,大家都記得以前的經驗。包括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明白,要儘量避免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學生方面也是這樣,他們懂得怎樣從前人的經驗吸取教訓。大家都不願意看到,悲劇再次發生。

問:這次運動的起因是民主訴求,很多市民認為831日人大關於香港政改的決議,斷送了香港30年來爭取真普選的希望。有泛民主派的議員集體聲明,說將盡力在立法會集體否決這個方案。但您一直力倡讓人大方案通過,並多次強調如果不通過,香港會面臨很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到底是什麼?

答:我認為危機有幾個方面。第一,特區政府管治面臨非常大的困難,不說是無法管治,但是非常困難。這個困難不是個別人的能力問題,而是我們的體制上有內在的矛盾、問題,令到有效管治很困難。所以我們必須針對體制上的問題,去研究怎麼解決。但是,我們政制發展的最後一步──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機關,已經成為社會和議會裡最主要的課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問題沒有人有興趣,沒有人願意跟你談。如果不先解決這個問題──起碼,暫時,先把它掛起來,有個階段性的解決,才能凝聚社會的力量,去研究解決我們管治上的很多問題。

第二,2017年能不能普選行政長官,不光是2017年的事,是我們講了很多年,香港人等待了很多年的事。你今天問我,一人一票普選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最好,最適合香港,我不敢說,但我們沒有其它選擇了,因為基本法已經寫了,2007年人大也做了決定了,大家都非常強烈地覺得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了。要是我們不成功,那香港很多市民一定感到非常失望。老實說,如果2017年沒有普選,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有,甚至可能以後都不可能有。剛剛說的,因為管治問題產生的矛盾,就會更加尖銳。過去這幾年,對特區管治不滿意的人,會說,我們等,等到這個普選再說。現在沒了,連這個希望都沒了。整個社會的氣氛肯定很壞,會更增加管治的困難。

第三,最終,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注:按照人大定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立法會普選最快在2020年可以實現),是寫在基本法裡的,是我們落實一國兩制的關鍵。我們如果不能達到基本法說的最終目標,也就不能說一國兩制成功了。要是我們2017年沒有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也不可能普選立法機關。如果香港人就像最近的佔領運動一樣,用比較激烈的方式表示不滿,那中央也會考慮,香港的局面,還可以維持繁榮穩定嗎?當然習主席最近重新強調,會堅定不移地實行一國兩制,但是,如果真的發生威脅到香港繁榮穩定的事件,我認為,我們國家的領導,也需要考慮了,這個一國兩制到底怎麼落實。這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命運,也直接影響到國際社會對香港成功推行一國兩制的信心。

問:所以您認為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遇到的最大挑戰,而且萬一出事,中央政府可以講,是你們先不要一國兩制的?

答:是,肯定是這樣。

問:但是為什麼很多非常資深的政治學者都認為,人大給出的這個普選不能要,寧可拉倒,也不能袋住先,否則再沒有改善的機會?

答:老實說,任何人你真的去研究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我認為不可能得到這麼一個結論:你接受了人大決議,就是大倒退,就是等於放棄了爭取普選。但是很可惜,在8·31以後,整個社會氣氛、政治氛圍,讓很多人,包括我們學者,都不能接受這個方案,真是很可惜。我認為是,第一,你認真地去拿人大決定來跟現在比較,肯定人大決議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絕對不是退步。更重要的,走了這一步,就等於保持我們的門繼續打開。要是泛民主派不滿意這一套,走了這一步,就可以為再往前走創造條件。反過來,要是你否決了,我認為等於把門關上了。你否決了,你覺得中央政府會轉過頭,拿一個你更滿意的方案出來?不可能。

問:您以前說過,需要分辨哪些事情是可以改變,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改變。您覺得這件事就是香港政治現實的天花板嗎?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答:對,就是這樣。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們調動足夠多的民意來抗爭,就可以把這個天花板拆掉,或者把它抬高一點。但是天花板的高度,很大程度,是要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放心程度。你讓他越放心,他就越放開一點。你讓他越不放心,他就越感到所謂國家主權、安全受到威脅,就收得越緊。只能是這樣。如果說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起草基本法的時候,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的第一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的話,那今天,這個情況已經變化了。香港發生的事,今天中央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它對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到底有什麼影響。如果中央政府最後要做衡量,一邊是香港的繁榮穩定,一邊是國家安全,就這幾年的情況來看,肯定是把國家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這樣。要是通過這次運動,讓更多人認識到你說的天花板,可能壞事會變成好事,否則……

問:中央對港政策轉到國家安全的思路上,這個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答:主要是2012年。201211月召開十八大的時候,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基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前不是這麼提。這不能不讓我們看到,就是因為2012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一連串變化,促成中央重新思考,對香港政策的方向。

問:中央對香港政策在回歸以來,究竟發經過了哪些變化?

答:回歸以來經過了幾個階段。1997年到2003年是非常放手,當時我是民建聯的主席(注:民建聯是香港親建制派第一大黨),中央政府告訴我,你們不要來北京,有什麼事,你向董先生提,向特區政府提。當時北京對香港完全放手,政策只有三個字:不干預。

2003年,發生了23條立法不成功,50萬人上街,反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一看,我們過去這幾年完全放手不對,於是03年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非常高層次,曾慶紅是召集人。他馬上邀請民建聯去北京,當著香港的傳媒,在不干預之後加了三個字:有所為。一直到05年,換了行政長官。

05年到07年,整個社會氣氛是比較活躍的,第一是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發揮作用了,香港經濟好轉,都知道是中央的支持;第二是曾蔭權上臺,解決了一些董先生不能解決的問題,他跟泛民關係也比較好。一段時間之內,好像強政勵治成功了,有效管治成功了,巔峰就是2007年曾蔭權競選連任,民意支持度也遠遠超過了當時和他競爭的泛民主派的梁家傑。當時有種說法是,就算是普選,曾蔭權也會當選。這麼一個氣氛下,2007年底,人大常委會決定了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普選。這個時間表是這樣出來的。當時定這個時間表,很多人,包括泛民主派的很多人,都很意外。大家本來不相信中央願意拿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就是因為0507年,整個社會氣氛比較穩定,管治比較順利。08年開始,局勢逆轉了。市政上,本來應該做的事,的確是沒有做。正如當時溫總理提醒,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加上問責制發展不太順利,出現了民望逆轉。一直到2012年,年初的行政長官選舉,出現了很多中央意想不到的狀況,然後梁振英先生一上臺,就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當年夏季,就是反國教運動。

反國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件。從中英聯合聲明開始一直到回歸之初,中央政府講的,做的,都是要儘量去增加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但是好像過了這十多年,能給的好處都給了,還是不行。不但不行,回歸了15年,還會出現2012年的情況,發展到學生帶頭出來反對國民教育。而且,結果真的是特區政府要把國民教育撤了。聽說這一點,北京當時是很不高興。

真是很可惜,我們已經走到普選的最後一步時,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形勢逆轉的情況。我擔心的是…………我們走進了一個惡性循環。一國兩制裡面是有很多兩制之間的矛盾,需要雙方以最大的善意、互信,用務實的態度來解決。這方面現在很缺乏。中央不放心,覺得要收緊,然後中央收緊,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爭,一邊抗爭越來越激烈,另外一邊收得越來越緊。當然我們也明白,同一個時間,我們迎來了一國兩制啟動以來,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就是普選的問題,到了一個攤牌的時候。

問:所以才有了今年6月的白皮書,對一國兩制做了一個與以前很不一樣的闡述?

答:6月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列出了很多條。當年,基本法立法的時候,不是這樣說的,當時的中央官員跟我們說:不能說除了國防、外交都是香港人自己管,你看看基本法,裡面還有其它權是中央政府一定要管的,但是,是很少數。我記得有一個中央官員跟我說明,只列出七條,包括國防、外交、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涉台事務、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等等。當時的官員說,就是這七條,沒其它了,其它都是你們自己管了。現在的白皮書說什麼?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謂高度自治的意思,我說你多高,就是多高。當然這也是事實。但你看得到這個表述的變化。所以是回歸17年,香港發生的變化,讓中央覺得,以前我強調一國兩制寬鬆的一面,現在要強調限制的一面。

問:當強者與弱者對峙的時候,你一方面要勸弱者非暴力,另一方面更要勸強者克制。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某種程度也是這樣的關係。

答:現在既然發生了這件事,如果可以理性處理,有可能促使大家反思,知道天花板在哪裡,也有可能開闢一條更有效的、實現一國兩制的路。要不然的話,北京也好,香港也好,可能我們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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