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7年到2003年是盡量不干預。
二、2003年，發生了23條立法不成功，中央開始在“不干預”之後加了三個字： “有所為”，即“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思想。
三、從05年到07年，得到中央的支持，香港出現CEPA效應，經濟好轉起來。
四、08年開始，局勢逆轉了。因官員問責制發展不太順利，出現了特首民望逆轉。溫總理提醒，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五、2012年至今，12年學生帶頭出來反對國民教育，而且，結果真的是特區政府要把國民教育撤了。中央不放心，覺得要收緊，然後中央收緊，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爭，一邊抗爭越來越激烈，另外一邊收得越來越緊。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就是普選的問題，到了一個攤牌的時候。中央某程度上不太相信香港人，所以14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列出了很多條，中央認為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謂高度自治的意思，就是中央給你有多少自治，就有多少。
以上就是香港如何演變成現在的情況，香港人應覺醒吧！認命與否，適隨尊便。從以下曾鈺成的專訪，可知其個中原因。
記者問：幾萬人坐在馬路上，已經超過一個星期，佔領運動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您之前有預想到嗎？
曾鈺成答：完全沒有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最近大家見了面都說，從來沒有估計到。我看“占中”的最初設想也不是這樣。至於原因，我想我還是不要評論。事實就是，參加佔領運動出來的市民，是比任何人，之前的估計都要多。其中年輕人占了多數。
問：群眾運動發展到後期，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場。您怎麼評估這種可能性？
答：無論是最早發動“占中”的“占中三子”，或者說學聯的領頭人物，他們應該也從來沒有想到運動會發展到這麼大的規模，正是這個原因，他們也知道，他們不可能有效地規範和控制它的發展。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時間拖長了，出事的機會就高。我也知道，他們需要尋找安全退場的途徑。但是，起碼到現在，這是不容易。因為大家的口號已經叫響了──人大重啟政改、梁振英下臺。這兩條訴求，老實說，我認為現在參加示威的大部分人也知道，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提也提了出來，怎麼辦？學聯要求與政府對話，但佔領運動實際上沒有一個很權威的、大家都願意追隨的領導，學聯不能代表全部人，就算談成了什麼條件，參與示威的人也不一定會散去。
問：那您怎麼看待這場運動的發展？
答：我的看法，是還要過一段時間。過多久，要看社會民情的變化。現在拖下去，我認為，對佔領運動的人是不利的。因為時間拖長了，受到滋擾的人是越來越多。再加上他們不能保證運動的發展有一個最合理、最好的策略，同情你的人可能越來越少，反感的人越來越多，這對運動者來說就有壓力。為什麼要尋找退場機制，就是因為組織者看到這一點。運動的訴求還沒有達到，多次發出最後通牒，說你不下臺，我就升級。你怎麼升級？你越升級，對運動本身的壓力就越大。比如你衝擊政府機構，政府很難不調動最大警力來防禦，衝突就會很尖銳。另外，你越升級，會造成更多普通市民的不滿。你不升級，這樣拖下去，能維持多久？發展到這個階段，對任何群眾運動的組織者，是很大的考驗。對政府的考驗當然也很大。很明顯，9月29日開始，政府也改變了28日的做法。28日施放催淚彈的做法，大家客觀上看到，完全不能起到讓示威者散去的作用，反而刺激更多的市民出來參與。29日開始，特區政府改變了對付佔領行動的策略，我認為還是對的。目前，我只能希望再過一段時間，大家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提出一些比較可行的條件。
問：看學聯與學民思潮提出的四大訴求，包括要求人大撤回決定、特首梁振英下臺、普選需要有公民提名、重開公民廣場，似乎重開公民廣場——就是那個政總門前在7月被加上鐵欄杆封閉起來的示威空間，是最有可能實現的？
答：相對其它三點，當然可以說比較容易。但也很難要求特區政府說，好吧，我們就開放。從政府的角度看，我開放了，能換來什麼？是不是馬路上的人就能撤離呢？也不一定。我開放了公民廣場，你就會放棄升級行動嗎？如果我開放，更方便你衝擊政府總部，那我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呢？就算政府是願意開放──這一點，我現在還不能太有信心──從示威者方面，你也要考慮，開放能換來什麼。
問：在這次運動裡，明顯可以看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開槍流血的陰影籠罩著所有人，施放催淚彈那天，很多人會高喊口號：“香港不是天安門！”
答：我只能是這樣說，我認為歷史是不會簡單重複的。前事不忘，大家都記得以前的經驗。包括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明白，要儘量避免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學生方面也是這樣，他們懂得怎樣從前人的經驗吸取教訓。大家都不願意看到，悲劇再次發生。
問：這次運動的起因是民主訴求，很多市民認為8月31日人大關於香港政改的決議，斷送了香港30年來爭取“真普選”的希望。有泛民主派的議員集體聲明，說將盡力在立法會集體否決這個方案。但您一直力倡讓人大方案通過，並多次強調如果不通過，香港會面臨很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到底是什麼？
答：我認為危機有幾個方面。第一，特區政府管治面臨非常大的困難，不說是無法管治，但是非常困難。這個困難不是個別人的能力問題，而是我們的體制上有內在的矛盾、問題，令到有效管治很困難。所以我們必須針對體制上的問題，去研究怎麼解決。但是，我們政制發展的最後一步──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機關，已經成為社會和議會裡最主要的課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問題沒有人有興趣，沒有人願意跟你談。如果不先解決這個問題──起碼，暫時，先把它掛起來，有個階段性的解決，才能凝聚社會的力量，去研究解決我們管治上的很多問題。
第二，2017年能不能普選行政長官，不光是2017年的事，是我們講了很多年，香港人等待了很多年的事。你今天問我，一人一票普選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最好，最適合香港，我不敢說，但我們沒有其它選擇了，因為基本法已經寫了，2007年人大也做了決定了，大家都非常強烈地覺得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了。要是我們不成功，那香港很多市民一定感到非常失望。老實說，如果2017年沒有普選，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有，甚至可能以後都不可能有。剛剛說的，因為管治問題產生的矛盾，就會更加尖銳。過去這幾年，對特區管治不滿意的人，會說，我們等，等到這個普選再說。現在沒了，連這個希望都沒了。整個社會的氣氛肯定很壞，會更增加管治的困難。
第三，最終，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注：按照人大定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立法會普選最快在2020年可以實現），是寫在基本法裡的，是我們落實一國兩制的關鍵。我們如果不能達到基本法說的最終目標，也就不能說一國兩制成功了。要是我們2017年沒有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也不可能普選立法機關。如果香港人就像最近的佔領運動一樣，用比較激烈的方式表示不滿，那中央也會考慮，香港的局面，還可以維持繁榮穩定嗎？當然習主席最近重新強調，會堅定不移地實行一國兩制，但是，如果真的發生威脅到香港繁榮穩定的事件，我認為，我們國家的領導，也需要考慮了，這個一國兩制到底怎麼落實。這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命運，也直接影響到國際社會對香港成功推行一國兩制的信心。
問：所以您認為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遇到的最大挑戰，而且萬一出事，中央政府可以講，是你們先不要一國兩制的？
答：是，肯定是這樣。
問：但是為什麼很多非常資深的政治學者都認為，人大給出的這個“普選”不能要，寧可拉倒，也不能“袋住先”，否則再沒有改善的機會？
答：老實說，任何人你真的去研究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我認為不可能得到這麼一個結論：你接受了人大決議，就是大倒退，就是等於放棄了爭取普選。但是很可惜，在8·31以後，整個社會氣氛、政治氛圍，讓很多人，包括我們學者，都不能接受這個方案，真是很可惜。我認為是，第一，你認真地去拿人大決定來跟現在比較，肯定人大決議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絕對不是退步。更重要的，走了這一步，就等於保持我們的門繼續打開。要是泛民主派不滿意這一套，走了這一步，就可以為再往前走創造條件。反過來，要是你否決了，我認為等於把門關上了。你否決了，你覺得中央政府會轉過頭，拿一個你更滿意的方案出來？不可能。
問：您以前說過，需要分辨哪些事情是可以改變，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改變。您覺得這件事就是香港政治現實的天花板嗎？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答：對，就是這樣。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們調動足夠多的民意來抗爭，就可以把這個天花板拆掉，或者把它抬高一點。但是天花板的高度，很大程度，是要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放心程度。你讓他越放心，他就越放開一點。你讓他越不放心，他就越感到所謂國家主權、安全受到威脅，就收得越緊。只能是這樣。如果說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起草基本法的時候，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的第一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的話，那今天，這個情況已經變化了。香港發生的事，今天中央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它對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到底有什麼影響。如果中央政府最後要做衡量，一邊是香港的繁榮穩定，一邊是國家安全，就這幾年的情況來看，肯定是把國家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這樣。要是通過這次運動，讓更多人認識到你說的“天花板”，可能壞事會變成好事，否則……
問：中央對港政策轉到國家安全的思路上，這個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答：主要是2012年。2012年11月召開十八大的時候，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基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前不是這麼提。這不能不讓我們看到，就是因為2012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一連串變化，促成中央重新思考，對香港政策的方向。
問：中央對香港政策在回歸以來，究竟發經過了哪些變化？
答：回歸以來經過了幾個階段。1997年到2003年是非常放手，當時我是民建聯的主席（注：民建聯是香港親建制派第一大黨），中央政府告訴我，你們不要來北京，有什麼事，你向董先生提，向特區政府提。當時北京對香港完全放手，政策只有三個字：不干預。
2003年，發生了23條立法不成功，50萬人上街，反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一看，我們過去這幾年完全放手不對，於是03年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非常高層次，曾慶紅是召集人。他馬上邀請民建聯去北京，當著香港的傳媒，在“不干預”之後加了三個字：“有所為”。一直到05年，換了行政長官。
從05年到07年，整個社會氣氛是比較活躍的，第一是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發揮作用了，香港經濟好轉，都知道是中央的支持；第二是曾蔭權上臺，解決了一些董先生不能解決的問題，他跟泛民關係也比較好。一段時間之內，好像強政勵治成功了，有效管治成功了，巔峰就是2007年曾蔭權競選連任，民意支持度也遠遠超過了當時和他競爭的泛民主派的梁家傑。當時有種說法是，就算是普選，曾蔭權也會當選。這麼一個氣氛下，2007年底，人大常委會決定了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普選。這個時間表是這樣出來的。當時定這個時間表，很多人，包括泛民主派的很多人，都很意外。大家本來不相信中央願意拿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就是因為05到07年，整個社會氣氛比較穩定，管治比較順利。08年開始，局勢逆轉了。市政上，本來應該做的事，的確是沒有做。正如當時溫總理提醒，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加上問責制發展不太順利，出現了民望逆轉。一直到2012年，年初的行政長官選舉，出現了很多中央意想不到的狀況，然後梁振英先生一上臺，就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當年夏季，就是反國教運動。
反國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件。從中英聯合聲明開始一直到回歸之初，中央政府講的，做的，都是要儘量去增加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但是好像過了這十多年，能給的好處都給了，還是不行。不但不行，回歸了15年，還會出現2012年的情況，發展到學生帶頭出來反對國民教育。而且，結果真的是特區政府要把國民教育撤了。聽說這一點，北京當時是很不高興。
真是很可惜，我們已經走到普選的最後一步時，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形勢逆轉的情況。我擔心的是……唉……我們走進了一個惡性循環。一國兩制裡面是有很多兩制之間的矛盾，需要雙方以最大的善意、互信，用務實的態度來解決。這方面現在很缺乏。中央不放心，覺得要收緊，然後中央收緊，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爭，一邊抗爭越來越激烈，另外一邊收得越來越緊。當然我們也明白，同一個時間，我們迎來了一國兩制啟動以來，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就是普選的問題，到了一個攤牌的時候。
問：所以才有了今年6月的白皮書，對“一國兩制”做了一個與以前很不一樣的闡述？
答：6月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列出了很多條。當年，基本法立法的時候，不是這樣說的，當時的中央官員跟我們說：不能說除了國防、外交都是香港人自己管，你看看基本法，裡面還有其它權是中央政府一定要管的，但是，是很少數。我記得有一個中央官員跟我說明，只列出七條，包括國防、外交、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涉台事務、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等等。當時的官員說，就是這七條，沒其它了，其它都是你們自己管了。現在的白皮書說什麼？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謂高度自治的意思，我說你多高，就是多高。當然這也是事實。但你看得到這個表述的變化。所以是回歸17年，香港發生的變化，讓中央覺得，以前我強調一國兩制寬鬆的一面，現在要強調限制的一面。
問：當強者與弱者對峙的時候，你一方面要勸弱者非暴力，另一方面更要勸強者克制。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某種程度也是這樣的關係。
答：現在既然發生了這件事，如果可以理性處理，有可能促使大家反思，知道“天花板”在哪裡，也有可能開闢一條更有效的、實現一國兩制的路。要不然的話，北京也好，香港也好，可能我們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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