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世界大戰

在早前博文《比爾蓋茨預言疫情的發生》提到比爾蓋茨，他早於5年前已「神預言」世界或會有嚴重的傷亡，不是核戰，而是傳染病流行。網上不時提到何時會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事實上美國已發起貿易戰以及太空戰的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或許已出現另一種形態！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下去會怎樣呢？或許會延至下一個冬季。按歐美國家形勢，也會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而發展中國家，亦可能從歐美感染，並且在社區擴散，出現更可怕的醫療危機。全球便可能分成三類地區：

一是中國，在封關之後，大有可能把輸入疫症控制，內地疫情逐步減退，復工復市復課。

二是日本、俄羅斯，還可加上港澳台等，疫症大致處於可控。不過外來輸入壓力重大，內部仍然處於防衞疫病再起的緊張狀態。

三是其餘各國，面對着新冠肺炎疫症的嚴重威脅。較佳的是鎖關鎖國，但未必防治得有效，惡劣者如英國等，放任疫病，內外輸毒，陷於失控，也禍延外國。

對付疫症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面隔離，結果今後幾個月，全球各國都互相分割孤立。國際貿易大部分停頓，國際之間的交通往來差不多斷絕，甚至在一國之內也封城封市，各自隔離。樂觀的或許夏天便可克服，悲觀的便是由現在至下一個冬季，即是差不多大半年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宣布全球衰退，幾個月的經濟社會停頓，打擊遠比金融危機、經濟危險更大。這便不單只是大衰退，還會伴生社會動亂和各種人道主義危機。

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內地便成為全球唯一的淨土，守衞着國門，不讓疫症進出，憑藉着廣大的國土、勤奮的人民、幾十年建立起來的經濟條件和知識基礎，即使出口受制於國際大衰退帶來的需求不足，中國還有足夠的資源和生產來滿足國內需求，還可借這個機會全力把國內發展的不足之處，以及未來的起步進行建設，提振社會與經濟發展，也可以全力援助受疫症困擾的外國。當全球各國還在掙扎應付疫病，中國的復工復市復課便帶出希望和助力。助力一是中國的經驗，二是中國的生產能力。

媒體上有說現時的情況近似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中國勝利了。這樣的論調還是依從歐美帝國主義式的話說。中國的立場應是疫症是全人類的戰爭，不是你勝我負。中國戰勝的是疫症的來襲和美國等的攻擊，但是戰勝後的政治和經濟變局是未來後果，戰爭還未完結。

歐美發達國家或可最終克服疫情，更大的戰場是全球的發展中國家和所有貧窮的人口，包括歐美發達國家的貧窮人口。中國在國境之內克服疫症，但隨即面對從歐美輸入的疫症，下一步還要面對從發展中國家輸入的疫症。除非發展中國家也克服了，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等才可以安心。這是人類的世界大戰呀！

《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的隨想

         在1984 年12 月19 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聯合聲明》，當中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根據《聯合聲明》，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將會規定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內。《基本法》在1990 年4 月4 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已於1997 年7 月1 日生效。
         近十多年期間，泛民針對政府不少政策或措施，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訂立某些規例違憲，乃至違反《基本法》。為了尋求真相，政府是否真的違反《基本法》，就必須充分理解《基本法》，就應該重新思考《基本法》的作用和意義。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早前發表了一篇《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隨想》，值得我們對深入理解《基本法》的參考。

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隨想

　　1984年底，中英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香港進入過渡時期。1985年4月，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同年6月人大常委會通過草委會委員名單，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隨即展開。草委會包括內地和香港成員，此外，在香港又成立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有180人，來自香港社會各界、各行各業。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有高度的透明度，每次起草委會的全體會議和專題小組會議後，都有向香港新聞界介紹有關的討論和起草的進展情況，基本法各章的初稿等文件也提供給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參考。諮詢委員會做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諮詢工作，向起草委會提供了大量的報告書、意見和建議。
　　基本法各章節的具體起草工作又由草委會的五個專題小組承擔，在工作的四年零八個月期間，他們共開了73次會。基本法的起草經歷了所謂「兩下兩上」的過程。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正式公布，開展了為期五個月的諮詢。草委會考慮了諮詢委員會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在諮詢期提出的意見後，對徵求意見稿的內容作出了不少修改，有些條文的修改是十分重要或關鍵性的，廣受歡迎。然後，草委會在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並進行第二次諮詢。最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1990年2月舉行了其第九次全體會議──亦即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對基本法草案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並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顧基本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起草的歷史和當時社會上的討論，感慨良多。雖然《聯合聲明》的正文已經列明了中央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聯合聲明》的附件又對這些方針政策作出了十分詳細的說明，就1997年回歸祖國後的香港的管治和各種制度和政策，作出了相當具體和細緻的安排，但仍有不少重要的憲制性問題，需要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予以解決。
　　舉例來說，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問題、所謂「剩餘權力」問題、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問題、保障國家安全的立法的問題、基本法的解釋權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家行為的管轄權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的審查權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如何產生及兩者的權力關係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在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需要處理的。 

極具前瞻性的憲制性法律

　　「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基本法的起草便是其制度設計的過程，極具挑戰性，而由於涉及政治問題，包括中央和特區的權力關係以至香港內部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角力，所以在當時香港社會極具爭議性。有關問題的解決來之不易。全國人大在1990年4月投票通過基本法的時候，曾參與領導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魯平先生看到花了這麼大心血完成的基本法終於通過，他掉下了激動的眼淚，說：「這個基本法……真是『一字值千金』啊！」
　　我們要正確理解基本法，這有助於它的有效和成功實施。如要理解基本法和它的各條文的立法原意，必須回到基本法起草時的社會背景和政策性考慮。回顧當時的歷史情況，也能有助於我們今天對基本法的內容作出公正的評價。基本法制定得好不好，在1990年它通過時實在難以作出結論，甚至在1997年基本法開始正式全面實施的時候，我們也未必能作出這結論。但是，到了基本法頒布後三十年的今天，我們已經看到過去二十多年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施情況，我們便比在過去的任何時間，更能對這部基本法作出比較全面和公正的評價。
　　我認為如果考慮到基本法起草時的有關情況，比對基本法實施後事物的發展過程，我們便可以看到，基本法是極具創意和富有前瞻性的一部憲制性法律文件，甚至可以說它是超前於它的時代的。舉例來說，基本法在1990年制定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未正式行使憲法授予它的權力去頒布對任何一部法律的解釋；但在基本法裏，已經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其相互關係，作出了詳細的規定。不單是這樣，這方面的制度設計還參考了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法律制度中，其成員國法院在個別案件中，提請歐洲法院解釋適用於這件案件的歐盟法條文的這個設計，在基本法第158條中建立了類似的由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安排。所以可以說，基本法在這方面的制度設計，既有前瞻性，又具創意和想像力。
　　此外，基本法第23條也是一個好的例子。在基本法起草的時候，我國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還是以刑法中關於反革命罪的規定來體現的，直至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時，才以危害國家安全罪來代替反革命罪。基本法起草的時候，起草委員會考慮到中國刑法關於反革命罪的條文不宜引用到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便訂立了第23條，要求和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去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可以說第23條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精神，就是在「一國」的大前提下，容許和尊重「兩制」的差異。 
　　另一個例子是基本法中關於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特別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規定。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長期以來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殖民地式」的政制，是十分威權主義的，所有權力集中於英國政府派來香港的港督，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官守和非官守議員，全都是由港督挑選和任命的，沒有任何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聯合聲明》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但並沒有具體說明採用什麼方式的選舉。

實踐說明經得起時間考驗

　　在八十年代中期，關於香港未來政制應如何發展，社會上開始爭論不休。有人認為1984年港英政府推出的「代議政制」綠皮書和白皮書提出的「間接選舉」（即由功能團體和選舉團選出立法局議員）已經足夠，毋須引進直接選舉或普選。但也有不少意見認為，直接選舉是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至於何時在香港引進直接選舉、立法機關中應有多大比例的議席由直接選舉產生，以至將來的行政長官用什麼形式的選舉產生，當時社會上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見。
　　1988年公布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就這些問題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以進行諮詢，其中主要的方案都有規定，在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中有一定比例的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在1988年的諮詢期內，香港社會中就有關問題仍然有十分對立的意見。在1988年底，當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的港方召集人查良鏞先生，提出一個「協調方案」，建議直接選舉作為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元素，在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可以隨時間而遞增，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和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最終達至立法會所有議席的普選和行政長官的普選。這個包含政制發展的時間表和最終發展目標的方案，後來經修改後成為了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條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政治的循序漸進的發展，奠下了穩固的法理基礎。
　　雖然基本法起草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但從過去二十多年的實踐經驗來看，基本法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現在看來，雖然基本法實施的情況並非完全理想，但總體來說，實施還是比較成功的，而且看不到有什麼重大漏洞或必須盡快修改之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香港的繁榮安定和民主民生等發展，都有賴於對於基本法和它背後的方針政策的正確和全面的理解。在紀念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的今天，讓我們重溫基本法的起草歷程，重新思考它的作用和意義，從而加強我們對香港的未來的信心和希望。

一行禪師

一行禪師是現代著名的佛教禪宗僧侶、作家、詩人、學者暨和平主義者，也是入世佛教的主要提倡者。16歲出家，23歲受具足戒。1962年，他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鑽研比較宗教，越戰期間返鄉從事和平運動。後旅居法國，長期從事難民救援工作，畢生宣揚非暴力的和平理念。1967年，他被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他長居法國南部多爾多涅省泰奈克的「梅村禪修中心」，直迄2005年才首度獲准回國參訪。著作很多，已出版上百本書，包括40多本英文書。前陣子看完電影《與正念同行》，它是首部紀錄梅村及僧侶生活的影像作品。電影以法國「梅村禪修中心」為主場景，鏡頭捕捉了僧侶們的起居飲食，讓僧侶親身為「正念」生活作個解釋。返家後找來一行禪師在2013年由禪師與梅村僧侶舉辦的講座記錄，原文再次上載，以作深一層記憶：
講座主題是幸福之路…
進入埸內就聽到優美的梅村歌曲：
「吸進來，呼出去; 吸進來，呼出去;
好似盛開一朵蓮花， 我清涼如一滴露，
一如高山吃立不移， 像大地一般穩厚， 我自在。
吸進來，呼出去; 吸進來，呼出去;
我是淨水反照著， 什麼是真，什麼是實，
在我覺得心裡深處， 空間滿溢在其中。
我自在，我放下，我自在。」
「快樂是此時此地， 我已放下煩惱，
沒處要去，無事要做， 再不須要匆忙。
快樂是此時此地， 我已放下煩惱，
有地方去，有事要做， 但不再急忙。」
「於感恩中， 你灌溉我心中愛的種子，滿心感恩。
於感恩中，我會灌溉別人心中愛的種子，
知道你會在這兒，我是多麼歡喜。
於感恩中，你灌溉我心中愛的種子，滿心感恩。
於感恩中，我會灌溉別人心中愛的種子，
當你感到痛苦，隨呼喚我就來。」…
伴著的鐘聲「咚……」，直進入我的心弦，與僧侶柔和的聲音，智者的歌詞，奏出天籟之音。 一行禪師一開始問，有人說自己不快樂，原因有二：
一是有些人太過忙碌，
有些人則內心如受傷的小孩，不願面對苦痛。
然而，一行禪師說，逃避只會令人淹沒於傷痛中，不能帶來快樂，因此只有正視自己的情緒及苦困，才有辦法為自己解憂。他呼籲大家每日禪修，透過調整自己的呼吸和步伐，令身心放鬆，才有能力面對自己的情緒。
剛與信眾度過四日禪修的一行禪師又問，大家是否有愛人？大家是否明白另一半。大師說，只有體會對方的苦痛的人，才可把恨和埋怨放下，擁有慈悲的心，能成為別人的安慰。
一行禪師鼓勵市民學習尊重，當你愛的人傷痛時，可能會發出怨言、指摘，甚至有錯的觀念，但當下的糾正只會造成爭執，聆聽是最佳的止痛劑，待對方把心中不快宣洩，日後再糾正也不遲。
一行禪師很關心社會，他呼籲大家要茹素環保，表示有研究顯示，減少食肉一半，能有助環境更好，因牧養動物要剷平田地，而且牠們會與人類爭食，故能夠每月茹素15天，環境更美好。此外，禪師又點出，動物有恐懼、惡念、憤怒等情緒，充斥每個細胞，人們吃了就會滲進身體內，玷污身心。
他又以故事說理，帶出人類與地球密不可分的關係，表示父母與兒子行過沙漠，不幸地缺乏食物，無奈下把兒子給殺了，然後一點一點吃他的肉，最後雖然安然度過，但內心的恐懼和內疚揮之不去，雖生猶死。禪師說，這就像人類和地球的關係，人類就像父母，慢慢的在蠶食地球，地球資源終歸有限，不懂得愛護，到最後也只會被痛苦和不安纏身。
我在以往參與的佛學講座都聽過「正念」，要理解時頗為抽象；大師有比較易明的演繹，從而令自己可以面對痛若：方法是透過坐禪聆聽心中的苦痛，平日要收集正念。五項正念收集包括
1. 尊重生命、
2. 理解快樂與名利權力無關、
3. 真正的愛是為令對方快樂、
4. 聆聽、
5. 正念消費。
對於社會上出現許多暴力和憤怒，一行禪師表示是源於人們不懂正念消費，所謂正念消費就是要本著一顆慈悲之心，而電視電影不停廣播著暴力、憤怒的信息，小朋友吸收得多，自然會有不良的反應，長久累積，就會產生痛苦和不快。
進一步，大師教導眾人應要了解自己的痛苦根源，才能明白別人痛苦，恨就不會產生，而了解苦就是慈悲之心的開始。他表示，找尋快樂其實很簡單，不開心時就要和別人傾訴，訴諸一切不快釋放緊張，減輕身體痛楚，解決心中問題。作為聆聽者，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減輕別人痛苦，即使覺得別人說得不對，也不要打斷或與他爭論，否則演變成辯論，只會雙方都痛苦，不能用溝通帶來和解。要待他說完了以後，才發表意見，尊重大家。

比爾蓋茨預言疫情的發生

同學群組中，有對於玄學有興趣的三人組，包括我在內，我們經常提到一些預言家的故事，譬如李淳風和袁天罡合著的推背圖，也有劉伯溫的燒餅歌；雖然有朋友認為預言家沒有科學根據，又或者他們的預言，屬於事後做假的，這樣令不少人懷疑他們的真確性。但最近在肺炎的疫情中，事實上有出現一位五年前已預言有肺炎的智者，他是很多人熟悉，前微軟董事比爾蓋茨(Bill Gates)；原來在2015年已經有一段錄影片段透露他的預言，它是一段公開的TED演講內容，值得我們關注，證明預言家的存在。

對於全球範圍內的流行病，Bill Gates早有關注：

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講中，Bill Gates曾經警告稱，未來幾十年裡，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殺掉上千萬人，那更可能是個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他還認為，世界需要更多地為大流行做好準備，並鄭重指出，全世界實際上幾乎沒向流行病防控系統投入什麼資金，還沒有為下一次流行病做好準備。

2020年3月24日，身為商業領袖和慈善家的蓋茨出現在Ted Connect廣播節目中，公開探討對當前疫情應對的看法。而在2月28日，Bill Gates也在美國社交新聞站點Reddit的《問我任何事》欄目上做了一場新冠病毒（COVID-19）的專題問答，探討了中美的疫情應對政策。

其中，Bill Gates明確反對「中國病毒」的稱法。

身在美國西雅圖，Bill Gates對當前的美國疫情應對政策是不滿的。

Bill Gates在3月24日的線上分享中認為，美國原本可以不透過強制封閉就可以控制病毒，但是由於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應不夠迅速，美國已經別無選擇。

他表示：美國已經錯過了無需封閉就能控制（新冠病毒）的機會。之前我們沒有夠快地採取行動，因此無法避免封閉。所有人應該在1月份就要注意到。

自1月3日開始，中方定期向美方通報疫情訊息和防控舉措；1月4日，兩國疾控中心負責人通電話，中方通報有關情況，雙方同意就訊息溝通和技術協作保持聯繫。

不過，從美國自身的狀況來看，美國方面並沒有表現出對疫情的重視。比如說，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在2月26日宣布美國出現首例社區傳播，但隨後CDC仍建議無需佩戴口罩……在試劑盒的檢測上，美國也出現數量嚴重不足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病例出現快速爆發。27天的時間裡，確診病例已由2月26日的15例增至如今的逾5萬例。

來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即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台灣時間3月25日下午5時14分，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55,225例，累計死亡802例。美國50個州及華盛頓特區均淪陷，而紐約州、華盛頓州等已經被列入「重大災區」。

在這種情況下，全美各地的政府官員都已建議或指示當地居民在家「禁足」或者「隔離」，以減緩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而加州、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等許多州和市政府都已下令，暫時關閉所有非必要的企業，美股也多次出現熔斷的情況。

在分享中，Bill Gates認為，自我隔離將對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但「確實沒有折衷的辦法」，並建議停工6到10週。他說：

你很難（在疫情之下）對人們說：「嘿，你們該繼續出門就餐，去買新房子，別管牆角的那些屍體，我們希望你們繼續花錢，因為有些政客認為GDP增長才最重要。」也很難在大流行期間告訴人們說，明明知道做這些事情會傳播疾病，卻還應該去做。

然而，就在3月24日同一天，美國總統特朗普還表示希望美國的企業能在復活節（4月12日）之前開業，以緩解經濟影響──但這種說法遭到大量批評。

Bill Gates還認為，美國對新冠病毒檢測能力不夠，而且更好地引導有需要的人去做檢測；他表示，這件事必須有組織地去做，而且要放在優先地位，因為它十萬火急。

3月19日，Bill Gates針對Reddit網友們關於新冠病毒的提問進行專題問答，問答中談到對當前疫情的看法，以及如何預防下一次的疫情，其中也顯露出Bill Gates對中國疫情應對政策看法。

在問答中，Bill Gates這樣評價中國對疫情的應對：1月23日之後，中國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然後實行了強有力的隔離措施，收效顯著。當然，隔離給所有人都帶來了困難，但確實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其他國家的做法會有所不同，但檢測和隔離的結合，顯然行之有效。

Bill Gates還認為，中國的經驗是美國能獲得的最關鍵的數據，因為中國實行了有效封鎖，減少了確診病例，進行了廣泛的檢測，所以馬上就看到確診病例的大幅上揚，但是到目前為止，新增病例數已經很少了。

談到對疫情在感染率、藥物測試、病例反彈等方面的問題時，Bill Gates多次引用中國的狀況，他認為，在強有力的措施之下，中國的感染比例將會保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不到0.01%），而且到目前為止，中國疫情的反彈幅度很低。

而針對Reddit網友關於「來自中國的消息的可信度」的問題，Bill Gates也表示，中國在今年1月疫情非常嚴峻的時候，消息已經相當公開。

在問答中，Bill Gates還特意強調稱，不能稱呼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

在問答中，Bill Gates還談到他對發展中國家的擔憂。

他認為，如果採取合理的措施，比如說病毒檢測和「保持社交距離」，很多富裕國家可能2到3個月內能夠避免大規模感染，但是發展中國家無法像富裕國家那樣進行隔離，醫療條件也差很多。大多數富裕國家也應該能將感染比例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但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將無法做到這一點。

在談到疫情最終會如何結束的問題時，Bill Gates強調了疫苗的重要性。

他表示，為了在全球將疫情控制在最小範圍內，我們需要疫苗。發展中國家將很難阻止疫情蔓延，因此疫苗至關重要；而一旦有了批量生產的疫苗，那麼像Gavi（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這樣幫助發展中國家採購疫苗的組織將發揮關鍵作用。

2015年至今Bill Gates花了很多年持續關注流感、伊波拉等傳染性疾病，也對新冠病毒進行深入了解，他還透過旗下的基金會投入1億美元來幫助全世界──但是，即使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這場流行於全世界的疫情中，Bill Gates能做的也極為有限。

在Reddit上，Bill Gates還談到自己從微軟董事會退出的原因，他所言如是：我從企業董事會的退休與流行病無關，但這確實加強了我專注於基金會工作的決心，包括幫助基金會處理流行病的相關工作。

那些國家可主導世界格局？

　　昨天談到《美國有能力主導世界格局？》，結論是她太注重本土利益，有時甚至要犧牲別國安危和利益，以達致她的核心價值---種族主義。如此說來，那些國家可主導世界格局？
　　近三十多年來世界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便是全球化。國與國之間分工更細，供應鏈變得更複雜，一種簡單的產品可能也是多個國家分工協作所製造出來，國與國之間通過貿易互相倚存，世界的總生產力因此大增，人類共同活在同一條地球村上，天涯若毗鄰。既然是互相倚賴，互相合作，一旦發生戰爭，供應鏈會大受衝擊，多國同時受累，但這也意味着某國若發動戰爭，便必須考慮到巨大的經濟成本。全球化有利於維繫和平。
　　不過，全球化自身亦帶來不少困難。在全球化環境下，世界勞工的收入會趨向一致，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有利，但發達國家的勞工收入卻會被拉低，所以他們會不高興。此種局面會造成發達國家的排外情緒，他們會以為是別國勞工奪走他們的收入，此種情緒對全球化十分不利。全球化通過互利把國家拉在一起，但不同國家的人民又因自己收入上升不了而心生怨恨，政治衝突便難以避免。
　　國與國之間必須合作，要化解其無可避免的衝突，要靠一些新設計的遊戲規則。戰後此種國際規則基本上是由美國這一霸主所建立，聯合國、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G7、G20等等，策劃者多是美國，它也靠此儼然成為世界的盟主。這個盟主地位為美國帶來好處，但它也要付出代價。主要的好處是事事它說了算，以其軍事及經濟力量，號令天下，莫敢不從，而且此種特權又使到美元擁有特殊地位，美國可以不停開動印鈔機，便可以一張張無內在價值的鈔票換取其他國家的有價值產品。不過，要保持此身份，美國也要用上大量軍費，到處打仗，誰不聽話便打誰，聯合國等組織也要她交會費。
　　經濟學中有所謂「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此位前麻雀理工經濟教授曾指出在國際政治中若無一個國家願意挺身而出當盟主維持國際秩序，會天下大亂。今天的全球化雖帶來了重大效益，而且把各國綁在一起，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將來甚至會更為凸顯，但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及意識形態衝突也是大得很。
　　此種情況也許更需要一位公正而又可一言九鼎的盟主，來貫徹一些國際認可的規則。有資格當此盟主的只有美國與中國。美國是很想繼續其話語權，但特朗普不肯出錢，在國際中其表現亦望之不似人君。至於中國，本來並無多大興趣去當盟主，提出「一帶一路」也是有利己利人的經濟計算，但就算中國無意，美國也會感到中國日漸強大所帶來的「修昔底德陷阱」壓力，恐懼自己地位被中國所取代，不得不大力遏制中國的崛起。
　　全球化需要中美的合作互利，但美國害怕中國崛起又引致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排斥。新冠肺炎的出現卻將兩國的矛盾從另一層面強烈地表達。美國各地近日出現的種族主義並非偶然，華裔及亞裔人士在街頭上也會受到種族主義者的攻擊，特朗普一度堅持用「中國肺炎」字眼，顯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把人類最卑下的劣根性煽動起來。
　　中國的疫症去年十二月初發時，雖然社會對此症認識不足，有如在迷霧中浪費了兩個星期，但一旦認清形勢後，其果斷措施卻為世界賺來兩個月的時間。中國一月中已出版了病毒的基因，使到試劑成為可能，而且一月初便定期把疫情與各國分享，在大量資訊充斥之下，仍浪費了兩個多月時間毫無準備的美國，卻要怪罪只浪費兩個星期的中國，頗為趣怪，但這阻止不到美國的偏執分子繼續破壞中美合作的活動。
　　特朗普的貿易戰謀士納法羅（Peter Navarro）最近對美國需要向中國購買大量口罩大感不是味兒，竟警告中國不可借此機會搞宣傳，提升自己形象。他可能忘記，美國的三千萬個口罩快要用光，它現在一年需要三十六億個口罩，是美國要求助於中國，中國則無義務把口罩支援美國。
　　美國做慣了霸主，以為各國都要服務它，但疫情顯示，美國政府表現差勁，進退失據，中國的耀目成績卻是有目共睹。疫情真的可能成為歷史轉捩點，標誌着美國失去盟主地位。疫情同時也顯示出全球走合作道路的重要。
　　當中國有難時，幸災樂禍的人以為火不會燒到自己身上，結果他們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當這些國家受困時，又突然發現只有中國才有能力救它們，此教訓豈能不記取。當然，中國也應看到幸災樂禍的不可取，領導世界走向合作才是共贏之路。

美國有能力主導世界格局？

3月11日，一些重要數據顯示中國本輪新冠肺炎流行高峰已經過去；另一方面，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構成全球大流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不到半個月內接連兩次減息至接近於零利率，並且重新啟動量化寬鬆政策。但是，美國股市發生自1987年10月股災以來最大幅度暴跌，超過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請破產所觸發的「百年一遇」金融危機時。表面看，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盪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然而，疫情惡化為「全球大流行」，固然反映一系列國家的公共衛生領域和醫學領域存在着缺失，卻也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密切關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始於2001年。在2018年前，全球重心由西方（美歐）向東方（亞洲）轉移的趨勢逐漸呈現，但是，美國小布殊政府和奧巴馬政府沒有調整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世界格局的基本方略。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20國集團領導人迅速回應小布殊什的要求，聚會華盛頓開啟各國共同遏制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合作模式。緊接着，2009年美國引發被世衛定性為「全球大流行」的H1N1人類豬型流感，世界多國雖然被傳染，卻沒有一個國家指責美國，而是採取合作克服那次公共衛生危機。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就不一樣了。美國自2018年起將中國視為其主要對手，因此不僅將中國當作新型冠狀病毒源頭，同時，更帶領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封關」政策和公共衛生領域大張撻伐。他們沒有料到，病毒是沒有國界的，不以他們願望為轉移而竟然也在西方許多國家擴散，而且從3月15日起，中國以外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中國。
有些人天真地呼籲20國集團仿效2008年緊急會商共同合作應對疫情全球大流行。這些人無視或者視而不見「今非昔比」。美國在特朗普出任總統後奉行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先後退出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多邊協議和聯合國下屬國際機構，並且在全面遏制中國、繼續對抗俄羅斯的同時，向一些重要盟國頻頻發起貿易戰，已喪失主導世界格局的實力和道德力量；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使全球化遭到實質性破壞，世界正陷入「新冷戰」；自由主義制度和觀念在西方國家普遍陷入危機，民粹主義在西方社會愈益盛行，嚴重影響西方國家治理和政策制訂；中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努力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這一切決定，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不僅很難通過國際合作被較快克服，相反，將加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面深化。
中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迅速控制疫情，開始有序恢復經濟和社會正常運作，相比較美國等一些國家開始陷入防控疫情的忙亂，不僅讓中國站到了較有利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促使越來越多國家比較不同社會制度的優劣。
世界上沒有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社會制度。只要適合本國發展具體情形，能夠帶給大多數公民（居民）以不斷改善和提高的生活，能夠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包括有效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和其他天災，那樣的社會制度，就是有關國家或地區的人民所需要的社會制度。
以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為圭臬來評判別國的社會制度，簡單化地把世界各國在不同條件下形成的不同社會制度劃分為「好」與「不好」兩大類，只有奉西方制度為普世者才做的事，是愚蠢之舉，決非明智行為。
且看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接近失控時，以及總統競選連任，特朗普作出何種對應方法？從各方面觀察，連任的希望將會大減，他自稱戰時總統，可有甚麼辦法扭轉敗局呢？
關鍵是美國的三億多人民，三千多萬的非法移民沒有政治影響力。特朗普今天的民意支持度亦不差，反映的是美國人民的素質：
一是不知天下大事，近半人從未出國，出國也主要是墨西哥與加拿大。
二是不辨是非，不明政治，容易為政客宣傳收買。
三是思想狹隘偏頗，種族主義心態根深柢固，恐共心理歇斯底里。宗教信仰濃厚，卻是把美國人看作是猶太人，為上帝優選的民族，餘者都是敵人或異教者，可以按上帝旨意隨意欺凌、虐待，以至殺戮（特朗普更加特赦美軍戰爭罪犯）。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極端的變成反社會，邪教色彩極濃。美國以基督教立國，卻可鼓勵屠殺原居民，實行野蠻的奴隸制，它的宗教便顯得十分特殊。而近年侵略伊斯蘭國家，還抱着十字軍東征的中世紀思想，與世界文明千百年的發展背道而馳。
當然，美國也有能人輩出，差不多盡屬新移民。在美國體制內長期沉溺而能夠出淤泥而不染的有限，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選出好戰的總統（特朗普之後或可能有更瘋狂惡劣者）。怎樣的總統，反映出怎樣的人民，也同時是怎樣的人民，便有怎樣的總統。因此，總統選舉中，特朗普未必會在「眾望所歸」下落選；而即使他落選，民主黨的總統本質上亦難有分別。
中國和世界面對的是美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政治特質。美國立國是依靠戰爭，它的強大也是靠戰爭堆砌而成。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元脫離金本位，標誌着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世界霸權開始衰落，美國便不停地在世界各地策動和進行戰爭，國力愈衰，戰爭的衝動愈大。特朗普上台後，說要從伊拉克、敍利亞和阿富汗撤軍，是因為力有不逮，迫不得已，卻還是不願真的退，同時在各個領域到處欺壓別國，破壞和平。
於是，為了爭取連任，特朗普和他的極右派政治勢力會安然接受失敗、接受美國疫情與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嗎？相信美國會加強政治和社會上排華的種族主義，金融制裁加上法律索償。但美國應該不敢對中國動武，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是極硬的骨頭，啃不下，美國只能擇弱者而攻。伊朗飽受制裁與疫情的打擊，倘美國出兵，未必容易抵抗，而且攻打伊朗，美國還有沙特阿拉伯與以色列的支持。美國國會通過法案限制特朗普對伊朗開戰的權力，但他可以不顧一切，借愛國主義而開戰。
看看我們的香港，仍然有一小拙人不僅聽命華盛頓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部分更深受西方意識形態薰陶的香港居民，也犯了政治糊塗病而不自覺。
在武漢爆發新冠疫情時，香港不少人同世界上不少國家的人們一樣，都以為只要禁止或限制與內地人員交流便能使自己生活的地方避免疫情。香港小而脆弱只能靠國家中央對疫情的判斷是清醒的。3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武漢時指出，防控疫情取得了階段性成果。3月12日國家衛健委發言人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本輪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階段性」、「本輪」都表明，只要全球大流行不止，中國防控疫情也就未完。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城市，雖然有效控制了疫情，但同內地一樣，不能麻痹、不能厭戰、不能鬆勁。
有一種估計，疫情全球大流行可能持續一年以上。這是撇除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宏觀因素而從公共衛生和科學角度所作的推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推動的關係是客觀事實。世界空前紛亂，香港小而脆弱，唯有融入國家，因為美國已失去既有的能力，主導世界格局。

議員玩政治是議會順暢運作的絆腳石

打從去年十月，內務委員會至今未能選出正副主席，歸根究底是泛民在內會「拉布」，阻撓選舉，而主要帶領整個行動者，是內會臨時主持郭榮鏗。
行政長官正式任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明年一月接替馬道立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但由於整個程序仍需立法會的通過，而立法會在泛民把持之下，內務委員會至今半年之久仍未選出主席並運作，因此，終院首席法官能否順利交接，仍是一大疑問。剛剛郭議員上電視，集中批評政府企圖把法官任命政治化，試圖透過任命，逼內會選出主席；他說會繼續按《議事規則》主持內會會議，用「拉布」方法阻撓選出正副主席。身為大律師的郭榮鏗，平日開口閉口談法治，但到了真需要維護法治之時，又是另一副面孔。更重要的是，阻撓張舉能入職，當中是否有利益衝突，值得進行深入調查。
第一、立法會不應成為法治「絆腳石」。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規定，香港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而推薦委員會總共有七名成員，包括現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等，以及三位與法律執業無關的人士。而《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終審法院法官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是須要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才作出的。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從遴選、推薦、委任、備案，四個步驟極其嚴謹，絕非輕易作出。在此情況下，僅因立法會未能選出內委會主席而不能運作，這絕非公眾所願見的情況。更何況，首席法官在維護「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維護香港法治、推動維護社會公義各方面，擔當極其重要的角色，公眾絕不容立法會成為阻撓法治的「絆腳石」；而立法會也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推薦委員會的合理人選。
第二、任命張舉能的時間並不「特殊」。郭榮鏗昨日一方面攻擊辱罵林鄭月娥，另一方面又拿出所謂的理由，現在距馬道立卸任還有十個月時間，質疑時間「太長」、不合理云云。其實，如果參考過去的經驗，現任首席法官馬道立於2010年4月獲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任命，到10月正式履職，中間相隔最少半年時間。因此，從任命的時間而言，馬道立和張舉能兩者僅僅有數天之差，又如何能稱得上「特殊」？至於正式上任的日期，沒錯，現在距明年1月馬道立正式退休還有近十個月時間。但是，此次任命有一個特殊之處，即立法會處於換屆期。如果本屆立法會無法選出內會主席並處理相關法案，到了10月新一屆立法會上場，則又要再提一次。一項任命要提兩次，有這種必要？這是在浪費公眾的時間，同時也在為香港的法治增添不穩定因素，不僅沒有必要，更是不能接受的。
第三、郭榮鏗打的「政治化」算盤。「泛民」自去年9月開始，就一直阻撓內委會主席的選舉，意圖以癱瘓內委會去達到阻撓政府施政的目的。郭榮鏗的如意算盤是，一直阻撓主席選舉直到今年7月本屆立法會會期結束，並以此來當競選連任的「政績」。因此，從本質上而言，其癱瘓立法會，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化」運作。公眾質疑有無利益衝突？郭榮鏗在過去一段時間裏多番跑到外國去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特區、干預特區的法治，身為香港的大律師，做的卻是在不斷破壞香港法治之事。如今更離譜，明目張膽地阻撓終院首席法官的任命程序。不論郭榮鏗有何理由，只要內委會主席一日選不到，他就是香港的法治的罪人。別用什麼「議員有言論自由」來為自己開脫。公眾有一個合理的質疑在於，身為大律師的郭榮鏗，極力阻撓張舉能的任命，當中有沒有利益衝突？如果有的話，那麼大律師公會是否需要進行紀律調查？而法官推薦委員會是否也需要採取相應表態？
首任終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昨日發出聲明，指出相信立法會一如既往，負責任和有效地處理張舉能的任命；並強調必須避免將司法任命「政治化」，任何「政治化」也會破壞「一國兩制」基礎下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可惜的是，香港法律界出現了大量的踐踏法治人物，從大學教法律的所謂學者，到此次阻撓法官任命的所謂「大律師」，李國能口中的避免「政治化」，是否在暗批郭榮鏗等「泛民」的惡行？還是林鄭昨日批得好：「我想郭榮鏗議員應該較更多議員明白香港司法制度的重要性，亦應該更樂意去促成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早日獲得這任命。」郭榮鏗難道不知首席法官任命的重要性？絕非如此，只不過有人玩「泛政治化」這一伎倆，已經玩上癮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