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退休教師和戲迷，過去兩星期親眼見證由張婉婷執導、拍攝時間長達10年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從公映時第一時間欣賞電影外，也見到電影是人人有口皆碑，撲飛爭住睇，至開畫後爭議不斷，本身也和別人討論，結果外界也負評如海嘯般襲來，最終需要煞停撲火。心情極為複雜：與其說無奈，不如說沮喪。
縱然這套作品有無數缺點，但仍使我感動不已，否則1月27日在博文《愛和包容》說出『張婉婷導演的《給十九歲的我》如何完美地「以如果意識到人生的每一步，原來就是為了成就現在這一刻，為此刻作準備，再迂迴的路也不是浪費。』就連張婉婷的深度專訪也在電影公司安排下，趕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前完成拍攝，預備2月2日電影正式上畫後出街。誰會想到，當我坐在電視機面前，才得知事情的異常結局。
隨着曾任記者與雜誌編輯的吳芷寧上月底(1月26日)於個人Facebook發表文章〈好睇，但就係有啲唔舒服〉，質疑電影拍攝期間出現權力不對等，引起熱議後，外界對於《給》的風評逐漸逆轉。及至周日(2月5日)凌晨，《明周文化》獨家刊登事件主角之一王卓聆(阿聆)的萬字文和佘麗薇(阿佘)的訪問，前者直接指控母校和張導，後者則透露自己一直不希望電影公映，惟經考慮後最終妥協，簽訂公映的同意書。兩文相繼曝光，輿論譁然，網民瘋湧至《明周文化》網站細閱，連伺服器也負荷不了。
那邊廂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其實已等同判了《給十九歲的我》「死刑」，同日張導出席謝票活動時宣布已跟英華女學校校董會達成共識，周一(2月6日)開始暫停公映，自那刻開始，我的心情便有如坐上過山車那樣，翻滾不斷，一來整件事變得太快太急，根本來不及消化；二來自己曾向群組推介這齣電影，就算事前確實毫不知情，面對一些網民「媽聲四起」，「不知者不罪」五個字完全蓋不過情感上的罪疚感，覺得自己做得不對。同一時間又覺得張導絕不如外界理解的那樣「惡毒」，但又不能說太多，以免講多錯多。
不可擺出長輩高姿態
四天後，事件大致塵埃落定，覺得如果眾人繼續口誅筆伐，將會對任何一方的當事人推落深淵，反而應該從「這次風波令我們學到甚麼」、「如何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的角度思考。因為傷口經已造成，而誰對誰錯，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番見解，大家亦知道，每個人不會亦不能被持相反立場的人說服。
首先想向老一輩的人說：現在是2023年了，世界已經徹底改變，再不能以舊時代方式與年輕人相處(哪怕是20年前的方法)，不可以再擺出一副高姿態，當他們是小朋友，以家長式口吻說「我咁做係為咗你好」，看輕他們的思辨力和執行力。總之所有事情都要坐低傾、慢慢講，務求講清講楚。如果校方有認真聽清楚阿聆的訴求，沒有「大石砸死蟹」向她施加壓力，而張婉婷導演亦親自問清楚她本人是否同意公開放映，這個計時炸彈根本不會存在。
張婉婷回答令我驚訝
記得周日晚在戲院有記者訪問張導，問及為何沒有直接聯絡阿聆確認其意願，張導竟然答：「我哋就以為佢(阿聆)派咗父母同埋佢細佬嚟恭喜我哋(出席感恩大會)，就表示佢係同意公映，冇乜問題。」這答案實在令我們相當驚訝，因為任何人都知道，「我以為」跟「我肯定」是兩碼子的事，正如我以為張導選擇花上10年時間完成《給十九歲的我》足以反映其個性貼地，有足夠能力理解當今世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經歷這幾天後我可以肯定，她的貼地跟現實存在嚴重落差。
其次要向對紀錄片/電影製作不理解的人說。到底怎樣要符合哪些製作標準，才稱得上是好的紀錄片？到底受訪者要在鏡頭面前呈現多少真實？要犧牲多少私隱才算足夠？是否所有訪問都要得到受訪者的同意才能出街？自製場景(張導邀請阿佘拍廣告)變成紀錄片的一部分，是否有造假之嫌？說不定上述每個問題，都跟阿聆的那篇自白一樣，需要花逾萬字篇幅討論斟酌。可惜的是，當火頭愈燒愈猛、謾罵不斷的情況下，我們好像錯過了視這場風波為一次「認識紀錄片/電影製作的全民教育」機會。
我對紀錄片只是略知皮毛，或者看看楊紫燁怎樣說，她的作品《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2006)獲得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去年年底她接受《星洲網》專訪時說了以下一番話，值得大家思考：「因為拍紀錄片是一時的，他們的人生是一世的。有許多人說，紀錄片應該把真實的內容全放在裡面，我並不贊同這說法，因為我覺得會傷害了他們。所以要想清楚你的所為有沒有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我覺得這是作為紀錄片拍攝者或媒體人的道德問題。」
成長本是平常，自然不過，但也布滿順流逆流、成敗得失。青春無敵，敢於去闖，高低起跌得遍身傷痕。但年輕力壯，很快痊癒。再跌過、傷過，也許留下一些長久疤痕。
回覆刪除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記錄了六位中學女生的成長，平實真摯而動人。我感受最深的是她們在成長過程裏，跌跌碰碰，自己一一面對，少見同行的、支持的、扶她們一把的人。不知是真的沒有，還是沒有拍出來。
十年成長、十年攝製，原來同樣充滿高低起伏。年輕人如是，成人亦然。大家都在闖，甚至硬闖。跌倒、起來、再跌倒。有時人生正是如此，未必有人捉着手來教你，一切都要自己親身去學去試、碰釘子、經歷成功或失敗，嘗透箇中的喜樂痛悲、甜酸苦辣。還有許多旁觀者評頭品足。
白先勇短篇小說《寂寞的十七歲》，主角同是中學生，在家和在學的他常覺無聊，很少談得來的人，有點迷惘、失落，甚至有同性戀傾向，愛扯謊。嚴肅、愛面子的父親從沒問他心事，只看他學業成績，對讀書不感興趣的他自然失寵，常被責罵。他好想得到母親的愛，母親卻不大了解他，雖然待他較好，卻脾氣難纏，又易哭。他獨自經歷空虛、寂寞的青春歲月，踏上情感的歪路，發覺此路不通，也為世不容，被同學取笑和排擠，沒去大考，父子關係更僵。他孤單無助，前路走得更歪。
成長時、成長後，有時都是孤單寂寞的。自己要忍耐、謙卑、虛心學習、擴闊視野、練就跌倒爬起的毅力、保持善良純真，努力向上。
未必會有許多人了解你、珍惜你、疼愛你，但要記住好好珍惜自己、疼自己。「給自己更好的十九歲」、或者「九十歲」。
《給十九歲的我》原意是記錄英華女校遷校歷程中一屆學生的成長經歷，既見證歷史，也為學生的青葱歲月留下痕跡，應是一件美事，可惜在處理學生私隱問題上惹來非議，如今恐怕已成多輸局面，學校、製作團隊以及學生都陷入爭議中，成為一個「十九歲的遺憾」。
回覆刪除於農曆新年期間曾觀賞這部影片，感到恍如回到中學時代，頗能引起共鳴，因此認為這是一部成功的紀錄片。影片中的幾位主角各有獨特的個性和抱負，基本上形象正面，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每個人的接受程度不同，是否都願意將自己年少輕狂的一面袒露人前，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則很難說。如今，有學生反對公映，質疑校方的處理手法，因而產生種種糾紛，校方和製作方當初竟完全沒有預計，只能說香港的教育界和傳媒的媒體素養均有所不足，香港也少有類似的製作，以致缺乏鏡鑑。
在網絡盛行的當下，私隱問題本已成為日常，諸如家長在網上上載孩子泳衣照，雖然顯得十分可愛，可是，孩子長大後卻可能從網上看見流出的相片和各種評頭品足，因而飽受困擾，這類話題大家都不陌生，亦能體會。《給十九歲的我》記錄幾個女孩子的成長歷程，亦猶如為少女拍攝了一輯可愛的泳衣照，在她們成年後公諸於世，校方和製作團隊當初若果觸覺敏銳的話，應當可以料到當中要面對的問題，從而妥善處理。
這種記錄成長經歷的紀錄片本是一個不錯的嘗試，這次的製作也十分成功，因而影片本獲得金像獎多項提名，公映以來口碑亦佳，既叫好，又叫座。可是，如今一場私隱問題的爭議，恐怕會令以後的製作人都不敢在這方面有所嘗試，甚至未必再有人願意被拍攝了。
影片由校方統籌，本便於安排角色，進行溝通、協調，乃至處理拍攝過程中學生遇到的情緒問題，但有關方面似乎並不夠着緊學生的感受，一心只想完成一部優秀的影片。影片中，製作團隊似有意為學校營造正面的形象，贏取校譽，觀眾都會記得寸陰是惜的校訓。可是，影片以外的糾紛卻為學校帶來損害，形成反差。
試想想，如果在公映前，校方能體諒學生的感受，暫時放棄公映，事情或許將大為不同。影片中的主角都初出茅廬，在人生中，如初升的太陽，一心要大展拳腳，面前必定會遇到許多人許多事，此時不願將自己袒露人前，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數十年後，當經歷滄桑，體會人生百味後，再回顧前事，重溫記錄自己青葱歲月的影片，豈不是一件美事？那個時候，影片公映的話，相信學生們就會樂於接受。如果當初學校和學生達成協議，相約若干年後公映，那麼，影片還是可以上演，校方也可以既為眼前的校園重建籌款，並且預先說定，日後公映的收入都歸學校所有。
當然，這將會是很長年期的投資，到時，學校的師長、製作團隊的成員不知身在何方？只是，學校也依然可以競逐獎項吧。
事到如今，這種算盤卻難以打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