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否堅持得好？

上任十多日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新春酒會上致辭說：「這一年，香港經歷了嚴峻考驗。去年6月，香港爆發『修例風波』，曠日持久的社會動盪牽動着全國人民的心。」
駱主任沒有把修例風波歸咎於「外部勢力」的干預，而是從「內因」找問題。他說：「 只要愛國愛港力量團結齊心、18萬公務員履職擔當、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堅決維護法治這一核心價值，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香港這個家就一定能讓我們繼續引以為傲。」
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香港社會治亂的決定因素，是「一國兩制」能否堅持得好。 他指出：「實踐告訴我們，『一國兩制』堅持得好，香港就能贏得發展機遇、獲得成長空間；『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香港就會紛爭不止、亂象不斷，最終危害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同胞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
不過，駱主任沒有解釋「一國兩制」堅持得「好」和「不好」是甚麼意思、怎樣界定；也沒有說明怎樣保證堅持得好、為甚麼有時會堅持得不好。過去幾個月，香港正是「紛爭不止、亂象不斷」；按駱主任的說法，這證明「一國兩制」在這段日子裡堅持得不好。那是誰的責任呢？誰沒有把「一國兩制」堅持好，令「修例風波」爆發呢？
駱主任說，「(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必須長期堅持的十三條顯著優勢之一，充分體現了中央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堅定不移。」中央一直堅持「一國兩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中央的堅持，又有沒有「堅持得好」和「堅持得不好」的區別呢？
駱主任讚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她「帶領管治團隊及香港警隊恪盡職守、止暴制亂，表現出非常時期的非常勇氣」；他又讚揚「愛國愛港同胞齊心協力護法治、反暴力，彰顯了香港社會的正義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不能走極端、更不能搞暴力」；「突破了法治和文明的底線，對社會只會帶來災難性破壞」。他認為，社會動盪的製造者，是那些走極端、搞暴力，突破了法治和文明底線的人。
但是，駱主任對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同胞的表揚，以及對極端暴力分子的指斥，並不能說明「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的原因，也不能說明責任誰屬。特區政府和警隊恪盡職守止暴制亂，愛國愛港同胞護法治反暴力，那是在反修例風波爆發之後。極端暴力分子是反修例抗爭參加者的一部分。他們的違法行為，包含了故意挑戰國家主權、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的性質。他們就是要衝擊「一國兩制」、破壞「一國兩制」。他們肆無忌憚，因為大多數參加反修例抗爭的市民，即所謂「和理非」，沒有和他們「割席」，而那又是因為很多人對特區政府不滿、對中央政府不信任、對「一國兩制」沒信心；這不是「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的原因，而是結果。
並不是因為爆發了反修例風波，所以「一國兩制」才堅持得不好； 事實只能是「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才會爆發反修例風波。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符合香港市民的最大利益；如果「一國兩制」堅持得好，一定獲得廣大市民衷心擁護，任何敵對力量要挑起矛盾、製造紛爭，也難以得逞。

香港特區二十多年的歷史中，出現過幾次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行動，包括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以及2014年反對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這幾次事件，社會上都出現「紛爭」和「亂象」。幾次事件無疑都令「一國兩制」的實踐遭受挫折，而事件過後，中央和特區似乎都沒有作過總結；事件中暴露的矛盾和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根據駱主任的觀察，我們同樣應該問：每次事件的發生，是否都說明當時「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哪些地方堅持得不好？為甚麼會出問題？
要確保「一國兩制」堅持得好，除了要強調「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外」，還要經常重溫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對香港的各項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釐清「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概念，給這要求賦予實際意義。對於最近幾年才出現的一些說法，例如「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中國憲法在特別行政區適用」等，不能只成為口號，應給予具體說明：怎樣才算堅持得好？(例如「全面管治權」如何行使、憲法有關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條文哪些適用於香港居民)。（又或者盡快完成廿三條立法。）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這是十分適當的時機，在北京和香港同時對《基本法》的實施和「一國兩制」的實踐進行認真的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