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大家宇文所安

漢學家宇文所安唐詩知音

架起中英文世界詩之橋樑

當代漢學大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月初在美國麻省去世，享年79歲，消息傳出後，國內海外不少華文作家學者，以及文化機構，都紛紛發辭哀悼。

宇文所安著作等身，近半世紀以來出版多本專論古典中國文學的專作，對於西方漢學發展與華語學界影響甚大。另一著名學者王德威曾讚頌他「在中英文世界架起一道詩的橋樑」，對中國文學的「閱讀方法做了革命性的改變」。

宇文所安這個極不平凡的中文名，背後是個乍聽尋常的英文名：Stephen Owen。Owen為自己另起華語姓名，裏面饒有典故深意：宇文是古代遊牧於北方塞外的鮮卑族人姓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周皇室便姓宇文，這正好匹配Owen出身西洋而浸淫在中國文化的身份；所安來自《論語．為政》的「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意謂要全面了解某人，必須觀察他的動機和心態。

14歲讀李賀詩着迷

宇文所安生於戰後的美國密蘇里州，沒有家學淵源，原本只是個美國嬰兒潮下的尋常孩子，令他人生出現關鍵轉折的，是一次在圖書館的奇妙邂逅。年僅14歲的宇文所安，無意中發現了英譯的李賀詩〈蘇小小墓〉，詩中用「幽陵露，如啼眼......西陵下，風吹雨」等簡潔但華麗哀怨的詞藻追憶一代名伎，教他心馳神往，大感震撼。他說當時雖然不識蘇小小，無法盡知詩中典故，依然能體會詩中豐富的畫面、率真的美麗。

19歲宇文所安入讀耶魯大學，決意修讀中國文學。當時父母知道他要專攻中文之後，父親便對母親說：「你準備好這輩子都養他了嗎？」甚至在耶魯大學的教授，都勸阻他別要讀中文。結果宇文所安成為耶魯首個在本科專研東亞語文的學生。到26歲之齡，宇文所安已取得耶魯博士學位，研究題目就是唐代孟郊與韓愈的詩，這後來亦成了他首部出版著作。

宇文所安的教學和學術寫作生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基本上都是在哈佛大學裏度過；這所頂尖學府給了他很多自由和支持，讓他潛心研究，後來甚至得到哈佛贈予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全校只有廿多人獲此頭銜）榮譽。

品評論述格局宏大

宇文所安畢生花心力最多的研究範圍，是唐詩。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他陸續出版了4部專論唐詩的作品，每部都是擲地有聲的經典之作：《初唐詩》（1977）、《盛唐詩》（1981）、《中國「中世紀」的終結》（1996）、《晚唐》（2006）。宇文所安的立論視點，與傳統歷代品評唐詩的觀念大相逕庭，非常新鮮刺激。比如《盛唐詩》一冊，他着眼於京城派詩人與非京城派的詩人，如何透過風格殊異的寫作和互動，帶動詩壇的潮流和發展。他不以李白、杜甫幾位大詩人為首，單純以詩才作出評斷，反而他把一種歷史學、社會學的分析方法，用來討論唐詩，馬上就令論述的格局大為拓展，一新讀者耳目。

宇文所安不單是治學勤勉嚴謹的學者，同時具備一般學者欠缺的特質：創造力和想像力。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兩本特別受推崇的著作，《追憶》和《迷樓》，就最能見到這方面的特色。《追憶》針對中國文學中的憶舊懷古作探討，思考詩詞中「回憶」的性質和意味，書中有很多獨到具體的見解，不是空有噱頭的泛泛之談，而且這個題目由他寫來，便有一種我們都深知深感他說的中國式「憶舊」是什麼，但好像只有他作為外來者才能如此澄明地梳理箇中微妙。

《迷樓》涵蓋範圍不只中國文學，還大量徵引由荷馬希臘史詩到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詩歌，試圖融會中外，找出某種人性共通的、具有普遍性的慾望特質。《迷樓》的寫作結構仿效隋煬帝的「迷樓」，中間會有或插入或並行的其他段落，模擬岔道迴道，極有趣味又有機地體現了作品的主題。這種熱切求新的創作力，即使在一流的學者之中，也不多見。

分析富有進步意識

也許最好的學者，的確會比時代走得更前，早了幾十年便察覺到某種風向。今日重讀一些宇文所安的著作，不但會發現它們毫不過時，甚至會訝異於時代終於追上了宇文所安。

他在《迷樓》中有一小段寫杜牧一首頗為流傳的詩作〈金谷樓〉，裏面有兩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這裏的墜落人是指晉代艷極一時的名伎綠珠，綠珠因不甘被強佔而跳樓保節。宇文所安對杜牧的寫法，是有所批評的；他認為綠珠一生都是被佔有、被買賣的性物品，只有在自殺的一刻才重獲自主，變回了一個人。杜牧把綠珠與落花相比，其實是把她重新變回一種奇觀、可愛但沒有生命的物件。這種眼光，背後是非常進步的性別意識。在沒有「MeToo」運動的年代，宇文所安對於人性和性別權力的分析是何其敏銳和精確。

宇文所安到了這幾年，仍然不懈寫作，他最後出版的著作是2021年《悉為我有！十一世紀中國的快樂、擁有、命名》（繁體中文版剛在年初推出），題目跟他其他著作一樣，另闢蹊徑中又甚有趣味性。《悉為我有！》以一個歐陽修的笑話開始，並以同一個笑話作結，以學術著作來說，很不典型，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和創意。事實上，宇文所安也是充滿幽默，對生命滿有熱愛的人。希望他的諸多面向，日後會隨着作品，繼續在世上流傳。

翻譯杜詩全集

晚年重大成就

宇文所安晚年另一重大成就，是耗時8年以一人之力翻譯杜甫全集。2015年，中英對照的6本近3000頁的The Poetry of Du Fu面世，是英語世界初次完整接觸到杜甫詩文的全貌，意義非凡，對後來的漢學研究，甚至民間的唐詩賞析，皆有很大貢獻。因為有基金慷慨資助，宇文所安譯的杜詩全集，目前在網上也可以足本閱讀，分文不收，實在是將唐詩進一步向世界推廣的一大功德。

催宗文樹雞柵     杜甫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

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蹋藉盤案飏，塞蹊使之隔。

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

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觴爪還汙席。

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

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

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慽。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屍鄉翁，拘留蓋阡陌。 

幽默「詩聖」

宇文所安眼中的杜甫，跟我們普遍中國人在學校書本裏認識的杜甫，不太一樣。他認為「詩聖」杜甫的幽默感冠絕一代，詩作中有許多生活情趣，其中不乏機智妙語，令人發笑，這一點堪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他舉例說，沒有其他唐代詩人，寫食物比杜甫更多。

杜甫在詩中，多次提及吃魚生（古時以「鱠」形容），又會寫自己做豆瓣醬的經過。杜甫有一首詩叫〈催宗文樹雞柵〉，講他因為身體不好，要食烏雞補身，但烏雞四周撒糞，把家裏弄污，於是就要築一個竹籠把烏雞養在裏面。如此瑣碎，如此日常，杜甫卻極為仔細生動地描寫。

在宇文所安看來，杜甫這種世俗化的生活情趣，一點也不輸他「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些公認沉鬱悲愴的名作。雖然一般大眾，對杜甫詩作都不至於太陌生，但在宇文所安的演繹分析裏，華語讀者似乎能看到全新的杜甫。

戲院時代告終？

電影百年走過光輝歲月

戲院時代告終？

「眾所周知，戲院時代已接近結束……票房收入逐漸萎縮，觀眾愈來愈少，電視文化日益普及……近百年來，到戲院看電影視為標準及最理想的觀影經驗和基準，這個過去毋庸置疑及無可爭議的看法，如今已遭受嚴重挑戰。」這段話出自意大利比薩高等師範學院教員柏杜拿（Gabriele Pedulla）的著作 In Broad Daylight: Movies and Spectators After the Cinema。去年，Netflix聯合行政總裁薩蘭多斯（Ted Sarandos）公然表示，戲院已過時了！有多少人還會去商場的戲院睇電影呀？

電影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面世，法國盧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名之為cinematographe。這個字將希臘文kinēma（動作）與graphie（寫作或記錄）結合而成，簡稱cine，意思是記錄動作，如今歐洲各國都以此字稱呼電影。放映電影的場所則稱為cinema，中文叫戲院。

手搖短片

柏杜拿將電影的發展按放映方式分為3階段：第一階段由1895至1915年，大多數攝影機以手搖拍攝，每次只能拍攝一兩分鐘，一卷菲林約可拍攝10至11分鐘。由於只能拍攝短片，故僅在歌舞廳、音樂廳、遊樂場、咖啡室和戲棚等地方放映，作為同場加映的節目。當時，電影勝在新奇，能吸引不少觀眾。現今流行的網上短片和微電影，不過是回復早期電影形式，分別只在早期電影沒有故事，網上短片和微電影則有。到1906至1907年左右，因已可以拍劇情長片，始有專門放映電影的戲院。1930年美國發行商將90分鐘定為戲院放映「完美長度」。現今為120至130分鐘。

第二階段由1915至1975年，是柏杜拿謂之「戲院時代」。戲院小則數百座位、多則逾千。為了防火，戲院多為獨立建築。在歐洲乃至香港，大戲院都是採用巴洛克時期建築風格，宏偉又高貴華麗，歐洲有些戲院美輪美奐如歌劇院或體育館。香港1927年開業、位於銅鑼灣的利舞臺便是典型例子，戲院既可放映電影，也可上演大戲、舞台劇和演唱會。

這樣的戲院有重要的社會功能。首先，它提高了電影的地位。到戲院看一齣電影，如去看大戲或演唱會，乃是盛事，切中新興中產階級的身份和品味。後來連基層民眾亦將電影看作生活的主要娛樂，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此功能才給免費電視取代。其次，本土電影成了普及文化的王者，促進普羅大眾的身份認同。若在海外奪獎，更令普羅大眾自豪。第三，戲院成了社區的地標建築及約會地點。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港英政府規定，每個地區都要有文娛設施，每千人需設有88個戲院座位。

教化民眾

第四，正如柏杜拿所言：「戲院的主要社教化功能，是要訓練民眾自律。」入戲院看戲，觀眾——尤其孩子——須在個多小時內安座位上，靜默的盯着銀幕，無論電影好看或沉悶，也不喧嘩、不交談，不騷擾其他人（如不睡覺打鼻鼾、不頻頻上廁所……）。自律是公民道德的第一步。其次是訓練觀眾集中注意力看個多小時的電影，不中途離場。在黑暗的戲院內是無法「多工」的，在電視和手機上看電影則可以。

最後，觀影是消費主義時代最具象徵意義、最儀式化的活動。讀小說要主動的想像，才能投入小說和人物的虛構世界。消費者買一張戲票入戲院看電影，卻是被動的，毋須想像、也沒有時間給觀眾想像，觀眾僅讓影像擺布個人的喜樂、哀憐及怒驚等情緒感受。

美國電影理論家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 1947—2024）認為，電影的經典「語言」：敍事方式、長鏡頭、蒙太奇剪接、大特寫演員臉孔和身體，以及攝影師塑造明星為larger than life（高山仰止）的偶像，乃至現今的航拍跟電腦特效等等，都是為觀眾製造浪漫的夢，這只能在漆黑的戲院內才生效。

串流世界

第三階段是1976年至今天，獨立建築的戲院逐漸給商場內的迷你戲院取代，消費者或看電視台播放的電影，或看錄影帶、影碟，或在電腦和手機串流觀影，不少人更有家庭影院，難怪愈來愈多人失去到戲院看電影的習慣。借用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文化評論家華達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名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的說法，電影已失去作為藝術的Aura（光環）了。新興的互動電影更將電影「遊戲化」（gamification），敲響電影的喪鐘矣！

大導演反對串流

那些反對串流、堅持電影要在戲院看的，可稱為「戲院基要派」（cinema fundamentalist）。踏入二十一世紀，串流大行其道，不少在美國拍片的導演均成了「戲院基要派」，他們各有各的理由。

看戲做夢

基斯杜化路蘭認為，到戲院看電影是「社交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塔倫天奴表示，在家串流僅是「可有可無的經驗」，在戲院睇戲才是「不可磨滅的」。馬田史高西斯三番四次斥責串流「貶低了電影的價值」。他和夏里遜福一樣，指摘Netflix一類串流平台只是「內容提供者」，不當電影是藝術，僅是「內容」（content）。

蘇菲亞哥普拉、列尼史葛及《沙丘瀚戰》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等，皆是「戲院基要派」。

已故意大利導演、編劇及演員Marco Ferreri，贊同「荷里活是夢工場」的說法，指看電影就是去做夢。他的意思是，在家串流，如何能做夢呢？難怪刷手機長大的Z世代，大多數犬儒，欠缺「夢那不可能的夢」矣！

他們的批評都及不上已故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1930—2022）那麼毫不留情。他說：「電影是larger than life（高山仰止）的，要你抬起頭仰視大銀幕去看。當你垂頭俯視（電視或手機）小屏幕時，電影已失去本質（essence）。」

曾與尚盧高達合作拍攝兩部電影的Chris Marker（1921—2012），是有「電影詩人」之稱的作家、攝影師及紀錄片導演。他嘗言：「在電視上只能看到一部電影的影子、懷舊的記憶、電影的回聲，永遠不是一部電影。」

Chris Marker這番話，令人想到柏拉圖在著作《理想國》中說的洞穴比喻。他描述一群囚犯畢生被鎖鏈拴在洞穴裏，面對着空白的牆壁。囚犯只能看到身後火堆前經過的物體投射在牆壁上的影子，並以為這些影子就是整個真實世界。

中國軍力

 華擁印太制海權

毋懼美菲日軍演

適逢中國海軍節﹙以紀念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軍創立日﹚，全國南北各地，有數十艘大小軍艦向民眾開放；一方面，對大眾，尤其是中、小學生而言，是非常好的國防、科普、公民教育。另一方面，也反映解放軍愈見自信、開放、專業的狀態。隨着白宮因伊朗戰事，而在外交、防務領域陷於被動；解放軍，特別其火箭軍及水面艦隊，登上印太制海、制空最強力量，已成為不爭之事實。直至本世紀中之前，解放軍相對於美軍及其區內盟友的戰力差距，還將持續拉大之中；此起彼伏、此長彼消的轉捩點，無論從財務、戰略、技術還是產業鏈而言，在未來一、二十年，都將難以出現。所謂「東升西降」，起碼在局部軍事領域而言，並非大言不慚。

究其原因，那怕撇開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在外交、安全領域的特立獨行，也由美國的地緣格局所造成。古往今來，既沒有永遠的地緣優勢，也不可能有永久的地緣短板；客觀上，一切都隨時移而勢易，講求主觀上的經、權、恒、變。過去一世紀以來；從一戰到二戰，東有太平洋、西有大西洋的兩洋格局，讓美國可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不同陣營大火併的中、後段，才因勢利導加入戰團，收取最後、最豐碩、最具成本效益的戰果。進入廿一世紀，當環球工業化浪潮，完成由歐到美、再到東北亞、東南亞的轉化；首先就讓印太地區重拾發展升軌；其次就形成「東亞—中東—西歐」的良性循環，讓「人力—能源—技術」得以重新在「歐亞」大舞台、世界島作整合。

美單靠航母難解伊戰困局

千百年來，作為世界邊緣的島鏈，亦即英語民族國家──美、加、英、澳、紐，及其附庸，如日、韓、新加坡等，重歸舊位。單論在印太戰場，美、英、澳等，實難與中、俄、印、伊朗等作長期抗衡、長久競逐。伊朗的綜合國力難與美、英比肩，俄羅斯無復當年蘇聯紅海軍之勇，印度距離真正工業化尚遠，但中國早非吳下阿蒙。可以說，美軍及其盟友，要遠渡重洋與解放軍海軍、火箭軍一較高下，已無任何勝算可言。就在解放軍數十艘軍艦開放參觀，中國民眾歡度海軍節之當下，中國南海及西太平洋，實亦外馳內張、煙硝味濃。

此前，日本村雨級通用驅逐艦「雷號」﹙DD-107﹚，於《馬關條約》簽訂131周年之日，穿越台灣海峽；此乃自2024年至今第四次，而在2024年之前，日本軍艦、尤其是作戰艦艇，盡量避免同類刺激中國民眾與軍方的操作。「雷號」南下，正是為了參與美、菲「肩並肩」聯合演訓。目前，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部署，分東、西兩大群組；西重而東輕，西參戰、東守備。在西邊，以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林肯號為絕對主力，另有同級姐妹艦喬治布殊號，以及由兩棲攻擊艦改裝成的中型「閃電航母」──亞美利堅級的黎波里號。最先進的福特級核動力航母福特號，據報已因超長期執勤，在布殊號繞道好望角終於抵達阿拉伯海後，退返美國本土休整。而在印太水域東側，位處第一島鏈的東北亞，布有實質作戰為同級之首的喬治華盛頓號。而在第二、第三島鏈，以關島、夏威夷為中心，另有兩棲攻擊艦拳師號。

以上為美國海軍在亞洲大陸沿岸的布局，以及戰力支柱現況。簡言之，在西亞、北非，除非特朗普、內塔尼亞胡得以在外交上，重新將沙特、科威特、卡塔爾拖下水；否則，單純憑上述航母、準航母打擊群，那怕加上已和特拉維夫簽訂《亞伯拉罕協議》的巴林、阿聯酋，亦很難突破從「二二八」至今的戰果，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不難，伊朗的國計民生亦必更見舉步維艱，但始終難以迎來從量變到質變的突破，除非將東亞的海、空戰力，亦一併西調阿拉伯海，甚或直接強行攻入波斯灣。

解放軍更強兵力實彈示威

問題是，將喬治華盛頓號、拳師號，以及大大小小十餘艘護航核潛艇、巡洋艦、驅逐艦西調，技術上縱無阻礙，卻從戰術上暴露了美軍無法同時進行兩路打擊的窘困，更不用說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軍力發展與部署戰略。美軍不可能為了技術上的考慮，而將戰術短板、戰略不可行盡現世人眼前；如此一來，造成的代價就不是純軍事層面，而威脅到美國的環球政經霸權。同樣道理，華府無力單獨應對北京與拉美交往交好，竟拉上玻利維亞等傳統左翼小國，來「共同捍衛」巴拿馬的經濟主權。作為碼頭事件始作俑者賊喊捉賊固然荒誕，讓玻利維亞這個反殖精神聖地來撐美，更說明白宮對後園失火的焦慮。

繼十餘年前的安倍晉三之後，高市早苗近日復又高舉「印太盟軍」整合的大旗，卻進一步突顯了美軍不西調、難以壓垮西亞對手；若西調，連日、韓、澳的家門都難以鎮守的捉襟見肘之狀。東京極右政權，在其國內狂飆，環首四顧卻盡顯孤傲；同樣極右的尹錫悅，政治能量在韓國進一步消散，李在明對華、對朝路線未見動搖。澳洲買日本最上級遠洋護衛艦是真，但工黨政府外長黃英賢，亦在銳意加強對華政經聯繫。黃氏訪華當日，北京宣布成品油破例出口之國，即包括澳洲。此乃日本絕不可能具備之實力、能夠擔當之戰略角色，高市、小泉進次郎於此時販賣意識形態，尤顯蒼白無力、不合時宜。

當然，北京既不狂狷、更不鄉願。中、澳關係再改善，也改變不了「白澳」的本質；再加上華府剛與雅加達提升防務協作關係，美軍印太防線「東退—南進」將成為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路向。而「南進的支柱」──繼澳洲之後，自必是印尼，尤其是蘇門答臘。因勢利導，解放軍，尤其是南部戰區艦隊，亦將防線壓前。就在美菲「肩並肩」舉行之同時，解放軍更強兵力，包括航母戰鬥群、兩棲攻擊艦群，分別在呂宋島東、西海域作實彈演訓。高市早苗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首要考慮不是賣而是送──小泉進次郎隨即將二手護衛艦轉贈菲國的方案提上日程。中、美、日的對決，將於菲國、印尼海、空上演；眼前，從地緣、裝備到民氣、士氣，優勢全在中方。

擔心人工智能

他們擔心人工智能：合理嗎?

最近收到幾個消息，都是對人工智能表示擔心的。用聲明來表示擔心，是一種呼籲，而且是有點絕望之中的呼籲。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是Fairplay這個組織，在4月16日，代表美國和加拿大120個組織與142位專家的聯署聲明，呼籲五年內暫停在K-12（從幼兒到高中）使用生成式AI。他們正在爭取更多人的聯署。

Fairplay是一個關注兒童的非政府組織。聯署的組織，有大有小，但亦不乏全國性的、有代表性的組織。其中不少是資深的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他們邀請聯署的，可以說是他們聲明的總結：在這五年期間，要保證使用AI的五項原則：

一、能改進學習成果，而不致「智力卸載」和不妨礙人際關係。

二、能顯示學生有絕對的安全。防止沉迷、私隱、有害內容、心理健康等。

三、不會用於作弊、欺騙、抄襲等不法目的。

四、充分並優先考慮對待私隱、人權、倫理、公義、氣候等的影響。

五、不用於替代教師，尤其是面對弱勢的學生如弱智、差生和家境低下。

聲明認為，不符合以上條件的AI產品，就不應該在K-12學校使用。

聲明本身頗長，說明了AI對教育的威脅，逐條解釋；又提出了目前沒有答案的一些問題，並且建議這「暫停」的五年中，做些什麼。

聯署聲明 暫停AI使用五年

這個聲明，引起了不少社會注意和媒體的報道。支持禁用五年的，大多數認為AI對學生的學習，沒有好處，反而有害處。害處之一，學生把學習「卸載」（offloading，類同本欄提出的「學習外判」outsourcing），剝奪了他們學習的機會，這也是哈佛和MIT提出AI引起的「認知負債」（cognitive debt）。害處之二，腦科學家指出，人類的前額葉，所負擔的計劃、理解、情緒控制、批判思維等等，要到了二十多歲才完全成熟。過早用AI會妨礙了青少年這些方面的發展。害處之三，學生沉迷於AI，減少了他們人際交往的經歷，也是妨礙了他們的成長，等等。

對這個聲明提出異議的，是政府部門與AI研發商。政府部門，例如在聲明中被點名的紐約市教育部門，辯稱學生與AI交往，已是不爭的事實；意思是，不是政府政策所能規管的。YouTube也被點名，指其發放的許多節目，不適合學生觀看；YouTube的反應是，很多節目已經明言只限18歲以上的人觀看。總的來說，算是辯解。

看來，支持與辯解的，都有道理。對教育的害處，已經很明顯。本欄介紹過美國中小學教師因AI而辭職，大學教授因AI而大發雷霆。中小學教師的不滿，也許還沒有在全球成為普遍現象，但是大學教師因AI而感到的無奈，則已經是全球現象。

辯解的一方，也有道理。代表政府的教育局也沒有說錯，學生運用AI，不是政府驅使的，不管怎樣，學生已經自己在用了。發展AI，基本上是技術上的創新，研發者會覺得，這是目前科技發展的尖端；至於人們如何運用，那不是研發者的責任。不過，現在又有了商業的目標，發展AI的，也就難以逃避為產品的影響負上責任。

指出危險 跟着要解決什麼？

這樣的聲明，好像全球還是第一樁。怎樣看？以下是我的反應。

第一、Fairplay的聲明，的確是集中指出了教育應用AI的危機，對於這些危機，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概括。這個聲明裏面的警示，有些是教師感覺到了，但是不太明白背後的禍害。現在有了專家的註釋，就有了條理，有了學理的根據。有人能夠這樣站出來，勇氣可嘉。打破了AI研發商的「一言堂」。起碼讓人們清醒一下，不要以為用了AI，就是提高了「教學效果」。這個聲明，很清晰地說明了，學校裏面使用AI，並不就是提高教學效益。

第二、不過，這個聲明的幾點，還是建築在大家熟悉了的「教育」框架。這裏說的教育改進，按照美國的習慣，講的主要是「分數」的提高。對教育的威脅，彷彿還是作弊、抄襲……而沒有深究這些危機背後，是由於AI？由於學生的不誠實？還是由於「我講，你聽；你交，我評」的基本模式受到衝擊？

我一直認為，AI對教育真正的威脅，不是看到原來的教學效率不夠高；不是現在的學生學的內容不夠多、學的速度不夠快，而是AI給了學生一個契機，可以直接走進自學的境界。這就打破了工業社會流傳下來的、生產流程式的學校理念。不少學者提過許多例子，說明純粹為了工作需要而設置的教育流程，已經不再是社會人才產生的常態。學校的功能不再適合社會的需求。學生的成長，在於是否能夠學會掌握自己的生活，不懼面對變幻莫測的社會現實。這絕不是什麼高調的言論，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第三、以上的聲明，雖然發出了非常重要的警示，卻只能算是「吶喊」。政府部門，要把AI在學校的應用停下來，很難實現。教師要各自把AI在學校停下來，也不容易。即使政府部門與教師都把AI的使用停下來了，五年「冷靜期」即使實現了，之後又如何？而且，這五年裏面，瘋狂的研發者又會有什麼新的發明，那時候又怎麼辦？

假如這五年，AI的使用停頓了，而學校又「一切照舊」，以現在社會變化的速度，學校的「崩潰」只會加速。學校就失去了寶貴的五年，沒有趁這個機會建立學生的新身份──自信、自主、自立、自學……他們需要掌握AI，而不是因為恐懼而逃避AI。

AI出現 遇到挑戰的是什麼？

第四、AI引起的教育恐慌，許多人都已經感覺到。香港有使用AI比較熟練的教師，他們站在「使用工具」的高度，早就感覺到AI的種種威脅，但是他們的學生早已渡過了這個恐慌階段，而是純熟地讓AI發揮自己的能動性。

大多數的教師，都在嘗試應用AI，但是對於運用AI的利與弊，還摸不清楚，或者不太注意；以上的聲明，也許會讓一些教師「縮手」— 是否我們也應該停下來；或者想，最好香港也有人出來聲明一下，讓大家擺脫掙扎。在美國，相信大部分教師都會這樣想，「終於有人出面講『真話』了，我們可以舒一口氣了！」

在中國內地，以上的聲明，不容易出現。那是一個大集體的社會，政府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發布有關教育應用AI的指引，大家也覺得教育要運用AI，是大勢所趨、理所當然。教育運用AI，一方面是精采紛呈，另一方面卻是瑕瑜互見。在這還是開步走的時候，要政府發出很具體的指令，也不適合。

對於AI的性質，其實全球還在摸索。Fairplay 的聲明為AI在教育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話題，值得我們大家注意。

「沙紙」何價?

姜濤讀不上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丁學良上周在信報撰文談及內地出現「失業大學『再教育』」現象，近年愈來愈多大學畢業生「回爐」入讀技工院校（技校），認為這顯示不少人「大學白讀了」。各地情況不同，但讀大學不再保證畢業後有飯碗，甚至很多人一畢業就失業，卻是世界大趨勢。AI大時代下，我們應反思「大學沙紙」何價，以及如何改變固化的教育制度。

日本上周有則新聞引起我的注意，財務省建議未來15年削減起碼250間私立大學，較目前總數少了40%。在日本，政府會向私立大學提供公帑資助，因此社會有權討論這些私立大學有沒有存在意義。日本有其特殊國情，當地人口萎縮，適齡入讀大學人數逐年下降，令學位需求減少，另一原因則是，勞動力在萎縮，因此更需要確保每個勞工的技能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嚴格審視大學在培養人才方面扮演的角色。

讀大學是否有用，這個問題在美國討論了十多二十年，最不認同讀大學就能出人頭地的代表人物是「股神」畢非德。他2012年曾公開說過，不是所有人都適合讀大學，他在去年的致股東信函再提及這個觀點，表示自己替巴郡旗下公司物色CEO時，不理會人選是否名牌大學出身，因為根據他幾十年人生經驗，從商才能與經驗更重要，不少人的商業才能是與生俱來的。

必須強調，畢非德並非否定教育的重要性，只是認為教育並非只局限在大學學位，他相信終身學習，勸喻年輕人，最好的教育就是好好投資在自己身上。

畢非德的好友蓋茨超過50年前從哈佛大學輟學，未完成學士課程便出來創辦微軟，此後IT界都有很多人因醉心創業而中途放棄大學生涯，所以不少美國商界不會把學位看得很重。這些商界翹楚不是反智、鄙視知識，只是不會狹隘地把教育等同於躋身大學，而是以廣闊的眼光來定義知識和教育，如想成功營運一間公司，若要有創新能力，需要廣泛而多元的知識和經驗，而且出來社會工作後要持續學習，教育絕不只是「一張沙紙」這麼簡單。

為了建立一間未來巨企而不進大學，這是浪漫的說法，更現實的是殘酷的勞動力供求狀況變遷。以香港為例，本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才開始全面免費教育，九十年代初仍是三所大學的年代，其時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不久，另加一些仍未升格為大學的專上學院，當時香港商貿金融高速增長，因此白領人才求過於供，讀大學不愁找不到好工作，藍領職位則因為仍有大量沒高等學歷的人源源不絕投入，市場勞動力供過於求，薪酬被壓低。

時至今日，香港共有22所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大學及學院），加上不少有能力的家庭可供子女海外升學，造成白領勞動力供過於求，反而藍領因為很多大學畢業生不願「屈就」而求過於供，以至有「水電佬收入好過大學生」的說法。其實美國等西方國家早就出現這個演變，內地這幾年大量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也是在經歷這個過程，香港亦不會例外。

若有年輕人詢問生涯規劃意見，我仍會建議，能力許可的話應該讀大學，儘管大學學歷貶值，將來出來職場找工作，有大學學位總比沒有好，因為我們都不是蓋茨、朱克伯格、喬布斯。當然家長和學生都要降低期望，四年大學生涯最珍貴的只是，可無拘無束跟一班同齡人經歷一段美好時光，在沒有賺錢壓力下探索自己的可能性。我另一建議是，選科不必根據將來職場需要，應該按自己興趣，因為所謂高薪厚職的「神科」，幾年後一畢業可能已被AI取代了，倒不如先賺了4年享受自己喜歡讀的學科。

勉強沒有幸福，有些年輕人根本不適合讀大學，他們的才能在學術以外的範疇，與其咬緊牙關考上大學只獲得一張沒有價值的畢業證書，倒不如盡早出來找一份自己有興趣的工作。MIRROR成員姜濤絕對是個勵志故事，他只有中一學歷，大方承認因性格、身形及惡習而人緣欠佳，甚至曾涉及打架、被學校要求留班……在傳統教育制度下，他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離開傳統教育的桎梏後，他重新振作，在青年學院（邱子文）修畢了運動教練文憑，香港的資歷架構下屬於第三級，實際上亦等同於中學畢業的程度。加入娛樂圈後，憑自己不懈努力，克服自卑情意結，27歲的他今日已成為炙手可熱的青年偶像。設想如果當年逢二進一，捱到中學畢業，甚至勉強讀副學士，擦邊球入了大學，無疑會浪費了十多年青春，香港演藝圈少了一個巨星，職場則多了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廢青」。

每個人情況不同，每個地方不盡相同，但正如丁教授所說，若放在公共政策討論的框架，香港、內地及其他各地社會都必須檢視，花了大量公帑資助大學教育，是否換到社會想要的人才？若果像中國內地一樣，要在預算外再撥款協助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進行額外技能訓練，這是否代表要重新理順現行教育制度？

去年我談及香港可從瑞士學習什麼時，已提到瑞士的職業培訓和雙軌制教育制度值得香港學習，可改善香港教育同質化，導致現時經濟轉型舉步維艱的困境。在瑞士及鄰國德國，高中採取雙軌制，有些中學生繼續在文法中學升學，為入讀大學做準備，但也有不少學生選讀職業學校，或是同時有職訓及一般課程的學校，畢業後加入企業當學徒。

香港和內地這類華人社會始終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家長覺得子女讀不到大學、從事藍領是低一等的，但瑞士社會沒有這個想法，製造業以至汽車修理、建築等藍領工作的地位也不低，薪酬足以應付舒適的生活。事實上，瑞士這個高薪、高生活成本社會仍有蓬勃的鐘錶、機械、製藥等製造業，便是靠擁有大量熟練技工來維繫。

AI冒起，很多職位崗位可能被取代，白領更不會像二三十年前般吃香。AI讓很多製造業升級，製造業也能賺錢，且需要更高技術。面對新時代，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各地都要改革教育結構，本港需要確立職業及技術訓練同樣重要、同樣有前途的觀念，教育制度要更為靈活，不能年少時選擇了什麼升學道路，此後便不能轉軌道，讀大學的可以轉去職訓，完成職訓的可日後選擇讀大學。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我們需要背景多元化、歷練多元化的人才庫，除了沈詩鈞（數學神童）、沈靖韜（鋼琴神童）……也需要姜濤。

泛電子化

把各種繁瑣的行政手續電子化，為我們帶來很多生活及工作上的便利，亦是大勢所趨。

例如全港的食肆已大部分轉用手機下單，是否快捷了很難說，但的確減輕了服務員的工作量；口岸的出入境手續逐步「無證化」而改用人臉識別，也有助縮短過關時間。

但我並不同意無差別地把以前人手做的都以電子形式替代。就以出入境手續為例，歐盟最近全面實施新程序，所有非歐盟國家的訪客，入境及出境都要經過生物辨識，又打指模又自拍，但電子器材不太靈光，旅客拍了多次也不獲接受，結果有人因此誤了航班。英國雖是歐洲多國的主要遊客來源地，但脫歐後，英國人要和其他所有旅客一起排隊，心理上一時平衡不過來，所以牢騷特別多。歐洲最大廉航Ryanair的總裁更笑說，這是歐盟對英國毅然脫歐的最大報復。其實外國人入境日本時也要做生物辨識，但全程在關員面前做，做得不對會提醒你；所以人的角色還是不應輕言取締。

香港政府的「智方便」及「智方便+」提供身份認證、填表自動化、個人化提示及數碼簽署等功能，方便市民在網上處理各種政府及商業服務。「智方便」及「智方便+」其實也不是「至」方便，不少同輩朋友埋怨手續繁複，拍照上載也老是不收貨，若要做電子簽署手續就更多；商業的場景也一樣，近年有幾個大集團營運的商場，領取泊車優惠必須在集團的程式上辦理，要把消費單據逐張拍照上載，拍歪了或不完整便被DQ，又要填八達通資料，不勝煩擾，所以在新制度啟用之初，詢問處不時擠滿要求員工幫手辦理的顧客。後來幾個商場（包括利園和太古）已有所覺悟，大幅度簡化程序，由人手代勞；時代廣場則一直沿用真人員工辦理，過程十分爽快。

所以我們不應為電子化而電子化，忽略「人」的元素。人口已高齡化，即使他們懂得操作電子工具，視力也必定有所減退，看手機上的小字會有困難。我在餐廳點菜時，還是喜歡讓人一目了然、圖文並茂的實體菜牌。

回首阿彌陀佛立像

我喜歡欣賞與宗教、信仰、神話有關的造物。那些物，有時莊嚴，有時溫柔，有時又帶點不可思議的幽默。在這些造物之中，我尤其喜歡「回首阿彌陀佛立像」。

它的本尊在京都永觀堂。那尊阿彌陀佛站在金色佛龕之中，身姿修長，衣紋垂落，神情安靜。最特別的是，祂不是正面看着眾生，而是把頭越過左肩，回望身後。佛像多是端坐或直立，眼目低垂，彷彿看透一切，但這尊佛，竟然回頭。

永觀堂原名禪林寺，位於日本京都左京區，歷史超過一千一百年。「永觀堂」之名，來自永觀法師。永觀自幼出家，篤信念佛修行，十八歲起每日念佛一萬聲，自號「念佛宗永觀」。

傳說，永觀法師五十歲那年，有日清晨如常在佛堂修持，念佛繞行。就在心入禪定之時，忽然看見壇上的阿彌陀佛走了下來，與他並肩同行一同念佛。永觀驚訝得停在原地，而走在前方的阿彌陀佛回過頭來，對他說：「永觀，太慢了。」

阿彌陀佛沒有說大道理，沒有降下雷霆，也沒有開示一篇很長的講章。祂只是回頭，說「太慢了」。永觀法師由此讀出慈悲：阿彌陀佛回首，不是責備，而是等待；不是催促，而是提醒。祂走在前方，卻沒有忘記身後的人。眾生遲疑、迷惘、走得慢了，祂便回頭看一看。這一個回頭，便有了同行的意思。

禪之所以有趣，正在於它總容許人各自領會。明末清初的即非禪師曾到訪永觀堂，看見這尊佛像，寫下詩句：「父母皆為兒女癡，如來度世亦如斯。眾生一去都忘返，轉得頭來是幾時。」他看見的是佛的慈悲，像父母的癡心，明知孩子貪玩、迷路、忘返，仍然在等。

至於我呢？當然讀得粗淺。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有時候，別太介意惡人未有惡報，善意未有善果。也許只是佛祖剛好別過了頭，正在忙別的事。那麼，我們還是繼續走自己的路吧。這是名副其實的一知半解，我先合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