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性」
合乎常情天理
西方哲學家講理性,都強調批判思考、邏輯推理和計算,且認為必須摒除感受和情緒,一旦受情緒影響,思考便會流於偏見及犯上謬誤。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在《理性的情操》(The Sentiment of Rationality)一書中提出,理性亦帶有情感成份。為什麼人要理性思考?大多因遇上難題,有疑惑。當一個說法或理念沒有內在矛盾,能解決難題和疑惑,消除內心的不安,我們就會「覺得」它是理性的。
威廉詹姆斯指出,理性並非「不言而喻的真理」,認為人類可以作出不帶情、絕對理性的決定,乃是個不理性(irrational)的信念。同樣,認為宇宙的結構和規律是絕對理性的,也是不理性的信按照實用主義的觀點,詹姆斯認為,真正的理性必須可以指導實踐。在現實生活當中,若一個理念(例如:有沒有造物主)沒有實際效果、或無法付諸行動,那就是缺乏理性意義。這樣說未免以偏概全,追求知識學問,不能說是缺乏理性意義吧!
有實踐意義
威廉詹姆斯認為,理性有時會跟情緒一樣是不理性的,經過理性思考或批判思考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是對的,如古人相信地球是平的及「天圓地方」。感受和情緒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是錯的。他提出,人類與其追求理性,不如代之以「有道理的」(reasonable),此字既可解作講道理的,也可解作「有道理的」,類近中國人說的合乎常情天理,常情即英文所謂common sense,判斷行為正當與否應該常情天理兼顧。
在普通法中,法庭評估被告的行為是否違反法律或應盡的義務時,常會虛構一名心智健全、具備常情,並且遵守社會規範的reasonable man,作為「一個正常的普通人在同樣情況下會怎麼做」的標準。是以威廉詹姆斯認為,「有道理性」(reasonableness)比理性更有實踐意義。
拆解韋伯理性四類型
社會形態走向迥異
英文有兩個字都譯為理性。Reason一解作人的思考、推理及判斷能力;另一解作事件發生的原因或理由。Rationality則指決策、信仰或言行是否符合邏輯及能否達到目標。此字的字根是拉丁文的reor,意思是計算和思考,引申出貶義的Rationalise,即編造一個表面上有道理、合邏輯的理由,為想法或行為護航。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之高於動植物因有理性,以此尋求知識、節制慾望、培養美德臻至善而獲得幸福。理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Telos):人藉理性理解人生意義和真正的幸福?並以理性指導言行。
中世紀歐洲,宗教凌駕理性。到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進入美國開國元老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說的「理性時代」,指人類擺脫中世紀的迷信與宗教束縛,理性指導言行,發展科學,發明科技以提高生活水平及建設美好社會。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十九世紀末提出,理性化是現代社會的特色。美國的韋伯學者Stephen Kalberg在〈韋伯的理性類型〉文中,把韋伯說的理性分為四大類:其一為「實用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這種務實的理性古已有之,或求財逐利,或求提高個人和家族的名譽地位,禆益子孫。在任何性質的社會、所有階級的人皆有「實用理性」。
其二為「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又稱為認知理性。有些人不為名、不為利,純為追求真理,認知物理世界和人事的因果關係,在科學、人文科學等等領域,發現新知識和理論,為發明新科技奠定基礎,創設宗教、哲學、文化與藝術……等,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
其三為韋伯謂之「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包括宗教信仰、公義、博愛、家庭價值及愛國等被視為無上價值。個人優先據此取捨行為,才考慮效率或利益。孟子的捨生取義,林則徐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典型的「價值理性」。
現今太着重「工具理性」
以上三類理性皆非資本主義獨有,亦不是韋伯特別關注。第四類韋伯謂之「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至現代社會特別普遍,應用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和科學最為顯著。「工具理性」重效率、可計算性及非個人化,只考慮手段和程序能否達到目標,不問背後的價值。
韋伯晚年已認定,西方社會在經濟、法律、行政、宗教、自然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領域,「工具理性」已成為「不言而喻的真理」,導致西方社會受困於韋伯著名的隱喻:鐵籠(Iron Cage),即現代人漸喪失自主性及「價值理性」,把「工具理性」當作終極價值,如搵快錢是為得到財務自由,卻不去問:財務自由就等於或帶來幸福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2026)指出,「工具理性」是扭曲的理性。現代社會許多罪惡和問題(如異化、虛無、物化……)皆源於此。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過分「發達」,「價值理性」則缺乏客觀和公認準則,造成史無前例的衝突、破壞,此謂之「理性的弔詭」。
著有After Virtue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家麥堅泰(Alasdair MacIntyre, 1929—2025),承接韋伯和哈伯馬斯的論點在書中寫道:「理性(工具理性)是計算的(calculative),它可衡量事實及數學關係是否為真,如此而已。實踐時,它只可選擇手段,對『目的』必須保持緘默。」計算的理性當道,現代社會充滿經理(manager)、代理(agent)和治療師(therapist)、而非企業家、自主者及醫生。
不顧人生意義藏危機
麥堅泰表示,在啟蒙運動前,宗教解答人生的意義和何謂幸福的問題。啟蒙運動高舉理性,卻把人生意義和幸福的問題置之不顧,交由個人自行決定。於是,人人對公義、權利等價值有不同的定義,引發現代道德哲學陷入危機,如外來移民問題,有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排斥,亦有以人道主義立場接納。一旦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未能「和而不同」,便引發族群對立抗爭;國家、社會因沒有共同信念和價值而陷入撕裂的危機。沒有了集體的、客觀的終極「目的」,各國只會功利主義的計算,用什麼手段可「最大化」本國利益,如此怎能避免鬥爭,甚至戰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