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娼婦」對比

葉漢良老師新書把《女命骨髓賦》作評注，夾敍夾議，提醒讀者勿對術數大驚小怪，以為會驚天地、泣鬼神，說穿了最緊要還是把星曜本義和星盤結構精準拿捏，擺脫昔日江湖醬缸文化，帶着冷靜的腦袋，用文化常識和邏輯分析星盤。

書中引述了一古代「娼婦」命盤，恰巧手頭有一現代女盤，星曜結構布置與之出奇地巧合，古今社會文化固有差異，但細看下去，有些宿命，又不禁叫人掩卷嘆息。

古今兩盤皆以紫府在寅為命宮，都屬癸干。正如葉老師所言，必須肯定此古代盤例收集者功勞，因最最起碼，他並不因其人命坐紫府，彷彿氣勢磅礡，就否定此盤屬卑微娼婦，不說假，此間醬缸之中，隨時仍有一知半解者，對「大星入命」有無限憧憬，到現在還是未明，斗數盤十二格，每格都盛載盤主的DNA。 

現代女亞May出生1983年十月三日，命宮紫府，會空劫及火星。亞May的遭遇，真的令人心疼。自幼得不到父愛，甲寅大運太陽運忌，代表父親對她不佳。父母宮太陰化科，會鈴星、陀羅；主幼年狐獨，不為母親疼愛。遠離父母，或刑傷生母。1992年，福德宮武曲年忌，會貪狼化忌，當年較為凶險，女命尤然。
第一段婚姻發生於2002年，武曲年忌會對宮貪狼化忌，六合太陰運忌，下嫁渣男，更遇上家暴，要在這種創傷中走出來、重新信任人，兩年後離開他，當年大運命宮貪狼化忌，夫妻宮廉貞運忌。2014年勇敢地步入第二段婚姻，亞May其實是一個內心非常堅強、不容易向命運低頭的女性。

​在玄學（如紫微斗數或八字）的理論中，這種「早年父緣薄、初婚不順（家暴離婚）」的命格，往往是因為早年的大運或夫妻宮受到了嚴重的煞星沖剋[例如19歲武曲化忌('02)、巨門化忌('97)，或遇上擎羊、陀羅、火星、鈴星等暴烈之星]，導致前半生波折重重。

​不過，命理學上有個重要原理——「限過運轉」。隨着年齡增長，大運轉變，加上經過第一段婚姻的磨練，人變得成熟，看人的眼光與相處智慧也不同了。2014年(丁巳大運，甲午年)再婚至今已有12年，這說明這段婚姻的根基與第一段截然不同。

古今對比，兩盤部分相同之處如下：

其一，火星鈴星特殊布局。古代盤分別居子丑，現代盤則在午未，熟悉《斗數卷》系統的朋友，必知丑未為先天性的父母宮，子午是先天兄弟宮，或曰相對於先天父母宮的自己。得此火鈴排位，常見幼年遭棄養狀況。娼婦被送往青樓，現代盤例則因特殊情況，父親遠走、母親養病，需把盤主交予有點不堪的親戚家寄養，盤主連飽暖都有問題，試過在快餐店吃其他食客吃不完的碟中物。

其二，第一大運行甲干，太陽化忌，同宮有陀羅，可斷童年和父親疏離，兩盤亦符。其運大陰化科在流運父母宮（其實亦是當事人原局父母宮）六合武曲化科。化科可指「名義上」，太陰武曲皆女星，古代女子青樓中自有名義之母「媽媽生」，現代盤則有那位待她不好的女親戚。

其三，兩女皆是空刼分掌寅申，即先天田宅宮，多見生活環境顛簸不穩定，現代有海空交通發達、留學移民普遍的優勢，唯現代盤盤主家境坎坷，不受此惠，人生至今難稱如意。

其四，辰戌二宮是先天性質疾厄宮，可觀其人的日常形態。兩人均是一邊為貪狼化忌紅鸞同宮，另一邊是武曲寡宿同宮，分別只在古代女天姚在辰，現代女在戌。前者煙花之地，花紅柳綠，招手成親，但貪狼化忌，真開心嗎？而酒酣耳熱之後，寂寞來襲，仍免不了武曲寡宿。現代版則見感情生活複雜多桀，結婚、被家暴、離婚、又再婚⋯

越看越唏噓，彷如前世今生，命運一線相牽。

同理心

 

美基督教內訌 狙擊左翼進步派

右翼保守派抹黑同理心

近幾十年，美國的右翼基督教保守派與左翼的進步派，就移民、墮胎、跨性別、同性戀、LGBTQ+，以及批判種族理論、取消文化、多元、平等與共融、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等議題，展開文化戰爭，雙方水火不容。這些年，基督教保守派找到另一攻擊進步派的議題：同理心。

2024年，美國評論員及作家施德姬（Allie Beth Stuckey），出版《有毒的同理心》（Toxic Empathy: How Progressives Exploit Christian Compassion），書名已充滿火藥味。她是信奉上帝有絕對主權，以及救恩預定論的加爾文派和改革宗浸信會（Reformed Baptist）的信徒，與去年9月遇刺身亡的柯克（Charlie Kirk）亦師亦友，深受他的影響。

出書誣衊

書中，施德姬稱同理心「只是情緒」（just an emotion），且不是正面情緒，而是「有毒」情緒，會導致人喪失理性的判斷能力。進步派正是藉此推動墮胎合法化，「當同理心鼓勵人肯定罪（sin），確認謊言，或支持破壞性的政策時，便有毒了！」她指出，「有毒的同理心」是「癌症，施壓要婦女墮胎，並說服所有人相信墮胎是可以的。」她斥責左翼，「世俗或宗教的左派，以愛、慈悲、容忍與共融之名，鼓吹不道德和反《聖經》的政策，包括社會主義、墮胎自主、批判種族論、LGBTQ+、侵蝕自由民主、取消文化及其他。」

李格尼（Joe Rigney）是美國基督教神學家、作家及福音派改革宗（Reformed Evangelical）的牧師，屬加爾文派。他主張，應該把基督教的價值用於整個社會與公共領域（如教育）。去年，他出版《同理心之罪》（The Sin of Empathy）一書。

李格尼畢竟是新聖安德魯斯學院（New Andrews College）的神學研究員，未至於施德姬那麼武斷。他寫道，「在本書中，我筆下的同理心有兩個用法：一是單純的分享情緒（emotion-sharing），這既非善也非惡，僅是人際關係的一個特色，人皆有之的情緒，不一定是美德。第二個更負面的用法是：過度而壓倒性的激情，就是「失控的同理心之罪」——the sin of（untethered）empathy。」然後，他跟施德姬一樣，斥責進步派操弄同理心達到政治目的。李格尼表示，「在進步派的凝視下，失控的同理心結合爭取尊敬及信任的慾望，成為各個受苦社群的工具，把社區導向愈來愈嚴重的錯誤和不義。」換句話說，「同理心之罪」已敗壞了美國社會和文化，背棄基督教的價值。

偷換概念

兩人的論點都建基於一個假定：同理心只是情緒。施德姬隨即一口咬定情緒是反理性的。情緒固然是非理性的，但說同理心是反理性的，何所據而云爾？李格尼尚算中肯，指同理心是非善非惡的情緒。換言之，同理心可善可惡，失控的同理心才是惡，受控的同理心可以是善的。《聖經．新約》的《羅馬書》和合本第12章第15節教訓信徒，「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同樂同哀不正是分享情緒嗎？《羅馬書》的時代沒有同理心的概念，但引文所述的不就是善的同理心嗎？難道《羅馬書》的教訓不屬於基督教的價值嗎？

其實，施德姬和李格尼都同樣犯了兩個邏輯錯誤。其一是偷換概念。施德姬把同理心等同「有毒的同理心」。李格尼把「失控的同理心」中「失控」一字加上括號，之後便以同理心等同「失控的同理心」，亦是偷換概念。他的著作，書名應是《失控的同理心之罪》，而非《同理心之罪》也！

立場先行

另一個邏輯錯誤是稻草人謬誤。二十世紀研究同理心的學者早有共識：同理心包括兩個部分或分兩個層次。一是情感（不是情緒）的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即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對方的情緒，如《羅馬書》說的同樂同哀，又如李商隱詩所云「心有靈犀一點通」。學者並發現人天生有「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固有情感的同理心。

其次是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即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的Verstehen。韋伯主張，要理性的認知別人的心理和行為，必須「穿上對方的鞋子」、「站在對方的立場看事情」，才能明白對方的意圖，能理解方能同情。究竟施德姬和李格尼是無知、錯誤理解同理心？抑或立場先行，為攻擊進步派而偷換概念呢？

苦其所苦

同理心這個概念到二十世紀才有，之前哲學家和基督宗教只講憐憫、同情和慈悲。憐憫意思接近孟子講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不忍人之心。然而，憐憫帶有優越感，助長個人的傲慢，亦可能令受助者不快。

同情則比憐憫少了高高在上感，純為苦難者感到難過，如看見非洲骨瘦如柴的孩子們的照片、或被虐打的動物的可憐相。同情是情緒和感受，不涉及認知和理解。例如：見到一個人遭拳打腳踢，血流披面，同情他之心油然而生。可是，一旦知道他是經常暴力傷人的黑社會成員，恐怕同情心便立即煙消雲散。

基督宗教認為，單單憐憫和同情並不足夠，必須繼而幫助緩解他人的苦難，謂之compassion，譯為慈悲不算最好，但比譯作同情或惻隱較接近原意。慈悲是佛家語，《大智度論》云：「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

憐憫、同情和慈悲三者，都沒有設身處地的理解苦難者的感受。同理心則有，英文empathy譯自德文Einfühlung，Ein解進入，Fühlung解感覺、感受。有同理心者，能透過想像置身於他人的處境，「進入」別人的感覺和感受，苦其所苦。十八世紀還沒發現人腦有「鏡像神經元」，但蘇格蘭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已斷言：「人之心智如鏡般相映相照（the minds of men are mirrors to one another）。」

追求公義之源

休謨的摯友亞當史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提出，人類有同情心，有利他行為，社會才會安定、秩序井然。他說的同情心，包括同理心。有同理心者不會任意傷害他人，乃至為大我而犧牲小我。亞當史密甚至講到：「我們看見一個人受欺凌或者傷害時，對受害人的同情，往往會激發起同仇敵愾之心，針對施暴者。」他認為，這是人類追求公義之心的來源。何以美國的右翼基督教保守派偏要污名化同理心呢？

愛城方式：陌生人vs本地人

很多城市都有一句自我介紹。紐約說自己是「大蘋果」，聽起來像是全世界都可以來咬一口；深圳說「來了就是深圳人」，頗有一種人才市場門口也能昇華為城市哲學的氣質；香港沒有一句如此整齊的口號，卻長期用另一套方式說話：別問太多，排好隊，講規則，照單收費，親兄弟也要明算賬。

這幾座城市看似差別很大，卻共用一種深層結構：它們都是移民塑造出來的城市。所謂移民城市，不只是「外地人多」的城市，更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組織方式。人在這裏生活，未必先問你是哪條村、哪個宗族、哪個學校、哪個單位的；更常見的問題是：你做什麼、住哪裏、能不能準時、合不合約、會不會打擾別人。它不是沒有人情味，而是把人情味從親戚同學老鄉的網絡裏，重新安放到規則、職業、社區和公共空間之中。

一個新來的人，會因為很多陌生的本地習俗產生距離感。比如我1975年剛到中大讀物理時，雖然從小就講廣東話，但周圍各種英粵混雜的表達，比如「lai記」（圖書館），「canteen」（食堂），加上一些特定的習俗，比如校巴招手才停站等，常搞得一頭霧水，更怕被「搵老襯」。

這就是「陌生人的地方」。陌生人不是冷漠的人，而是不必先成為熟人也可以合作、交易、共處的人。現代城市最偉大的地方，正在於它讓大量互不認識的人可以在同一條地鐵線、同一幢寫字樓、同一個外賣平台、同一張物業繳費單上和平相處。它有時顯得不夠溫情，但它至少避免了另一種尷尬：你只是想辦個事，卻突然被追問到表叔的女婿在哪個部門。

表格中的數據最意外的是佛山。它外來人口佔常住人口52.84%，並不符合「低移民城市」的直覺。這提醒我們：移民比重和城市文化不是一一對應關係。一個城市可以有大量外來人口，同時仍然保留強大的本地宗族、街鎮產業、地方飲食和嶺南文化。佛山不是沒有移民，是他們移入了一個本地社會肌理很強的城市。

新移民城市像「陌生人社會」

新移民城市的第一個特徵，是人際關係的起點更低。你不必先證明自己祖上三代與本地有緣，才有資格開始一段城市生活。深圳的開放之所以有感染力，正在於它把城市身份從血緣、地緣和戶籍中部分解放出來。你可能來自湖南、江西、四川、廣西、東北，也可能來自香港、台灣或海外；只要你在這裏工作、創業、生活、交社保、排隊買咖啡，你就在參與深圳。

第二個特徵，是邊界感比較強。邊界感常被誤解為冷漠，其實它是高密度城市的潤滑劑。陌生人城市裏，人們通常不會輕易打聽你的工資、婚姻、房貸、孩子成績，以及「怎麼還不生二胎」。這種不問，有時比熱情更高級。因為在一個高度流動的城市裏，人與人之間首先需要的是可預期的距離，然後才是可選擇的親近。

第三個特徵，是規則替代熟人關係。在熟人社會裏，辦事常常要找人；在陌生人社會裏，好處之一就是不用找人。找人當然也存在，但城市愈現代，愈應讓普通人不必靠「認識誰」就能租房、入學、就醫、創業、維權。一個城市真正的包容，不是讓外地人迅速混進本地人的飯局，而是讓他即使沒有飯局，也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這也是香港、紐約和深圳的共同點。紐約用移民故事支撐全球城市想像，深圳用改革開放支撐機會城市想像，香港則在更複雜的歷史中形成了規則、商業、邊界和務實並存的文化。1950年代的香港，移民佔到近九成。香港今天已不是那個新移民城市。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目前香港本地出生人口佔61.7%，香港以外出生人口約佔38.3%。但香港仍保留了移民城市的底蘊：少一點攀親帶故，多一點契約規則；少一點過度熟絡，多一點公共秩序。

本地型城市並不落後

不過，不能把移民城市當成先進，把本地型城市視為落後。肇慶流動人口佔比約20.5%，明顯低於深圳、東莞、廣州、佛山等珠三角核心城市。但低流動人口並不意味着低價值。它意味着另一種城市社會：更強的地方記憶，更穩定的親緣和地緣網絡，更濃的家鄉感，也可能有更慢的節奏和更強的生活連續性。

本地型城市的優勢，是遁形不易。街坊知道你是誰，親友網絡能提供支援，地方節慶、方言、飲食和祖屋構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樂。但這種環境並不一定就更理想：外來者可能更難進入核心圈層，地方關係可能壓過公共規則，熟人網絡有時會變成隱形門檻。熟人社會最溫暖的時候像一床被子，最麻煩的時候也像一床被子：你只是想翻個身，它卻把你裹住了。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哪類城市更好，而是不同城市如何避免自己的短板。新移民城市要避免把人變成一次性的工作力：來了把錢掙了，走了。城市只留下GDP，不留下共同體。本地型城市要避免把傳統變成排他性資源：你可以欣賞醒獅、粵劇、端硯和祠堂，但不能要求所有新居民先通過一場「本地關係學考試」。

城市文化會怎樣表現出來？

移民結構首先會寫在餐桌上。深圳和東莞的湘菜、川菜、東北菜、蘭州拉麵、潮汕牛肉火鍋、港式茶餐廳、便利店盒飯和工業園速食，不只是消費選擇，也是人口地理。一個城市的功能表，有時比城市規劃圖更誠實。哪裏湖南人多，哪裏就會有剁椒魚頭；哪裏夜班多，哪裏就會有凌晨還亮着燈的粉麵店。

語言也是線索。深圳普通話主導、多方言並存，像一個永不閉幕的全國口音秀。香港則相反，它由移民塑造，卻在幾代之後形成了強烈的粵語公共文化，甚至歧視說不好粵語的人。佛山、肇慶等地，本地方言和地方文化仍具有更強的身份功能。語言在這裏不僅是交流工具，還是一張看不見的城市會員卡。

社區關係也不同。新移民城市裏，鄰居可能多年不認識，但同行群、家長群、健身群、創業群、業主群異常活躍。傳統熟人社會靠「我爸認識你叔」，新移民城市靠「我在群裏見過你頭像」。這聽起來滑稽，卻說明一種變化：現代城市的關係不一定消失，而是從血緣地緣轉向職業、興趣、平台和議題。

大灣區尤其需要理解這種差別。這裏既有香港這樣移民城市本地化的樣本，也有深圳、東莞這樣高流動人口城市，還有佛山這種高外來人口與強本地文化並存的城市，以及肇慶這樣更具區域腹地和本地生活氣質的城市。若只用GDP、軌道交通和產業鏈來理解大灣區，就像只看體檢報告而不看一個人的性格。

灣區撐讚兩種「愛城方式」

城市政策的目標，不應是把所有城市都改造成同一種「國際化樣板間」。深圳要繼續讓外來者有機會變成市民，東莞要讓產業工人不只是生產線上的編號，廣州要在老城煙火與新移民機會之間取得平衡，佛山要把深厚本地文化變成開放資源而不是圈層邊界，肇慶則可以把山水、歷史和生活安頓感變成吸引新居民的軟實力。

更重要的是，大灣區應同時撐讚兩種愛城市的方式。一種是留在家鄉的人，他們通過守護方言、宗族、街區、風俗和地方產業來愛城市。另一種是來到他人家鄉的人，他們通過工作、納稅、創業、消費、養育子女、參加社區生活來愛城市。前者不是保守，後者也不是過客。城市共同體的成熟，正在於讓這兩種人都覺得：我不是臨時演員，我在這裏有戲份。

所以，中國城市化的下一階段，不只是人口繼續流動，而是流動之後如何形成歸屬感。移民城市告訴我們，一個人可以不靠血緣進入城市；本地型城市提醒我們，一個城市不能只有效率，還要有記憶。真正好的大灣區，不是讓深圳變得像佛山，也不是讓佛山變得像深圳，而是讓每座城市理解自己的社會結構。城市文化的差異化和多元化，是讓人們有不同的選擇。讓不同來處的人都能說一句：這裏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可以是我認真和開心生活的地方。

香港教育榮辱與共

香港近期榮耀，無人可比擬，百萬千萬中無一的首名港產太空人黎家盈；坊間談論讚頌訊息亦以百萬千萬計……苦惱發生於差不多同期，亦也港產：中學校長在新加坡一聲「X你阿媽」，亦也傳遍世界「揚威國際」！

也非今天，早在香港居亞洲四小龍之首那些年，新加坡擁無限未來可能性，但實際情況比香港還差好幾條街；倫敦班中坡族書友（何止一個，簡直個個）不斷提醒：港人英語能力比坡人差，新加坡環境比香港整潔九條街，新加坡先香港脫離殖民地行列（真的嗎？可有望清楚？），新加坡護照比香港好用……事不離實，人家新加坡在不同領域的確超越香港，不過那是九七年前後，而非求學時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到二〇二六年，新加坡在西方加持下，的確比香港優勝，除了小家子氣計婆仔數：地方大小、人口多寡、超級富豪數目、人均壽命長短、世界排名榜上的大學數量、米芝蓮餐廳星星多寡……

一名出位校長，將不少港人在回歸之後、仆心仆命努力付出維繫特區優勢惶恐的心撕毀得滿地碎片，而發生如此失禮事件，不幸卻在世人眼中鬥氣一生一世、沒完沒了孿生姊妹花的對立面新加坡；簡直一把殺無赦「龍泉寶劍」，將何止失德校長，怎少得被無辜陪葬的港人榮譽碎屍萬段！失德爆粗校長被彈劾，可會帶出教育有關部門整肅架構與制度？

香港小學殺校，尤其新界村校，一度被殺個血流成河，乃至中學亦見同等嚴懲示例。聽聞不少收生不足的中學，同級只餘數十個學生，扯上補下總之填夠規定的最低限度，照樣開三「大」班，猶如公帑不過陰司紙，納稅機構及納稅人都是冤大頭，沒完沒了的付出，都不說教出來的學生質素什麼程度；理應經過重重考核才得聘用的校長（當然包括教師），卻得到醜出國際知名度，卻還有面目拍片道歉；一面皮笑肉不笑，眼淚哭聲戲交得極屎，讓觀眾看後嘔吐不已的所謂校長！

面對癌症

朋友Louis Chan介紹我看《追逐日光》(Chasing  Daylight)這本頗暢銷的書，是一個人在臨終前三個月寫的，作者叫做尤金‧歐凱利(Eugene O’Kelly)，是美國知名跨國企業KPMG（即畢馬域）的總裁，KPMG是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2005年，尤金才53歲，某日，醫生替他體檢，說他患上了癌症，還可以多活三個月。尤金寫這本臨終書稿的時候，第一句寫下的是：「我很幸運，醫生說我還可以活三個月。」這句開場白放在書的第一章，題名為：春末的一份禮物。作者強調這樣寫不是開玩笑，因為他認為，能夠預知死亡，確實又比那些「死到臨頭」也懵然不知的人幸運。書中所談的，是尤金怎樣在餘下的三個月，好好的生活和思想。尤金首先學懂的是接受，並且將預知死亡理解為一份禮物、一種幸運。

他具體的行動是辭去總裁的職位，一個管理資產值達40億美元、擁有兩萬名員工、百年歷史、名列美國四大會計公司的職位，一個與股神巴菲特，與花旗銀行、奇異電器、美林證券等總裁同行，並且出入白宮的身分。繼之而行的，是怎樣和家人、朋友渡過有意義的三個月，並且規劃和安排自己的喪禮。當中要做的事，還有盡量利用日光打高爾夫球和寫這本《追逐日光》。書的第三章末，尤金寫道：

「在診所裏，我才真正開始了解接受的含意，盡量讓自己『接受』這件事。既然已走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除了接受，我還能有甚麼選擇？我還沒老到學不會新東西。我告訴自己：你無法控制一切，雖然聽到A型人格的我說這句話，是很難的一件事。」

（節自《追逐日光》，張琇雲譯，商周出版）

這是全書最帶「宿命」味道的幾句說話，不過，那只是將「宿命」的意義，赤裸如實地客觀描述而已。尤金的積極性格，不因他接受宿命而消亡，由他做總裁，到任職自己的死亡項目經理，始終如一。西方某部分的文化總有這種能耐，將宿命視作日常呼吸的空氣，是一件在家中鑲嵌入牆的傢俬，我們生下來便已經在宿命的範圍下辦事；又像考公開試的試場，大家限時答試卷中的考題，響鐘的時候交卷。宿命其實沒有甚麼了不起，他只是你的遊戲規則，或是你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拍檔和對手，他記台詞比你出色準確，所以能以領演或領唱引領眾舞台演員不致於荒腔走板，卻又能讓其他演員和角色充分發揮演藝的天賦潛能，所以犯不著大費周章的要與他對抗、將他打倒。

傷得愈深愈好

不幸患上癌症，大家心中馬上聯想到是治療過程中消瘦、脫髮、臥床、打點滴、聞氧氣，在輪椅上看着夕陽無限好，回味生命逝去的時光。

有人說，能「優雅地」患上的，應該是血癌？病者不會出現太大異樣，只是虛弱。這種說法有點殘忍，卻是常見戲劇橋段。

現代人患癌，醫學昌明，會不會更「優雅」？現代醫癌，多了治療方案，優不優雅難說，但肯定多了機會醫治。依靠藥物，除了金錢負擔，還多了另一負擔——身體要承受藥物反應。

不約而同地，都有各種的皮膚反應。皮膚這個「膚淺」的器官，受的影響，卻是「more then skin deep」，可高達九成病人皮膚有反應。

為什麼是皮膚？皮膚是身體最大器官，癌症治療對這個快速細胞分裂成長的器官破壞特大。不少常見癌症治療將皮膚細胞變為攻擊一部分，如EGFR抑制標靶治療；免疫治療也很易誘發皮膚反應，通常在服藥後一至兩周內出現。

臉部、頭皮、前胸及後背會長出類似青春痘的紅疹和膿皰，可能會伴隨刺痛感。皮膚失去屏障保護，容易乾裂、脫皮，甚至引發全身性嚴重搔癢。還會攻擊指甲毛髮，指甲邊緣紅腫疼痛、化膿或長出肉芽組織，痛苦而不優雅。

這些皮膚反應較強烈的患者，通常癌症治療效果也比較好。

伊朗疑效毛澤東「馬賽克式」抗戰

伊朗戰爭的局勢本來就難搞定，又因為特朗普的言而不實，令外界更加難以把握其確然的走勢。不過時至如今，有些因素是相當明朗了。其中之一是，對特朗普當局來說，遠在中東的伊朗，比近在後門口的委內瑞拉，是更難啃的骨頭。鑑於特朗普當局對付伊朗的手段看起來並非大有實效，前國務卿蓬佩奧於5月24日在社交媒體上挖苦說，美國即將與伊朗達成的協議，其實就是依照奧巴馬任期Wendy Sherman-Robert Malley-Ben Rhodes小組的playbook，把凍結的巨額美元資產還給伊朗，讓其革命衛隊繼續從事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專案。

另有幾位共和黨的資深議員，也在質疑特朗普的協議草案。鑑於此一問題在美國中期選舉前夕的異常敏感度，白宮的一位選舉事務助理Steven Cheung對蓬佩奧破口大罵，說他根本不懂美伊談判的精妙之處。

伊朗政權拒絕按照美國開出的條件終結戰爭，伊朗最高領袖繼續發聲，要跟美國拚鬥下去。美國觀察家們警告特朗普當局：伊朗比你們設想的要堅強很多，這個Harder Iran不像華盛頓所預測的那樣，經不住狂轟濫炸。來自中東戰略研究界的報告指出：伊朗的「抵抗經濟體制」（resistance economy）已經維持了40年之久，最初目的就是防止被敵對國家施加的壓力打垮。伊朗政權的抵抗經濟將嚴峻考驗特朗普當局的堅持、耐心和紀律（R. M. Gerecht and R. Takeyh, WSJ, 30/04/2026）。

全國備戰拖垮敵人

我每天閱讀中東戰場的報道和分析，特別關注一個問題：為什麼伊朗最高領導層被以色列和美國的斬首操作摧毀以後，並沒有出現特朗普宣稱的「他們馬上就要簽訂協定」的認輸局面？伊朗政權的堅韌程度，遠遠超出缺乏歷史知識的特朗普的預估。

我有個體會，伊朗政權向1960年代中期開始落實的中國內地備戰體制學習到各地為戰的架構，它又被描繪成「馬賽克式指揮體系」。伊朗的軍政權力安排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單一垂直金字塔，而是平面散開的格局。全國每個較大的地區都設立一個相對自主的指揮部，它可以根據周邊的實際情勢作出及時判斷，然後決定如何行動。指揮部以革命衛隊的地區司令官為核心，再配備以行政官員和專業團隊。

因此，第一波以色列和美國實施的斬首行動雖然從戰術上極為成功，但不至於引發全伊朗境內的權力架構癱瘓，每個地區有相對完整、各自行事的小系統。中東戰況的觀察家們預測，即便特朗普當局派出地面突擊隊攻入伊朗，也難以把幾個地區的指揮系統一舉摧毀。由此，伊朗戰爭是一場持久戰，比的是雙方的耐力，除非華盛頓調整自己的戰爭目標，不再尋求收益最大化。否則，美國啃伊朗這塊肉骨頭，自己的牙齒也要磨損很多。

即便特朗普要求大大增加軍費，支付每天約10億美元費用的三隻航母特遣艦隊在中東巡邏，也是壓力山大。

在我的觀察裏，伊朗布置下來的眾多地區性指揮系統的架構，相似於毛澤東從1960年代上半葉指示落實的備戰方針，我們都參與其中的作業。那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堪稱到了1949年以後最險惡的程度。整個東南沿海，面對的是美國第七艦隊的遠距離包圍，美軍後面是蔣介石念念不忘的「國軍反攻大陸」備案。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被包圍，再一次驚覺了北京：日本帝國海軍1937年開始從海上的增兵侵華和切斷外部世界支援中國的海運通道，最終導致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東南華南一帶都被日軍佔領。

五小工業各自生產

更糟糕的是，中國與蘇聯也變成敵對國家，蘇軍是從華北和西北方向布置上百萬的機械化部隊，保持大軍南下壓境的戰略態勢。面對美蘇兩大強敵，毛澤東的方略是全國戰備，全民皆兵。此一戰備方案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建立全國縣域級別的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後勤基地。這就是著名的「五小工業」計劃經濟的來源：有條件的每個縣，都要開辦小鋼鐵廠、小水泥廠、小農機廠、小化肥廠、小煤礦。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中國東南沿海、北方和西北方的工業基地被敵軍炸毀或佔領，內地其他地區的縣域憑藉着「五小工業」，也能夠生產基本的抗戰物資，有助於中國打一場持久戰，把敵人拖垮。

除此之外，每個縣城都有人民武裝部，統領全縣的武裝民兵，擁有雖然不夠先進卻數量可觀的軍火儲備，配合正規軍的防務。我們既要參加民兵連的訓練，更要在「五小工業」系統學習軍民兩用的生產技術。依我的測度，伊朗1979年革命以後，從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汲取了全國戰備的啟發。他們的革命衛隊，類似於中國內地武裝民兵的骨幹單位。他們的「馬賽克式指揮系統」，類似於中國內地的人民武裝部功能。

與毛時代的戰備布局相比，伊朗至今尚未建立起各地區的「五小工業」體系，這可能成為他們進行持久戰的一大軟肋。伊朗軍事和行政領導層應該仔細考察1960年代起中國內地各處的軍民兩用的小工業基地經驗。毛澤東大半生都在險惡的環境中打仗，從1949年執政直到1976年9月去世，他的基本經濟建設方案，是以戰備和持久戰為主旨。以當今發達經濟體的標準來看，毛的方案有許多沉重代價。僅就他指示的全國各地建立五小工業體系而言，最明顯的兩大代價是對資源的低效利用和加劇了環境污染。

一個戲劇性的案例是1970年在北京郊區的風景勝地香山開採煤礦，採礦隊在作業過程中，把鄰近碧雲寺的水泉院泉水挖斷了。這裏是「國父孫中山」的衣冠塚，「國母」宋慶齡的療養居所就在旁邊。宋慶齡非常不滿，親自寫信向周恩來抱怨，周立刻批發給北京市委書記吳德處理，吳馬上下令關閉了香山煤礦開發工程（潘士弘：「香山風景區挖煤礦，被周恩來喊停」，《新三屆》2026年5月1日）。

香港北都也要備戰

周恩來1960年代特別關注的另一個與五小工業相關的地區，是貴州省赤水河流域。周交代當地政府，千萬不可以在該流域地區開發五小工業。若是污染了河流與土地，釀造茅台酒的兩個最關鍵的原料，赤水河的水和周邊種植的特種高粱，就保不住了。所以在赤水河流域，省縣政府禁止發展五小工業。2007年夏季我參加一部紀錄片拍攝組到茅台酒廠，高管們特別提及，如果沒有周總理及時的交代，赤水河流域的原始生態肯定是保不住的，正宗的茅台酒也保不住了。我們都知道，過去很多年裏，茅台酒是內地股票市場的一哥。

一個國家的高層領導如何在備戰與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環境保護、社會福利之間取得綜合平衡的決策，是二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最不易處理的宏觀政策挑戰。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達到完美的平衡，只能在代價與獲益之間作理性的算計，也必須依靠政府之外的專業人士估算。僅舉一個例子，近幾年來，許多香港人士都在鼓吹和推動，在北都地區建立高科技實驗室、尖端產業園、資料中心等等。我當然樂觀其成，但是有必要提醒本港有關機構，能否做到對這些設施的全方位保護？

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這些設施很可能變成敵軍的重點打擊目標，就像我們眼下觀察到的俄羅斯烏克蘭戰場、美國以色列的中東戰場的情形。如果要提供保護北都的「天穹」之類的空間盾牌，需要多少預算？我認為以色列的防護措施對香港最有參考價值，這兩個地方面積較小，人口密集，本地市場與全球交往頻繁。香港決策層應該請教以色列的軍政高層，他們怎麼能夠在幾十年的險惡環境下，成功地保護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高科技創新基地？

我發表這些議論，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想像。2024至2026年初在大灣區的兩次學者討論會上，與會者們探討：萬一亞太區域發生大規模戰爭，中國的哪幾個地點，將成為敵軍攻擊和摧毀的主要目標？深圳名列前3位，因為它是高科技和金融的重要基地。香港的北都區域和深圳市屬於同一個板塊。我誠懇勸告，香港有關機構也應該把國際戰略的風險預估以及相應的對付方法，作出理性的考量和安排。借用毛澤東的一句名言：「要準備打仗。準備早打，準備大打。」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豈能把世界和平當作長久不變的狀態？1945年8月以後，中國內地已經享受了超過80年的「無大戰」的時光，我們三代國人夠幸運的了。儘管亞太各地的絕大多數華人都不希望爆發戰爭，但是誰又能打保票我們這個全球軍費增長幅度最快的區域，絕對平安穩定呢？ 

 

超越七年之癢的集體苦戀

上周全球關注神舟23號，而BBC卻以〈首位香港太空人被寄望激發民族主義浪潮〉為題──這種說法本身帶着後現代荒誕色彩：畢竟英國改革黨上月在地方選舉大勝，正是受惠於被激發的民族主義浪潮，把自身處境的文化焦慮與政治撕裂困擾，投射到別人的故事之上，既是偏差，也是一種心理折射。

況且指稱在上位者「寄望激發民族主義」，跟中國近期外交強勢此客觀事實不符，沒需要再推高民眾情緒。真要以政治誅心，倒不如說今年6月對香港人而言其實有點微妙：就算七年前未必有共同記憶，卻仍是個共同座標。如今每當談起由治及興、「十五五」規劃、香港未來，人們總會有意無意回望那場改變了城市軌跡的浪潮。

7年過去，香港人move on了嗎？也許這個問題本身就問錯了。這段日子，有人離開，有人回流；有人北上，有人旅居；有人仍在懷念過去，也有人努力適應未來。香港當然變了。只是直到今天，我們似乎仍未完全回答同一問題：究竟香港人想成為怎樣的人？

畢竟香港社會真正放不下的，未必是某場運動、某種立場，甚至不是某段歷史，而是那個想像中的理想自我──2019年底，我曾經嘗試為此提出一個概念，稱之為：集體苦戀（Collective Love Struggle）。而所謂「集體苦戀」，實際融合了香港人三層政治心理。

首先是深層、跨世代的「自控」範疇──當年標榜「和理非」的中產階層，與自稱「勇武」的年輕抗爭者之間，存在一種典型苦戀關係：不認同卻不譴責，明知有問題卻不願切割。這種心態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卻是一種情感依附。許多人既擔心下一代走得太遠，又害怕一旦劃清界線便失去道德正當性。於是明明想制止，卻選擇沉默；明明感到不安，卻說服自己繼續理解。結果是暴力不斷升級，社會持續撕裂，最終塑造了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

與此相對的，則是心理上的「外控」範疇──集體苦戀的英文譯法：Collective Love Struggle，本身便是一個意象，作為開放型城市，香港人的情緒長期受外部世界牽動。一方面渴望國際認同，另一方面又難以擺脫英殖歷史形成的文化依戀。許多人並非單純追求西方價值，而是在追逐一種被認可、被欣賞、被理解的身份想像。

可惜這種心理狀態，後來往往被簡化成「媚外」二字，欠缺細緻在地的語言轉換（近例就是官員要同時說「太空人或航天員」）。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香港人愈來愈依賴外部世界或官腔論述來定義自己，便愈容易失去自我敍事能力。結果不論哪一方，都只能被動回應別人的政治語言，而無法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治語言。直到今天，這種狀況其實仍未完全改變。

留意在自控與外控之間，還有一層更隱蔽的「內控」──那正是Collective Love Struggle縮寫CLS的另一重含義，即今天大家熟悉的網絡語言：Comment、Like、Share。表面上，這些工具讓不同世代得以互相連結；實際上，它們亦逐漸成為塑造集體情緒的重要機制。

老一輩透過讚好與轉發表達支持，卻未必真正理解內容；年輕一代則透過流量確認立場，逐漸把演算法推薦當成現實世界。結果微博與Facebook形成兩個互不重疊的藍黃宇宙，各自擁有自己的情緒、自己的現實、自己的真理。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看見了全貌，實際上看見的只是平台希望你看見的部分。

心水清的讀者，自然亦看得出CLS同時也是香港人熟悉的一句粗口。這或許正正說明了2019年的最終心理狀態──自控失衡、內控失守、外控失據──最後不論立場如何，誰對誰錯，整個社會都走向同一結果：失控。也就人人心裏都喊了一句CLS。

然後呢？然後七年過去。

首位香港太空人升空，也許正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隱喻：抬頭仰望的人，總容易把目光放得很遠。神舟飛得很高，高得足以令有些人感到驕傲，也高得足以令另一些人感到疏離。但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天上看見了什麼。而是低頭時，看見自己是誰。說到底，集體苦戀從來不是苦戀別人，而是苦戀一個想像中的自己。

特區三十而立之前的最後gap year，香港正制定五年規劃，那不單純是政治任務，而是邁向集體成熟和自愛的一種成長、乃至責任。或許我們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某種立場，也不是某段回憶，而是那個早已不存在，卻一直令人念念不忘的理想自我。如是者，舉杯邀明月，在回憶、現實、理想的影像中，那究竟是三人，抑或從來只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