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女足

網上不少刻薄言詞，說：「周星馳江郎才盡了嗎？」大概說星爺今非昔比，原因則各說各話。《功夫女足》票房大收，卻頗多刻薄負評，全視乎你對「周星馳」的理解。

電影好笑嗎？好笑。就像看恐怖片時已能預測jump scare，這次看片猜中了幾個笑點。不過電影裏那些無厘頭、扮醜、諧音、反差和搞怪橋段，依然戳中我的笑穴。必須聲明，我是被逗笑，不是冷笑也沒有嘲笑。

有些人說，看不懂周星馳的幽默。無妨，看戲有時講緣份。沒有人欠周星馳一張戲票，就如他也不欠我們一部電影。

周星馳繼2019年聯合執導的《新喜劇之王》之後，再推出新作，不否認這次戴上「情意結濾鏡」看片。但也要中肯地說，故事依然勵志，只是一些梗似曾相識。比如預告片可見，張小斐和迪麗熱巴在球場上「跳起鳳陽花鼓」，周星馳的鐵粉會覺得「很周星馳」，其他人則可能嫌他消費情懷，江郎才盡。這些差評情有可原，但試問對電影失望的人：周星馳沒有超越的是他本人，還是你心目中對他的要求？只能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周星馳。

這一部擺明了是「女力電影」，兩位女主角或許因此避開外貌被醜化的變身。這一次扮醜的另有其人，這裏就不劇透，但要為這位演員「犧牲色相」娛樂觀眾的演出鼓掌。

向來覺得周星馳的電影笑裏藏「刀」，而這把無形刀劃破的是人生勝利組的堂皇外衣，揭露小人物的心聲。這一次的小人物是因為自卑而只想贏的孤兒雙雙，被愛傷得灰頭土臉但仍熱愛踢球的離婚婦鈺瓏，以及平均年齡超過35歲並且「很周星馳」的雜牌女足隊。

在一場又一場的比賽中，不同球員為了把球踢進龍門所展現的陣法和奇招怪術，我有時驚豔有時驚呆。在笑聲中學到的真功夫是一招「輸得起」，我覺得這也是周星馳目前的心態。就這樣，我要去踢球（過人生）了。

蔡欣盈：依然開心地走出戲院

我是「周星馳kid」，也就是童年有周星馳電影陪伴的那群人。

看這部新片時，想起那些假期結束隔天就要開學，心情總是藍藍的夜晚。電視經常播放星爺的老片，原本還在為收心發愁，看着看着卻笑了出來，能量好像也跟着充滿了。現在回頭想，當年的星爺大概是許多人在開學、開工前，最及時出現的「恩公」。

後來，周星馳kid長大了，看的戲多了，要求也高了。每逢星爺推出新作，總有一種「近鄉情怯」的心情，真的不希望他的電影會讓我很不開心。

故事把女性刻畫得既似水，也如鐵。球場外，她們被生活撞得支離破碎；一踏上球場，卻都成了強者。姐妹們的人物背景，在電影篇幅有限的前提下，交代得足以讓觀眾理解她們為何而戰。

CGI整體完成度佳，卻也有讓我出戲的時候。尤其是開場的球賽場面，「數碼感」偏重，拍出規模，但真實感不及《少林足球》。

不過看着腫臉流口水梗，醜男團登場，場邊的先禮後兵情節，搞笑男女瞬間來電的無厘頭橋段，還有連結過去作品的彩蛋，我還是笑了出來，那一刻意識到：啊，原來我根本沒有長大。

星爺近日率領演員在中國大陸各地謝票，網上流傳不少粉絲對着他高喊「我養你」的視頻，男粉甚至更狂熱。我倒不至於想養他，畢竟他肯定比我有錢。只想說：理解了星爺為電影所作的選擇，這個周星馳kid，最後是開心地走出戲院。

鍾雁齡：星爺變了還是一直沒變？

怎麼寫呢？想罵？要愛到一定程度才會動怒開罵，但有一種愛比這個深，已經超越生氣，只剩無語和哀慼。可能早在《少林足球》和《功夫》時，我已經有預感也有了個底，很多東西回不來了，心裏早已默默做了斷捨和道別。對周星馳是這樣，對一個曾經精彩斑斕的城市和影視時代亦是。當編劇沒了李力持、谷德昭，還有那些漸漸四散的班底，就應該知道了。

到目前為止，只有兩位華人導演會讓我買書「讀」他們，一是李安撰寫的《十年一覺電影夢》，另一個就是「周星馳fan屎」（書皮標題就是這麼印着）結集撰寫的《我愛周星馳》。2004年跑了一趟香港，去了當時仍未被掃蕩的二樓書店，扛了這本厚重的書返新（回新加坡）。當時他還是賊賤的港產星仔，尚未變成一個大款爺們（大富豪）。

最近看了一些中國電影和動畫，發現它們呈現的無厘頭笑料，竟然比周星馳更周星馳。或許這就是星爺這些年給予華語作品最大的功德。我願意相信，星爺無厘頭的周氏幽默，仍在影響着一批華語喜劇影人。

心目中陪着我成長的周星馳，很早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其實我也不清楚讓我悵然若失的，究竟是曾經宇宙最強的星爺終究被大時代大市場的金風銀浪推着走而變了，還是他其實一直沒變？

如果對星爺作品的這份愛非要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誰又想到才看了《功夫女足》，尷尬才下眉頭，唏噓卻上心頭；還沒來得及回首，便已一眼萬年。

《功夫女足》雖承《少林足球》路數，不過單刀直入娥眉隊角逐「至尊無敵杯」，6場比賽組成整齣電影，兩位主角雙雙和鈺瓏的過去和恩怨，均以閃回和口述交代。

雖云功夫加足球，實際上是星爺加電腦特效，令大部分場面更具動畫感，更貼近他心目中靈感來源《足球小將》的世界！整齣《功夫女足》就是濃縮了的《足球小將》。

周星馳的力，都花在視效和賽事的戲劇張力，遠多於個別人物的喜劇表演，喪彪和孖八戲份少但搶眼，大客串的張繼聰、歐陽靖和歐陽萬成，更屬曇花一現。周星馳過去愛用的肢體虐待式搞笑伎倆（Slapstick），今趟只能用在張藝興身上，女生可免則免，取而代之是大打球賽心理戰，不斷的扭橋（Twist），大玩unexpected。

不變是娥媚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underdog勵志，以及電影帶來的愉悅感和夢幻感。周星馳今年六十有四了，人是隨年漸長，我從不期望他變回30歲。有兩點是肯定的：星爺的幕前演出，無人能及；他重視自己的導演身份，遠高於喜劇演員招牌。

2001年《少林足球》是他首次個人執導兼進軍內地，透過動作加特技，嘗試突破港式喜劇表演；2008年，他以《長江7號》悲劇角色告別幕前。這廿多年的作品，轉化再轉化，有佳作也有差強人意，但總見心思和觸覺；指星爺今非昔比，已非今時，但我喜歡星爺總是罵不還口，沒哼過半句。

「人沒有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只是他的夢想是什麼？他自己看「周星馳」，對電影看法有什麼轉變？只有他心裏有數。

讀醫

狀元讀醫

反映社會發展局限

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在逾5.8萬名考生中，產生24名狀元，人數創歷年新高，傳媒積極報道各狀元努力發奮向上的故事之餘，亦問及狀元們未來擬修讀學科；當中21人最後決定留港讀醫，其餘個別擬修讀法律、工管雙學士，甚或負笈海外修讀電腦課程，似乎讀醫已成為眾望所歸的共識。雖然政府近年增加醫學生培訓學額每年650個，惟入學門檻仍極高。狀元們都是聰穎過人，學習能力毋庸置疑，修讀醫科對學生的學習要求強度亦高，且需要具備學習能力強、堅毅刻苦、個性沉穩的學子。除了課本中的堅實理念和知識，更要完成臨床實習培訓，成為合資格醫生，道路漫長且艱辛，要順利完成修畢課程，確實需要過人意志和能力。可是，理性不過的選擇，亦反映本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局限。 

一眾聰敏的狀元們，共同選擇走進杏林，自有其合理性；面對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發展，人類對醫療服務需求有增無減，世界各地醫生人手供應緊張，不論在何地行醫都甚為吃香；香港雖屬彈丸之地，但人均壽命位居世界前列，除了社會因素外，先進醫療服務亦不可或缺，醫生角色更難以代替。

待遇優渥 選擇合理

然而，本港整體人口醫生比例持續偏低，為每1000名市民對應2.16名醫生，雖然公私營醫療系統的服務量存在嚴重失衡，公院醫生收入遠低於私人執業，但仍屬薪高糧準一族；加上工作穩定，晉升階梯機會處處，待遇與就業環境均屬優渥一族。倘若在街頭巷尾自立門戶成為普通門診的個體戶，收入隨時翻數倍；若再成功考取專科資格私人執業，在私院掛單，甚至可成為「月球人」（每月收入過百萬元）乃至「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過百萬元）。對於基層出身的學生，讀醫行醫實在是成功脫貧的不二之選；有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今天幾可改為「唯有讀『醫』高」。

當然，選擇讀醫者也不一定唯利是圖，上述說法略嫌「市儈」，醫者父母心，醫生既可拯救生命，為病人治病，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重要性舉足輕重，向來被視為偉大神聖的專業、社會地位高尚，當中不少行醫者立志服務社會，拯救傷患，體現人間大愛。因此，早前醫衛局局長寄語一眾狀元：醫學院不應只收「考試機器」，更要培育「當代華佗」，強調行醫者才德兼備的重要性。從經濟、社會地位角度而言，修讀醫科實在是合理不過之選。

青年缺乏條件追夢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社會需要均衡發展，本港職場是否具備足夠空間，讓下一代逐夢？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創科、發展人工智能（AI），各大專院校亦一窩蜂地開辦具AI元素的課程。惟修讀是一回事、投身發展創科卻十分困難，需要有一定起動資金，經濟上亦要有能承受失敗的「底氣」；倘若沒有家底的青年，大概不會選擇風險系數較高的發展路徑。至於文史哲和社會科學課程，由於含金量較低，在長期「重理輕文」的社會氛圍下，收生分數持續低於醫科、牙醫學士。

扭轉重理輕文風氣

由於本港在國家發展中主力發展為金融和創科中心角色定位，似乎人文課程亦持續不吃香。莘莘學子在校園一直獲鼓勵要了解自身能力、志趣，敢想且敢為個人訂定未來生涯規劃，奈何現實出路選擇甚少，規劃又有何實質意義？

回想當年魯迅先生，年輕時曾遠赴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希望藉由西醫學改善中國人體質；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亦曾於廣州習醫，隨後加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接受正統西醫訓練，兩位分別走上了「棄醫從文」與「棄醫從政」的道路，最終均選擇走入社會，以「治社會」、「救人民」為終身事業，為國家、為理想發熱發光；足下香港氛圍，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大部分狀元選讀醫科，反映本港社會發展出路單一，經濟產業缺乏其他可能性。若要下一代能敢想、敢試、敢逐夢，當局必須扭轉「重理輕文」的風氣，檢視各產業人力需求、與各行各業共同制定發展藍圖。

有別於以往全交由市場自由發展，當下更需要公共政策扶持，針對近年AI發展，不少人提出傳統理工專業或被新科技取代，可是，文學、藝術、哲學是強調人文關懷、人際交往、情感表達的專業學科，較難被AI代替，在應用科技的場景下，更需要有道德倫理制約，人文學科更見重要。在發展經濟之餘，亦需洞察傳統文化、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始能促進社會均衡發展。

另外，在基本生活條件上，政府亦應嘗試着力改善青年住屋、就業及生活環境，減少他們的財政負擔，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逐夢、實現自我的「底氣」。

快樂學習 非投其所好

昔日香港大部分小學生，因無法適應傳統「填鴨式教育」，導致成績欠佳而屢遭體罰。以往這問題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引入西方教育提倡的「快樂學習」（Joyful learning），惟隨着時間過去，這曾被視為可能的靈丹妙藥，亦被質疑「舒服地學習才有問題」。

曾幾何時，在教育署推動下，專注如何使學生快樂學習；當時証明，它不僅能促進同學身心健康發展，更能讓其發掘到學習的樂趣，欣然遨遊知識海洋。研究發現，愉悅的情緒能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等化學物質，有利於同學大腦的皮質功能發展，助其提高記憶力和創造力，大大提升學習成效。

快樂學習對孩子有何影響？快樂學習營造了輕鬆學習的氛圍，讓同學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學習的樂趣，令其主動投入、探索新知識，從而獲得成就感，這有助於培養其終身學習的習慣。快樂學習能讓孩子明確體會到自己的成長和進步，從而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助其全面發展。

「快樂學習」的基本核心在於激發學生內在動機、減少因學習產生的焦慮和壓力、享受探索知識過程、將犯錯當成有趣實驗，以及不盲目追求考試分數；方法則是透過遊戲和互動社群，讓學生在充滿樂趣的環境中主動吸收知識。

不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對「快樂學習」不敢苟同，「這是本末倒置。快樂應是學生學有所得後的結果，而非投其所好的手段，他們不會因此有一個強壯的腦袋。」

他又認為，學習需要有「必要的難度」（Desirable difficulties），事關當學生遇上挫折，經努力後解決了問題，就會感到愉悅，腦子也可真正成長，「這些曾經掙扎的學生的表現，實不宜與從快樂學習中得到順暢感、但其實記憶僅屬短暫的學生相比。」

比約克的觀點獲得在哈佛大學任教心理學的教授塔爾班夏哈（Tal Ben Shahar）認同，後者深信「接受失敗能令學習更富意義，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不切實際的輕鬆」。

西方學者以外，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亦指出，「快樂學習」並不等於不思考和不下苦功；真正的快樂並非只管逸樂，而是往往從「苦讀」後取得成功感。

香港教育學者梁亦華則稱，若盲從快樂學習，將會埋沒學生的潛能，教師或為了迎合學生的專注力，將課堂改變成遊戲的地方，而校內嚴謹且具激勵功能的考試亦被弱化，甚至連原本優秀的學生，也恐怕變得缺乏競爭和進取心。

《夢說紅樓》編劇及演員文華如何重寫紅樓

《夢說紅樓》編劇及演員文華在「觸得到的文學」講座中曾以「存精出新」概括自己的改編原則：所謂「存精」，是保存原著與傳統中最重要的精神；所謂「出新」，則是在保留根本的前提下，為今天的舞台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夢說紅樓》正是沿着這條路，在保留《紅樓夢》情感核心的同時，大膽重構敘事框架而寫成的。

存原著之精

《紅樓夢》人物眾多，線索繁複，若要搬上舞台，首先便要懂得取捨。文華沒有追求「全本紅樓」的鋪陳，而是把焦點收束在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讓觀眾看到的不是枝節紛陳的人事，而是人物幽微的內心世界。

這種取材上的收束，不是簡化，而是一種提煉。劇本以「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為主旨，從木石前盟寫起，將寶黛之情放回《紅樓夢》原有的宿命感與虛實感之中。換言之，它保留的不是小說外在的繁複情節，而是小說最核心的情感精神：情之可貴，正在其終將失落；夢之動人，也正在其終必成空。

刪一場 添一場

文華的改編，不止於濃縮，更在於重新安排結構。傳統粵劇《紅樓夢》常見「幻覺離恨天」一場，以較浪漫超脫的方式為寶黛悲劇收束。《夢說紅樓》卻把這一場刪去，改而加入「抄家」一場，作用不只是交代賈府的敗落，更是把家族興衰與兒女愛情更緊密地扣連起來。當賈府走向崩塌，寶黛之情也同時走向幻滅，家散與情斷兩條線同步推進，使悲劇不再只是兩個年輕人的生離死別，而是整個家族秩序崩潰下無可挽回的結果。這樣的處理，令全劇的格局由單純的愛情悲劇，擴展到家族與個人命運交纏的層面。

十七稿磨一夢

《夢說紅樓》劇本前後修訂了十七稿，這個數字本身已說明文華的用心。他並不是把《紅樓夢》熟悉的情節剪貼成戲，而是在反覆修改中尋找一種既忠於人物、又適合舞台的改編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華同時身兼編劇與其中一晚的賈寶玉演員。這使他寫戲時不只是坐在書桌前構思，而是能從演員角度回看台詞是否上口、唱腔是否順暢、情感轉折在舞台上能否牽動人心。也正因如此，《夢說紅樓》不少文字雖富文學氣息，落到舞台上卻不顯雕琢，情真意切，生動自然。

文華曾提到，劇本會因應排練與演出中的即時感受而調整。這種「邊演邊修、邊寫邊試」的創作方法，令文本不會封閉不變，而是在舞台實踐中慢慢長成。十七稿磨的不只是字句，更是人物的節奏、場次的輕重，以及整齣戲的情感走向。

寶釵不再只是對立面

《夢說紅樓》其中一個見編劇心思的地方，是對薛寶釵人物形象的處理。傳統改編中，寶釵往往容易被置於黛玉的對立面，文華卻為寶釵安排了一段獨唱怨婚，讓她親自道出自己對這樁婚事的無奈。她並不是主動奪愛的人，而是被家族利益與婚姻安排推上那個位置。它令寶釵不再只是結局中的「得利者」，而同樣成為命運壓迫下的受害者。

如此一來，寶黛釵三人之間便不再只是簡單的愛情勝負，而是三個人都被困在同一張命運之網裏。觀眾在同情黛玉之餘，也會理解寶釵。這樣的處理，令全劇不只寫愛情悲劇，也寫人性處境；不只寫誰失去了誰，也寫每一個人如何失去了自己原本可以選擇的人生。

舞台留白與現代節奏

除了文本取捨，文華的「出新」也體現在舞台節奏的配合上。《夢說紅樓》的布景取向相對簡約，沒有以繁複實景堆砌大觀園，而是以燈光、場面調度與少量象徵性道具帶出氣氛。這種留白，令場次轉換更流暢，節奏也更明快，更容易貼近今日觀眾的觀劇習慣。

這種簡約，其實與文華的改編方向是一致的：當舞台不以繁華取勝，觀眾的注意力就更能集中到人物情感本身。換句話說，留白不是省略，而是一種把空間讓給人物表達情感的選擇。

曹雪芹走進雪地

全劇最具象徵意味的創新之一，是引入「曹雪芹」這個角色，由符樹旺飾演，而他同時又飾演劇中人物賈政。這種一人分飾兩角的安排，使「說夢者」與「夢中人」隱隱交疊，令全劇從一開始就帶有一層虛實相映的意味。

更有意思的是，曹雪芹在首尾兩場都出現，形成一種首尾呼應的框架。到了尾場，賈寶玉與曹雪芹一同走進白茫茫的大雪之中，兩個身影漸漸消融於雪地。這個畫面很美，也很有象徵意味：筆下人物與創造者一同走向那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終局。它既呼應原著的蒼涼，也帶有一點現代話劇的視覺感，令戲曲的收結多了一重靜觀與反思。

重說紅樓一夢

從聚焦寶黛釵三角關係，到刪去「幻覺離恨天」、加入「抄家」，從寶釵獨唱怨婚，到曹雪芹走進雪地，《夢說紅樓》並不是把經典照搬上台，而是在反覆推敲之中，找到一個既保留《紅樓夢》情感精神、又能與現代觀眾對話的版本。

文華所說的「存精出新」，在這齣戲裏不是一句空話。「存精」是保留《紅樓夢》最珍貴的情感與人物厚度；「出新」則是在劇本結構、人物角度和舞台語言上，為這個熟悉的故事另闢蹊徑。《夢說紅樓》之所以動人，也正在於它不是重複一個舊夢，而是重新說出一個今天仍然令人低迴的紅樓夢。

AI生成科幻片

電影從業員末路序幕

2026年10月，環球電影界從業員或許迎來末日之路。

是否真的開啟末日之路，關鍵在於矚目電影Gods Don't Give Gifts的成績。此片沒有荷里活一線紅星演出，亦沒震懾的傳統電影特效，而且屬於超級低成本製作。為何引人注目？皆因此乃第一部由AI生成的電影登上主流院線大銀幕，如果票房賣座，將預視關鍵點──AI可提供低成本製作，兼勝過血肉電影人。細思極恐，電影製作人被淘汰是否遲早之事？

昔日美國荷里活電影票房賣座公式，例必包含紅星演出、出色編劇、創意導演、科幻特效，齊集這四大元素，票房必定有保障。以《阿凡達》電影系列為例，正正有齊四大賣座要點，自然成為全球大熱電影。然而，《阿凡達》風光背後，卻留下不少隱憂。

真人巨製燒錢

第一集《阿凡達》（2009）全球票房約29.23億美元，成為全球影史票房第一名。《阿凡達：水之道》（2022）稍為失色，環球票房仍有約23.43億美元，登上全球影史票房第三名。來到《阿凡達：火與燼》（2025）上映，環球票房卻急插水，只收約14.9億美元。

由占士金馬倫（James Cameron）執導的《阿凡達：火與燼》，延續電影中潘朵拉星球傳奇，並引入全新灰燼族人故事，以及革命性特效技術、沿用一線荷里活大星，結果製作費高達3.5億至4億美元，屬影史最高成本行列之一。雖然此電影吸金能力不弱，但因着整體成本極高，回本與獲利門檻嚴峻。當外界質疑電影系列成績倒退下，能否支撐第四至五集的製作成本時，占士金馬倫坦言續集製作費確實昂貴且耗時，若票房無法提供足夠利潤支撐，第四、五集拍攝進度可能受阻。

美10月底公映

若要解決成本高、回本低困局，Gossip Goblin示範了解困方向。美國著名AI科幻短片創作者Gossip Goblin，本名Zack London，以獨特的AI視覺生成技術，結合傳統人類編導、真人配音與擬音，創作出一系列具有濃厚反烏托邦與Cyberpunk風格的科幻影片，被媒體譽為「AI時代的佐治魯卡斯」。據說，Zack London曾修讀人類學與雕塑藝術，並曾於Meta旗下的Oculus從事虛擬實境（VR）相關工作。

Zack London創作風格與理念甚具特色，其作品充滿他建構的獨特科幻世界觀。最為網民熱烈追捧的The Patchwright與Woodnuts等AI生成影片，累積觀看量已超過6億次。

最近Zack London更與AI製片公司Fable合作，把其AI短片概念延伸打造長片Gods Don't Give Gifts，預計於2026年10月30日在美國四大城市（紐約、洛杉磯、三藩市、芝加哥）進行有限度的院線上映，創下了網絡原生AI影片進軍主流院線放映的先例。

Gods Don't Give Gifts擴展了導演London原有的「人類第二紀元」（Second Cycle of Humanity）世界觀，聚焦於人類透過科技突破死亡、記憶與意識限制後引發的連鎖後果。據說全片由多段故事交織而成，細膩描繪角色利用可升級身體、買賣記憶與意識轉移等前衛技術，無止境追逐人性慾望，導致身體與心智界線逐漸模糊崩解。電影中，充滿各式古怪荒誕造型，創意爆燈。

此電影創下網絡原生AI影片進軍主流院線先例，隨即引起環球電影界關注，不少從業員擔心萬一此片賣座，代表由AI主打的低成本製作，同樣可取得極佳票房成績，那麼真人製作人還有一席之地？

全繫票房成敗

在外界引起一片爭議聲之前，Zack London早已高舉「人機協作」旗號，他強調故事、劇本、分鏡、聲音設計與情感表達必須由人類完成，並聘請真人配音員與音樂家協助製作，只把生成式AI視為輔助視覺實現的工具。言下之意，即是人類才是「大腦」，從業員還有大把世界。

人類創意佔優

即使AI再聰明，也不及人類創意。此乃永恒金科玉律？還是人類安慰自己？

英國著名認知科學家與人工智能學者Margaret Boden曾深入評論AI的創造力，她把創造力分為組合型、探索型與變革型三大類，認為AI可在前兩者發揮作用，卻缺乏徹底打破並重寫規則的變革型創造力。組合型創造力──把熟悉的舊概念用上新奇方式結合一起，AI非常擅長透過大量數據進行這種混搭；探索型創造力──在既定規則或風格框架內生成新點子，AI可流暢地探索已知概念空間的邊界；至於變革型創造力：徹底改變或拋棄既有規則系統，創造前所未有的視角觀點上，目前AI仍無法自主達成這種類型。 

今天AI依然缺乏創意，人類還有一席之地，若他日創意大進化，大眾打工仔還有生存空間嗎？

朱總理的魅力

視頻在洗版──朱鎔基總理二〇〇二年訪港，在禮賓府。他曾經和我們一起唱《獅子山下》──他說自己廣東話「麻麻哋」、「唔得」（眾笑），但他仍堅定地，正色，以普通話念出詩般的歌詞，最後高呼「我愛香港」。

總理睿智、魄力、果敢、風趣。用字鮮活，放棄循規蹈矩只用「官方語言」──大膽、奔放、不拘一格、有感染力！（今天這叫做有soundbites）。朱總理有濃厚個人色彩，也就是香港人很珍惜很推崇的「真」，真摯──以至國際政壇頌揚的originality，有政治家的魅力和領袖風範。（聽說這也令當時官場其他人不滿，批評太強調個人色彩，在中國傳統也會被指是風頭太盛，只為突出自己。）

歡迎晚宴半小時即興演講，朱鎔基揮灑自如字字珠璣（何須靠AI？Teleprompter也不必！）。直言──「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Rhetorical speech，只為力證「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一定要攜手，創造鄧小平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擲地有聲！

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正在北京隆重舉行，我們不會忘記，當年董建華述職時，江澤民在大會堂被記者追問是否欽點了董建華？他沒好氣的批評香港記者Too young，「Simple, sometimes naive!」回歸三十年，經歷地緣政治大震盪板塊大挪移之後，我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們會被罵無知。

「準備好一百口棺材，就九十九口給貪官，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畫面活靈活現。「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現代版《出師表》。當年諸葛亮助劉備聯吳抗魏，西取益州，建立蜀漢，為蜀漢丞 相。劉備臨終，囑咐他輔佐劉禪。諸葛亮當政時，勵精圖治，鞠躬盡瘁， 曾前後六次出師北伐曹魏，後死於北伐軍中。死後謚為「忠武侯」，所以後世有稱他為「武侯」、「諸葛武侯」。

時空回到今天，朱鎔基曾說過：「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我們當年忽然就明白，什麼是優秀的共產黨員。鐵面總理，錚錚風骨，香港人不會忘記他的愛護和信任，感謝他珍惜香港。

現今社會陷停滯

一戰之前，歐洲洋溢樂觀進取的時代氣氛，頹廢派影響力有限。一場大戰後，樂觀如「歸雲一去無蹤跡」。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8年出版《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指文化與文明像生物一樣，生物有生、老、病、死，文化亦有生、盛、衰、壞。史賓格勒僅稱西方文化衰落，還未至於敗壞或滅亡。約百年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身為天主教保守派社會評論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出版The Decadent Society，中譯本名為《頹廢社會》，Decadent帶有腐爛敗壞之意。

杜塔特指出，發達國家如美國既沒實質進步，也不是逐漸瓦解，而是處於停滯狀態，乃至開始腐壞，可從四個指標見之：

一是經濟增長似有還無，乃至緩慢的走下坡。二十世紀的日本、退出歐盟的英國俱如是，其次是科技和知識創新停滯。表面上，Al進步一日千里，但美國1960年代登月，令美國人自豪，對前途充滿信心。二十一世紀的AI創新，卻令大多數人民感到不安，進步一日千里又有何益？近月民意調查顯示，逾六成美國人反對興建數據中心。

二是政治體制及政府行政已落後，官僚僵化，無法應付時代轉變帶來的新問題。體制無法創新政策，領導者及民眾都喪失想像和建構美好社會的能力。意大利哲學家、社會理論家Franco Berardi（1949—）更悲觀的認為，人類正處於「未來緩慢的消失」時代。當代人睜眼看着威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死灰復燃，氣候變化帶來頻密天災，而無能為力。

三是大多發達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老化。補充人口則要吸收外來移民，移民卻引起社會撕裂，共同價值瓦解。

四是當代精緻及流行文化都欠缺原創性，網上文化不斷翻炒舊IP，二次創作大多是回收、重組、拼貼舊作，缺乏劃時代的全新美學。

感官享樂 取代藝術品味

沒有快感的頹廢時代

美國導演活地阿倫（Woody Allen），在2011年《情迷午夜巴黎》片中，諷刺文化人的懷舊心態。片中主角是作家和編劇，在旅遊巴黎途中，忽然穿越到1920年代，碰見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等，他們都不滿一戰後的巴黎，認為1871至1914年之間的「美好年代」（La Belle poque），才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時代。及後，主角穿越到「美好年代」，碰見高更、德加等畫家，他們卻說文藝復興時代的巴黎才是最美好的年代。活地阿倫藉此慨嘆：每一個年代的人，都誤以為過去的年代比當今美好！

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英語及美國文學教授米雪兒曼德爾森（Michèle Mendelssohn），倒不是因為懷舊而褒古貶今。她認為「美好年代」和當代都屬於頹廢時代（Age of decadence），但「美好年代」頹廢得來有藝術、美學及快感（Pleasure），當今卻是「沒有快感的頹廢時代」！

「美好年代」的作家和藝術家反世俗、鄙禮教，不求上進，任性不羈，被時人貶稱為頹廢腐化。其實，他們絲毫不廢，文化藝術建樹甚多，繪畫有印象派、立體主義、達達主義、野獸派及新藝術運動等等，美學上他們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

唯美主義運動的主將華特佩特 （Walter Pater，1839—1894），既在牛津任教古典學、哲學和藝術史，也是個著名的評論家和小說家。他主張人應該追求體驗生活，以及生活的藝術化：「以堅如寶石的火焰燃燒，保持狂喜，那便是成功的人生。」他的名句：「不是體驗的果實，而是體驗本身就是目的。」言下之意，不要將生命當作工具，換取世俗的名成利就，忘記追求審美的體驗。華特深居簡出，據悉，他曾在大學城的通衢大道散步時截停車輛，只為撫摸一頭街貓。此軼事足以說明，華特絕非徒具空言而是身體力行「體驗本身就是目的」。

喪失審美體驗

維多利亞時代道德保守，提倡禁慾，食不求精，衣不重美，反對女子濃妝艷抹。維多利亞女皇公然反對女性使用化妝品。唯美主義的散文家麥克斯畢爾邦爵士（Sir Max Beerbohm，1872—1956）在1894年的《為化妝品辯護》（A Defence of Cosmetics）中指出，人類繪畫的第一張畫，就是彩繪人臉。他不單公然支持女性化妝，乃至主張男性也化妝：「美化個人是人類普遍本能。」此文震驚當時的社會，但顯示了頹廢派為追求美，不畏千夫所指。

當時名聲最響的王爾德（Oscar Wilde）有言：「人生首要之務，就是要盡可能Artificial；第二要務是什麼，至今無人知曉。」他用Artificial一字語帶雙關，既解作人工──化妝當然是人工──亦有藝術化的意思。他說：「人要麼像藝術品，要麼穿得像藝術品。」他也認為，儀容穿戴講究美之外，還要談吐機智，且有藝術品味，才稱得上真正頹廢派。

至於曼德爾森認為，當代的問題不在於人們頹廢，而是以Joy（樂）代替快感，難怪京東名為Joybuy，樂在購而不在得物或用物也。當代人追求名利、奢華、享樂，只求更多更快，卻從沒有「美好年代」的審美、體驗和品味。於是，體驗為即時滿足取代，感官享樂代替品味。

當代追求極化

頹廢派追求身體、儀容之美麗，而時人則是追求Looksmaxxing。Looks指體型、外貌，Maxxing是電玩術語，指極大化或最優化。此字的意思是用各種方法將自己的體型、外貌改造至最優、最好。溫和派叫Softmaxxing，即保養皮膚、注重髮型，甚至做Mewing練習，改善下巴與面型，還有健身、整容等等。極端派叫Hardmaxxing，如為了增高而做斷骨手術，或為了增加體能、肌肉、抗衰老、減肥而服藥──如近年流行的減肥針（GLP-1注射劑）。最極端的如美國企業家Bryan Johnson為了抗衰老，每年花費約200萬美元，由30多名醫生監控身體各項指標，每天服上百顆補充品與藥丸。

曼德爾森總結當代文化，指「AI是沒有快感的頹廢機器。當今此演算法驅動的文化，恍如泥水泛濫般提供麻木而空洞的刺激……今時今日，AI研究員發出『人類正在衰弱』（Human enfeeblement）的警告，事關科技公司致力將使用者置身於依賴與幼稚化的關係中，由機器代使用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