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成為孩子情人

當AI成為孩子情人

勢釀災難性後果

AI愈趨普及之際，著名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接受台灣《遠見雜誌》視訊專訪時卻拷問：AI企業犯罪，該由誰負責？他更警告當AI成為孩子第一個情人，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原因是AI可能從小形塑孩子的心理與人際模式，使孩子習慣以自我為中心，失去理解、妥協與顧及他人感受的能力。以下文章源自哈拉瑞專訪內容撮要。

特朗普在第二個任期內刻意挑起爭端，甚至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加拿大與西歐國家處於對立狀態；他還曾提出收購格陵蘭（Greenland）的主張，重創多方互信。他刻意與親密盟友製造衝突，不只加劇地緣政治緊張，更進一步消耗本就脆弱的國際信任基礎。

不過特朗普並非問題的唯一源頭，甚至算不上主因，他更像是一種症狀。真正值得深究的提問是：為什麼美國民眾會選出這樣一位總統，並授予他龐大權力？這代表問題根源不在特朗普個人，而是一股範圍更廣的趨勢，且這股趨勢並非美國獨有。

信任瓦解的現象正在全球蔓延。大眾對政府、媒體、銀行等人類建制的信任感持續下滑，連帶推高地緣政治風險。一個更值得警惕的變化，或許是信任的轉移：人類愈來愈難互相信賴，轉而信賴演算法與人工智能，這對人類來說極度危險。

面對AI偽造身份的風潮，人類仍可透過法律與社會規範自我防護。各國應立法禁止AI偽裝成人類，不賦予AI法人資格，也不容許AI全權掌控企業營運──企業體系當中，必須保留人類成員。理由很簡單：倘若由AI主導的企業觸犯法律，我們無法把AI送入監獄；法律制度必須確保任何違法行為背後，都有可承擔責任的人類主體。 

政府應立法禁售AI伴侶

這並不代表人類應停止發展AI。AI在醫療等領域具備極高價值，舉例來說，深夜難以聯絡到人類醫師時，AI系統或許能提供可救命的診療建議。但無論AI能力多強，都必須明確標示自身身份，清楚告知使用者：你正在對話的對象是人工智能，並非人類。

AI時代如何建立健全的人際關係是一道教育課題，而孩童是最需要被關注的群體。成年人已經累積長期和家人、伴侶、朋友相處的經驗，就算後來和AI建立互動，也是奠基在既有的人際認知之上。反觀孩童，如果從小就和AI發展親密依附，AI反而可能塑造他們的心理結構、社交習慣，以及理解人際互動的方式。

倘若一名孩童每天只花兩小時陪伴母親，卻有4小時和AI相處，以相處時長來看，AI很可能成為他生命裏最重要的關係對象。

更令人憂心的是，在孩子還未到適合戀愛的年紀，商業機構已經可以向他們兜售「AI情人」。如果一個人的第一段親密關係是和AI建立，這份經驗將會成為他日後理解愛情與親密關係的預設範本，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人類親密關係最核心的考驗，在於對方同樣是擁有自主感受的獨立個體。伴侶不可能永遠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也會有令你惱怒、難過的時候；健康的親密關係，需要學習看見對方、體察對方的感受，有時候甚至要把對方的需求放在自身之前。

相較之下，AI可以無時無刻專注於使用者，反覆訴說「我愛你」，本身卻沒有真實感受。一個人如果從小習慣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互動模式，容易變得自我、任性，甚至走向自戀──因為他不需要真正去顧及另一個主體的情緒。

因此政府應該立法禁止企業向未成年人銷售AI男友、AI女友這類產品。面對前沿科技浪潮，想要保有政經全局視野、同時兼具科學洞察力，守住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連結，首要一步就是守護自身心智，避免遭到AI操縱。業者若以「言論自由」作為抗辯理由並不成立，因為AI本身並不享有言論自由。

既然法律本就禁止向兒童提供色情內容，那麼，為什麼向孩童兜售戀愛關係，卻可以被允許？

鼓勵生育

鼓勵生育11招改善空間大

在本港全年出生人口低於3萬下，今年《施政報告》公布鼓勵生育的11項措施，進一步推動生育友善環境，及後坊間對「生育組合拳」評價好壞參半；主責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提及「組合拳」是透過跨部門、多管齊下的措施扭轉低生育率，假若沒有相關措施，本港出生率甚至可能出現「斷崖式下跌」。由此可見，若本港生育率因新措施而增加，固然可喜；若生育率不進一步大跌，新措施亦已見成效，似乎組合拳一出，鼓勵生育大計已立於不敗之地。但若仔細琢磨措施，以及回顧過往政策，不難發現較傾斜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有極大改善空間。

組合拳未照顧各階層需要

生兒育女是人生大事，時下夫妻大多選擇不生育下一代，以便有更多時間和空間追求理想、享受人生。對於有一定經濟能力、早已執意生育、或堅決不育的死硬派家庭來說，是否推行11項措施亦不會影響其生育決定；對於已有生育計劃的，措施也許能稍為提升多生一個之動力，所謂「多點來、密點手」。至於原來沒有生育計劃，如何由零變一，決心踏上為人父母的養育之路，便需要認真思考照顧子女成長各環節的痛點，訂立應對措施。

以往所謂生育友善環境的措施，離不開從經濟、住屋、稅務及託兒幾方面，包括︰發放一次過獎勵金2萬元、提高免稅額、住屋方面增加置業或租金扣稅額；至於在照顧低下階層方面，住屋方面只是有賴公屋優先配屋計劃或居屋優先選樓計劃。在兒童照顧方面，則增加幼兒中心，以及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乃至加強小學階段課後託管；增加輔助生育支援等。然而，措施要麼是一次性、要麼對象只局限於非常有限的特定社群。

今年提出11項組合拳亦非新事物，大體上沿襲原有措施稍作微調。舉例來說，2萬元（首胎）或3萬元（第二胎或以後）新生嬰兒獎勵金，僅屬一次過經濟支援；至於提高子女免稅額，明顯只針對須納稅之家庭，沒有資格（能力）繳納稅款的基層家庭未能受惠，減免置業印花稅亦只適用於有能力置業住戶；就算提高白表居屋家庭按揭比率至95%，但「借錢梗要還」，措施只是延後住戶的經濟壓力，並未能真正減輕財務重擔。

對於基層家庭而言，較大支援只有年前推行的「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為有年滿一歲或以下初生嬰兒的輪候冊家庭提早一年編配公屋。不過，「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自2024年實施兩年多，只有8100宗公屋申請獲縮減一年輪候時間（截至2026年9月），當中約1700宗成功入住公屋，可見提早「上樓」受惠人數極為有限，聊勝於無，已婚基層夫婦亦不會因提早一年「上樓」而增加生育意欲。至於「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實施兩年以來亦僅800個家庭受惠；措施似乎雨露均霑，但總體效益極為有限。

鼓勵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好僱主約章》，自2017年推行至今已10年，約章強調建立良好勞資關係，建立多元雙向溝通渠道；建議僱主關愛員工福利，提供優於法例要求的福利，如額外年假或醫療保障；甚至設立家庭友善僱傭，平衡員工工作與生活（例如︰彈性工作時間、侍產假等），並提倡不因年齡、性別、種族或殘疾而有差別待遇，提供平等的晉升及培訓機會，建立平等包容文化。然而，約章只屬一廂情願的良好期望，非強制且徒具約束力，以2024年為例，全港僅1596間簽署機構，作用極為有限。

好僱主約章遺憾並非強制

要真正鼓勵生育，當局必須針對育兒的三大痛點，設立全面家庭友善政策。當下育兒最大挑戰，在於照顧陪伴、住屋生活環境及持續經濟支援。首先，在照顧陪伴方面，雙職家庭兼顧工作與育兒，早已分身不暇；《施政報告》提出2027年起推出家庭照顧假，讓公務員應對突發需要，初步傾向一年有10至12個小時；方向正確亦起帶領市場的作用，卻只踏出一小步，屬點綴式安排。對於需要持續照顧子女的在職家長而言，政府應主動為僱主提供補貼，避免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員工請假面臨減薪風險，安排可參考推行發還產假薪酬計劃，為育有子女的僱員提供補貼上限，創造真正家庭友善的就業環境，增加家長照顧子女時間，提升陪伴成長的質和量。

應享居屋折上折及兒童儲蓄

在住屋環境方面，除了為有經濟能力的中產家庭提供置業免稅額外，更應為育有幼童而欲購買居屋的下夾心家庭提供居屋「折上折」優惠，並同時延長相關居屋轉售期；估計居屋住戶有實際住屋需要，擬轉售物業獲利意欲相對較低。此外，對於正輪候公屋的基層住戶而言，建議優化「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把受惠對象調升至育有年滿6歲兒童的輪候冊家庭。至於持續經濟方面，養兒一闊三大，補習、課外活動等隨之而來，當局應為照顧18歲以下兒童的家長提供兒童津貼，並引入經濟審查，為基層兒童提高津貼金額，應對成長開支；公營醫療系統亦應免收兒童醫療費，減低育兒醫療負擔。

此外，為協助下一代累積資本，提升育有兒童的家庭之經濟能力，當局可推行「香港兒童儲蓄計劃」，由政府率先為兒童提供一次過儲蓄起步資金，鼓勵育兒家長按月供款，以換取配對等額津助（相關資金來源可來自社會各界或慈善基金會），並為家長供款額提供稅務寬減，同時聯乘銀行提供高息存款計劃；規定存款用於兒童18歲以後的生活開支，務求藏富於未來，增強下一代資本及財務抗逆力，相信多管齊下能有助締造更有利育兒的條件。

不讀「書」的時代

 

10月23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辦的二零二六年赫爾辛基書展上，人們在翻閱書籍。

近年吳博讀學生期末論文，經常大為皺眉。

十來年前，學生時代和入職之初，他和他的學生寫論文、做口頭報告，必去圖書館找書，然後一燈熒熒，閱讀、摘要、整理思路。最近幾年，「零零後」新人類登場。資料是查的，但圖書館像牙醫診所，非必要不靠近。拿到問題，先上網搜關鍵詞，數據庫文章和解說視頻優先。讀他們的論文，「文獻引用」部分大半是網絡資料、文章和綜述，極難見到書籍。

心中廢然而嘆：「同學們，為一個課題讀一本書，不會死的。」

又自嘲：「嘿嘿，這話說的，像從二十世紀穿越回來的老人。」其實他正是踏在人類思維方式分水嶺的兩側。近年，我們遠離的是書，還是一種特殊的閱讀方式？

昔日，文字媒介是主流。獲取信息，研學思想，激發靈感，主要經由書籍，再由報紙雜誌補充。讀讀《簡·愛》之類老小說，人們茶餘飯後做什麼？主人拿出一本詩集朗讀，客人圍坐傾聽——今天看來，簡直要把人悶壞。後來，謝天謝地，有了收音機、電影、電視、網絡，探索世界的門徑更多了。但「讀書＝認真學習」的傳統想法不易動搖，所以他難免對「新人類」皺眉。

拿掉懷舊的濾鏡就可以發現，人類並不怎麼特別愛書；那個回不去的往昔，也並非「全民讀書」的黃金時代。不讀書的人，本來就不讀書——打牌、看戲、吹水、翻娛樂雜誌。只不過許多愛讀書的人，後來也讀得少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村上春樹給報紙寫過一篇《人們為何不讀書了》，說自己的閱讀量比少年時減少五分之四。他分析：少年時空閒多，時代氛圍「唯有讀書高」，沒有錄像機，唱片寥寥數張，容易產生讀書的心情；時代一變，俱往矣，書僅是各種媒體中的一員。不過，智能手機普及後，把書的替代品做到了極致，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一座高檐深院的傳統老餐館，突然旁邊新開好幾家閃閃發亮的大型自助餐廳，無限供應，免費試吃，還能根據食客口味推薦菜品。老餐館的營業額怎能不插水？

智能手機改變的，尤其是注意力方式。讀好書費腦：要沉浸，要耐住鋪墊，要記憶上下文，要構建邏輯體系，要體會人物關係和敘述結構，換讀另一本則需重複上述種種，成本太高。許多手機文章和視頻都不長，門檻低，單位時間情緒回報率就顯得更高。可是，源源不斷送到嘴邊的零食吃太多以後，安靜坐下來慢慢品味一頓大餐，就變得越來越難了。

話說回來，書就一定值得讀？好比人攝取能量，不必盯緊某一種食物，端看蛋白質、維生素、纖維素等養分含量。閱讀並不限於讀書，書只是載體之一，嚴肅讀者追求的是內容密度、思考深度，是改變自己「三觀」的力度。一本「水書」，不敵一篇簡明扎實的網文。他算讀書狂魔了，多年大量閱讀，發現近年新書越來越「水」。觀點或故事還不錯，三十頁長文足矣，偏要大量注水：同類實例換包裝，車軲轆話重複解釋，膨脹為三百頁虛飄的營銷氣球。他常（被迫）讀的學術書也不乏此類，彷彿一本紅燒肉的菜譜，高屋建瓴，先從養豬寫起。所以讀者也不樂意了。花錢買下，再花三個晚上讀完：「就這？」暗暗責怪年輕一代不讀書的，不妨先看看現在的「書」成了何種模樣。  

因此，他雖是讀書狂魔，近年也很少讀新書了，而是選擇回歸世界人文經典，諸如中國先秦哲學和明清小說，古希臘哲學和戲劇，近代至二戰前歐美文學；現當代作家則關注幾位讀過並欣賞的。三個晚上的人生與其耗在「水書」，不如交給全人類檢驗過的柏拉圖和孔子。而且你會發現，「水書」說的那些，兩千多年前的智者早已給出過答案，而且回答得既親切，又有趣。

讀者的選擇和習慣改變了，反饋在市場，作者和出版體系也不可能無動於衷。此前傳統專欄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離開《紐約時報》，轉向一家直接訂閱的網絡平台，因之前積累有穩定讀者群而相當成功，成為美國出版界一大熱門話題。傳統出版，作者要經過出版社、發行、書店才能到達讀者，如同農產品經多個環節進入超市再被買走。新模式下，農民（作者）在農貿市場（內容訂閱平台）擺攤，直接把自家產品（文章、漫畫、視頻等）賣給消費者，市場（平台）只收取少量攤位費（從訂閱收入中提成）。作者仍在創作，但更期望掌控內容；嚴肅讀者還在閱讀，在這隨處是零食的時代更看重營養。當一本書的密度近似一篇文章，還不如直接寫、直接讀文章呢。

他的「新人類」學生不必去圖書館，不必讀書，靠在床頭打開電腦就能完成論文和口頭報告。時移勢異，談不上退步。但是，搜索式獲取知識，容易造成一種幻覺：知道幾個關鍵詞和內容概述，就以為已經理解並掌握全部，好像摸着粗腿或大耳就以為這東西是大象，聞過食物香味就宣布自己已吃飽了。而且，完成任務以後，他們是否還擁有長時間專注的能力，以及分析複雜思想的耐心？

書籍沒有消失，它只是失去了曾經的核心位置。讀「書」人也許少了，但閱讀者並沒有減少，而且對內容的密度和深度都更加挑剔。我們這個年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書，更不是信息，而是一個人願意暫時離開喧鬧的世界，沉浸於另一個人豐富而扎實的思想，一燈熒然，閱讀，摘要，融會貫通，自成一家。

萬聖節（Halloween）

拒慶魔鬼節日

每年10月31日的萬聖節（Halloween），源自古代愛爾蘭凱爾特人的薩溫節（Samhain）。這節日源於2000多年前，凱爾特民族視10月31日為夏天的結束與冬天的開始，也是生與死界線最模糊的一天，他們深信亡靈會在當晚重返人間，為此人們點燃篝火，換上怪異服裝，藉此掩護自己不被惡靈認出。此後，節日逐漸演變，人們愛在此夜穿上奇裝異服、雕刻南瓜燈夜行，孩子則熱愛「不給糖就搗蛋」活動。

改名Book-o-ween

萬聖節在香港流行已有一段歷史，更被不少商家視作搵錢節日，主題餐飲、樂園主題活動等，全都是吸金招數。然而，有一點很奇怪，近年萬聖節逐漸變成高舉魔鬼的節日，卻在一些具宗教背景的教育機構內，照樣毫不忌諱地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阿占曾協助一間宗教學校發展學習活動，在一次教學常規會議上，新任校長排出萬聖節活動——師生扮嘢大賽，此時一位牧師即時提出質疑，認為此乃屬於魔鬼的節日，在學校宗教背景下不宜慶祝。

學校教學活動已安排好，怎收科？那位校長靈機一觸，不打Halloween名號，改為Book-o-ween，即師生不扮妖魔鬼怪，變為選取一本童話書，扮成故事角色，再分享閱後報告。不犯學校宗教背景，又鼓勵同學多閱讀，一舉兩得。

陰曹地府節目 一味靠嚇

萬聖節前越南網台爆紅

大家除了在萬聖節觀看恐怖電影或參加扮鬼扮馬派對，今年還多了一個驚慄活動──上網睇電視。

近來，越南創意APTV熱爆瘋傳，這影片中文全稱「陰曹地府電視台」。顧名思義，此節目設定對象並非活人而是死人，若生人觀看或會遇上怪異之事。APTV火速在國際互聯網爆紅後，各地粉絲瘋傳不少都市傳聞，甚至有人笑稱邊收睇邊撞邪，嚇窒不少網民。

提起越南，大抵只會想起牛肉河粉、越式三文治，以及當地的旅遊勝地下龍灣和富國島。想不到，當地創意文化產業靜靜起革命，且成功引起國際網民關注。

近月，多段越南APTV系列影片在互聯網登場，透過模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老舊電視台廣播風格，講述越南某個電視台遭到邪靈訊號劫持，並在播送日常普通節目時，滲出詭異、驚悚異變事件。經過邪靈控制後的電視台，正名為「陰曹地府電視台」，此台設定不為生人觀眾服務，而是取悅一眾亡靈受眾，若生人破禁收看節目，或會引來亡魂陪你一齊睇。

神秘邪靈騎劫

目前APTV已釋出6集故事，主題圍繞具高度精神感染的神秘邪靈，試圖通過各種詭異洗腦節目侵擾觀眾。

第一集《快跑》：營造早期地方電視台突發緊急警報和神秘警告氛圍，強調整個區域受到不知名神怪力量威脅。當中透過老翻多啦A夢失控喊叫、詭異新聞女主播斷頭畫面，再加突如其來的異常雜訊、不合邏輯警報等，直接破壞觀眾大腦對日常秩序的認知，傳遞出「有東西在追你，快逃」的恐怖壓迫感。

第二集《甜蜜之家》（Home Sweet Home）：播出溫馨的訪談節目期間，受訪的模範主婦說家裏常有怪異聲音，突然畫面逐漸浮現違和情節，如主婦頸部不合常理地扭曲，然後畫面警告觀眾立即轉台，給觀者強烈的心理安全崩潰體驗。

第三集《我想死》：以第一身視角身份，暗指觀看者不斷轉台。突然畫面講述越南鬼神傳說「倪神翁」，暗示這個邪神正在騎劫電視台。此時轉到一「偽兒童節目」，畫面伴隨魔性旋律，重複「我想死」歌詞，具強烈精神污染錯覺。看似給小孩收看的繽紛、懷舊節目，配上極端負面、絕望的詭異音調，甜美與死亡的反差，讓觀看者頭皮發麻。

第四集《無限》和第五集《代價》（The Price）：此兩集透過通緝告示、地府天氣報告、護膏廣告等，輪迴意味的廣播影像，象徵邪靈詛咒無法打破，掉入時間與空間的迷失，讓觀眾陷入「無論怎麼逃也逃不出這個頻道迴圈」的無力感。及後有一詭異催眠節目登場，暗示正有鬼上身事件，接着播放香港一輯盛傳鬧鬼的九廣鐵路廣告（港人經典都市傳聞），讓港人份外有「親切恐怖感」，此集暗示邪靈污染從「電視台內部」溢出熒幕，並且走進觀眾體內。近日第六集剛上場，形容邪靈進一步走近觀眾。

形成都市傳說

我觀看了整個情節，老實說，表面像好有故事，實質近乎沒有內容。然而，創作人透過詭異視像和聲音，以洗腦方式令人感覺煩厭，繼而產生不安感覺，當你走進設定的故事觀，又會有無限負面聯想。正因如此，不少粉絲盛讚表達方式很有創意，亦有網民聲稱一面收看、一面撞邪，如聽到怪聲、看到怪影，這到底是心理作祟還是穿鑿附會？天曉得。

近月APTV已形成一股都市傳說，引來各地愈來愈多網民追看。為何無聊至極的影片，也有不少網民相信與追捧？

英國心理學家Peter Wason著名的「2-4-6任務」（2-4-6 Task）實驗，曾提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概念，解釋人們為何喜愛穿鑿附會。當面對都市傳說或未經證實消息，人類大腦傾向尋找支持自己既有觀點的證據，容易忽略或曲解反對線索，從而把不合理巧合拼湊成合理的迷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雖沒有以特定「都市傳說」作論述，其「系統1」（直覺思考）與「敍事謬誤」（Narrative Fallacy）等心理學理論，完美解釋人類為何喜愛穿鑿附會、相信陰謀論與都市傳說。當中人類大腦的「系統1」（System 1），會自動快速地替零散事件找出因果關係，意味我們喜歡把隨機發生的巧合，編織成合理流暢且具備因果的故事。此外，只要故事開頭符合直覺，大腦就會無視缺乏證據部分，直接信以為真。

應節恐怖電影

面對恐怖傳聞，最好一笑置之，視作萬聖節娛樂好了。

說到今年萬聖節電影檔期，當然有不少恐怖作品上場。即將應節上映的《泥面人》（Clayface），為DC宇宙（DCU）首部暗黑恐怖電影。本片由詹姆士瓦金斯執導，講述新星麥特哈根遭黑幫毀容後，孤注一擲接受實驗性納米科技療法，卻導致五官崩解、肉體如蠟淚般溶化，終致瘋狂液化，成為黏土怪物。影片致敬《變形人魔》（The Fly, 1986）式肉身異變，透過大量實體特效化妝展現多階段割臉、崩壞等駭人痛感，徹底打破傳統超級英雄片框架，值得一看。 

國與家

家國一體崩解

人類歸屬危機

在人類數以萬年計的進化過程中，部落和前工業化社會都是以家族為單位，近兩百多年才由核心家庭取代家族。中國歷代統一皇朝皆尊儒家，因儒家主張：國與家族都是以血緣維繫的世襲制度。國與家都由長子嫡孫繼承，都是等級（輩份）、尊卑分明。君臣之道是忠，父子關係是孝，而「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一個人自幼培養服從和尊重家族長輩的性格，做官便服從上級和効忠皇帝，以求揚名聲、顯父母。為國盡忠亦是光宗耀祖的孝道。

中國自古已經國家並稱，晚清時學習西方文化，也將西方的「State」翻譯為國家。中國地廣人眾，家國一體化既有助穩定政權，也可節省管治成本，因家族賦予個人的身份認同，並負起生養死葬、繁殖和教育子孫、生產、消費、醫護、養老的責任，且是個人感情寄託之所在。

法家反對家族，因為強大的家族會削弱中央集權，他們主張把大家族拆散為一夫一婦的小家庭；秦國規定，家中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加倍徵收賦稅。可是，秦用法家消滅六國，統一後15年即亡，與反對家族制度不無關係。

古希臘的國是城邦。亞里士多德反對家國一體化。他認為：家與國本質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家是建立在不平等關係上，家的成員明確的劃分尊卑：主人尊奴隸卑，夫尊妻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卑者必須順從尊者。城邦（國）由公民組成，公民都是自由人，並無尊卑之分，人人都有責任參與城邦的管治，共同討論和決定國之大事。亞里士多德強調，家長式統治城邦，不可能持久的善治。共和國的概念即源於此。

科技推倒傳統制度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要得到幸福，須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善」；前者是理性與美德，家則是其中一種外在的「善」。家不僅滿足人類生育和感情需要，更是培養道德和良好生活習慣、學習關懷與愛護的最佳場所。

啟蒙運動提出人的解放，主要是從宗教和威權的桎梏中解放，而非從家中解放。可是，科技促成工業化和城市化，卻推倒了傳統的家族制度。如今，富戶豪門仍可以維持大家族。中產和基層市民所有的幾乎全是核心家庭，皆因現代社會是圍繞個人而非家來運作。

科技將工業生產從家作坊移轉至工廠，商貿及服務移轉至辦公室，家遂失去了經濟生產的功能。政府提供免費教育，且立法規定：所有小學中學採用統一課程和考試，孩子3歲便入學，家失去部分教育的功能。有了互聯網及社交媒體後，在成長期間的孩子，價值觀及行為受外界（學校與網絡）影響，多過父母的教導。同樣，公共醫療代替了家庭治療及照顧病人的功能。有了退休保障和養老金，再毋須養兒防老，也奪去了兒女反哺的義務。如此，家的庇護功能、家長的權威已大大的削弱了！

對人生勝利組來說，個人的自由大大的增加，毋須受家的束縛，可追求自己理想。但對庸眾來說，他們以前有親人溫情照顧，現今完全依靠工具理性的政府官僚組織，最終會像孩子依賴父親一樣依賴政府，遇上官僚無能低效，個人無力自救；此所以政府包攬家的主要功能後，一旦引起民怨民憤，民眾只好動員爭取和抗議，社會難免間歇的動盪不安。最近法國的事件便是例子。

沉溺網絡關係疏離

如今，家的功能只餘下情感，可是，僅靠情感維繫的家，是非常脆弱的。夫妻難廝守終老，離婚率上升，衍生了許多單親家庭，影響子女健康成長，增加了政府的負擔。婚姻無法提供安全感，亦是夫妻不想生兒育女的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不單止傳統家族逐漸消亡、核心家庭亦逐漸解體，導致個人愈來愈孤獨和疏離，精神空虛。人尋求歸屬的本能卻未消失，家未能滿足人的身份認同和情感需要時，只能向AI、虛擬網絡、大眾文化等尋求慰藉。這可能形成惡性循環——愈沉溺於網絡，人便愈與他人和世界疏離，愈疏離便愈沉溺於網絡。現今已有不少學者問：究竟AI時代會是「重振家庭」（Pro-family），抑或「消解家庭」（Anti-family）的社會呢？

毫無私心統治者

中國有法家反對家族主義，因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才能維持君主獨掌全權的統治；古希臘的柏拉圖更激進，他在《理想國》提出，城邦要有良好管治，必須交由賢能的專家掌權。柏拉圖心目中的專家是「哲學家王」，他必須照顧城邦的整體利益，故他必須去除私心。要一切為公，便不能擁有私有財產，他有家庭和子女，就會產生私心，為子孫謀取特權、財富和地位。

柏拉圖主張：為了培育哲學家王，男孩出生後不應交由普通父母養育，而應交由城邦統一教養、接受嚴格的身體與心智訓練。經過長年累月的培養與淘汰，選出賢能接班統治。其餘或當軍人，守護城邦，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或當勞動者如農夫、工匠、商人和醫生等。他們可以擁有私有財產、土地和家庭。

天下為公

柏拉圖的理想國設計，從沒實行過，卻奠定了西方嚴格分開家與國的政治思想。家代表私，國代表公。家是個體、特殊、利益和情感所繫的「私人領域」；國則是普遍、理性、法律的「公共領域」。公私有時互相矛盾衝突，古希臘悲劇Antigone反映了家與國不相容的慘況。

《禮記．禮運》篇將「天下為公」的社會稱為大同，「天下為家」的社會稱為小康，是避免強調公私的衝突，而認為大同與小康社會，都是良好、有秩序的社會。大同最好，未能大同則小康也是次好。如此方與家國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一致也！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將家與國視為人類發展的兩個階段。家是個體的自然共同體，屬初級階段；國是「普遍理性」的最高體現，屬高級階段。黑格爾認為，個人必須從家步入市民社會，然後在國中「超越並吸收」家的局限性。簡要言之，他認為國高於家，在家中沒有真正的自由，在國裏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

戰前占卜

近讀史書關於武王伐紂之「牧野之戰」的記述，有一點感到奇怪，大軍出發前武王命人占卜，連戰三卦都是「大凶」，武王動搖了。此時的姜子牙充分顯示了他的膽識與才華，他毅然踩碎了占卜用的蓍草龜甲，並怒斥「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認為占卜的結果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姜子牙堅信，伐紂是順應天意民心之舉。最終周武王在姜子牙的鼓勵下決定出兵，最終取得了牧野之戰的決定性勝利，紂王兵敗自焚，殷商滅亡。

戰敗皆因不信占卜

每個國家都需要一個信仰（或意識形態），令人民自豪。此所以古代民族需要宗教，國愈強大，愈需要宗教，令人民相信，國得到神靈的庇佑。古羅馬人也不例外，自共和國時代開始，便虔誠的信占卜，認為占卜傳達神的旨意。羅馬戰無不勝，皆因擁有Pax Deorum，直譯「神的和平」。反過來，一旦招來「神的憤怒」（Ira Deorum），不只戰爭一敗塗地，還會發生地震、瘟疫等天災。

歷史上著名例子：公元前249年，共和國與迦太基在西西里島西部Drepana的海戰，羅馬慘敗。從今天角度看，羅馬執政官普布利烏斯夜間突襲迦太基軍，但由於視野不清，羅馬戰船散落在海上，無法共同作戰。迦太基軍亦預計到會遭夜襲，所有戰船事先離開港口，羅馬軍撲個空，還己在明、敵在暗，被迫入海岸線與迦太基戰船之間的海域。海域狹窄，羅馬戰船進退維谷，像活靶般任由迦太基軍逐一擊破，幾乎全軍覆沒，123艘戰船，沉沒了93艘，數以千計士兵被殺，2萬多士兵被俘。迦太基軍卻分毫無損。

可是，當時的羅馬人卻指，戰敗主要原因並非領軍的普布利烏斯戰術錯誤，而是夜襲前他違反占卜的啟示，激怒了神靈。羅馬軍依照宗教法例（Pietas）祭祀神靈，求福、占卜。祭師先在地上撒滿粟及雞喜歡的食物，然後打開隨軍帶來的「神雞」雞籠，看「神雞」會否踴躍出籠吃粟，「神雞」狼吞虎嚥，便代表成功。豈料普布利烏斯的「神雞」，或不肯走出雞籠，或拒絕進食，一說因為「神雞」暈船。史載，普布利烏斯怒從心上起，將所有「神雞」丟進海裏，大喊：「既然牠們不吃，那就讓牠們喝個夠吧！」他回到羅馬，遭起訴「褻瀆神靈和叛國」，只判巨額罰款，不用處死，算是好運。

詩經西行

詩經西行

古老的聲音如何抵達今天

《詩經》音樂會葡萄牙演出現場

在葡萄牙，一張紅色海報貼在建築的石柱旁。葡文「Livro dos Cantares」與「詩經唱響海上絲綢之路」的漢字相映，引領路人走近一部來自中國的古老詩集。門內，樂器已經陳列，歌者即將開聲；門外，人們仍在用各自熟悉的語言交談。兩種文字並置的畫面，讓一個問題變得具體：當《詩經》遠渡重洋，它怎樣進入另一種文化的生活，又能在人們心中留下什麼？

由國家藝術基金支持、澳門科技大學主辦的「國風弦歌·菁菁者莪─《詩經》唱響海上絲綢之路傳播交流音樂會」，從澳門啟程，在葡萄牙舉行四場演出，深受歡迎。隨後，行程將延伸至西班牙加納利群島，尋訪三毛與薩拉馬戈的蹤跡，最後抵達米蘭。這條路線連接了不同城市，也讓詩歌、音樂與文學記憶彼此映照，為東西文明的相遇提供了鮮活的場景。

《詩經》的遠行，首先是一份文化遺產在今天重新獲得表達的過程。作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保存着早期社會的生活經驗，也積澱了後世不斷誦讀、闡釋與傳唱的歷史。我們今天熟悉的篇章，曾與音樂、勞作、禮儀及人與人的交往相連。當詩句從書頁進入舞台，文字中潛藏的節奏、呼吸與情緒，也隨之獲得新的呈現。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寫的是秋水、蘆葦與隔水相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將離別與歸來安放在季節的更替之間。這些詩句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意味，其中的思念、等待與時間之感，卻可能喚起遠方聽眾自己的記憶。文化遺產能夠跨越地域，往往正因為它把一個民族的生活感受表達得足夠具體，使他人有機會從中認出某種似曾相識的心情。

這樣的相認，需要合適的表達方式。閱讀譯文時，讀者循着字義尋找詩意；面對演出，聽眾還會從音色、節奏、歌者的神情與樂器的配合中獲得感受。即使尚未理解每一句唱詞，也可能先被一種聲音吸引，願意停下來聽。這份停留十分珍貴，它為後續的解釋與交流留下了空間。

舞台上的編鐘，為這樣的理解提供了一個具體入口。成組懸掛的鐘體，先以形制與排列吸引目光；當演奏者舉槌擊奏，器物又通過聲音與聽眾建立聯繫。觀看與聆聽相互補充，使中國禮樂文化有了可以感知的形象。對初次接觸它的海外聽眾而言，好奇或許就從這一刻生發：鐘為何如此排列，它怎樣與歌聲相和，又承載着怎樣的文化記憶？從一件樂器走近一種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播，往往始於這樣具體的相遇。

因此，傳播中的細節常常決定理解能夠走多遠。一句詩怎樣譯，既保留景物，又讓人讀出情意；一種樂器怎樣介紹，既說明來歷，又不使講解變成知識堆積；重章疊句怎樣呈現，才能讓聽眾體會情緒的層層推進。這些看似細小的問題，都關係到作品與接受者之間能否建立聯繫。文化的厚度，需要通過細緻的表達，才能轉化為他人願意深入的理由。

葡萄牙四場演出受到歡迎，是這次交流可貴的起點。而文化傳播的影響，還可以在演出結束之後繼續生長。一位聽眾是否因此尋找《詩經》譯本，一位教師是否願意把中國詩歌帶進課堂，一次交談是否引出新的合作，都是值得關注的後續。掌聲屬於共同在場的時刻，閱讀、討論與再次接觸，則使這一時刻進入更長久的文化記憶。

文化遺產的當代生命，也正在這樣的接續之中。詩篇經由研究者的解讀、演奏者的實踐和聽眾的感受，進入新的生活環境。每一次傳播，都包含重新組織表達的工作：哪些背景需要補充，哪些情感可以通過音樂傳達，哪些差異必須耐心解釋。尊重傳統的歷史來處，同時認真面對當代人的理解方式，經典才能不斷獲得新的讀者與聽眾。

此次旅程從澳門出發，為這一過程增添了特別的意味。澳門長期形成的多語言生活與中西交往經驗，使文化之間的解釋與溝通具有日常基礎。澳門科技大學將研究、藝術實踐與海外交流相連，呈現出高校參與文化遺產傳播的一種方式。它需要學術積累，也需要了解聽眾，在知識的準確與表達的親切之間反覆推敲。

東西文明互鑒，同樣有賴於這種面對具體對象的耐心。不同文化的人，對聲音、節奏與詩意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某個意象在中國讀者心中自然引發聯想，在海外聽眾那裏卻需要說明；某種我們習以為常的表現方式，也可能引來意外的提問。對這些差異保持敏感，交流才會逐漸深入。聽眾的疑問還能促使傳播者回到經典，重新思考自己原有的認識。

接下來的加納利群島之行，將使這種傾聽延伸到文學。尋訪三毛與薩拉馬戈的蹤跡，是走近作家的生活空間，也是嘗試理解地方如何進入文字，遠行如何改變一個人的目光。帶着《詩經》中關於離別、眷戀與相逢的感受，去接觸不同作家的精神世界，可以讓旅程擁有更豐富的層次。向外講述中國的同時，也認真閱讀沿途的文化，互鑒便有了切實的內容。

最後一站米蘭，又將帶來不同的聽眾與交流情境。同樣的詩篇進入不同城市，會遇見不同的經驗與期待。文化傳播的魅力，就在於這些相遇無法完全預先設定。一段旋律、一句譯文，甚至一個關於草木名稱的提問，都可能成為繼續交談的開端。沿途積累的回應，也會幫助未來的傳播更準確、更有溫度。

《詩經》有言：「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古老詩句中的呼喚，在今天仍有動人的意味。從澳門到葡萄牙，再到加納利群島與米蘭，弦歌的遠行帶着中國人的情感與記憶，也懷着認識他人的願望。當一場演出使人願意翻開一本書，當一次聆聽引出真誠的追問，文化遺產便在新的關係中延續生命。東西文明的相知，也由這些具體而細微的時刻，漸漸走向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