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誰吃飯？

 

社交媒體早前瘋傳一名KOL女實習醫生Angel（黎姓）涉嫌多次作出違規及不當行為，引起公眾及醫學界嘩然。醫管局6月12日完成調查並宣布，該名實習醫生因嚴重違反專業操守及誠信，已被即時解僱。據悉，警方於同日晚上採取行動，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名將該名24歲女實習醫生拘捕，需要扣留調查。此事使我聯想起和什麼人吃飯最麻煩？答案是和醫生吃飯，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如果跟Angel吃飯，真害怕她忽然變臉，被迫和她同流合污。

有人說，若和不太投機的人共約吃飯，最好的方式是去吃自助餐。自己吃自選的，說話不多、Dead air、意見不合時，起身取食物，大把機會不需要坐在一起，四目交投無言；吃完埋單，一人一份，很公平。

和醫生吃飯，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什麼不該吃、什麼不健康、吃多了對身體無益等等，像一個無知小孩，全餐飯被指指點點。

醫生和大部分人一樣，有一項選擇絕對一致：難吃的，不會吃。

醫生和別人吃飯，也有難處。大家對醫生喜歡吃的，或點菜時的選擇很好奇，是不是有益？是不是有神秘的飲食功能？會不斷考起醫生：如吃豬腳會否增加膠原？

有次叫飲品，醫生提到番茄對男士的好處，結果全枱（全部男士）都叫了含番茄飲品。醫生朋友好地道，提醒加少許黑胡椒，味道更佳。兩種外來食物，能有如此Synergy綻放。

醫生私下也有自我放縱的一面。大家眼中的萬惡食物：煎釀三寶、餐蛋麵、菠蘿油，其實也會試，有人可能會覺得，既然醫生也吃這些，可放心大嚼，偶然一試的醫生朋友便「水洗唔清」；這情況，算不算「瓜田李下」？

教宗應在AI問題上更進一步

人工智能（AI）正在重塑我們溝通、獲取訊息、工作、分配收入和地位，甚至發動戰爭的方式。然而，公眾對此的討論卻仍局限於人工智能實驗室之間的競爭，或是關於該技術能力的抽象辯論。幾乎沒有人問：人工智能應該服務於什麼目的？我們的當前思維方式、制度和控制機制，是否能夠引導這項技術，從而廣泛提升人類的福祉？因此，教宗良十四世在其首份通諭中就此議題發聲，並將人工智能的當前發展軌跡，描述為對人類尊嚴深刻威脅的說法，着實令人耳目一新。作為長期主張「技術催生的結果取決於選擇而非宿命」的經濟學家，我也樂見他加入這場討論。

教宗良十四世呼籲「解除AI武裝」，強調人工智能應服務全人類而非少數權力者，並警告AI可能引發倫理、社會與軍事危機。

通諭背景與核心觀點

教宗良十四世於任內首次發表的宗座通諭《偉大的人類》（Magnifica Humanitas），全文約4.3萬字，聚焦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倫理及戰爭的影響，強調AI應以人類福祉為核心，而非成為少數人掌控權力的工具。他指出，沒有任何演算法能使戰爭在道德上可接受，並呼籲將AI解除武裝，防止AI在軍事決策中取代人類，避免科技主宰人類。

對AI軍事與倫理的警告

教宗特別譴責AI在戰爭中的應用，指出部分自主武器系統已接近「超出人類可控制範圍」，將致命決策交由AI是不可接受的。他警告，AI可能助長假資訊傳播、加劇衝突，甚至導致「無止境戰爭」，並可能形成「新型數碼奴隸」或「數碼殖民主義」。

社會與政策建議

教宗呼籲全球放慢AI發展步伐，建立明確責任、政策與法律框架，並設立獨立監督機制，確保AI符合社會正義標準。他強調，AI資料不應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避免隱藏在演算法背後的新型剝削與奴役問題。此外，他提醒決策者保護勞工權益、兒童安全，並減少企業間惡性競爭，強調放緩AI普及是對人類大家庭負責任的表現。

AI應服務全人類

教宗指出，AI應成為全民可接觸的工具，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少數人的權力。他引用聖經意象，將人類面臨的選擇比喻為建造巴別塔或重建耶路撒冷，強調科技應促進合作與和諧，而非驕傲與利益驅動的統治。

專家參與與對話

在通諭發表會上，教宗邀請了AI公司Anthropic聯合創辦人Chris Olah等專家出席，象徵教廷希望與科技界展開對話，並非單純批評，而是鼓勵全球共同探討AI倫理與規管。
教宗良十四世的立場表明，AI的發展必須以人性尊嚴、倫理與社會正義為前提，並呼籲全球共同努力，防止科技反過來支配人類。

教宗比大多數評論家更具前瞻性地指出：「技術絕非中立，因為它承載着設計者、資助者、監管者及使用者的特質。」然而，我擔心即使是他，也未能在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問題上走得足夠遠，那就是人工智能應當被設計來做什麼？

正如西蒙．約翰遜與我在《權力與進步：我們圍繞科技和繁榮的千年沉浮》中所強調的那樣，像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可以走多條路徑，而且每條路徑都會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比如教宗對人工智能在戰爭和執法領域上的當前發展軌跡提出質疑，就是正確的。那些幾年前還被視為禁忌的事情──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大規模監控、讓算法選定殺戮目標──如今已是司空見慣。

面對矽谷許多人敦促美國通過建立新的「軍工──算法複合體」來加強其硬實力的言論，教宗警告「任何毋須直面人類面孔即可實施攻擊的技術，都會降低衝突的道德門檻」，並隨後呼籲實施「人工智能裁軍」，以使其「擺脫『武裝』競爭的思維，因為這種思維如今不僅局限於軍事領域，更已成為經濟和認知現象。」

這些具體關切背後蘊含着更根本的智慧：技術進步並不必然意味着道德進步。僅僅因為某件事在技術上可行，並不意味着它對人類有益。至於某項技術是否值得追求，其實取決於誰在掌控它，以及引導這些人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

教宗確實暗示了最迫在眉睫的風險，也就是「雖然人工智能承諾要通過接管各類瑣碎任務來提高生產力，但它往往迫使工人適應機器的運作速度和要求，而不是設計去讓機器與工人協同工作。」可是，教宗並未進一步質疑當前主流的人工智能設計哲學。整個人工智能行業的做法，都以模仿人類能力並將人類任務自動化為中心，其目標是創造「通用人工智能」，能夠完成人類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

這種哲學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即機器智能與人類智能在本質上相似，人類是「舉一反三」式學習者，我們從少數例子中形成假設，在腦海中模擬各種可能性，並通過試錯的社會過程來完善自身理解，因此兒童會通過模仿幾個詞語、進行概括，並根據他人的反應調整自己的語句來學習語言。我們並不善於吸收海量訊息，也不擅長從非結構化數據中篩選出相關模式。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模型依賴海量訓練數據集並擅長大規模模式識別，卻尚未展現出真正的創造力。它們既缺乏現實世界的體感體驗，也無法通過與物理及社會世界的互動進行試錯學習──這種學習方式，只有在那些對強化學習具備明確獎勵機制的特定領域中，方能有限度實現。當兩者存在差異時，你不應該（通常也無法）用其中一方來模仿另一方，因為結果往往不如人意。

人工智能與人類技能的關係亦是如此。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人類無法完成的任務，從而讓人類拓展自身能力的做法，比起簡單的模仿更具生產力。在那些人工智能強化而非取代人類能力的未來場景中，電工將借助人工智能進行故障診斷，護士會諮詢人工智能來解讀症狀，教師可利用人工智能來為每位學生因材施教。

樂觀主義者和行業內人士可能會反駁說，只要財富再分配政策能跟上步伐，以自動化為先的人工智能，依然可以惠及所有人。可是，這一論點的過往紀錄並不理想。40年來的生產自動化，只是讓收益集中在頂層，掏空了中等技能工作崗位，並催生了令人失望的總體生產增長。我們幾乎沒有理由相信，這一輪更壟斷行業部署、更強大自動化浪潮，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為此，我們必須要求進行另一種設計。

當今人工智能行業最大的缺陷，或許就在於它拒絕承認：將這項技術推向世界的只有一小撮人，而引導他們的則是一種（對人類的）控制意識形態和認定機器在各方面都要優於人類的理念。

教宗關於保持道德清醒並開展全社會嚴肅辯論的呼籲，是正確的；但這場討論必須超越空洞的勸誡，並轉向具體的抉擇：對壟斷平台採取反壟斷措施，對與人類互補的人工智能進行公共投資，規範監控和自主武器，並對這些系統所依賴的數據，賦予勞動者和公民實質權利。教宗發聲，使這種回應比以往更具可能性，惟我們其他人也必須挺身而出，捍衛人類。

從粵語片看港產片命運

粵語片，可視為港產片前身，橫亘於上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初，又因電視台曾長期大量重播《粵語長片》節目，陪伴七十後和八十後成長，便同時是長者和吾輩（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9.4歲）的集體回憶。

香港電影的命運面臨多重挑戰，包括經濟環境、市場競爭、人才流失等。然而，香港電影仍然在國際電影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並在復甦的過程中持續吸引觀眾。2026年，香港電影的票房數據顯示出市場活力的回升，但也面臨持續的挑戰。

所謂粵語片，當然指涉語言。早期電影無聲，無「巴別塔」煩惱，1927年美國始創聲畫同步的《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自此，語言＝軟實力較量；廣東話唔執輸，公認首部粵語片乃1933年上海天一公司的《白金龍》，薛覺先主演，邵醉翁（邵逸夫哥哥）執導。薛覺先粵劇名伶，邵氏兄弟南洋背景深厚，公司在上海──看到嗎？第一部粵語片算「合拍」，當今本土意識昂揚，憤青動輒嫌棄合拍片和大陸資金，殊不知day one就這樣誕生、茁壯。

電影舶來品，港英殖民地得洋風之先，而大部分市民講廣東話，粵語片興起似必然，卻不盡然。內地國民政府推行國語運動，1937年不准拍攝方言電影，幾乎影響香港市場；抗日戰爭爆發，禁令才不了了之。此後海峽兩岸受政治原因，第八藝術停滯，香港粵語片遂一枝獨秀。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夢工場，即使近年再度揚普抑粵，並不奇怪；普通話（國語）佔大多數，輕鬆壓倒，永恒宿命。

國語片反撲

粵語片究竟好不好睇？父母、祖父母大概都話好睇，吾輩則難免嫌老土，遙想我們九幾年看着重播三十載前的六幾年粵語「殘」片，怎會不殘？將心比己，今天我們愛向子女、後輩盛讚九幾年港產片何等黃金期，周星馳何等搞笑，製作方次次豪言重塑經典，恰恰也相隔三十載，後生仔女怎會不覺得那是港產殘片？謂之世代鴻溝（Generation Gap），請別一廂情願，休戀逝水。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粵語片衰落，原因複雜，包括：民智漸啟、國語片反撲和新媒體競爭……與目前港產片困局極相似！民智漸啟一直進行中，香港電影人靈活聰明，偏太懂走精面、食老本，體現在粵語片是題材重複、粗製濫造「七日鮮」，體現在港產片是資源短絀，近年流行念口簧謳歌獅子山精神，何嘗不題材重複？任何時代，隨着觀眾教育程度和品味提升，常常無法滿足於made in Hong Kong。國語勢力更無時無刻壓着，西瓜倒大邊。邵氏以黃梅調、國語片搶佔台灣、東南亞市場，製作水平完勝土炮。內地改革開放，一度追捧港產片，學廣東話成潮流；但很快自給自足，乃至質和量遠超東方荷里活了。計大中華同聲同氣，粵語總蝕底。

復興與告急

至於新媒體，當年是免費電視（1967年TVB啟播），如今是串流平台，像歷史循環，逼得業界交窘。蕭條慘淡，台前幕後失業，名宿歸隱……觸目淒涼，卻有危有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復興，標誌於楚原《七十二家房客》（1973）票房報捷，之後新浪潮、新藝城等等，整體年輕化，吸取歐美日本之長，勇敢嘗試，水準趕上智識型社會經濟步伐，土氣盡脫；妙在統稱上，默契般由粵語片換叫港產片，感覺人事煥然一新，恍同隔世。

眼下輪到港產片告急，莫非也要來一場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大大陣痛？當日年輕化今日已成名宿，遲遲未見再年輕化；改轅易轍，哪怕「港產片」這寶號不妨動動腦筋，品牌relaunch，沒什麼不可以變，沒什麼值得抱殘守缺。

《嚇房》

《嚇房》刀仔鋸大樹

20歲導演新戲受GenZ追捧

成本僅用1000萬美元的心理驚慄電影《嚇房》（The Backrooms），在美國開畫不足一周，已經斬獲8000多萬美元票房；加上英國、墨西哥和南韓等同步上映的地區（電影將於明天在香港上映），《嚇房》全球票房首周累計已達1.2億美元。業界專家推算，總票房應該會衝破兩億美元。

1000萬美元拍一部荷里活電影是怎樣的概念呢？以最近搶佔全球各大戲院檔期，宣傳鋪天蓋地的《星球大戰：曼達洛人與古古》為例，製作費用了約1.6億美元，相等於16部《嚇房》的成本，至今《星球大戰：曼達洛人與古古》票房不俗，也不過是2.5億美元，仍未做到翻一倍，上畫第二周票房大跌近七成，之後暫未見有任何因素有利反彈，把它打下來的勁敵之一，原來是看似平平無奇的《嚇房》。

作為懸疑驚慄電影，《嚇房》裏最可怕的，不是戴着面具的殺人魔，亦不是猙獰凶殘的異形怪物，而是一個鋪滿淡芥末黃色牆紙、天花很低、四周都用辦公室常見的白光管照明的空置空間。這個後室空間千迴百轉，沒有止盡，裏面出現的傢俬擺設，有時似曾相識，但總是令人覺得有點不對勁、有點偏離現實。後室裏面也有它的怪物，也有它的陷阱危機，同時它也是人的內心景象、回憶及創傷的反映。

脫胎自YouTube短片

電影由《毒魔：終極一舞》英國男星楚伊特艾治奧福（Chiwetel Ejiofor）、近年在藝術片市場聲價十倍的挪威女星溫娜特雲絲薇（Renate Reinsve）主演，前者是經營家具店的失婚男人，無意中在店舖的地牢發現「後室」，後者則是心理治療師，在慰藉別人的同時，自身也有許多拆解不了的舊創傷。

目前《嚇房》在海外的評論普遍獲讚許，不少認為電影拍得扎實，而且難得在恐怖類型影視作品中創出新猷。在30歲以下的GenZ群體中，《嚇房》更是大受追捧的現象級電影。不過，亦有較為保守的媒體，批評《嚇房》只得概念但內裏空洞，全是花拳繡腿，矛頭更直指年僅20歲的美國導演Kane Parsons，直言他「未夠班」拍大電影。

Kane Parsons不但是電影《嚇房》的導演，亦是整個「後室」宇宙的靈魂。《嚇房》脫胎自2022年起，Kane Parsons在YouTube發表的一系列「後室」短片。Parsons的父親是遊戲程式員，自小就接觸各種3D繪圖建模的軟件，十來歲開始動手做簡單的動畫短片。有一天Parsons想起一張他在網絡論壇4chan見過的「後室」照片，原帖文內容是叫大家張貼一些看似正常卻略帶異狀的照片。Parsons以這張照片為起點，用3D繪圖軟件Blender製作了一大片「後室」空間。第一條「後室」系列的YouTube片，講一個業餘攝影師與朋友鬧着玩般在拍片，然後突然跌落地面，掉進後室空間。影片全部以攝影師的第一身視覺呈現，像玩電子遊戲般，跟他一起在空蕩蕩又似不斷重複的後室中找出口。

與電玩潮流密不可分

《嚇房》與「後室」YouTube片系列，也許可以代表GenZ新世代，對當代世界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感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奇幻類型的創作，不外乎是想像宇宙的無垠世界，像未知和恐懼投射到銀河旅程和外星生物上，另一進路則是借託幽靈鬼怪，去抒寫我們對現世之外的想像。《嚇房》某程度上是這些奇幻創作的後代，相比之下，「後室」空間更加強調一種無調性的重複，它的恐怖感不是來自具體的威脅（如妖魔），而是抽象的、心理感覺上的無限循環和閉鎖。

這或許跟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興起的電玩潮流，有很深的連結。Kane Parsons在討論《嚇房》時，時常提到一個詞叫「noclip」。「noclip」是電子遊戲術語，特別多見於第一身射擊遊戲，意指打破遊戲世界中的設定和阻隔，走進限制之外的禁區。電子遊戲設計時，會限制玩家不可以進入某些區域，例如關卡的地圖有邊界，牆壁地板也是某種規限，這種限制會叫做「clipping」。所以「noclip」也是解除限制，玩家可以穿牆，在遊戲世界中任意闖蕩，甚至走入正常遊玩範圍以外的神秘地帶。《嚇房》的初始概念就是現實如打機，誤打誤撞啟動了「noclip」，然後就掉入真實以外的空間。

觀眾八成35歲或以下

《嚇房》的深層意義和文化衝擊，可以交給學者慢慢研究討論，目前立刻可以斷言的是，《嚇房》給了荷里活的話事人上了一課。過去幾多，大家都抱怨年輕人不再入場看電影云云，事實證明，後生仔女只是不看那些了無新意的炒冷飯而已。只要有他們感興趣的題材、能吸引到GenZ的話題作，他們一樣會買票入場。《嚇房》的美國觀眾中，有86%是35歲或以下，21歲或以下的則佔44%。這個數字相當有啟示性，有可能為未來的電影製作，打開一道全新的門。《嚇房》的票房仍在累積，影響力也正熱熾醞釀，很值得不同年齡的觀眾密切留意。

中間的男士就是Kane Parsons

電影奇幻「過渡空間」

「後室」可以歸類為「過渡空間」（liminal space）的一種，它們不時會在奇幻詭異的電影中出現，標誌現世以外的超自然維度。「過渡空間」近10年在網絡文化中也很流行，相關的影片相片，往往可以勾起不舒適感，看似平凡正常卻又暗藏詭秘，吸引到不少年輕網民。

電影史上其中一個最有代表性的「過渡空間」，可數《2001太空漫遊》結尾的白房間。主角往木星的星際旅程，在突破某種界限後，發現身在一個全白空間。四周是歐陸維多利亞式的典雅擺設，但地板卻像鋪滿透明膠片，底下泛出白光。主角在這密封的白房間裏，快速經歷衰老，最後變回胚胎。

抽象情感投射

另一近代重要的奇幻懸疑影集《迷離劫》（Twin Peaks），都有一個名為「紅房子」的「過渡空間」，令影迷印象深刻，在影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紅房子」體現了一代奇詭大師大衛連治（David Lynch）的想像力精華：密麻麻的紅色絨布簾，地上是黑白相間閃電形的圖案，房裏坐着一個聲調奇怪、像通曉一切秘密的侏儒。如果《2001太空漫遊》的白房間是接通宇宙，那麼「紅房子」就是往內求索，是夢與潛意識的產物了。兩個「過渡空間」皆可視為抽象情感與思考的投射，以具創意和前所未見的畫面呈現。

「後室」空間相比之下，最不同的就是它廣闊無邊，像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筆下的迷宮，不可能窮盡它的界限。這種無盡，和隨之而來的不安和無力感，會否又是新世代心態的某種反映呢？

《揭密日》

史匹堡《揭密日》成話題作

適逢UAP解密 食正外星人熱潮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5月初簽署行政命令，公開不明異常現象(UAP)檔案，當中包括不明飛行物(UFO)資料，第二批檔案出爐，新增超過50部影片及文件，內容涉及平民與軍方第一手目擊證詞，地點包括伊朗、敍利亞等中東地區的神秘飛行物體，再次掀起全球熱話。

與此同時，荷里活名導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蟄伏4年推新作《揭密日》（Disclosure Day），被視為今年非看不可的科幻大片，乘着「外星人熱潮」出擊，加上首波影評有讚無彈，票房想差都幾難。

79歲的史匹堡出道超過60年，執導過30多部長片，總票房累積超過100億美元，前無古人。踏入千禧後第二個10年，製作費1.15億美元的《揭密日》，是繼音樂電影《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及半自傳的《法貝曼：做夢大師》（The Fabelmans）後，第三部導演作品，果真老而彌堅。

「記得拍攝《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時，我曾問自己『假如一切都是真的，那有多麼美好？』」作為UFO愛好者，史匹堡對科幻題材駕輕就熟，1977年的《第三類接觸》，靈感正是來自本尊童年時，目擊不明飛行物體而受到啟發，新作亦會解開舊作留下來的部分「謎團」。

「我強烈相信，宇宙不止地球擁有生命體，UFO可能是人類在未來進行『時間旅行』的工具。」史匹堡在新片宣傳時透露，2017年《紐約時報》曝光的「AATIP計劃」（五角大樓UFO研究）重燃他創作念頭，但老人家堅稱：「從未閱讀過關於UFO的秘密檔案。」信不信由你。

傳有軍方線人

眾所周知，史匹堡除了執導功力超卓，宣傳頭腦亦是世界一流。《揭密日》宣傳海報上，用上共濟會符號「全知之眼」（Eye of Providence），暗示「覺醒時刻」，在預告片中乍現麥田圈，難怪被外界解讀為呼應現實中的UFO事件，更有陰謀論者認定，大導早有軍方背景線人，提供「揭密檔案」為創作藍本。

新作上映前，史匹堡向來喜歡賣關子，外界所知寥寥，劇本由老拍檔大衛柯普（David Koepp）操刀。二人初次並肩作戰，可追溯到1993年代表作之一《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配樂同樣是熟人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與大導早在《大白鯊》（Jaws）結緣。

故事講述美國堪薩斯城的電視台天氣主播，某日在現場直播期間，忽然遭一股無法解釋的外星力量籠罩，而且全國觀眾目擊到「歷史一刻」。飾演主播是《奧本海默》當紅女星艾美莉賓特（Emily Blunt），男主角則是金球獎視帝祖殊奧干納（Josh O'Connor），以網絡安全專家身份調查外星生物，誓要揭開真相，公告天下。

女主角露口風

對於科幻題材，一般導演通常採取「外星人襲地球」的觀點，史匹堡卻採取截然不同的看法，由《第三類接觸》到《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也把同人類與外星生物描寫為非敵對關係，潛台詞是「我們可互相理解、溝通」。

因此，多年來UFO專家認定，這位影壇重量級人馬，與美國政府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關係，新作又剛剛碰上「解密時機」，說不定是特朗普藉此順水推舟。UFO專家格里爾（Steven Greer）直言：「史匹堡扮演橋樑角色，用荷里活說故事方式，避免與美國政府產生權力衝突。」

「片中真實元素，多於虛構情節。」艾美莉賓特是純粹宣傳，抑或不小心露口風，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可肯定的是，她與史匹堡聯手創作出非人類語言，在片中大講「外星話」。除了揭秘式內容外，此片同時刺中現代社會假資訊泛濫，以及當權者操弄現實等議題，別以為只是升級版《X檔案》。

全球影評激讚

首波影評，全球激讚，資深娛樂記者Germain Lussier簡單直接寫道，「史匹堡近20年最佳作品。」IndieWire影評表示，「由第一個鏡頭開始，史匹堡已告訴你，拍攝這題材，他是無出其右。」

娛樂網站Collider總編輯Steven Weintraub預言，《揭密日》已預訂奧斯卡多個席位，包括有望角逐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等獎項。當真如此？我不敢說三道四，留待讀者自行入場，尋找終極真相。

大導失手時

幾乎每個荷里活大導演，總會拍出幾部爛片，史匹堡亦不例外，每個階段都有失手之作，以下幾部經典敗筆，實在不堪回首。

早期《1941》

在《大白鯊》和《第三類接觸》之後，已成名的史匹堡在1979年推出以二戰為題材的喜劇《1941》，可說是導演生涯早期的失敗標誌。這部喜劇如同跟觀眾開玩笑，不僅場面混亂，笑話亦似堆砌出來，劣評如潮，實屬史匹堡少數口碑與票房仆直的滑鐵盧作品。

1991年的《鐵鈎船長》（Hook）卡士強勁，獲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和茱莉亞羅拔絲（Julia Roberts）擔任主角，屬奇幻冒險類型，講述小飛俠長大後重返「夢幻島」救人的故事。可是，全片節奏緩慢，完全失去史匹堡一貫風格，遭到影評人口誅筆伐，惟票房報捷，全球收3億美元。

1997年的《迷失世界：侏羅紀公園》（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即《侏羅紀公園》續集，亦是整個系列評價最低的一集，即使視覺效果發揮出色，奈何劇本鬆散、慘不忍睹，張力遠遠遜於首集，不過在大導光環下，全球仍錄得6.18億美元豐收。

近年《奪寶奇兵》

踏入千禧時代，史匹堡產量不減從前，但在《慕尼黑》後決定重啟奪寶奇兵系列，就早已注定觸礁收場。2008年的《奪寶奇兵之水晶骷髏國》（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成功力邀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回巢，夥拍影后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卻令期待已久的粉絲大失所望，貶多於褒，甚至遭戲謔「毀掉童年」之作。

古今「娼婦」對比

葉漢良老師新書把《女命骨髓賦》作評注，夾敍夾議，提醒讀者勿對術數大驚小怪，以為會驚天地、泣鬼神，說穿了最緊要還是把星曜本義和星盤結構精準拿捏，擺脫昔日江湖醬缸文化，帶着冷靜的腦袋，用文化常識和邏輯分析星盤。

書中引述了一古代「娼婦」命盤，恰巧手頭有一現代女盤，星曜結構布置與之出奇地巧合，古今社會文化固有差異，但細看下去，有些宿命，又不禁叫人掩卷嘆息。

古今兩盤皆以紫府在寅為命宮，都屬癸干。正如葉老師所言，必須肯定此古代盤例收集者功勞，因最最起碼，他並不因其人命坐紫府，彷彿氣勢磅礡，就否定此盤屬卑微娼婦，不說假，此間醬缸之中，隨時仍有一知半解者，對「大星入命」有無限憧憬，到現在還是未明，斗數盤十二格，每格都盛載盤主的DNA。 

現代女亞May出生1983年十月三日，命宮紫府，會空劫及火星。亞May的遭遇，真的令人心疼。自幼得不到父愛，甲寅大運太陽運忌，代表父親對她不佳。父母宮太陰化科，會鈴星、陀羅；主幼年狐獨，不為母親疼愛。遠離父母，或刑傷生母。1992年，福德宮武曲年忌，會貪狼化忌，當年較為凶險，女命尤然。
第一段婚姻發生於2002年，武曲年忌會對宮貪狼化忌，六合太陰運忌，下嫁渣男，更遇上家暴，要在這種創傷中走出來、重新信任人，兩年後離開他，當年大運命宮貪狼化忌，夫妻宮廉貞運忌。貪狼化忌的失意，永遠有財帛宮的破軍化祿來彌補。貪狼化忌的本義是，你想要的，永遠得不到。貪狼化忌在男女感情方面，是比較難處理的。關乎終身幸福的事，很少人願意退而求其次，這是千萬事情易過，自己心理關口最難過的人之常情。即使可以退而求其次，往往是所愛者被別人奪去，造成了心理遺憾的障礙，至於有沒有「其次」來補償，還是要看大運和緣份。至於廉貞化忌的含意較為複雜，本身主禮崩樂壞、體制及精神出現問題。一般情況下，廉貞主心情，而牽涉的，較傾向於丈夫的感情；廉貞化忌亦主心情翳悶，或者為來自親人的事情而煩惱、傷感。2014年勇敢地步入第二段婚姻，亞May其實是一個內心非常堅強、不容易向命運低頭的女性。

​在玄學（如紫微斗數或八字）的理論中，這種「早年父緣薄、初婚不順（家暴離婚）」的命格，往往是因為早年的大運或夫妻宮受到了嚴重的煞星沖剋[例如19歲武曲化忌('02)、巨門化忌('97)，或遇上擎羊、陀羅、火星、鈴星等暴烈之星]，導致前半生波折重重。

​不過，命理學上有個重要原理——「限過運轉」。隨着年齡增長，大運轉變，加上經過第一段婚姻的磨練，人變得成熟，看人的眼光與相處智慧也不同了。2014年(丁巳大運，甲午年)再婚至今已有12年，這說明這段婚姻的根基與第一段截然不同。

古今對比，兩盤部分相同之處如下：

其一，火星鈴星特殊布局。古代盤分別居子丑，現代盤則在午未，熟悉《斗數卷》系統的朋友，必知丑未為先天性的父母宮，子午是先天兄弟宮，或曰相對於先天父母宮的自己。得此火鈴排位，常見幼年遭棄養狀況。娼婦被送往青樓，現代盤例則因特殊情況，父親遠走、母親養病，需把盤主交予有點不堪的親戚家寄養，盤主連飽暖都有問題，試過在快餐店吃其他食客吃不完的碟中物。

其二，第一大運行甲干，太陽化忌，同宮有陀羅，可斷童年和父親疏離，兩盤亦符。其運大陰化科在流運父母宮（其實亦是當事人原局父母宮）六合武曲化科。化科可指「名義上」，太陰武曲皆女星，古代女子青樓中自有名義之母「媽媽生」，現代盤則有那位待她不好的女親戚。

其三，兩女皆是空刼分掌寅申，即先天田宅宮，多見生活環境顛簸不穩定，現代有海空交通發達、留學移民普遍的優勢，唯現代盤盤主家境坎坷，不受此惠，人生至今難稱如意。

其四，辰戌二宮是先天性質疾厄宮，可觀其人的日常形態。兩人均是一邊為貪狼化忌紅鸞同宮，另一邊是武曲寡宿同宮，分別只在古代女天姚在辰，現代女在戌。前者煙花之地，花紅柳綠，招手成親，但貪狼化忌，真開心嗎？而酒酣耳熱之後，寂寞來襲，仍免不了武曲寡宿。現代版則見感情生活複雜多桀，結婚、被家暴、離婚、又再婚⋯

越看越唏噓，彷如前世今生，命運一線相牽。

同理心

 

美基督教內訌 狙擊左翼進步派

右翼保守派抹黑同理心

近幾十年，美國的右翼基督教保守派與左翼的進步派，就移民、墮胎、跨性別、同性戀、LGBTQ+，以及批判種族理論、取消文化、多元、平等與共融、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等議題，展開文化戰爭，雙方水火不容。這些年，基督教保守派找到另一攻擊進步派的議題：同理心。

2024年，美國評論員及作家施德姬（Allie Beth Stuckey），出版《有毒的同理心》（Toxic Empathy: How Progressives Exploit Christian Compassion），書名已充滿火藥味。她是信奉上帝有絕對主權，以及救恩預定論的加爾文派和改革宗浸信會（Reformed Baptist）的信徒，與去年9月遇刺身亡的柯克（Charlie Kirk）亦師亦友，深受他的影響。

出書誣衊

書中，施德姬稱同理心「只是情緒」（just an emotion），且不是正面情緒，而是「有毒」情緒，會導致人喪失理性的判斷能力。進步派正是藉此推動墮胎合法化，「當同理心鼓勵人肯定罪（sin），確認謊言，或支持破壞性的政策時，便有毒了！」她指出，「有毒的同理心」是「癌症，施壓要婦女墮胎，並說服所有人相信墮胎是可以的。」她斥責左翼，「世俗或宗教的左派，以愛、慈悲、容忍與共融之名，鼓吹不道德和反《聖經》的政策，包括社會主義、墮胎自主、批判種族論、LGBTQ+、侵蝕自由民主、取消文化及其他。」

李格尼（Joe Rigney）是美國基督教神學家、作家及福音派改革宗（Reformed Evangelical）的牧師，屬加爾文派。他主張，應該把基督教的價值用於整個社會與公共領域（如教育）。去年，他出版《同理心之罪》（The Sin of Empathy）一書。

李格尼畢竟是新聖安德魯斯學院（New Andrews College）的神學研究員，未至於施德姬那麼武斷。他寫道，「在本書中，我筆下的同理心有兩個用法：一是單純的分享情緒（emotion-sharing），這既非善也非惡，僅是人際關係的一個特色，人皆有之的情緒，不一定是美德。第二個更負面的用法是：過度而壓倒性的激情，就是「失控的同理心之罪」——the sin of（untethered）empathy。」然後，他跟施德姬一樣，斥責進步派操弄同理心達到政治目的。李格尼表示，「在進步派的凝視下，失控的同理心結合爭取尊敬及信任的慾望，成為各個受苦社群的工具，把社區導向愈來愈嚴重的錯誤和不義。」換句話說，「同理心之罪」已敗壞了美國社會和文化，背棄基督教的價值。

偷換概念

兩人的論點都建基於一個假定：同理心只是情緒。施德姬隨即一口咬定情緒是反理性的。情緒固然是非理性的，但說同理心是反理性的，何所據而云爾？李格尼尚算中肯，指同理心是非善非惡的情緒。換言之，同理心可善可惡，失控的同理心才是惡，受控的同理心可以是善的。《聖經．新約》的《羅馬書》和合本第12章第15節教訓信徒，「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同樂同哀不正是分享情緒嗎？《羅馬書》的時代沒有同理心的概念，但引文所述的不就是善的同理心嗎？難道《羅馬書》的教訓不屬於基督教的價值嗎？

其實，施德姬和李格尼都同樣犯了兩個邏輯錯誤。其一是偷換概念。施德姬把同理心等同「有毒的同理心」。李格尼把「失控的同理心」中「失控」一字加上括號，之後便以同理心等同「失控的同理心」，亦是偷換概念。他的著作，書名應是《失控的同理心之罪》，而非《同理心之罪》也！

立場先行

另一個邏輯錯誤是稻草人謬誤。二十世紀研究同理心的學者早有共識：同理心包括兩個部分或分兩個層次。一是情感（不是情緒）的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即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對方的情緒，如《羅馬書》說的同樂同哀，又如李商隱詩所云「心有靈犀一點通」。學者並發現人天生有「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固有情感的同理心。

其次是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即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的Verstehen。韋伯主張，要理性的認知別人的心理和行為，必須「穿上對方的鞋子」、「站在對方的立場看事情」，才能明白對方的意圖，能理解方能同情。究竟施德姬和李格尼是無知、錯誤理解同理心？抑或立場先行，為攻擊進步派而偷換概念呢？

苦其所苦

同理心這個概念到二十世紀才有，之前哲學家和基督宗教只講憐憫、同情和慈悲。憐憫意思接近孟子講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不忍人之心。然而，憐憫帶有優越感，助長個人的傲慢，亦可能令受助者不快。

同情則比憐憫少了高高在上感，純為苦難者感到難過，如看見非洲骨瘦如柴的孩子們的照片、或被虐打的動物的可憐相。同情是情緒和感受，不涉及認知和理解。例如：見到一個人遭拳打腳踢，血流披面，同情他之心油然而生。可是，一旦知道他是經常暴力傷人的黑社會成員，恐怕同情心便立即煙消雲散。

基督宗教認為，單單憐憫和同情並不足夠，必須繼而幫助緩解他人的苦難，謂之compassion，譯為慈悲不算最好，但比譯作同情或惻隱較接近原意。慈悲是佛家語，《大智度論》云：「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

憐憫、同情和慈悲三者，都沒有設身處地的理解苦難者的感受。同理心則有，英文empathy譯自德文Einfühlung，Ein解進入，Fühlung解感覺、感受。有同理心者，能透過想像置身於他人的處境，「進入」別人的感覺和感受，苦其所苦。十八世紀還沒發現人腦有「鏡像神經元」，但蘇格蘭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已斷言：「人之心智如鏡般相映相照（the minds of men are mirrors to one another）。」

追求公義之源

休謨的摯友亞當史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提出，人類有同情心，有利他行為，社會才會安定、秩序井然。他說的同情心，包括同理心。有同理心者不會任意傷害他人，乃至為大我而犧牲小我。亞當史密甚至講到：「我們看見一個人受欺凌或者傷害時，對受害人的同情，往往會激發起同仇敵愾之心，針對施暴者。」他認為，這是人類追求公義之心的來源。何以美國的右翼基督教保守派偏要污名化同理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