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醫

狀元讀醫

反映社會發展局限

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在逾5.8萬名考生中，產生24名狀元，人數創歷年新高，傳媒積極報道各狀元努力發奮向上的故事之餘，亦問及狀元們未來擬修讀學科；當中21人最後決定留港讀醫，其餘個別擬修讀法律、工管雙學士，甚或負笈海外修讀電腦課程，似乎讀醫已成為眾望所歸的共識。雖然政府近年增加醫學生培訓學額每年650個，惟入學門檻仍極高。狀元們都是聰穎過人，學習能力毋庸置疑，修讀醫科對學生的學習要求強度亦高，且需要具備學習能力強、堅毅刻苦、個性沉穩的學子。除了課本中的堅實理念和知識，更要完成臨床實習培訓，成為合資格醫生，道路漫長且艱辛，要順利完成修畢課程，確實需要過人意志和能力。可是，理性不過的選擇，亦反映本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局限。 

一眾聰敏的狀元們，共同選擇走進杏林，自有其合理性；面對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發展，人類對醫療服務需求有增無減，世界各地醫生人手供應緊張，不論在何地行醫都甚為吃香；香港雖屬彈丸之地，但人均壽命位居世界前列，除了社會因素外，先進醫療服務亦不可或缺，醫生角色更難以代替。

待遇優渥 選擇合理

然而，本港整體人口醫生比例持續偏低，為每1000名市民對應2.16名醫生，雖然公私營醫療系統的服務量存在嚴重失衡，公院醫生收入遠低於私人執業，但仍屬薪高糧準一族；加上工作穩定，晉升階梯機會處處，待遇與就業環境均屬優渥一族。倘若在街頭巷尾自立門戶成為普通門診的個體戶，收入隨時翻數倍；若再成功考取專科資格私人執業，在私院掛單，甚至可成為「月球人」（每月收入過百萬元）乃至「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過百萬元）。對於基層出身的學生，讀醫行醫實在是成功脫貧的不二之選；有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今天幾可改為「唯有讀『醫』高」。

當然，選擇讀醫者也不一定唯利是圖，上述說法略嫌「市儈」，醫者父母心，醫生既可拯救生命，為病人治病，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重要性舉足輕重，向來被視為偉大神聖的專業、社會地位高尚，當中不少行醫者立志服務社會，拯救傷患，體現人間大愛。因此，早前醫衛局局長寄語一眾狀元：醫學院不應只收「考試機器」，更要培育「當代華佗」，強調行醫者才德兼備的重要性。從經濟、社會地位角度而言，修讀醫科實在是合理不過之選。

青年缺乏條件追夢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社會需要均衡發展，本港職場是否具備足夠空間，讓下一代逐夢？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創科、發展人工智能（AI），各大專院校亦一窩蜂地開辦具AI元素的課程。惟修讀是一回事、投身發展創科卻十分困難，需要有一定起動資金，經濟上亦要有能承受失敗的「底氣」；倘若沒有家底的青年，大概不會選擇風險系數較高的發展路徑。至於文史哲和社會科學課程，由於含金量較低，在長期「重理輕文」的社會氛圍下，收生分數持續低於醫科、牙醫學士。

扭轉重理輕文風氣

由於本港在國家發展中主力發展為金融和創科中心角色定位，似乎人文課程亦持續不吃香。莘莘學子在校園一直獲鼓勵要了解自身能力、志趣，敢想且敢為個人訂定未來生涯規劃，奈何現實出路選擇甚少，規劃又有何實質意義？

回想當年魯迅先生，年輕時曾遠赴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希望藉由西醫學改善中國人體質；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亦曾於廣州習醫，隨後加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接受正統西醫訓練，兩位分別走上了「棄醫從文」與「棄醫從政」的道路，最終均選擇走入社會，以「治社會」、「救人民」為終身事業，為國家、為理想發熱發光；足下香港氛圍，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大部分狀元選讀醫科，反映本港社會發展出路單一，經濟產業缺乏其他可能性。若要下一代能敢想、敢試、敢逐夢，當局必須扭轉「重理輕文」的風氣，檢視各產業人力需求、與各行各業共同制定發展藍圖。

有別於以往全交由市場自由發展，當下更需要公共政策扶持，針對近年AI發展，不少人提出傳統理工專業或被新科技取代，可是，文學、藝術、哲學是強調人文關懷、人際交往、情感表達的專業學科，較難被AI代替，在應用科技的場景下，更需要有道德倫理制約，人文學科更見重要。在發展經濟之餘，亦需洞察傳統文化、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始能促進社會均衡發展。

另外，在基本生活條件上，政府亦應嘗試着力改善青年住屋、就業及生活環境，減少他們的財政負擔，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逐夢、實現自我的「底氣」。

快樂學習 非投其所好

昔日香港大部分小學生，因無法適應傳統「填鴨式教育」，導致成績欠佳而屢遭體罰。以往這問題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引入西方教育提倡的「快樂學習」（Joyful learning），惟隨着時間過去，這曾被視為可能的靈丹妙藥，亦被質疑「舒服地學習才有問題」。

曾幾何時，在教育署推動下，專注如何使學生快樂學習；當時証明，它不僅能促進同學身心健康發展，更能讓其發掘到學習的樂趣，欣然遨遊知識海洋。研究發現，愉悅的情緒能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等化學物質，有利於同學大腦的皮質功能發展，助其提高記憶力和創造力，大大提升學習成效。

快樂學習對孩子有何影響？快樂學習營造了輕鬆學習的氛圍，讓同學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學習的樂趣，令其主動投入、探索新知識，從而獲得成就感，這有助於培養其終身學習的習慣。快樂學習能讓孩子明確體會到自己的成長和進步，從而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助其全面發展。

「快樂學習」的基本核心在於激發學生內在動機、減少因學習產生的焦慮和壓力、享受探索知識過程、將犯錯當成有趣實驗，以及不盲目追求考試分數；方法則是透過遊戲和互動社群，讓學生在充滿樂趣的環境中主動吸收知識。

不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對「快樂學習」不敢苟同，「這是本末倒置。快樂應是學生學有所得後的結果，而非投其所好的手段，他們不會因此有一個強壯的腦袋。」

他又認為，學習需要有「必要的難度」（Desirable difficulties），事關當學生遇上挫折，經努力後解決了問題，就會感到愉悅，腦子也可真正成長，「這些曾經掙扎的學生的表現，實不宜與從快樂學習中得到順暢感、但其實記憶僅屬短暫的學生相比。」

比約克的觀點獲得在哈佛大學任教心理學的教授塔爾班夏哈（Tal Ben Shahar）認同，後者深信「接受失敗能令學習更富意義，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不切實際的輕鬆」。

西方學者以外，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亦指出，「快樂學習」並不等於不思考和不下苦功；真正的快樂並非只管逸樂，而是往往從「苦讀」後取得成功感。

香港教育學者梁亦華則稱，若盲從快樂學習，將會埋沒學生的潛能，教師或為了迎合學生的專注力，將課堂改變成遊戲的地方，而校內嚴謹且具激勵功能的考試亦被弱化，甚至連原本優秀的學生，也恐怕變得缺乏競爭和進取心。

《夢說紅樓》編劇及演員文華如何重寫紅樓

《夢說紅樓》編劇及演員文華在「觸得到的文學」講座中曾以「存精出新」概括自己的改編原則：所謂「存精」，是保存原著與傳統中最重要的精神；所謂「出新」，則是在保留根本的前提下，為今天的舞台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夢說紅樓》正是沿着這條路，在保留《紅樓夢》情感核心的同時，大膽重構敘事框架而寫成的。

存原著之精

《紅樓夢》人物眾多，線索繁複，若要搬上舞台，首先便要懂得取捨。文華沒有追求「全本紅樓」的鋪陳，而是把焦點收束在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讓觀眾看到的不是枝節紛陳的人事，而是人物幽微的內心世界。

這種取材上的收束，不是簡化，而是一種提煉。劇本以「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為主旨，從木石前盟寫起，將寶黛之情放回《紅樓夢》原有的宿命感與虛實感之中。換言之，它保留的不是小說外在的繁複情節，而是小說最核心的情感精神：情之可貴，正在其終將失落；夢之動人，也正在其終必成空。

刪一場 添一場

文華的改編，不止於濃縮，更在於重新安排結構。傳統粵劇《紅樓夢》常見「幻覺離恨天」一場，以較浪漫超脫的方式為寶黛悲劇收束。《夢說紅樓》卻把這一場刪去，改而加入「抄家」一場，作用不只是交代賈府的敗落，更是把家族興衰與兒女愛情更緊密地扣連起來。當賈府走向崩塌，寶黛之情也同時走向幻滅，家散與情斷兩條線同步推進，使悲劇不再只是兩個年輕人的生離死別，而是整個家族秩序崩潰下無可挽回的結果。這樣的處理，令全劇的格局由單純的愛情悲劇，擴展到家族與個人命運交纏的層面。

十七稿磨一夢

《夢說紅樓》劇本前後修訂了十七稿，這個數字本身已說明文華的用心。他並不是把《紅樓夢》熟悉的情節剪貼成戲，而是在反覆修改中尋找一種既忠於人物、又適合舞台的改編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華同時身兼編劇與其中一晚的賈寶玉演員。這使他寫戲時不只是坐在書桌前構思，而是能從演員角度回看台詞是否上口、唱腔是否順暢、情感轉折在舞台上能否牽動人心。也正因如此，《夢說紅樓》不少文字雖富文學氣息，落到舞台上卻不顯雕琢，情真意切，生動自然。

文華曾提到，劇本會因應排練與演出中的即時感受而調整。這種「邊演邊修、邊寫邊試」的創作方法，令文本不會封閉不變，而是在舞台實踐中慢慢長成。十七稿磨的不只是字句，更是人物的節奏、場次的輕重，以及整齣戲的情感走向。

寶釵不再只是對立面

《夢說紅樓》其中一個見編劇心思的地方，是對薛寶釵人物形象的處理。傳統改編中，寶釵往往容易被置於黛玉的對立面，文華卻為寶釵安排了一段獨唱怨婚，讓她親自道出自己對這樁婚事的無奈。她並不是主動奪愛的人，而是被家族利益與婚姻安排推上那個位置。它令寶釵不再只是結局中的「得利者」，而同樣成為命運壓迫下的受害者。

如此一來，寶黛釵三人之間便不再只是簡單的愛情勝負，而是三個人都被困在同一張命運之網裏。觀眾在同情黛玉之餘，也會理解寶釵。這樣的處理，令全劇不只寫愛情悲劇，也寫人性處境；不只寫誰失去了誰，也寫每一個人如何失去了自己原本可以選擇的人生。

舞台留白與現代節奏

除了文本取捨，文華的「出新」也體現在舞台節奏的配合上。《夢說紅樓》的布景取向相對簡約，沒有以繁複實景堆砌大觀園，而是以燈光、場面調度與少量象徵性道具帶出氣氛。這種留白，令場次轉換更流暢，節奏也更明快，更容易貼近今日觀眾的觀劇習慣。

這種簡約，其實與文華的改編方向是一致的：當舞台不以繁華取勝，觀眾的注意力就更能集中到人物情感本身。換句話說，留白不是省略，而是一種把空間讓給人物表達情感的選擇。

曹雪芹走進雪地

全劇最具象徵意味的創新之一，是引入「曹雪芹」這個角色，由符樹旺飾演，而他同時又飾演劇中人物賈政。這種一人分飾兩角的安排，使「說夢者」與「夢中人」隱隱交疊，令全劇從一開始就帶有一層虛實相映的意味。

更有意思的是，曹雪芹在首尾兩場都出現，形成一種首尾呼應的框架。到了尾場，賈寶玉與曹雪芹一同走進白茫茫的大雪之中，兩個身影漸漸消融於雪地。這個畫面很美，也很有象徵意味：筆下人物與創造者一同走向那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終局。它既呼應原著的蒼涼，也帶有一點現代話劇的視覺感，令戲曲的收結多了一重靜觀與反思。

重說紅樓一夢

從聚焦寶黛釵三角關係，到刪去「幻覺離恨天」、加入「抄家」，從寶釵獨唱怨婚，到曹雪芹走進雪地，《夢說紅樓》並不是把經典照搬上台，而是在反覆推敲之中，找到一個既保留《紅樓夢》情感精神、又能與現代觀眾對話的版本。

文華所說的「存精出新」，在這齣戲裏不是一句空話。「存精」是保留《紅樓夢》最珍貴的情感與人物厚度；「出新」則是在劇本結構、人物角度和舞台語言上，為這個熟悉的故事另闢蹊徑。《夢說紅樓》之所以動人，也正在於它不是重複一個舊夢，而是重新說出一個今天仍然令人低迴的紅樓夢。

AI生成科幻片

電影從業員末路序幕

2026年10月，環球電影界從業員或許迎來末日之路。

是否真的開啟末日之路，關鍵在於矚目電影Gods Don't Give Gifts的成績。此片沒有荷里活一線紅星演出，亦沒震懾的傳統電影特效，而且屬於超級低成本製作。為何引人注目？皆因此乃第一部由AI生成的電影登上主流院線大銀幕，如果票房賣座，將預視關鍵點──AI可提供低成本製作，兼勝過血肉電影人。細思極恐，電影製作人被淘汰是否遲早之事？

昔日美國荷里活電影票房賣座公式，例必包含紅星演出、出色編劇、創意導演、科幻特效，齊集這四大元素，票房必定有保障。以《阿凡達》電影系列為例，正正有齊四大賣座要點，自然成為全球大熱電影。然而，《阿凡達》風光背後，卻留下不少隱憂。

真人巨製燒錢

第一集《阿凡達》（2009）全球票房約29.23億美元，成為全球影史票房第一名。《阿凡達：水之道》（2022）稍為失色，環球票房仍有約23.43億美元，登上全球影史票房第三名。來到《阿凡達：火與燼》（2025）上映，環球票房卻急插水，只收約14.9億美元。

由占士金馬倫（James Cameron）執導的《阿凡達：火與燼》，延續電影中潘朵拉星球傳奇，並引入全新灰燼族人故事，以及革命性特效技術、沿用一線荷里活大星，結果製作費高達3.5億至4億美元，屬影史最高成本行列之一。雖然此電影吸金能力不弱，但因着整體成本極高，回本與獲利門檻嚴峻。當外界質疑電影系列成績倒退下，能否支撐第四至五集的製作成本時，占士金馬倫坦言續集製作費確實昂貴且耗時，若票房無法提供足夠利潤支撐，第四、五集拍攝進度可能受阻。

美10月底公映

若要解決成本高、回本低困局，Gossip Goblin示範了解困方向。美國著名AI科幻短片創作者Gossip Goblin，本名Zack London，以獨特的AI視覺生成技術，結合傳統人類編導、真人配音與擬音，創作出一系列具有濃厚反烏托邦與Cyberpunk風格的科幻影片，被媒體譽為「AI時代的佐治魯卡斯」。據說，Zack London曾修讀人類學與雕塑藝術，並曾於Meta旗下的Oculus從事虛擬實境（VR）相關工作。

Zack London創作風格與理念甚具特色，其作品充滿他建構的獨特科幻世界觀。最為網民熱烈追捧的The Patchwright與Woodnuts等AI生成影片，累積觀看量已超過6億次。

最近Zack London更與AI製片公司Fable合作，把其AI短片概念延伸打造長片Gods Don't Give Gifts，預計於2026年10月30日在美國四大城市（紐約、洛杉磯、三藩市、芝加哥）進行有限度的院線上映，創下了網絡原生AI影片進軍主流院線放映的先例。

Gods Don't Give Gifts擴展了導演London原有的「人類第二紀元」（Second Cycle of Humanity）世界觀，聚焦於人類透過科技突破死亡、記憶與意識限制後引發的連鎖後果。據說全片由多段故事交織而成，細膩描繪角色利用可升級身體、買賣記憶與意識轉移等前衛技術，無止境追逐人性慾望，導致身體與心智界線逐漸模糊崩解。電影中，充滿各式古怪荒誕造型，創意爆燈。

此電影創下網絡原生AI影片進軍主流院線先例，隨即引起環球電影界關注，不少從業員擔心萬一此片賣座，代表由AI主打的低成本製作，同樣可取得極佳票房成績，那麼真人製作人還有一席之地？

全繫票房成敗

在外界引起一片爭議聲之前，Zack London早已高舉「人機協作」旗號，他強調故事、劇本、分鏡、聲音設計與情感表達必須由人類完成，並聘請真人配音員與音樂家協助製作，只把生成式AI視為輔助視覺實現的工具。言下之意，即是人類才是「大腦」，從業員還有大把世界。

人類創意佔優

即使AI再聰明，也不及人類創意。此乃永恒金科玉律？還是人類安慰自己？

英國著名認知科學家與人工智能學者Margaret Boden曾深入評論AI的創造力，她把創造力分為組合型、探索型與變革型三大類，認為AI可在前兩者發揮作用，卻缺乏徹底打破並重寫規則的變革型創造力。組合型創造力──把熟悉的舊概念用上新奇方式結合一起，AI非常擅長透過大量數據進行這種混搭；探索型創造力──在既定規則或風格框架內生成新點子，AI可流暢地探索已知概念空間的邊界；至於變革型創造力：徹底改變或拋棄既有規則系統，創造前所未有的視角觀點上，目前AI仍無法自主達成這種類型。 

今天AI依然缺乏創意，人類還有一席之地，若他日創意大進化，大眾打工仔還有生存空間嗎？

朱總理的魅力

視頻在洗版──朱鎔基總理二〇〇二年訪港，在禮賓府。他曾經和我們一起唱《獅子山下》──他說自己廣東話「麻麻哋」、「唔得」（眾笑），但他仍堅定地，正色，以普通話念出詩般的歌詞，最後高呼「我愛香港」。

總理睿智、魄力、果敢、風趣。用字鮮活，放棄循規蹈矩只用「官方語言」──大膽、奔放、不拘一格、有感染力！（今天這叫做有soundbites）。朱總理有濃厚個人色彩，也就是香港人很珍惜很推崇的「真」，真摯──以至國際政壇頌揚的originality，有政治家的魅力和領袖風範。（聽說這也令當時官場其他人不滿，批評太強調個人色彩，在中國傳統也會被指是風頭太盛，只為突出自己。）

歡迎晚宴半小時即興演講，朱鎔基揮灑自如字字珠璣（何須靠AI？Teleprompter也不必！）。直言──「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Rhetorical speech，只為力證「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一定要攜手，創造鄧小平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擲地有聲！

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正在北京隆重舉行，我們不會忘記，當年董建華述職時，江澤民在大會堂被記者追問是否欽點了董建華？他沒好氣的批評香港記者Too young，「Simple, sometimes naive!」回歸三十年，經歷地緣政治大震盪板塊大挪移之後，我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們會被罵無知。

「準備好一百口棺材，就九十九口給貪官，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畫面活靈活現。「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現代版《出師表》。當年諸葛亮助劉備聯吳抗魏，西取益州，建立蜀漢，為蜀漢丞 相。劉備臨終，囑咐他輔佐劉禪。諸葛亮當政時，勵精圖治，鞠躬盡瘁， 曾前後六次出師北伐曹魏，後死於北伐軍中。死後謚為「忠武侯」，所以後世有稱他為「武侯」、「諸葛武侯」。

時空回到今天，朱鎔基曾說過：「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我們當年忽然就明白，什麼是優秀的共產黨員。鐵面總理，錚錚風骨，香港人不會忘記他的愛護和信任，感謝他珍惜香港。

現今社會陷停滯

一戰之前，歐洲洋溢樂觀進取的時代氣氛，頹廢派影響力有限。一場大戰後，樂觀如「歸雲一去無蹤跡」。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8年出版《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指文化與文明像生物一樣，生物有生、老、病、死，文化亦有生、盛、衰、壞。史賓格勒僅稱西方文化衰落，還未至於敗壞或滅亡。約百年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身為天主教保守派社會評論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出版The Decadent Society，中譯本名為《頹廢社會》，Decadent帶有腐爛敗壞之意。

杜塔特指出，發達國家如美國既沒實質進步，也不是逐漸瓦解，而是處於停滯狀態，乃至開始腐壞，可從四個指標見之：

一是經濟增長似有還無，乃至緩慢的走下坡。二十世紀的日本、退出歐盟的英國俱如是，其次是科技和知識創新停滯。表面上，Al進步一日千里，但美國1960年代登月，令美國人自豪，對前途充滿信心。二十一世紀的AI創新，卻令大多數人民感到不安，進步一日千里又有何益？近月民意調查顯示，逾六成美國人反對興建數據中心。

二是政治體制及政府行政已落後，官僚僵化，無法應付時代轉變帶來的新問題。體制無法創新政策，領導者及民眾都喪失想像和建構美好社會的能力。意大利哲學家、社會理論家Franco Berardi（1949—）更悲觀的認為，人類正處於「未來緩慢的消失」時代。當代人睜眼看着威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死灰復燃，氣候變化帶來頻密天災，而無能為力。

三是大多發達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老化。補充人口則要吸收外來移民，移民卻引起社會撕裂，共同價值瓦解。

四是當代精緻及流行文化都欠缺原創性，網上文化不斷翻炒舊IP，二次創作大多是回收、重組、拼貼舊作，缺乏劃時代的全新美學。

感官享樂 取代藝術品味

沒有快感的頹廢時代

美國導演活地阿倫（Woody Allen），在2011年《情迷午夜巴黎》片中，諷刺文化人的懷舊心態。片中主角是作家和編劇，在旅遊巴黎途中，忽然穿越到1920年代，碰見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等，他們都不滿一戰後的巴黎，認為1871至1914年之間的「美好年代」（La Belle poque），才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時代。及後，主角穿越到「美好年代」，碰見高更、德加等畫家，他們卻說文藝復興時代的巴黎才是最美好的年代。活地阿倫藉此慨嘆：每一個年代的人，都誤以為過去的年代比當今美好！

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英語及美國文學教授米雪兒曼德爾森（Michèle Mendelssohn），倒不是因為懷舊而褒古貶今。她認為「美好年代」和當代都屬於頹廢時代（Age of decadence），但「美好年代」頹廢得來有藝術、美學及快感（Pleasure），當今卻是「沒有快感的頹廢時代」！

「美好年代」的作家和藝術家反世俗、鄙禮教，不求上進，任性不羈，被時人貶稱為頹廢腐化。其實，他們絲毫不廢，文化藝術建樹甚多，繪畫有印象派、立體主義、達達主義、野獸派及新藝術運動等等，美學上他們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

唯美主義運動的主將華特佩特 （Walter Pater，1839—1894），既在牛津任教古典學、哲學和藝術史，也是個著名的評論家和小說家。他主張人應該追求體驗生活，以及生活的藝術化：「以堅如寶石的火焰燃燒，保持狂喜，那便是成功的人生。」他的名句：「不是體驗的果實，而是體驗本身就是目的。」言下之意，不要將生命當作工具，換取世俗的名成利就，忘記追求審美的體驗。華特深居簡出，據悉，他曾在大學城的通衢大道散步時截停車輛，只為撫摸一頭街貓。此軼事足以說明，華特絕非徒具空言而是身體力行「體驗本身就是目的」。

喪失審美體驗

維多利亞時代道德保守，提倡禁慾，食不求精，衣不重美，反對女子濃妝艷抹。維多利亞女皇公然反對女性使用化妝品。唯美主義的散文家麥克斯畢爾邦爵士（Sir Max Beerbohm，1872—1956）在1894年的《為化妝品辯護》（A Defence of Cosmetics）中指出，人類繪畫的第一張畫，就是彩繪人臉。他不單公然支持女性化妝，乃至主張男性也化妝：「美化個人是人類普遍本能。」此文震驚當時的社會，但顯示了頹廢派為追求美，不畏千夫所指。

當時名聲最響的王爾德（Oscar Wilde）有言：「人生首要之務，就是要盡可能Artificial；第二要務是什麼，至今無人知曉。」他用Artificial一字語帶雙關，既解作人工──化妝當然是人工──亦有藝術化的意思。他說：「人要麼像藝術品，要麼穿得像藝術品。」他也認為，儀容穿戴講究美之外，還要談吐機智，且有藝術品味，才稱得上真正頹廢派。

至於曼德爾森認為，當代的問題不在於人們頹廢，而是以Joy（樂）代替快感，難怪京東名為Joybuy，樂在購而不在得物或用物也。當代人追求名利、奢華、享樂，只求更多更快，卻從沒有「美好年代」的審美、體驗和品味。於是，體驗為即時滿足取代，感官享樂代替品味。

當代追求極化

頹廢派追求身體、儀容之美麗，而時人則是追求Looksmaxxing。Looks指體型、外貌，Maxxing是電玩術語，指極大化或最優化。此字的意思是用各種方法將自己的體型、外貌改造至最優、最好。溫和派叫Softmaxxing，即保養皮膚、注重髮型，甚至做Mewing練習，改善下巴與面型，還有健身、整容等等。極端派叫Hardmaxxing，如為了增高而做斷骨手術，或為了增加體能、肌肉、抗衰老、減肥而服藥──如近年流行的減肥針（GLP-1注射劑）。最極端的如美國企業家Bryan Johnson為了抗衰老，每年花費約200萬美元，由30多名醫生監控身體各項指標，每天服上百顆補充品與藥丸。

曼德爾森總結當代文化，指「AI是沒有快感的頹廢機器。當今此演算法驅動的文化，恍如泥水泛濫般提供麻木而空洞的刺激……今時今日，AI研究員發出『人類正在衰弱』（Human enfeeblement）的警告，事關科技公司致力將使用者置身於依賴與幼稚化的關係中，由機器代使用者『思考』。」

信李光耀還是林超英?

高溫礙經濟成長

天文台於8月9日錄得最高氣溫36.9℃，打破自1884年有氣象紀錄以來的歷史最高溫紀錄；同日上水更錄得39.8℃，創下香港有紀錄以來的全港最高溫。香港人已慣了應對風災和雨災，惟隨着酷熱天氣日趨常見，打破高溫紀錄成為常態，無論市民大眾抑或特區政府的心態都要調整，要把酷熱提升至跟打風同等重視，否則危害市民健康，長遠窒礙經濟增長。

新加坡對抗酷熱天氣的方法很值得借鑑，這個香港的競爭對手將「冷卻」視為全國戰略政策之一，把全部有助降溫的措施統合起來，由一個跨部門小組討論和協調。該小組曾發表報告，公布七大類別共86項措施，講解政府怎樣紓緩新加坡面對的暑熱威脅。新加坡把這些抗暑熱政策放在跨部門氣候變化委員會討論，與其他應對及適應氣候變化措施看齊。

相對之下，香港特區政府雖亦設立氣候變化專員，該名首長D3級官員隷屬環境及生態局，可想而知這個級別不大可能統籌到整個政府的抗酷熱政策。當然，特區政府亦有一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氣候變化及碳中和督導委員會，但無論是專員或是這個委員會，工作重心都放在環保減碳，應對極端天氣不是他們的工作重點。每逢強烈颱風即將襲港，當局便會啟動緊急應變中心，特區政府發放多個部門首長一同開會的照片，這反映出即使是應對極端天氣方面，精力都只是集中在對付颱風及暴雨，未有重視暑熱的潛在問題。

當然，我們很難怪特區政府「輕視」酷熱災害，因為很多香港人都沒有察覺高溫也是天災。香港位處亞熱帶，儘管炎熱日子愈來愈多，但幾十年來夏季高溫都經常超過30度，令人誤以為近年只不過是「熱多幾度」，影響不大。經過這幾天的煎熬，大家應該都要承認，酷熱對香港的損害將愈來愈明顯。

水星工作組

新加坡2023年成立「水星工作組」（Mercury Taskforce），由37個政府機關組成，每逢天氣預測顯示酷熱天氣來臨，這個小組便會協調應對措施，一同就自己管轄的政策範圍內向公眾發出提醒。香港各政府部門其實都有機制，在酷熱時發出這類指引，卻不像新加坡那樣有協調性，亦不像發出8號熱帶氣旋訊號時全部指引同步，令社會對酷熱的警覺性不像打風般高。

有一些人質疑勞工處的工作暑熱警告機制。這個機制由低至高分成黃、紅、黑3級，其中只有紅和黑兩級建議部分戶外工作停工，惟不少報道指出，機制自2023年推出以來，黃色警告發出約200次，紅色和黑色警告卻一次都未發出過，連早前出現歷史高溫都沒有發出，讓人質疑警告的作用。這或多或少跟我上述提及的心態問題有關，我們習慣了8號熱帶氣旋訊號一生效就要停工停課，只維持必須的服務，或是安排在家工作，然而，我們仍未習慣，究竟有多熱才要啟動減低中暑機會的應急機制。另外，地盤、清道夫等戶外工作，防酷熱方法仍未發展完善，部分工種或者已有指引，不過業界是否重視、全面執行，很成疑問。

抗酷熱政策另一重點是城市規劃。一如其他大都會，香港面對的主要酷熱問題是熱島效應，高樓大廈林立，令市內晚間難以散熱。香港早已改善了城市規劃，設計新市區時加強綠化，嘗試改善通風，新興建的建築亦已提升散熱能力。現在最大問題是舊區，這些地區的大廈多年前興建，沒有考慮到酷熱因素，大廈之間密集難散熱。要在已有一堆舊建築的區域解決酷熱問題，較全新區域由零開始規劃，更為困難，偏偏這些地區較多窮人、長者等弱勢社群居住，他們獨自應付熱浪侵襲的能力更低。

酷熱天氣對市民健康的危害比較易明，至於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就不是人人理解。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1999年接受訪問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冷氣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之一……讓炎熱的熱帶地區有了發展的可能性。」李光耀本人非常怕熱，辦公室常年設定在約22℃，臥室更低（約19℃），理由是溫度過熱會讓大腦遲鈍。當新加坡1959年脫離殖民地統治，他擔任首任總理後，立即把空調視為生產力基礎設施，與電力、水同等重要，推動在政府辦公樓安裝空調。雖然當時新加坡經濟一窮二白，這位該國「最強大腦」甫上任，就立刻推動在政府辦公樓安裝空調。全因他觀察到，在濕熱環境下，公務員下午工作效率顯著下降，如果不解決「熱」的問題，再好的政策、再勤勞的人也難以持續高效運轉。

除了室內空調之外，李光耀還推動「花園城市」政策，大量種植樹木、保留遮蔭步道、在組屋設計「空層」（void deck）促進自然通風，發展區域供冷系統（district cooling）也是其中一個降溫的手段。

李光耀「降溫救經濟」不是純粹個人怕熱，是有研究根據的。經濟學家梅利莎．戴爾（Melissa Dell）、本傑明．瓊斯（Benjamin Jones）和本傑明．奧爾肯（Benjamin Olken）研究全球半個世紀氣溫與經濟數據，2012年在《美國經濟學會宏觀經濟學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發表文章指出，氣溫每上升1℃，貧窮國家的當年度經濟成長率就會顯著下降約1.3至1.4個百分點。

2025年，一份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以及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學者合作的研究文獻指出，人們工作表現最佳的溫度為21℃至25℃，一旦溫度達到25℃以上，工作表現便會隨着溫度升高而下滑。

我也想學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做環保鬥士，酷熱天氣堅持不開冷氣，可是如果不自量力，恐怕已經中暑，正在撰寫的這篇文章亦會難產。欣賞超英哥的鋼鐵般意志，希望他繼續執善固善，但我們也要體恤千千萬萬市民肉體的軟弱，香港經濟更不能因高溫而停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