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O揭密

天使精靈Vs時空旅人

UFO千年異象解密

天文異象，古已有之，古人相信天不可測，天上有神，按「天人感應」說不難解釋種種異象。到二十世紀，物理和天文學知識突飛猛進，現代人才想到有外太空來的飛碟、飛船乃至外星人。起初，這些異象稱為UFO（不明飛行物），今稱不明異常現象（UAP），天空有異光也算在內。

美國空軍在1952年成立藍皮書計劃（Project Blue Book），調查並分析UFO事件，至 1970年間結束，總共得到1.2萬份報告，其中701份屬實。由1950年代開始便有所謂UFO學，用眾所公認的科學方法——觀察、統計及分析數據、邏輯推理等，研究UFO和外星人，如今已是科普著作、科幻小說、電影、電視劇、網台的熱門題材，乃二十至二十一世紀普及文化的特色之一。

UFO確實存在，歷史悠久，是無可置疑的。可是，UFO是否來自其他星球？信者謂其是，不信者謂其非，UFO學家既稱UFO是「來歷不明」物體，則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信者當然反對。

法國UFO學家與電腦科學家雅克瓦萊（Jacques Vallee），曾在藍皮書計劃建立UFO的電腦數據庫，他提出，目擊UFO的報告維時千多兩千年，既有飛碟，也有飛船、圓球等等，引出不少疑問：這些不同形狀的物體，究竟是來自同一星球？抑或不同星球？若是前者，為何會相隔那麼久才來一次？為何用不同形狀的飛行物體？它瞬間消失，落腳何處？若是後者，小小地球，竟受到多方多世紀垂青，更神秘難解了！

報告太多難分析

二戰後，目擊UFO的報告更多更頻密，多到難以歸類及統計分析，超出物理勘測或科學調查的負荷。也許他日可以用Al梳理分析，目前只好定案為「不明」。科學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各種猜度只屬猜度，不可盡信。

如是，邏輯上更不能肯定有外星人乘UFO來地球啦！然而，信者仍然堅持外星人來過，並且認為人類文明是外星人帶來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即持此說。不少信者更指出，史前人類在洞穴石壁上刻的便是外星人的飛行物體，埃及金字塔是外星人教導人類建造的……這些論述言之鑿鑿，只可姑妄聽之，反正認為有外星人不是宗教信仰，並不影響個人的世界觀及人生觀；教徒可以相信，無神論者亦可以相信。

在西方，另一派反對UFO學家的稱為秘契主義者（Esotericist）。他們擁有中世紀的宇宙觀，認為UFO來自地球內一個隱蔽的世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著作中傳說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又譯作大西洲或大西國，據傳由海神所建，島上居民全是半神半人，他們的工程技術高度發達。

與古代傳說相近

此外，古代猶太教次經、希伯來人的《以諾書》稱，挪亞的曾祖父以諾，在經書記述了墮落天使與人類交配，誕生的子孫身材異常高大、孔武有力，稱為巨人（Nephilim）。上帝命挪亞建造方舟，放洪水，就是要消滅所有半神半人族，以及將亞特蘭提斯沉到深海底。

有秘契主義者相信，外星人可能是來自未來的時空旅人，外星人也可能是古代傳說中天使或精靈。這些揣測泛濫社交媒體如抖音等，不單傳播快速，而且迅即成立群組，各式各樣的推測，由荒誕不經到似真還假都有，共同點是：相當類近原始宗教神話和古代傳說的內容，比如傳說人類的婦女遭擄走，去到天上，與外星人交配，便與《以諾書》故事相近。為何外星人要跟人類交配？為了誕生半神半人的後代？這些人在哪裏？有學者認為，秘契主義者以古代的宇宙觀詮釋今天「上帝已死」的世界，企圖建立一個擁有超自然真實（Supernatural reality）的新宗教，只差在未預言有新救世主（Messiah）降臨而已！

無論如何，秘契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是中世紀、神秘主義的。撇開對錯真假不論，秘契主義者的想像力，還遠遠不及一些出色的科幻小說。可是，正如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論神蹟》（Of Miracles）所言，人類天生喜歡驚奇、神秘的故事，愈荒誕、愈難以置信，愈容易令人入信！

UFO和外星人的問題，還是留給UFO學家研究吧！

多維度外星人

法國UFO學家雅克瓦萊指出，超乎常理的論斷，必須有可靠事實和證據支持，才能成立。外星人的存在不屬此類，其論述不屬「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而是造假資訊（Disinformation）。前者是不刻意的傳播錯誤內容，無心欺騙；後者則是刻意製造並散播虛假或誤導資訊，背後有其他意圖，或為嘩眾取寵，或為刷存在感，或為增加流量帶來經濟利益。

人類遇上前所未見的東西或現象時，通常都用熟悉的事物去想像或類比，譬如山上的大岩石像獅子，便名之為獅子山。瓦萊說，幾乎所有目擊報告中的外星人，都是有頭有臉有四肢、直立行走、左右對稱的「似人類」，即純粹出於想像或錯誤的類比。

在地球十多億年、數以億計的生物進化過程中，僅出現一個直立行走的物種，就是我們智人，這是極端偶然的事；進化是沒有必然的，何以其他星球的生物也有相同的進化過程，而且還要比智人先進得多？瓦萊還表示，人類的身體構造（如受地球的重力限制、壽命極短等），根本不適合長途的星際航行。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那塊「高智黑石板」，便比直立人更適合星際遠航。

物理學家已有共識，人類身處的宇宙是多維度宇宙。瓦萊在Passport to Magonia一書中，提出了跨維度假說；若有外星人，它必是來自其他多維度宇宙，或與人類共存的宇宙，是哪類生物則未可知，而有人類無法想像的高智能，為了適應當時人類的智能或信仰，它或現身為天使，或現身為太空人，下一趟可能現身為超人。瓦萊另一個猜想是控制系統假說，指外星人以幻覺誘發人類的思考、認知、信仰及發明能力，｢幫助人類進化。此猜想跟《2001太空漫遊》相當類似。

無論如何，瓦萊的推測和猜想，都是未有任何科學根據，僅可作為談資。

當機器人去上學

報載，杭州開了一家機器人學校。近來，關於機器人的新聞幾乎每天都有，但給機器人辦學校的消息還是引起了我的思考。據中國央視新聞報導，近日浙江杭州舉行了一場特殊的開學典禮，30台來自工業、服務、安保、文娛等領域的機器人與機器狗，在城西科創大走廊雲門公園整齊列隊，成為杭州機器人學校首批「新生」。

這些機器人有的剛下生產線，有的已具備基礎運動能力，但它們的共同目標是通過「入學體檢—分科培養—畢業認證—持證上崗」四步流程，考取《專項技能等級證書》後再投入職場。

一家機器人企業負責人坦言，目前硬件能力相對完善，但軟件實力仍有所欠缺，正是這類培訓機構應運而生的關鍵。透過系統化培育，機器人加速從「裸機」升級為「智慧技工」。

浙江大學機器人研究院牽頭，聯合浙江省質量科學研究院及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共同推進學校運作。創始人朱世強介紹，學校為機器人建構完整教育體系。

課程涵蓋倫理道德與法律法規，並設計認知課、識物課、交流對話、情感陪伴、運動行走等整套課程。每台機器人入校時狀況不同，校方會制定個別化培養計畫。

例如乒乓球機器人透過大小腦協作訓練，能準確識別來球方向完成擊球；陪伴型機器人在偵測到測試員嘆氣時，能主動安慰並講笑話，展現情感互動能力。

完成學業後，機器人將實現「一機一碼」持證上崗，從「裸機」成為各行各業的「智慧技工」。校方也會持續追蹤其職場表現並反向修訂培養方案，形成良性循環。

一家機器人研發企業行政經理表示，「技能學習＋場景適配」的系統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機器人落地應用的速度，有效縮短從研發到商用的時間成本。

北京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的數據訓練基地，則更像一所實戰學校，擁有全國構型最豐富的120多台機器人，5000平方米空間實景復刻六大領域30餘個典型場景。

場景涵蓋家居、商超、辦公、工業、醫藥、康養等領域，配備頭環式、夾爪式採集設備，具備真機遙操作、開放環境採集、動作捕捉等全棧式數據採集能力。

以化學實驗課為例，主要收集機器人動作軌跡等精細數據，訓練模型使其未來能自動執行實驗，逐步應用於高校實驗室。工業場景中，機器人訓練插拔電源線、搬箱、掃碼等任務。

如今工業物流搬箱機器人已廣泛應用。人形機器人在搬運「不上不下」的重量區間效率最高，且不需休息可24小時作業，有效填補人工與重型器械間的搬運缺口。

目前基地數據日產能超過500小時，已對外交付近2萬小時高質量數據，70％以上產能用於服務行業客戶，為模型訓練與具身大腦研發提供核心數據支撐。

今年6月1日，中國工信部批准的《具身智慧基準測試方法》正式實施，標誌行業進入「有標可依」新階段，形同發給全行業統一的課程表與考試大綱。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具身智慧產業企業銷售收入年增22.4％，產業發展動能強勁。從數據訓練到應用場景，中國機器人產業正迎來蓬勃發展。

8月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將在北京登場，屆時工業、醫療、酒店等場景應用競賽將展示更多技能。隨著訓練數據積累與技術迭代加速，中國機器人產業正加速走進千行百業與千家萬戶。

不過，機器人去上學這個消息更令我觸動的是重新思考「學校」這兩個字的含義。千百年來，學校一直是給人「裝腦子」的地方，也是重塑人與社會關係的地方。但是，千百年來，接受教育的只是人類，而今卻多了機器人。當機器人開始勤奮學習以更好地適應人類，人類是否也該轉換新的學習方式加以回應呢？答案是肯定的。有識之士早已提出，未來社會既然是人機共存的，那麼人機互相適應就成為一道必解題。而所謂互相適應，意味着是意識和能力上的雙向奔赴。

那麼，今後的人類學校培養的應該是「懂機器人，能和機器人合作」的人。需要說明的是，這可不是對「人」的貶低，而是真正實現機器人「工具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真正建立對於機器人的主體性的必然要求。想想我們學會騎自行車、開汽車、用電腦時的開心，就會發現，多少年來，我們一直以掌握工具的使用技巧為榮、為樂。如果我們認同機器人本質上也是工具，不因為它帶個「人」字就對它另眼相看，那就必須牢記，只有使用者熟悉某件工具的性能並能自如駕馭時，這件工具才成其為工具。因此，看到機器人走進學校，我們必須鼓起更強烈、更持久的學習動力。

學校氛圍與課外活動

最近又在廣東、澳門與香港，訪問了幾所學校，我悟出了一些以前沒有的道理。這裏嘗試與博友分享。

本人提過多次，世界衞生組織（WHO）最近說，未成年人的抑鬱、厭學、厭生，已經是全球的「疫情」。而且說，輕生，已經是15至29歲的第三號殺手。本博文也提過，這種情形，不論文化、政制、貧富，全球大多數國家如此。為什麼？唯一共通的是教育：學生的生活是被安排的、被動的，沒有多少選擇，不需要思考，也沒有空間去尋找意義。這樣的生活，與抑鬱、厭學、厭生，不是有很好的因果關係嗎？

最近在澳門訪問了一所學校，是12年一貫的女校。我訪問學校，第一眼看的是學生自發的行為，例如在課間。這所學校，上上下下的學生，非常活潑愉快。課間，學生在走廊走動，看見老師和客人，歡笑着來打招呼。即使是在上課中，我們不打擾只在課室窗外看，學生看到了，也朝着我們隔着窗揮手笑臉相迎。吃飯了，孩子們蹦跳着去排隊；看到我們，自動地揮雙手笑迎。你會被感染，這是一群活潑的、從容的、主動的、自信的小生命。抑鬱、厭學、厭生，很難與這些學生拉上關係。

也到過這樣的學校，一名小學生（大概三年級吧）前來問：「爺爺。您來參觀我們學校嗎？」校長就在我身邊，學生自覺是學校的主人。更多的學校，在校園走動，學生看見教師、客人，微笑點頭、打招呼、稱呼一下教師，非常自然而又得體。看他們的精神面貌，就覺得這些學生，很有自信，充滿自主意識。

學生面貌，學校氛圍

也有這樣的學校，學生遇到教師，畢恭畢敬，有標準的禮貌動作。不過從他們的眼神、面貌，又看得出是學校的要求，是規定動作，有點僵硬。也到過這樣的學校，也是課間客人逛校園的時候，前面有人在開路，「去！去！去！」學生是被驅趕的對象。

我們說「把學習還給學生！」其實是「把生活還給學生！」他們覺得自己是主人。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自信，是真正為自己的將來作準備。有了這種自信，才能面對變幻莫測的未來。

因此悟出：學校的氛圍，非常重要。生活在怎樣的環境裏，學生就會受熏陶，產生怎樣的自我感覺。學校的氛圍是怎樣產生的？以我到過的學校所見，其實每一所學校都不一樣，沒有固定的程式。過去我在講授學校管理的時候，所講究的決策原理、行為科學、組織理論……等等，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實踐起來，是另外一回事。

我1970年代在筲箕灣辦學9年，既沒有理論，也沒有任何培訓（那時候不需要），都是20多歲大學剛畢業的。當年逐漸吸引了教育界前來參觀的。至今五十多年後，還有不少校友活動，相聚之時，往往特地當面感激當年的Miss、亞 Sir。教師們問自己，「我們當年做了什麼？」大家只能說：「我們以心比心，尊重學生，做學生的忘年朋友。」僅此而已。

不少學生是其他學校鄙棄的，因為成績落後。轉了校才知道自己有用。抑鬱、厭學、厭生，已與他們的生命沒有關係。9年期間，畢業生大概800人，能夠進入大學的，不到10人。但是他們都度過了有意義的一生──沒有發財，也沒有進高位，但卻是有意義的一生。這是我一生教育事業的啟蒙。

這裏說了一大篇，旨在說明：今天大家把教育的未來，等同於AI的使用，是把技術與科技，看成是教育的一切，看成是時代的需要；這是忽略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忽略了學生的生命。教育的根本，是讓學生有自信，讓學生有希望，從而感到生命的意義。簡單來說，學生有機會煥發自己的Agency！

課外活動，尋找自己！

最近悟出的另一個道理有關課外活動。看過不少中學，不管是內地還是香港，互相訪問都是覺得教學很「捲」。也就是瞄準考試要求，以過去的公開考試試題為藍本，設想過去的閱卷標準為框架。不限於高年級，也就是沒有了理解、思考，也不講究意義。小學，比較自由，但是因為香港要呈分，就要遷就規範來教學。

但是，同樣是這些學校，課外活動卻非常蓬勃。一所不太大的學校，有60至70個課外活動學生組織（社群、活動組），不稀奇；甚至有超過100個的。在華人社會看到的，幾乎都是這樣。

但是看到的是，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與在課外活動的表現，完全不一樣。在課堂上，學生基本上是被動的；學生表現積極主動的，是少數。但是在課外活動，他們彷彿是另外一種人。學生不只是主動，而且很有創意，務求突破。幾乎每一所學校，都有引以為傲的突出成果。也可以看到學生中人才不斷湧現，在校際甚至國際比賽中嶄露頭角。

課外活動也是學生自治的大好機會。看過不少學校，活動組都是學生自己運行的，雖然大都有教師作為導師，但是教師只是成員之一，不作運作主導。也看過有些學校，活動組甚至由高班的學生作技術導師。學生不只是表現自己，也會學習帶動一個團隊，培養接班學生。也有學校，活動組相當一部分是由學生發起的，學生提出理念，學校讓這些理念變成現實。學生煥發的能動性（Agency），可以是超乎想像的。

學生作主，教育未來！

在這裏，學生容易找到發揮自己的空間。只要是他們自己有興趣，他們會不遺餘力去創造條件，不辭勞苦去鍛煉，創造出不比尋常的結果。學生找到了自己！因此，課外活動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課外活動活躍的學生，往往不容易抑鬱、厭學、厭生。華人社會課外活動蓬勃，是一個大優勢。

當然課外活動的正面作用，也不是必然發生的。（一）有許多時候，下意識之中，課外活動仍然是「二奶」。校內的分班、學校的獎項，依然以課內成績為主。或者到了臨考的年級，索性不讓學生參加課外活動，也沒有了體育、美術、音樂……等。有時候聽到教師說：「這學生體育真不錯，只可惜學科成績不行。」（二）課外活動容易有比賽，容易講究得獎。假如學校不小心，把比賽得獎看得很重，學生因而被迫參加沉重的操練，陷入了另一種「捲」，也是沒有了理解、思考、尋找意義的空間。（三）活動組可以很多，但也可以教師為主，沒有學生自治的文化；又或者活動組很少甚至沒有由學生發起的。學生即使在活動組裏面，也可以是被動的。浪費了學生煥發自主性的機會。

不期然有想起筲箕灣辦學的舊事。我們的校舍，是一棟大廈的一樓與閣樓，10個課室。後來因為課外活動的需要，在全港租借了14個場地。我們給自己的目標：「讓每一名學生都有機會被鼓過掌！」看到學生在課外活動裏活潑多姿而自豪的情形，能不感到欣慰？

請博友注意，本文提到的兩個方面──學校氛圍與課外活動，都沒有提到人工智能。這兩方面都是超越技術與科技的。當然也可以利用AI，但不是前提。 我們看到的是學生的面貌，學生的角色。這才是教育的未來！

如此看來，AI對教育的衝擊，痛點在課內學習！

達爾文

一物治一物

達爾文少時一如當時的英國人般是虔誠教徒，後來才不再信仰基督教崇拜的全能、全善、仁慈的上帝。他質疑，為什麼世間有那麼多無法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罪惡（evil）呢？

對人類製造罪惡，奧古斯丁解釋，罪惡是「善的缺乏」（Privatio Boni），即沒有光便是暗，失去健康等於有病。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既然上帝有絕對的自由意志，人類當然也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便可以背離上帝的意旨而作惡，作惡的代價便是有無辜的人受害而痛苦。這可以說得通，但自然界呢？

達爾文發現，自然界是殘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戰場。生物為了生存及繁殖子孫，難免令其他生物受苦，生物只按本能行事，並沒有自由意志，沒有濫用上帝賦予的自由意志這回事。達爾文觀察到，寄生蜂產卵在昆蟲（或其他節肢動物）體內，其幼蟲吞食宿主的內臟，直至化蛹成蜂才離開。宿主一生便廢了！

常見的寄生蜂，包含姬蜂、小繭蜂與金小蜂等，都是體型微小，沒有攻擊力，不會叮咬人類。其中，黑蟑螂蛋蜂常產卵在蟑螂卵囊中，其幼蟲以蟑螂卵為食物，成長至霸了整個卵囊，才化蛹成蜂離開宿主。

以演化論解釋，這是「一物治一物」的自然現象，無所謂善惡，甚至可以理解為：寄生蜂的存在，可遏止宿主過度繁殖，以免造成生態災難，維持自然界的動態平𧗾。從人類的角度看，寄生蜂是益蜂，因其幼蟲會以玉米螟、夜蛾蚜蟲、粉蝨、毛毛蟲或蟑螂等等農業害蟲為宿主，是害蟲的天敵。農夫養之除害蟲，好過使用農藥。教徒會否認為這是造物主的「善意」？達爾文則認為，這與上帝作為全善仁慈的造物主不相容，令他的信仰開始動搖！

一場革命？

達爾文提出的理論為什麼最後被說成是一場革命？主要是因為他的論點衝擊了基督教的教義，特別是關於人的形象。因為在基督教的宇宙觀中，上帝以自身的形象造人，人是萬物之靈，暗示了人擁有神性。著名的科學家萊布尼茲便曾說：「人最特殊的地方是靈性。上帝賦予人類理性，使人類與神近似。」因此，若說人與猴子有共同祖先，不就代表人類不過是野獸的親戚，人就從神的國度降到獸的世界，如此天差地別的思想模式怪不得會有思想革命的聲浪出現。
19世紀初，有本科普讀物談到蠕蟲時，表示「在所有的動物分類中，沒有一種被自然中可見的主人，即人類，從他的位置往下看時，是那麼地厭惡與輕視，以至於研究者遲疑把牠拿在手中觀察，並把牠視為自然界的一分子，如牠所應得。」從這個說法，可以清楚看到人類自認擁有高貴性格的想法已是根深蒂固。我們都是「從上往下」看其他生物，這是人類的自我定位，優越感的呈現。
雖然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並不忌諱指出人類與其他動物，如猿（黑猩猩、大猩猩等）、長尾猴及狒狒的相似性，也提出了自然階梯等觀念的雛型，更把這些動物視為其他動物與人類的中介。但是他的主要關懷還是形態學的問題，而非演化論意義上的種系演化關係，因此比較不會牴觸到人類情感。
所謂「牴觸人類情感」，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美國曾有個以法律為背景的電視影集〈艾莉的異想世界〉，某集中演到一名患者因緊急換心手術而獲得一顆豬的心臟。她雖然痊癒，但還是狀告醫師。其中有個關鍵是，因為她從小就胖，常因身材被取笑霸凌。因此一想到身體裡有豬的器官，就渾身不舒服。或許這可以說是一種嚴重牴觸人類情感的情況。人類總會認為任何的動物都比較低等，怎麼能夠把人類和「牠」混為一談呢？多少是這樣的背景，讓達爾文的演化論受到嚴厲的抨擊。
達爾文演化論的第一次革命，本質上是科學知識與傳統文化互動磨合的歷程。如果這樣的故事能促進讀者對科學家解謎與建構理論的動機及背景多些了解，進而分享科學知識的文化趣味，我想接觸這樣的達爾文一定比記住「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更有意思。但願，歷史與文化的趣味能重新點燃民眾再次以驚嘆號與問號接觸科學的熱情，至少放棄背完就結束的句點式學習方式。

世界盃陣容的折射

法國隊在2026年世界盃中展現了強大的冠軍相，不僅在小組賽中以3戰全勝的成績晉級，還在淘汰賽中以3比0擊敗瑞典，成功晉級16強，其後法國戰摩洛哥入8強；今天法國更以2比0零淘摩洛哥，率先殺入４強。

世界盃陣容折射歐洲族群變遷

世界盃除了是足球實力的大檢閱，也是各國人口結構與國家認同的一面鏡子。歐洲多國近年的世界盃陣容，已逐漸形成以移民背景球員為主體的多族群軍團，英格蘭、法國、荷蘭、瑞士等國家隊陣容已由多元來源，再演變成以移民背景球員為主力。移民及其後代雖然在相關國家未佔國家人口的主導地位，但在青壯年裏佔比更高，這在以青壯年為絕對多數的世界盃上表露無遺，反映歐洲青年世代的人口結構正快速改變。

綠茵場上的歐洲列強在近30年時間裏，用一份比一份更高移民背景比例的國家隊名單，營造出一種自己是「多元種族的團結國家」的敍事。然而，如果仔細觀察名單結果，不難發現這樣的故事從1998年講到2026年，「多元化」的內涵也正在改變，某些移民來源逐漸成為主體。

從「黑白阿拉伯」到失衡多元

1998年夏天，法國奪得世界盃，彼時的法國人高舉「黑白阿拉伯」的旗幟，原文是「Vive la France, Black-Blanc-Beur」，意思是法蘭西萬歲，黑人、白人、阿拉伯裔的法蘭西萬歲。法國人認為，國家隊當中有非洲裔、有白人、還有阿拉伯裔，這個組合本身就證明了國家的團結，說明法國是一個多元種族並存的國家。陣中當家球星施丹出身阿爾及利亞移民家庭，是典型的北非阿拉伯裔移民後代；被稱為「大帝」的亨利來自加勒比海黑人移民家庭；後防大將白蘭斯與門將巴夫斯，則代表本土白人的中軸。三者共同構成了1998年法國隊的族群融合傳奇。

28年後，2026年世界盃的法國隊，排出一份26人之中有23人帶有明確移民背景的大名單，比例接近九成。表面看來，這是「黑白阿拉伯」神話的延續，甚至是加強版。但仔細翻看這份名單，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阿拉伯裔有4人，白人只剩下3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加勒比海背景球員則有19人。整支法國隊，以西非、中非、加勒比海背景為主，北非裔和本土歐洲裔球員的存在感已被明顯稀釋。1998年那種三方並立的格局，到2026年已經變成幾乎以撒哈拉以南非洲與加勒比海為絕對主軸。

如果只看「移民比例」這個粗糙的數字，很容易得出「法國隊愈來愈多元」的結論，然而若拆解結構就會發現，這種多元或許是片面的，連同樣身為移民後裔的群體之間，也存在着誰被看見、誰被隱去的差異。當年那句口號講的是三種顏色的法蘭西，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加勒比海背景卻已成為主體。

法英德等集體移民化

把鏡頭拉開，會發現法國不是孤例，而是整個歐洲列強格局的縮影。今屆世界盃，瑞士陣容裏有17人是移民及移民後裔，英格蘭15人，荷蘭14人，葡萄牙12人，這些來源亦與各國殖民歷史及戰後移民政策密切相關。法國的主力球員大多來自前法屬非洲與加勒比海地區，英格蘭則來自英聯邦國家、非洲與加勒比海，瑞士本身沒有殖民歷史，但因為長年的移民與難民政策，吸納了大批來自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球員，葡萄牙球員則不少來自葡屬非洲、佛得角、安哥拉與幾內亞比紹。

以法國、英格蘭和德國這3支最具代表性的歐洲球隊為例，3條曲線的走向各異，終點卻趨向一致。

法國的變化最早，也最具代表性，1998年已有12人帶有移民背景，2018年奪冠陣容23人裏有18人，非洲背景球員佔絕對多數，2026年如前文所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加勒比海背景球員更成為主體。

英格蘭的轉折則在2018年前後，1998年的22人之中，只有5人帶有明確移民背景，主要是加勒比海裔的恩斯、蘇甘寶、里奧費迪南等人，2018年躍升至11人，雖然當屆陣容裏只有史達寧一人在英格蘭以外出生，但接近一半球員具有移民背景，2026年繼續上升至15人，沙卡、伊斯、馬度基等尼日利亞裔球員成為陣容核心。

德國的轉折來得最晚，1998年是三隊之中唯一一支零移民背景的陣容，轉折要等到2010年代，奧斯爾、基迪拉、謝路美保定等土耳其裔與加納裔球員相繼崛起，2018年移民背景球員僅有6人，到2026年激增至12人，來源國更延伸至布基納法索、烏茲別克等更分散的地區。

這3條曲線，與3國各自的移民政策史、殖民歷史遺留、戰後勞工輸入模式緊密對應，但共同的結果是，到2026年3支隊伍的移民背景球員比例都遠高於1998年。造成這種局面最直觀的解釋是人口年齡結構。

西歐移民人口普遍比本地人口年輕，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2024年資料，25歲至54歲的工作年齡段佔移民人口52%。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資料，2024年遷入歐盟的新移民中位年齡為30.2歲，而2025年初歐盟總人口的中位年齡則達44.9歲，兩者相差接近15歲。

世界盃球員的黃金年齡集中在20歲到32歲之間，這個窄窗口恰好與移民人口的年齡結構重疊，於是移民背景球員在比例上顯得格外突出。這些數字疊在一起，共同指向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口趨勢，歐洲列強在生育率持續下降、本土人口少子化的背景下，社會的一般勞動力已高度依賴移民，而足球這個被視為國家形象櫥窗的領域，同樣高度依賴移民背景球員。

人口續流入 掀代際貧窮隱憂

然而，球場上的成功故事，是極端篩選後的菁英樣本，能站上世界盃舞台者畢竟鳳毛麟角，不能代表移民群體的整體處境。更值得追問的是，過去20年西歐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承接持續流入的年輕移民人口。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歐洲各國的經濟結構轉型，並沒有跟上年輕移民擴張的速度。法國、英國、德國過去10多年經濟增速普遍放緩，傳統製造業崗位持續萎縮，能夠吸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部門增長有限。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統計，法國移民失業率超過11%，是非移民群體的近2倍。

德國的情況更為突出，2024年外籍人口失業率達15.2%，而德國整體失業率僅約6.3%，差距約兩倍有多。

英國2021年人口普查則顯示，出生於非洲的移民群體失業率達6%，約為英國本地出生人口的2倍。3國統計口徑雖有不同，但都說明一個共同的事實，近年移民進入勞動市場的門檻，遠比球場上的成功故事所呈現的要高得多。

如此一來，新一代移民及其後裔進入勞動市場時，面對的是一個比父輩當年更擁擠、流動性更小、向上通道更狹窄的社會。教育、就業、住房3條主要上升管道都存在結構性落差，年輕移民因此比父輩更容易陷入代際貧困。

這種貧困的傳遞不只是收入層面，更是社會資本、人際網絡與文化資本的匱乏，而這些往往比金錢更難靠一代人的努力積累起來。被排斥的挫敗感反過來又會對移民融入造成阻礙，讓在夾縫中成長的年輕一代更難找到歸屬，在尋找認同的過程中更容易走向極端，當年部分來自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後裔曾加入「伊斯蘭國」，正反映認同危機在極端情況下的表現。

足球之所以成為移民群體最容易突圍的領域，正在於它對家庭資本與教育資歷的依賴相對較低。許多歐洲職業球會的青訓體系深入移民社區，只要具備天賦，又能被球探與青訓體系看見，便有機會沿着青訓、職業聯賽、國家隊一路向上流動。

然而，這條道路終究只屬於極少數人。更多年輕移民仍須透過教育、就業與住房市場完成社會流動，而這些制度性的門檻，遠比足球場上的競爭更加漫長而艱難。

足球場上的成功故事，恰恰最容易被拿來掩蓋這個缺口，營造「融合已經完成」的錯覺。每隔4年，一份移民背景球員比例不斷攀升的世界盃名單，就為這個錯覺提供一次新的素材。但這些名單背後，恐怕是整整一代年輕移民在其他管道持續收窄的情況下，向足球這條相對開放、卻極度狹窄的出路集中。

那些沒能站在體育場上的移民孩子，他們所承受的結構性困境不會因為媒體上愈來愈多的「多元化」敍事而消解，只會被掩蓋，而非真正消失。這些在看台之外長大的「新歐洲人」，承受的未必是融合帶來的成果，而可能是長年累積、尚未真正化解的社會矛盾。

哲學

反哲學批判純粹理性思考

無助解決人生難題

按照辯證法，凡事有正必有反；有哲學便有反哲學。這是上世紀才有的名詞，極端者認為西方哲學只是一群「安樂椅哲學家」的空想，毫無意義；溫和者則認為哲學無法找到真理。

西方哲學追求的真理，必須是邏輯的、客觀的，能經得起時間考驗，最重要的是具有普遍性——適用於任何民族與文化。反哲學不是否定哲學思考，事關反哲學也是一種哲學主張，並不反對所有哲學分支，主要是批判、解構形而上學。更關鍵的是，反哲學認為哲學思考——尤其是純粹理性思考離地，不能解決現實人生的種種難題。

西方哲學一開始就有個假定：眼所見、耳所聞的世界只是表象，表象不是最終真實（reality），表象背後還有事物的本質，因而哲學家的主張，往往是違反常識，尤其是形而上學。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提出，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萬物皆在變動，變動才是唯一不變的，即有詭辯家伊利亞的芝諾（Zeno of Elea）提出「飛箭不動論」，以似是而非的邏輯推理，挑戰赫拉克利特及哲學的權威性，可算是反哲學的雛形。

十八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如伏爾泰、盧梭及孟德斯鳩等，發起啟蒙運動，提倡以理性消除宗教迷信、擺脫傳統權威束縛，把人類從愚昧解放出來，並且相信理性可指導人類建設美好社會。他們稱為「哲學家」，反啟蒙者遂自稱為反哲學家。

二十世紀  花開兩枝

二十世紀的反哲學，正正是反啟蒙和反理性主義。反哲學花開兩枝。一支認為理性主義不能解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問題，人必須超越理性，擁抱信仰。齊克果、列夫舍斯托夫均作如是觀。他們的立場可見於保羅《哥林多前書》第1章20至25節，「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代的辯士在哪裏？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只有憑藉信仰才能掌握真理，憑藉信仰才能解決現代人的異化、虛無等問題。

反哲學另一支有4個學派。第一個學派是科學主義，最經典的莫如霍金兩次揚言：「哲學已死，哲學跟不上現代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步伐。」他認為，形而上學只是無知的空話，古典宇宙論已經過時，要認識宇宙的本質，靠的是物理學。這個講法既得到一些物理學家支持，也有不少反對。

反哲學第二個學派是詮釋學（Hermeneutics），以海德格為首。他認為西方哲學走上歪路，「遺忘存有」（Being）。他指存有——尤其是人這個存有——是神秘之物（mystery），只有通過語言去詮釋，才能得到真理。嚴格來說，海德格不是反哲學，而是主張用另一個方法研究哲學。

第三個學派是維也納學派、及以維根斯坦為首的英美分析哲學。他們認為，所有哲學問題，歸根究柢都是語言問題，比如說，「變動是唯一永恒不變的」這個「命題」（proposition）是對是錯，首先要決定它有沒有認知意義（meaningful），若「命題」不能證明為真，也不能證明為假，它就是沒有認知意義，根本不能分對錯。分析哲學家不是想解決哲學問題，而是想取消所有哲學問題。如今這個學派已式微。

第四個學派是後現代主義，由尼采啟其端。他稱上帝已死，再沒有哲學追求的普遍、客觀的真理及價值。沒有客觀的價值，人必須自我創造價值，並為此負責。沙特的存在主義同意尼采的說法。他指出，人生下來自由，無所謂「本質」，有「本質」的話，也是個人自行創造。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更有名言：「文本之外，什麼也沒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意思是我們要理解事物、現實或真理，都必須透過語言、符號構成的文本，而文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們無法繞過語言、符號，即無法直接理解純粹的「客觀真實」。

Al時代  哲學受捧

哲學飽受上世紀反哲學的批判和攻擊，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宣稱「哲學的回歸」，重新釐定現代哲學研究的議題與意義，主要是存有、主體與真理的問題。到了二十一世紀Al時代來臨，哲學竟受到力捧，尤其是哲學中的知識論、道德哲學、主體和意識等等研究，更成為顯學呢！

AI時代的演化

當前人工智能（AI）領導廠商在校園悄悄展開「搶人大戰」，對象並非傳統的資訊工程權威，而是過去常被貼上就業冷門標籤的「哲學系學生」。這波「哲學家就業熱潮」看似反直覺，實則精準揭示了當前科技界正遭遇的發展瓶頸：AI的下一步突破，關鍵不再是更龐大的算力，而是人類獨有的倫理思辨與價值對齊。

一、語言邏輯與概念澄清的剛性需求。大型語言模型（LLM）的本質是處理符號與文本。哲學系學生長期受嚴格的邏輯論證、概念分析訓練，能精準捕捉人類語言中的細微語境與模糊地帶。在優化提示詞工程（Prompt Engineering）或構建AI知識本體時，哲學家擅長辨析「意識」、「知識」與「信念」的底層差異。這種對語言的極致敏感度，正是讓AI理解人類複雜思想的關鍵催化劑。

二、 安全與倫理的「對齊問題」。當AI走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它能做甚麼」已不再是唯一課題，「它應該做甚麼」才是科技巨頭的燙手山芋。AI在資料訓練中極易吸收人類社會的偏見、歧視與不公。如何定義正義？如何權衡隱私與安全？這些科技主管無法解答的千古難題，正是倫理學家日夜鑽研的領域。引入哲學家，是為了在演算法底層建立防禦機制，避免AI成為失控的利刃。

這場搶人大戰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示：科技的終點是人文。當技術的工具理性走到極致，引導技術走向的價值理性便成了稀缺資源。科技巨頭招募哲學家，不是為了點綴企業社會責任，而是為了在技術失控之前，為高鐵裝上方向盤。未來，最頂尖的AI將不只擁有最強大的大腦，更將擁有最深邃的靈魂。生命終究會找到出路，在AI時代，人類也必將找到自己生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