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AI

AI隨時打開鬼門關

「復活」逝者 恐延喪親之痛

8月26日是農曆七月十四，相傳鬼門關大開，亡魂重返陽間的日子。中國人傳統習俗，於節期祭祀遊魂野鬼、已故親人。

如果讓你在鬼節遇上已故親人，你會覺得驚嚇？還是覺得安慰？本博文並非鬼節講鬼故，而是引申出科技爭議——「AI復活親人」技術。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與深度學習技術，把逝者生前留下的碎片數據化，重構成可視、可聽，甚至可互動的「數位分身」。理論上，模擬死人復活技術已相當成熟，然而「用得其法」與否只是一線之差，最怕本想「安慰思親心靈」，反變成「愈見愈傷心」。

話說山東省一尋常家庭裏，年逾九旬的高齡母親，其子因車禍意外不幸離世。面對「白頭人送黑頭人」悲劇，全家陷入巨大悲痛，最棘手的是，老母親年事已高，且患有嚴重疾病。家庭成員一致認為，如老人家得知兒子不在人世，肯定無法承受此打擊。她的孫兒甚至直言：「如果奶奶知道了，她絕對活不過3個月。」為了保住老人家的性命，全家決定徹底隱瞞死訊。

隱瞞死訊報平安

為此家人以「兒子去外地出差」、「工作太忙」等藉口，一直搪塞他不能面見母親。然而，隨着時間過去數月，兒子始終沒回家，也沒有打電話來，心思細膩的母親開始起了疑心，並反覆追問。眼看「謊言快要被揭穿」，孫兒在極度焦慮下，輾轉找到正在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術的張澤偉幫忙。孫兒提供了父親生前的無數照片、日常生活影片，及帶有家鄉方言的語音錄音，懇求團隊協助復刻父親形象，向老人家「報平安」。

起初張澤偉對這委託很猶豫，因這本質上是在欺騙感情。當聽到那句「老人家活不過3個月」時，他感嘆「人命大於天」，終接下這個緊急任務。團隊利用深度學習進行了「形象與細節還原」——AI模型成功複製逝者的容貌與聲線，甚至連他說話時習慣身體稍微前傾的微表情與肢體動作完美保留；「即時互動機制」——由於老母親需要的是真實互動（並非只製作死板影片），故於往後的日子裏，在家庭成員配合下，可定期讓母親與「AI兒子」視訊通話。

隨後每一次母子通話時，母親滿懷愛意地對着手機熒幕噓寒問暖，展示親手烹調的紅燒肉，叮囑兒子外地天氣冷，必須添衣保暖；熒幕另一端的「AI兒子」總是神情溫柔、對答如流地回應，並承諾「在外面賺夠錢後，就回家盡孝」。這個由AI演算法編織的視訊電話，在長達一年多裏完全沒露出破綻，成功地瞞過了老母親，成為她的精神寄託。

「南京超級頭腦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超級頭腦」）成立於2024年，總部位於江蘇南京，是一所軟體與資訊技術服務企業。該公司正是由九十後創業者張澤偉創立，現時企業以利用AI技術「復活逝者」及打造互動式數位生命而聞名。

上述老母親案例與產業鏈誕生，於2026年初被媒體陸續曝光後，立刻衝上網絡熱搜。張澤偉接受「荔枝新聞」等媒體採訪時，引用當時熱門殯葬題材電影《破．地獄》（2024）的觀念，形容自己雖像個「騙人感情的騙子」，但他強調，「技術真正要安撫與超度的，其實是在世的親人。」

被困不健康狀態

針對「AI復活親人」這類悲傷科技（Grief Tech），內地、外國多位權威心理學家與生死學專家皆提出深刻觀點。他們普遍認為，雖然科技能提供「即時慰藉」，但也可把生者困在不健康的「哀痛停滯」（Grief Limbo）狀態，中斷或延遲了真正的悲傷療癒歷程。

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哀傷諮詢專家何麗副教授，在評論一宗「失獨父母利用AI復活兒子」的現象時指出，這類技術核心在於生者如何面對和化解哀傷。首先從「積極面」看，是「愛的延伸與轉化」，從「永續時間觀」來看，親人離世後，生者可透過虛擬數字人「換一種方式繼續愛他」，把強烈悲痛轉化為永恒的愛與記憶留存；其次從「風險面」而言，則是「過度依賴與抗拒現實」。何麗提醒，製作虛擬數字AI亡者時，本質上是生者對「死亡和分離痛苦」的抗拒與抵制，最重要是生者必須學會轉化悲傷，而不是一味地逃避現實。

美國孟菲斯大學心理學教授、悲傷治療權威Robert A. Neimeyer，是當代哀傷心理學「意義重建模式」（Meaning Reconstruction）創始人。雖然他未直接針對特定中國公司作出評論，但他對悲傷原理有明確的理論指引。健康療癒的關鍵在於「重建意義」，即健康的哀悼需經歷「理解失落」、「尋獲益處」，以及「改變認同」三個階段。言下之意，如果家屬使用AI只為了「假裝親人沒死」或「逃避失去真相」，這將會中斷生者重建生命意義的歷程。AI必須定位成「協助道別或整理思緒的工具」，而不是親人關係的「無限續約」。

隨着科技發達，復活死人的爭議，肯定愈鬧愈大。受親人所託復活故人，也許只屬家屬的私事，若關係大眾偶像、名人，或許帶來更多連鎖傷害。早前網絡流傳的「AI復活李玟」影片，全數屬於自媒體博主未經授權的擅自製作。李玟家人與經理公司對此完全不知情，也從未給予任何形式的授權製作。其後家屬發出律師信要求下架，否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事件不但令家屬受到害傷，亦有粉絲深感偶像被冒犯。

AI模擬死人復活技術，到底是助人延續對親人之愛，還是無限伸延喪親之痛，值得反思。

偶像「AI回春」熱

現代AI科技大躍進下，復活已故藝人的爭議，涉及親人意願、肖像版權、破壞經典等問題，肯定惹來熱議。相反，如果藝人未曾離世，只是年華老去而已，那就易辦事得多，只要當事人首肯，即可透過AI回春登場。

近年中外都不乏昔日偶像投身AI回春演出。近日香港一智能貸款平台便邀請了陳冠希擔任2026至2027年度品牌代言人，並推出以「時間．金錢，一步兼得！」作廣告主題。此廣告運用了「AI Reborn」技術，把年輕時、處於顏值巔峰的陳冠希重現熒幕。影片內「2000年代桀驁不馴的Edison」，與「2026年從容沉穩的成熟型格Edison」同場出現，展開跨越時空的自我對話，從而傳達廣告訊息。

至於西方例子更多不勝數。瑞典傳奇流行樂團ABBA，由二男二女成員組成，於1972年成軍後，憑藉輕快旋律與華麗造型紅遍全球，是世界音樂史上最成功的樂團之一。直至1982年樂隊宣布解散。不過，ABBA在2021年驚喜宣布復出，除推出全新專輯，更舉辦了演唱會。此乃一次革命性演唱會——ABBA Voyage，最大特色是4位團員並未親自登台，而是由光影特效團隊花費多年、動員數百人，把一眾成員年輕時期容貌打造成數位化身，結合現場真人樂團與投影技術共同演出，一度引來全球熱話。

生成仿新歌

ABBA官方授權經典復出外，世界各地粉絲也熱中重構。近年網絡上便有不少由AI生成的仿ABBA新曲，AI透過模仿樂隊曲風，創作不少熱門的歌曲。ABBA粉絲「餓新歌」的話？不妨找來一聽，一慰相思之苦。

受重視的本能

四類人尋求受重視

「競爭者」看重成敗最危險

古人講人性，今人講本能，兩者都是指人和生物天生有之、毋須後天學習的能力、慾望及行為。佛洛伊德認為，人基本上受生物原始本能（如性衝動）驅使，遭文明規範壓抑，人要昇華生物本能才可有高尚的道德和行為，成就知識、藝術、科學等。人本主義學派則主張，人天生有高於生物的本能，例如加拿大認知科學家Steven Pinker指的《語言本能》；他的太太，美國哲學家麗碧嘉高絲妲（Rebecca Goldstein, 1950—）在《受重視本能》（The Mattering Instinct）一書指出，「受重視本能」是人類最獨特和最人性的東西。Mattering此字沒相應中譯，本文譯作受重視；受重視獨特在於，人不只追求衣食足，還追求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證明自己對別人和社會有貢獻，值得（Deserve）受重視。

社會學有一個概念：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即是對個人成長、性格、心理和三觀有舉足輕重影響的人，在家是父母和兄弟姊妹；在學校是師長和同學；踏入職場是上司、同事和朋友。個人得到「重要他人」的重視，認定你有為、有貢獻、有價值，你會倍感自信和樂觀，甚至覺得自己屬於人生勝利組；墮入愛河之所以令人歡喜若狂，皆因在眾生中你最重視他/她，他/她亦最重視你。

尋求別人注意

反過來，若「重要他人」不重視你，當你透明，事事抨擊你，你可能失去自尊、自信，乃至美國作家珍妮花華勒斯（Jennifer B. Wallace）在Mattering一書中稱之為「受重視感流失」（Mattering erosion），導致你覺得自己是失敗者，經常情緒低落，失去上進心。躺平的一代正因「受重視感流失」而不學習、不工作、不戀愛；此所以不少人單身時吊兒郎當，結婚、生兒育女後，會覺得生命踏實了，因他得到家人重視呀！

高絲妲列出尋求「受重視感」的四類人。第一類是社交者（The Socializer），她指大多數人都屬於這一類，無他，相識愈多，受重視機會愈高，俗語有云：曹操都有知心友，壞人惡人都有人重視他；無論一個人是傑出抑或平庸，他在家人和知交心目中都受到重視。另一類社交者卻不滿足於只得到相識的人重視，他們需要陌生人重視。時下年輕人離不開社交媒體，皆因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可以得到許多陌生人的重視，甚至成為名人。此所以社交媒體有那麼多極端惡毒的謾罵，因這最容易受人注意（Attention），受人注意才可能受重視。社交媒體的出名捷徑：不能留芳，也要遺臭。社交媒體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一旦不幸受網民千夫所指，便禍及自身了！

第二類是高絲妲稱為超越者（The Transcender），即「信仰超越人類經驗和物理定律神靈」的信徒。大多數宗教信徒都是循規蹈矩的人，在教會裏得到受重視感，但少數會成為極端派，排斥知識和科學，將異議者看作邪惡的魔鬼。

奮鬥者享受過程

第三類是英雄式奮鬥者（The Heroic Striver）。他們有自己的英雄標準，追求在知識、學問、藝術、體育、技術、收藏甚至道德方面成績卓越。當然，並非人人都可以有成就，這類人重視的並非結果，而是過程，他們只求堅持理想，盡己所能做到最好，具備類似日本的匠人精神．是否得到世人賞識已不重要。他對得住自己，便不枉此生了！高絲妲便是典型，她出生於非常重視宗教的猶太教正統派家庭，13歲失去信仰，受盡冷眼。她的「受重視計劃」（Mattering Project）便是讀哲學，終學有所成，著書立說，成為美國「新無神論」派的一員。

第四類尋求「受重視感」的是競爭者（The Competitor）。在他們心目中，受重視是零和遊戲，不是贏就是輸，沒有雙贏。他們幹任何事都當成競爭，所有對手都是敵人，讀書要考第一，薪酬比同事高，女朋友要比朋友漂亮……如此他才認為自己受重視，否則就失去受重視感。高絲妲認為，參與政治的大多是這類人。所有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外者、原教旨主義者、左膠和右膠、極端派等都是這類人，他們是最危險的。

打工仔被忽略變散漫

「受重視感」作為心理學及管理學的概念，愈來愈受重視。加拿大約克大學心理學教授歌頓費烈（Gordon Flett, 1957—）在The Psychology of Mattering: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Need to be Significant一書中，將「受重視感」界定為「覺得自己受重視」及「有能力重視和幫助他人」兩部分。時下不少父母師長，大多疏忽了令孩子覺得自己「有能力重視和幫助他人」，而且，孩子雖然得到父母萬千寵愛在一身，但這種寵愛往往不是善意、良性的「受重視」，反而是麗碧嘉高絲妲說的「競爭性受重視」（Competitive mattering），即要求孩子在競爭中有卓越表現，如此反而增加孩子的心理壓力。

費烈指出，患上精神病及情緒病的人數不斷增加，皆因「受重視感流失」愈來愈普遍，損害人生失敗組的心理和精神健康。近年滋長的報復社會暴力行為，除了歸咎經濟下行、工作過勞、失去職位安全感等等原因，還因為「受重視感流失」。許多人在職場長期被上司及同事當作透明，做得好沒有人賞識讚許，每有犯錯則被當眾羞辱，費烈稱之為Anti-mattering，會導致個人喪失自尊、抑鬱、憤怒、焦慮、壓抑、恐慌，乃至患上情緒病，久而久之，便會精神崩潰，做出反社會行為。

費烈引述不少調查指出，30%的員工認為公司當他們透明，27%覺得被忽略，接近50%認為自己的成績被低估，84%覺得上司不尊重員工及無禮。公司當員工是人力資源，而非有情緒、有感受的個人，付出薪酬就用到盡，而忽視員工的感受與健康。總之，許多員工感到不受重視，工作沒有滿足感和成就感。

近50年心理學的動機研究（Motivation Research）得出結論：當員工覺得自己不受重視，他們就不重視自己所幹的工作。要提高企業的效率，物質及金錢獎勵固然重要，但薪酬只會令員工滿意，滿意的員工不等於積極追求卓越！ 

憶朱總理

白居易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近30年記者生涯，鄧總有幸零距離接觸很多政要，發現很多不為人知的陰暗面，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卻始終表裏如一，為國為民不存私心。98歲與世長辭，可以蓋棺定論了。

1997年香港回歸，鄧總那年大學畢業，誤打誤撞入了傳媒，貪玩進入《大公報》任職記者。那是傳媒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差的年代，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每天都是股市大跌，中國內地、香港出招救市的消息不斷，報館派鄧總隨國家領導人外訪，希望從他們口中探聽最近舉措。

那些年朱鎔基總理鐵腕整頓經濟，被西方世界譏為「中國經濟沙皇」，國內外備受壓力。朱總理外訪時，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場合，都有不同人士質疑中國政府的經濟措施，大部分批評都是意識形態主導，如違反自由經濟原則、走共產主義計劃經濟回頭路……面對詰難，朱總理以四両撥千斤的氣度，從容不迫地解釋，有時拋幾句英文，有時幽默自嘲，贏得陣陣笑聲與掌聲。

憶朱總理知遇之恩

學不亢不卑心態

作為20多歲的初生之犢，鄧總全程跟訪，甚至連一些內部會議也能憑着厚臉皮混入其中。每一次跟隨朱總理外訪，鄧總都撰寫報道及分析文章，在國家經濟轉折期，香港打大鱷的重要時刻，更以一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反駁西方誤解。1999年隨團出訪越南時，有日突然接到通知──朱總理要接見，誠惶誠恐來到下榻酒店，以為是自己寫錯了什麼惹怒對方，原來他一直有留意過去兩年鄧總的文章，覺得很老練有深度，有理有據，完全不像一個20來歲的年輕記者。

當時朱總理還講了一番勉勵話：「你還年輕，要做一個對香港、對國家有貢獻的記者！做好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鑑，改革尖兵的角色。」言談間朱總理對香港很關心，當時問了很多香港情況，希望鄧總直言不諱，後來才知他不滿下屬報喜不報憂，誤導中央錯判形勢。這次會見後，鄧總與朱總理還有些交集。

外界只知道朱總理「剛」的一面，不知道他「柔」的一面，剛柔並濟、不亢不卑，才是他治國理政、待人接物的全部。堂堂一國總理，可以放下身段，對一個「記者仔」促膝長談，怎不令人折服？傳媒艱苦，付出與待遇不成正比，當年一席話鼓勵了30年來不敢言退。鄧總要藉此機會，衷心感謝！

作為香港人，我們也要多謝朱總理！他明白香港對國家的價值，珍惜香港的獨特性！

在2002年全國人大閉幕禮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他這樣形容香港：「沒有任何一個大城市，在近期以內能夠超過香港，這一種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當前所面臨的暫時的經濟困難……今後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地位應該作一些調整，可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的發揮，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

猶記得，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港元面對龐大貶值壓力，市場不時出現聯繫匯率脫鈎的呼聲，惟當時仍是副總理的朱鎔基已不斷囑咐內地官員避免批評聯匯，以免削弱特區政府穩定金融市場的工作；翌年他接任總理後，特區政府同年便出動外匯基金入市「打大鱷」，朱鎔基矢言中央政府在有需要時會傾全國之力保護聯匯及香港經濟穩定。

結果，特區政府成功打贏大鱷穩住金融定海神針，毋須用到中央政府一分一毫來救市，惟朱總理「出口術」，暗示衝擊香港金融市場不只是跟香港對賭，是同時挑戰香港和內地加起來的儲備及經濟實力，這是香港打勝仗的底氣。

宏觀來說，當時中央政府可乾脆任由人民幣跟隨其他亞洲貨幣貶值，從經濟角度抑或國內政治考慮都很合理，不過，朱總理頂住壓力，不讓人民幣大幅跌價，既減輕港元跟美元脫鈎並貶值的揣測，同時也讓一眾鄰國不用面對更多貶值衝擊。

最後，身為中國人，我們要感謝他帶領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大局！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自英國發源後，作為全球最多人口的國家，中國卻閉關鎖國自絕於世界經濟體系。朱總理對內克服經濟轉型挑戰，對外完成艱巨談判，2001年加入世貿，才令中國重新登上世界經濟舞台。

現在中國已是沒有人敢輕視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朱鎔基1998年上任總理時，中國GDP總規模仍不足一萬億美元，只是全球第七大經濟，僅及美國經濟總值的11%。到了去年，中國GDP達19萬億美元，28年間升了18倍，跟美國距離更大幅收窄，現時中國經濟已是美國的63%左右。

這個巨大轉變並非「從天掉下來」，要靠幾代人努力而達成，其中朱鎔基在二十世紀的轉折點，起了奠基、鞏固的作用。雖說改革開放由1978年開始，但要從計劃經濟轉型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陣痛難免，到朱鎔基出任副總理時，原有體系已到了臨界點，完全不足以應付新形勢。朱鎔基決心對財稅、金融和國企進行體制改革，清理呆壞賬，又加強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雖令他得罪很多人，惟也避過了經濟崩潰。

中國成為世貿會員，美國等西方國家不能再動輒對中國貨物設立貿易壁壘，國際企業放心前來設廠，中國才能成為世界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入世談判最後關鍵時期在朱鎔基任內完成，當時阻撓中國的，最主要是美國，華府向中國提出多項要求，美國國內又有不少人反對美國放行中國加入世貿。

當時朱鎔基不時親自跟美國交手，即使當年國力不能與美國同日而語，仍能不亢不卑，既沒有覺得自己低美國一等而不斷退讓，也不自大到只懂跟美國罵戰，甚至笑言不介意訪問美國時被罵來消消氣。

聞戰鼓，思良將，現在中美關係劍拔弩張，朱鎔基處理入世的經驗告訴大家，中美關係從未平坦過，處置之道則一以貫之。中國現在已能平視美國，不過無論國家在國際處於什麼位置，都應該從容不迫，有理有節，展示泱泱大國的風範。五毛黨、小粉紅、戰狼……不應該成為主流。

丞相肚裏可撐船，如果朱總理只有「鐵面」、「鐵腕」，缺乏柔軟身段，當時在國內推行一系列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肯定會觸礁。政府機構改革、國企改革需要精簡架構、裁減大量冗員；分稅制改革，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資源分配；處置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元人民幣的「廣信案」，動了香港及外資銀行債權人的乳酪……二三十年前，西方國家也經常拿中國的人權、法治、體制來挑釁，企圖利用政經手段來遏制中國崛起，大國博弈需軟硬兼施，只有不亢不卑，方能進退有據。　

功夫女足

網上不少刻薄言詞，說：「周星馳江郎才盡了嗎？」大概說星爺今非昔比，原因則各說各話。《功夫女足》票房大收，卻頗多刻薄負評，全視乎你對「周星馳」的理解。

電影好笑嗎？好笑。就像看恐怖片時已能預測jump scare，這次看片猜中了幾個笑點。不過電影裏那些無厘頭、扮醜、諧音、反差和搞怪橋段，依然戳中我的笑穴。必須聲明，我是被逗笑，不是冷笑也沒有嘲笑。

有些人說，看不懂周星馳的幽默。無妨，看戲有時講緣份。沒有人欠周星馳一張戲票，就如他也不欠我們一部電影。

周星馳繼2019年聯合執導的《新喜劇之王》之後，再推出新作，不否認這次戴上「情意結濾鏡」看片。但也要中肯地說，故事依然勵志，只是一些梗似曾相識。比如預告片可見，張小斐和迪麗熱巴在球場上「跳起鳳陽花鼓」，周星馳的鐵粉會覺得「很周星馳」，其他人則可能嫌他消費情懷，江郎才盡。這些差評情有可原，但試問對電影失望的人：周星馳沒有超越的是他本人，還是你心目中對他的要求？只能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周星馳。

這一部擺明了是「女力電影」，兩位女主角或許因此避開外貌被醜化的變身。這一次扮醜的另有其人，這裏就不劇透，但要為這位演員「犧牲色相」娛樂觀眾的演出鼓掌。

向來覺得周星馳的電影笑裏藏「刀」，而這把無形刀劃破的是人生勝利組的堂皇外衣，揭露小人物的心聲。這一次的小人物是因為自卑而只想贏的孤兒雙雙，被愛傷得灰頭土臉但仍熱愛踢球的離婚婦鈺瓏，以及平均年齡超過35歲並且「很周星馳」的雜牌女足隊。

在一場又一場的比賽中，不同球員為了把球踢進龍門所展現的陣法和奇招怪術，我有時驚豔有時驚呆。在笑聲中學到的真功夫是一招「輸得起」，我覺得這也是周星馳目前的心態。就這樣，我要去踢球（過人生）了。

蔡欣盈：依然開心地走出戲院

我是「周星馳kid」，也就是童年有周星馳電影陪伴的那群人。

看這部新片時，想起那些假期結束隔天就要開學，心情總是藍藍的夜晚。電視經常播放星爺的老片，原本還在為收心發愁，看着看着卻笑了出來，能量好像也跟着充滿了。現在回頭想，當年的星爺大概是許多人在開學、開工前，最及時出現的「恩公」。

後來，周星馳kid長大了，看的戲多了，要求也高了。每逢星爺推出新作，總有一種「近鄉情怯」的心情，真的不希望他的電影會讓我很不開心。

故事把女性刻畫得既似水，也如鐵。球場外，她們被生活撞得支離破碎；一踏上球場，卻都成了強者。姐妹們的人物背景，在電影篇幅有限的前提下，交代得足以讓觀眾理解她們為何而戰。

CGI整體完成度佳，卻也有讓我出戲的時候。尤其是開場的球賽場面，「數碼感」偏重，拍出規模，但真實感不及《少林足球》。

不過看着腫臉流口水梗，醜男團登場，場邊的先禮後兵情節，搞笑男女瞬間來電的無厘頭橋段，還有連結過去作品的彩蛋，我還是笑了出來，那一刻意識到：啊，原來我根本沒有長大。

星爺近日率領演員在中國大陸各地謝票，網上流傳不少粉絲對着他高喊「我養你」的視頻，男粉甚至更狂熱。我倒不至於想養他，畢竟他肯定比我有錢。只想說：理解了星爺為電影所作的選擇，這個周星馳kid，最後是開心地走出戲院。

鍾雁齡：星爺變了還是一直沒變？

怎麼寫呢？想罵？要愛到一定程度才會動怒開罵，但有一種愛比這個深，已經超越生氣，只剩無語和哀慼。可能早在《少林足球》和《功夫》時，我已經有預感也有了個底，很多東西回不來了，心裏早已默默做了斷捨和道別。對周星馳是這樣，對一個曾經精彩斑斕的城市和影視時代亦是。當編劇沒了李力持、谷德昭，還有那些漸漸四散的班底，就應該知道了。

到目前為止，只有兩位華人導演會讓我買書「讀」他們，一是李安撰寫的《十年一覺電影夢》，另一個就是「周星馳fan屎」（書皮標題就是這麼印着）結集撰寫的《我愛周星馳》。2004年跑了一趟香港，去了當時仍未被掃蕩的二樓書店，扛了這本厚重的書返新（回新加坡）。當時他還是賊賤的港產星仔，尚未變成一個大款爺們（大富豪）。

最近看了一些中國電影和動畫，發現它們呈現的無厘頭笑料，竟然比周星馳更周星馳。或許這就是星爺這些年給予華語作品最大的功德。我願意相信，星爺無厘頭的周氏幽默，仍在影響着一批華語喜劇影人。

心目中陪着我成長的周星馳，很早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其實我也不清楚讓我悵然若失的，究竟是曾經宇宙最強的星爺終究被大時代大市場的金風銀浪推着走而變了，還是他其實一直沒變？

如果對星爺作品的這份愛非要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誰又想到才看了《功夫女足》，尷尬才下眉頭，唏噓卻上心頭；還沒來得及回首，便已一眼萬年。

《功夫女足》雖承《少林足球》路數，不過單刀直入娥眉隊角逐「至尊無敵杯」，6場比賽組成整齣電影，兩位主角雙雙和鈺瓏的過去和恩怨，均以閃回和口述交代。

雖云功夫加足球，實際上是星爺加電腦特效，令大部分場面更具動畫感，更貼近他心目中靈感來源《足球小將》的世界！整齣《功夫女足》就是濃縮了的《足球小將》。

周星馳的力，都花在視效和賽事的戲劇張力，遠多於個別人物的喜劇表演，喪彪和孖八戲份少但搶眼，大客串的張繼聰、歐陽靖和歐陽萬成，更屬曇花一現。周星馳過去愛用的肢體虐待式搞笑伎倆（Slapstick），今趟只能用在張藝興身上，女生可免則免，取而代之是大打球賽心理戰，不斷的扭橋（Twist），大玩unexpected。

不變是娥媚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underdog勵志，以及電影帶來的愉悅感和夢幻感。周星馳今年六十有四了，人是隨年漸長，我從不期望他變回30歲。有兩點是肯定的：星爺的幕前演出，無人能及；他重視自己的導演身份，遠高於喜劇演員招牌。

2001年《少林足球》是他首次個人執導兼進軍內地，透過動作加特技，嘗試突破港式喜劇表演；2008年，他以《長江7號》悲劇角色告別幕前。這廿多年的作品，轉化再轉化，有佳作也有差強人意，但總見心思和觸覺；指星爺今非昔比，已非今時，但我喜歡星爺總是罵不還口，沒哼過半句。

「人沒有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只是他的夢想是什麼？他自己看「周星馳」，對電影看法有什麼轉變？只有他心裏有數。

讀醫

狀元讀醫

反映社會發展局限

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在逾5.8萬名考生中，產生24名狀元，人數創歷年新高，傳媒積極報道各狀元努力發奮向上的故事之餘，亦問及狀元們未來擬修讀學科；當中21人最後決定留港讀醫，其餘個別擬修讀法律、工管雙學士，甚或負笈海外修讀電腦課程，似乎讀醫已成為眾望所歸的共識。雖然政府近年增加醫學生培訓學額每年650個，惟入學門檻仍極高。狀元們都是聰穎過人，學習能力毋庸置疑，修讀醫科對學生的學習要求強度亦高，且需要具備學習能力強、堅毅刻苦、個性沉穩的學子。除了課本中的堅實理念和知識，更要完成臨床實習培訓，成為合資格醫生，道路漫長且艱辛，要順利完成修畢課程，確實需要過人意志和能力。可是，理性不過的選擇，亦反映本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局限。 

一眾聰敏的狀元們，共同選擇走進杏林，自有其合理性；面對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發展，人類對醫療服務需求有增無減，世界各地醫生人手供應緊張，不論在何地行醫都甚為吃香；香港雖屬彈丸之地，但人均壽命位居世界前列，除了社會因素外，先進醫療服務亦不可或缺，醫生角色更難以代替。

待遇優渥 選擇合理

然而，本港整體人口醫生比例持續偏低，為每1000名市民對應2.16名醫生，雖然公私營醫療系統的服務量存在嚴重失衡，公院醫生收入遠低於私人執業，但仍屬薪高糧準一族；加上工作穩定，晉升階梯機會處處，待遇與就業環境均屬優渥一族。倘若在街頭巷尾自立門戶成為普通門診的個體戶，收入隨時翻數倍；若再成功考取專科資格私人執業，在私院掛單，甚至可成為「月球人」（每月收入過百萬元）乃至「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過百萬元）。對於基層出身的學生，讀醫行醫實在是成功脫貧的不二之選；有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今天幾可改為「唯有讀『醫』高」。

當然，選擇讀醫者也不一定唯利是圖，上述說法略嫌「市儈」，醫者父母心，醫生既可拯救生命，為病人治病，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重要性舉足輕重，向來被視為偉大神聖的專業、社會地位高尚，當中不少行醫者立志服務社會，拯救傷患，體現人間大愛。因此，早前醫衛局局長寄語一眾狀元：醫學院不應只收「考試機器」，更要培育「當代華佗」，強調行醫者才德兼備的重要性。從經濟、社會地位角度而言，修讀醫科實在是合理不過之選。

青年缺乏條件追夢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社會需要均衡發展，本港職場是否具備足夠空間，讓下一代逐夢？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創科、發展人工智能（AI），各大專院校亦一窩蜂地開辦具AI元素的課程。惟修讀是一回事、投身發展創科卻十分困難，需要有一定起動資金，經濟上亦要有能承受失敗的「底氣」；倘若沒有家底的青年，大概不會選擇風險系數較高的發展路徑。至於文史哲和社會科學課程，由於含金量較低，在長期「重理輕文」的社會氛圍下，收生分數持續低於醫科、牙醫學士。

扭轉重理輕文風氣

由於本港在國家發展中主力發展為金融和創科中心角色定位，似乎人文課程亦持續不吃香。莘莘學子在校園一直獲鼓勵要了解自身能力、志趣，敢想且敢為個人訂定未來生涯規劃，奈何現實出路選擇甚少，規劃又有何實質意義？

回想當年魯迅先生，年輕時曾遠赴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希望藉由西醫學改善中國人體質；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亦曾於廣州習醫，隨後加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接受正統西醫訓練，兩位分別走上了「棄醫從文」與「棄醫從政」的道路，最終均選擇走入社會，以「治社會」、「救人民」為終身事業，為國家、為理想發熱發光；足下香港氛圍，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大部分狀元選讀醫科，反映本港社會發展出路單一，經濟產業缺乏其他可能性。若要下一代能敢想、敢試、敢逐夢，當局必須扭轉「重理輕文」的風氣，檢視各產業人力需求、與各行各業共同制定發展藍圖。

有別於以往全交由市場自由發展，當下更需要公共政策扶持，針對近年AI發展，不少人提出傳統理工專業或被新科技取代，可是，文學、藝術、哲學是強調人文關懷、人際交往、情感表達的專業學科，較難被AI代替，在應用科技的場景下，更需要有道德倫理制約，人文學科更見重要。在發展經濟之餘，亦需洞察傳統文化、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始能促進社會均衡發展。

另外，在基本生活條件上，政府亦應嘗試着力改善青年住屋、就業及生活環境，減少他們的財政負擔，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逐夢、實現自我的「底氣」。

快樂學習 非投其所好

昔日香港大部分小學生，因無法適應傳統「填鴨式教育」，導致成績欠佳而屢遭體罰。以往這問題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引入西方教育提倡的「快樂學習」（Joyful learning），惟隨着時間過去，這曾被視為可能的靈丹妙藥，亦被質疑「舒服地學習才有問題」。

曾幾何時，在教育署推動下，專注如何使學生快樂學習；當時証明，它不僅能促進同學身心健康發展，更能讓其發掘到學習的樂趣，欣然遨遊知識海洋。研究發現，愉悅的情緒能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等化學物質，有利於同學大腦的皮質功能發展，助其提高記憶力和創造力，大大提升學習成效。

快樂學習對孩子有何影響？快樂學習營造了輕鬆學習的氛圍，讓同學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學習的樂趣，令其主動投入、探索新知識，從而獲得成就感，這有助於培養其終身學習的習慣。快樂學習能讓孩子明確體會到自己的成長和進步，從而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助其全面發展。

「快樂學習」的基本核心在於激發學生內在動機、減少因學習產生的焦慮和壓力、享受探索知識過程、將犯錯當成有趣實驗，以及不盲目追求考試分數；方法則是透過遊戲和互動社群，讓學生在充滿樂趣的環境中主動吸收知識。

不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對「快樂學習」不敢苟同，「這是本末倒置。快樂應是學生學有所得後的結果，而非投其所好的手段，他們不會因此有一個強壯的腦袋。」

他又認為，學習需要有「必要的難度」（Desirable difficulties），事關當學生遇上挫折，經努力後解決了問題，就會感到愉悅，腦子也可真正成長，「這些曾經掙扎的學生的表現，實不宜與從快樂學習中得到順暢感、但其實記憶僅屬短暫的學生相比。」

比約克的觀點獲得在哈佛大學任教心理學的教授塔爾班夏哈（Tal Ben Shahar）認同，後者深信「接受失敗能令學習更富意義，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不切實際的輕鬆」。

西方學者以外，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亦指出，「快樂學習」並不等於不思考和不下苦功；真正的快樂並非只管逸樂，而是往往從「苦讀」後取得成功感。

香港教育學者梁亦華則稱，若盲從快樂學習，將會埋沒學生的潛能，教師或為了迎合學生的專注力，將課堂改變成遊戲的地方，而校內嚴謹且具激勵功能的考試亦被弱化，甚至連原本優秀的學生，也恐怕變得缺乏競爭和進取心。

《夢說紅樓》編劇及演員文華如何重寫紅樓

《夢說紅樓》編劇及演員文華在「觸得到的文學」講座中曾以「存精出新」概括自己的改編原則：所謂「存精」，是保存原著與傳統中最重要的精神；所謂「出新」，則是在保留根本的前提下，為今天的舞台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夢說紅樓》正是沿着這條路，在保留《紅樓夢》情感核心的同時，大膽重構敘事框架而寫成的。

存原著之精

《紅樓夢》人物眾多，線索繁複，若要搬上舞台，首先便要懂得取捨。文華沒有追求「全本紅樓」的鋪陳，而是把焦點收束在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讓觀眾看到的不是枝節紛陳的人事，而是人物幽微的內心世界。

這種取材上的收束，不是簡化，而是一種提煉。劇本以「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為主旨，從木石前盟寫起，將寶黛之情放回《紅樓夢》原有的宿命感與虛實感之中。換言之，它保留的不是小說外在的繁複情節，而是小說最核心的情感精神：情之可貴，正在其終將失落；夢之動人，也正在其終必成空。

刪一場 添一場

文華的改編，不止於濃縮，更在於重新安排結構。傳統粵劇《紅樓夢》常見「幻覺離恨天」一場，以較浪漫超脫的方式為寶黛悲劇收束。《夢說紅樓》卻把這一場刪去，改而加入「抄家」一場，作用不只是交代賈府的敗落，更是把家族興衰與兒女愛情更緊密地扣連起來。當賈府走向崩塌，寶黛之情也同時走向幻滅，家散與情斷兩條線同步推進，使悲劇不再只是兩個年輕人的生離死別，而是整個家族秩序崩潰下無可挽回的結果。這樣的處理，令全劇的格局由單純的愛情悲劇，擴展到家族與個人命運交纏的層面。

十七稿磨一夢

《夢說紅樓》劇本前後修訂了十七稿，這個數字本身已說明文華的用心。他並不是把《紅樓夢》熟悉的情節剪貼成戲，而是在反覆修改中尋找一種既忠於人物、又適合舞台的改編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華同時身兼編劇與其中一晚的賈寶玉演員。這使他寫戲時不只是坐在書桌前構思，而是能從演員角度回看台詞是否上口、唱腔是否順暢、情感轉折在舞台上能否牽動人心。也正因如此，《夢說紅樓》不少文字雖富文學氣息，落到舞台上卻不顯雕琢，情真意切，生動自然。

文華曾提到，劇本會因應排練與演出中的即時感受而調整。這種「邊演邊修、邊寫邊試」的創作方法，令文本不會封閉不變，而是在舞台實踐中慢慢長成。十七稿磨的不只是字句，更是人物的節奏、場次的輕重，以及整齣戲的情感走向。

寶釵不再只是對立面

《夢說紅樓》其中一個見編劇心思的地方，是對薛寶釵人物形象的處理。傳統改編中，寶釵往往容易被置於黛玉的對立面，文華卻為寶釵安排了一段獨唱怨婚，讓她親自道出自己對這樁婚事的無奈。她並不是主動奪愛的人，而是被家族利益與婚姻安排推上那個位置。它令寶釵不再只是結局中的「得利者」，而同樣成為命運壓迫下的受害者。

如此一來，寶黛釵三人之間便不再只是簡單的愛情勝負，而是三個人都被困在同一張命運之網裏。觀眾在同情黛玉之餘，也會理解寶釵。這樣的處理，令全劇不只寫愛情悲劇，也寫人性處境；不只寫誰失去了誰，也寫每一個人如何失去了自己原本可以選擇的人生。

舞台留白與現代節奏

除了文本取捨，文華的「出新」也體現在舞台節奏的配合上。《夢說紅樓》的布景取向相對簡約，沒有以繁複實景堆砌大觀園，而是以燈光、場面調度與少量象徵性道具帶出氣氛。這種留白，令場次轉換更流暢，節奏也更明快，更容易貼近今日觀眾的觀劇習慣。

這種簡約，其實與文華的改編方向是一致的：當舞台不以繁華取勝，觀眾的注意力就更能集中到人物情感本身。換句話說，留白不是省略，而是一種把空間讓給人物表達情感的選擇。

曹雪芹走進雪地

全劇最具象徵意味的創新之一，是引入「曹雪芹」這個角色，由符樹旺飾演，而他同時又飾演劇中人物賈政。這種一人分飾兩角的安排，使「說夢者」與「夢中人」隱隱交疊，令全劇從一開始就帶有一層虛實相映的意味。

更有意思的是，曹雪芹在首尾兩場都出現，形成一種首尾呼應的框架。到了尾場，賈寶玉與曹雪芹一同走進白茫茫的大雪之中，兩個身影漸漸消融於雪地。這個畫面很美，也很有象徵意味：筆下人物與創造者一同走向那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終局。它既呼應原著的蒼涼，也帶有一點現代話劇的視覺感，令戲曲的收結多了一重靜觀與反思。

重說紅樓一夢

從聚焦寶黛釵三角關係，到刪去「幻覺離恨天」、加入「抄家」，從寶釵獨唱怨婚，到曹雪芹走進雪地，《夢說紅樓》並不是把經典照搬上台，而是在反覆推敲之中，找到一個既保留《紅樓夢》情感精神、又能與現代觀眾對話的版本。

文華所說的「存精出新」，在這齣戲裏不是一句空話。「存精」是保留《紅樓夢》最珍貴的情感與人物厚度；「出新」則是在劇本結構、人物角度和舞台語言上，為這個熟悉的故事另闢蹊徑。《夢說紅樓》之所以動人，也正在於它不是重複一個舊夢，而是重新說出一個今天仍然令人低迴的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