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的局勢本來就難搞定,又因為特朗普的言而不實,令外界更加難以把握其確然的走勢。不過時至如今,有些因素是相當明朗了。其中之一是,對特朗普當局來說,遠在中東的伊朗,比近在後門口的委內瑞拉,是更難啃的骨頭。鑑於特朗普當局對付伊朗的手段看起來並非大有實效,前國務卿蓬佩奧於5月24日在社交媒體上挖苦說,美國即將與伊朗達成的協議,其實就是依照奧巴馬任期Wendy Sherman-Robert Malley-Ben Rhodes小組的playbook,把凍結的巨額美元資產還給伊朗,讓其革命衛隊繼續從事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專案。
另有幾位共和黨的資深議員,也在質疑特朗普的協議草案。鑑於此一問題在美國中期選舉前夕的異常敏感度,白宮的一位選舉事務助理Steven Cheung對蓬佩奧破口大罵,說他根本不懂美伊談判的精妙之處。
伊朗政權拒絕按照美國開出的條件終結戰爭,伊朗最高領袖繼續發聲,要跟美國拚鬥下去。美國觀察家們警告特朗普當局:伊朗比你們設想的要堅強很多,這個Harder Iran不像華盛頓所預測的那樣,經不住狂轟濫炸。來自中東戰略研究界的報告指出:伊朗的「抵抗經濟體制」(resistance economy)已經維持了40年之久,最初目的就是防止被敵對國家施加的壓力打垮。伊朗政權的抵抗經濟將嚴峻考驗特朗普當局的堅持、耐心和紀律(R. M. Gerecht and R. Takeyh, WSJ, 30/04/2026)。
全國備戰拖垮敵人
我每天閱讀中東戰場的報道和分析,特別關注一個問題:為什麼伊朗最高領導層被以色列和美國的斬首操作摧毀以後,並沒有出現特朗普宣稱的「他們馬上就要簽訂協定」的認輸局面?伊朗政權的堅韌程度,遠遠超出缺乏歷史知識的特朗普的預估。
我有個體會,伊朗政權向1960年代中期開始落實的中國內地備戰體制學習到各地為戰的架構,它又被描繪成「馬賽克式指揮體系」。伊朗的軍政權力安排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單一垂直金字塔,而是平面散開的格局。全國每個較大的地區都設立一個相對自主的指揮部,它可以根據周邊的實際情勢作出及時判斷,然後決定如何行動。指揮部以革命衛隊的地區司令官為核心,再配備以行政官員和專業團隊。
因此,第一波以色列和美國實施的斬首行動雖然從戰術上極為成功,但不至於引發全伊朗境內的權力架構癱瘓,每個地區有相對完整、各自行事的小系統。中東戰況的觀察家們預測,即便特朗普當局派出地面突擊隊攻入伊朗,也難以把幾個地區的指揮系統一舉摧毀。由此,伊朗戰爭是一場持久戰,比的是雙方的耐力,除非華盛頓調整自己的戰爭目標,不再尋求收益最大化。否則,美國啃伊朗這塊肉骨頭,自己的牙齒也要磨損很多。
即便特朗普要求大大增加軍費,支付每天約10億美元費用的三隻航母特遣艦隊在中東巡邏,也是壓力山大。
在我的觀察裏,伊朗布置下來的眾多地區性指揮系統的架構,相似於毛澤東從1960年代上半葉指示落實的備戰方針,我們都參與其中的作業。那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堪稱到了1949年以後最險惡的程度。整個東南沿海,面對的是美國第七艦隊的遠距離包圍,美軍後面是蔣介石念念不忘的「國軍反攻大陸」備案。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被包圍,再一次驚覺了北京:日本帝國海軍1937年開始從海上的增兵侵華和切斷外部世界支援中國的海運通道,最終導致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東南華南一帶都被日軍佔領。
五小工業各自生產
更糟糕的是,中國與蘇聯也變成敵對國家,蘇軍是從華北和西北方向布置上百萬的機械化部隊,保持大軍南下壓境的戰略態勢。面對美蘇兩大強敵,毛澤東的方略是全國戰備,全民皆兵。此一戰備方案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建立全國縣域級別的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後勤基地。這就是著名的「五小工業」計劃經濟的來源:有條件的每個縣,都要開辦小鋼鐵廠、小水泥廠、小農機廠、小化肥廠、小煤礦。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中國東南沿海、北方和西北方的工業基地被敵軍炸毀或佔領,內地其他地區的縣域憑藉着「五小工業」,也能夠生產基本的抗戰物資,有助於中國打一場持久戰,把敵人拖垮。
除此之外,每個縣城都有人民武裝部,統領全縣的武裝民兵,擁有雖然不夠先進卻數量可觀的軍火儲備,配合正規軍的防務。我們既要參加民兵連的訓練,更要在「五小工業」系統學習軍民兩用的生產技術。依我的測度,伊朗1979年革命以後,從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汲取了全國戰備的啟發。他們的革命衛隊,類似於中國內地武裝民兵的骨幹單位。他們的「馬賽克式指揮系統」,類似於中國內地的人民武裝部功能。
與毛時代的戰備布局相比,伊朗至今尚未建立起各地區的「五小工業」體系,這可能成為他們進行持久戰的一大軟肋。伊朗軍事和行政領導層應該仔細考察1960年代起中國內地各處的軍民兩用的小工業基地經驗。毛澤東大半生都在險惡的環境中打仗,從1949年執政直到1976年9月去世,他的基本經濟建設方案,是以戰備和持久戰為主旨。以當今發達經濟體的標準來看,毛的方案有許多沉重代價。僅就他指示的全國各地建立五小工業體系而言,最明顯的兩大代價是對資源的低效利用和加劇了環境污染。
一個戲劇性的案例是1970年在北京郊區的風景勝地香山開採煤礦,採礦隊在作業過程中,把鄰近碧雲寺的水泉院泉水挖斷了。這裏是「國父孫中山」的衣冠塚,「國母」宋慶齡的療養居所就在旁邊。宋慶齡非常不滿,親自寫信向周恩來抱怨,周立刻批發給北京市委書記吳德處理,吳馬上下令關閉了香山煤礦開發工程(潘士弘:「香山風景區挖煤礦,被周恩來喊停」,《新三屆》2026年5月1日)。
香港北都也要備戰
周恩來1960年代特別關注的另一個與五小工業相關的地區,是貴州省赤水河流域。周交代當地政府,千萬不可以在該流域地區開發五小工業。若是污染了河流與土地,釀造茅台酒的兩個最關鍵的原料,赤水河的水和周邊種植的特種高粱,就保不住了。所以在赤水河流域,省縣政府禁止發展五小工業。2007年夏季我參加一部紀錄片拍攝組到茅台酒廠,高管們特別提及,如果沒有周總理及時的交代,赤水河流域的原始生態肯定是保不住的,正宗的茅台酒也保不住了。我們都知道,過去很多年裏,茅台酒是內地股票市場的一哥。
一個國家的高層領導如何在備戰與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環境保護、社會福利之間取得綜合平衡的決策,是二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最不易處理的宏觀政策挑戰。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達到完美的平衡,只能在代價與獲益之間作理性的算計,也必須依靠政府之外的專業人士估算。僅舉一個例子,近幾年來,許多香港人士都在鼓吹和推動,在北都地區建立高科技實驗室、尖端產業園、資料中心等等。我當然樂觀其成,但是有必要提醒本港有關機構,能否做到對這些設施的全方位保護?
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這些設施很可能變成敵軍的重點打擊目標,就像我們眼下觀察到的俄羅斯烏克蘭戰場、美國以色列的中東戰場的情形。如果要提供保護北都的「天穹」之類的空間盾牌,需要多少預算?我認為以色列的防護措施對香港最有參考價值,這兩個地方面積較小,人口密集,本地市場與全球交往頻繁。香港決策層應該請教以色列的軍政高層,他們怎麼能夠在幾十年的險惡環境下,成功地保護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高科技創新基地?
我發表這些議論,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想像。2024至2026年初在大灣區的兩次學者討論會上,與會者們探討:萬一亞太區域發生大規模戰爭,中國的哪幾個地點,將成為敵軍攻擊和摧毀的主要目標?深圳名列前3位,因為它是高科技和金融的重要基地。香港的北都區域和深圳市屬於同一個板塊。我誠懇勸告,香港有關機構也應該把國際戰略的風險預估以及相應的對付方法,作出理性的考量和安排。借用毛澤東的一句名言:「要準備打仗。準備早打,準備大打。」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豈能把世界和平當作長久不變的狀態?1945年8月以後,中國內地已經享受了超過80年的「無大戰」的時光,我們三代國人夠幸運的了。儘管亞太各地的絕大多數華人都不希望爆發戰爭,但是誰又能打保票我們這個全球軍費增長幅度最快的區域,絕對平安穩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