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皇室

 英女皇閨密逝世揭宮闈秘辛

見證歷史時刻   形容女皇為責任感支配

悲喜交集！英皇查理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的姪仔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lips），上周六（6日）舉行大婚之喜，不過，在婚禮前一日傳來噩耗，與英國皇室關係密切的彭美拉希克斯女爵（Lady Pamela Hicks）與世長辭，享耆壽97歲。

希克斯女爵是已故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閨密，曾任對方伴娘，也長年擔任英女皇的女侍官，「女皇內心強大，表裏始終如一。」她在2021年紀錄片中誠懇表示。

「母親活到97歲，度過了豐盛而非凡的一生，她的離去並非悲劇，傷感卻無可避免。」希克斯女爵的安詳離世消息，獲女兒印地亞（India Hicks）在社交媒體上證實，並附上母親的照片以示哀悼，「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她仍舊保持優雅，而且思維敏銳，魅力自然流露，還有一貫的幽默感，我很感恩她是我的母親。」

作為查爾斯三世的遠房親戚，亦是伊利沙伯二世的閨密，白金漢宮發言人在悼文中表示，「陛下對希克斯女爵辭世深感悲痛，這份哀傷亦是對她漫長一生，以及對女皇的忠誠服務心存感激；國王與王后和希克斯女爵的家人同在，並悼念這位一生充滿溫暖與機智的女性，她給所有愛護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後將被世人永遠懷念。」

伊利沙伯二世伴娘

英國貴族希克斯女爵身世顯赫，乃蒙巴頓伯爵路易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的孺女，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Prince Phillip）乃她的表哥，「契父」是西班牙國王阿方素十三世（King Alfonso XIII），姨婆則是俄羅斯帝國最後一位王后亞歷山德拉（Alexandra Feodorovna），名副其實「含住金鎖匙出世」，贏在起跑線。

舊社會的女性很少有機會見識世面，但希克斯女爵一出生，就注定與眾不同。她較預產期早5周降生，1929年生於西班牙巴塞隆拿麗思卡爾頓酒店，曾就讀紐約休伊特學校（Hewitt School），1947年隨家人前往英屬印度居住，父親是印度獨立前最後一任總督。

1947年11月，伊利沙伯二世與菲利普親王（Prince Philip）共諧連理，希克斯女爵返英擔任伴娘，多年後憶述婚禮前準備時間不足，「每個伴娘都有機會參與綵排，唯獨我沒機會，因為由印度趕回來後，只剩下不足一星期，婚前更只是試穿了兩條裙而已。」

見證女皇喪父之痛

之後，她以女侍官身份，隨閨密到訪多國及地區，包括牙買加、巴拿馬、紐西蘭、澳洲、馬耳他及直布羅陀等。希克斯女爵多年後憶述，1952年隨伊利沙伯二世到訪非洲肯尼亞期間，後者獲悉父王喬治六世（King George VI）離世，將要繼承王位後，神情凝重。「她來到我房間，我心想『父親走了，真是可憐的女孩』，於是上前給她一個擁抱，但馬上意識到她已是女皇，於是改為敬禮，她對我說：『抱歉，我們要回去了』，她永遠不把自己放在首位，即使遇到巨變，也先考慮別人。」

1960年1月，希克斯女爵嫁給英國著名室內設計師大衛希克斯（David Hicks），皇室伴娘團就包括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亦即彼得菲利普斯的母親，可惜英女皇因懷孕而無法到場祝賀。婚後，她誕下3名子女，惟丈夫不幸地在1998年不敵肺癌病逝，享年69歲。

生死時刻，貴族也未必有特權，希克斯女爵在2018年因急性肺炎送院，居然在走廊病床苦候20小時，才獲安排進入病房，引起輿論狠批英國公營醫療系統NHS崩壞，惟她事後仍沒半句投訴，不罵反讚，「NHS一流，醫護非常專業，讓我得到悉心照料。」

部分生平見於《王冠》

希克斯女爵的部分生平，曾在Netflix大熱原創劇集《王冠》（The Crown）中出現，亦出版過3本回憶錄，分別是India Remembered，講述權力交接期間在印度的生活點滴；Daughter of Empire，記錄童年及擔任女皇侍官期間的美好時光；My Years with the Queen，回憶與女皇之間的相處逸事。

2022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於西敏寺舉行葬禮，希克斯女爵有份出席送別摯友，翌年查理斯三世的登基儀式，卻因嘉賓名單縮減而沒受邀請。談及英女皇私底下為人，她在2021年的紀錄片中直言：「她一生完全被責任感支配，現代社會幾乎不再用這詞語，但它本身是美好的，因責任感能賦予人生意義和方向。」 

護士嫁入皇室

英國安妮公主之子彼得菲利普斯再婚之喜，出席嘉賓包括英皇查理斯三世，幾乎全部皇室成員齊集，場面墟冚，而嫁入皇室的則是一介平民──兒科護士哈麗雅特（Harriet Sperling）。

上周六，48歲的彼得菲利普斯舉行婚禮，在小鎮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迎娶任職兒科護士的哈麗雅特，出席婚禮的皇室成員陣容鼎盛，查理斯三世攜同王后卡米拉（Queen Camilla）現身，王儲威廉（Prince William）與王妃凱特（Kate）、尤金妮（Princess Eugenie）和比阿特麗斯公主（Princess Beatrice）等皆有出席。

同是天涯「失婚人」

菲利普斯與前妻奧特姆凱利（Autumn Kelly），早於2021年結束12年婚姻，二人育有兩名千金，分別是15歲的Savannah和14歲的Isla；哈麗雅特同樣婚姻觸礁，為前夫誕下女兒Georgina，他們的女兒在婚禮擔任伴娘，場面溫馨。

二人同是天涯「失婚人」，菲利普斯和哈麗雅特因雙方的女兒一起參加體育活動而相識，不久擦出愛火，自2024年起經常出席公開場合，戀情浮面，去年就在皇室包廂觀看溫布頓網球賽，上月亦現身王儲威廉籌辦的慈善馬球賽。

2025年8月，菲利普斯宣布與哈麗雅特訂婚，並選擇在對方曾居住的格洛斯特郡舉行婚禮，盡顯愛妻心切。除了護士正職外，哈麗雅特也曾發表有關育兒的專欄文章，其中一篇就提及喜劇演員Katherine Ryan對單親家庭教育子女的看法，「我把我們比喻為一座島，很難想像，未來會有其他人來到這座島。」

由於婚禮當日撞正英國賽馬界盛事「葉森打吡」（Epsom Derby），故查理斯三世與王后卡米拉為趕赴現場頒獎，便在婚禮結束後馬不停蹄乘坐直升機，由格洛斯特郡出發，全程約100英里，間接反映皇室對此婚禮的重視程度。

歷史穿越小說

英語歷史穿越小說鼻祖

馬克吐溫借古諷今

《尋秦記》稱為第一本華文歷史穿越小說，寫一個現代人意外回到戰國，主人公憑預知歷史結果及先進的知識，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尋秦記》是煽情和充滿劇情轉折的通俗劇（melodrama）。

眾所公認，英語歷史穿越小說的鼻祖，是馬克吐溫（1835—1910）在1889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康州美國佬大鬧亞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據說馬克吐溫曾發夢自己回到中世紀，啟發他寫這本不是通俗劇，而是借古喻今的諷刺小說。

故事講一名美國遊客（代表馬克吐溫），在英國認識了名為漢克摩根的美國康州兵工廠的工程主管。摩根給他一份文件，記述自己頭部受重擊，意外穿越到528年6月19日亞瑟王的時代。摩根遭抓捕和審訊後，被指是異端要燒死他，幸好發生日食，白天變黑夜，眾人大驚。摩根胡謅他能「作法」令太陽重現，不多久，太陽果然出來了！亞瑟王和他的圓桌武士相信他有異能行「奇蹟」，釋放了他。

回到亞瑟王時代

有一趟，他和亞瑟王去到一條村，村裏唯一的井乾涸了，村民缺乏食水。亞瑟王叫謀士梅林作法，令井重新有水，梅林失敗了。摩根檢驗井，發覺一段水井的牆壁破損漏水。他修補井壁後，井即重新充滿水。

自此，亞瑟王篤信摩根是個有「大能」的魔法師，封他為「波士」，寵信有加。貴族、教會和武士都忌憚摩根，梅林更用各種方法謀害他，幸好摩根精通製造各種機械與炸彈，他炸毀梅林的堡壘，梅林才不敢造次。

摩根像墨子般招攬數十名接受新技術的年輕人為門徒，教他們製造先進武器，如火槍、炸彈和地雷等，又秘密製造電話、電報線，興辦公廠和學校。他希望用現代科技改造中世紀的英國，提早工業化。

摩根這樣做，皆因他察覺亞瑟王朝腐朽落後，農民和奴隸飽受壓迫，民不聊生。亞瑟王並非小說描寫的勇敢、仁慈、英明和武藝高強。亞瑟王真人武藝平常，絕非「好打得」，他被一群武士伏擊，寡不敵眾，幾乎喪命，全仗摩根製造炸彈，炸死所有武士。亞瑟王毫不英明，偏袒貴族教會，視奴僕和農民如草芥，毫無慈悲憐憫心，動輒虐打甚至殺死他們。

武士缺乏騎士精神，反而鋤弱扶強，諂媚君王貴族。教會保守、反對改革，宣揚迷信、箝制思想及威嚇信眾盲從權威。教士大多滿口仁義道德，私下錦衣美食，追求物質享受。貴族只知剝削農民和奴隸，坐享其成，過奢華、縱慾的聲色犬馬生活。

摩根痛恨統治階級殘民以自肥之餘，並沒有美化農民和奴隸。他們迷信、無知、怯懦，不敢反抗剝削和壓迫。摩根領導他們爭取自由和較好的待遇，反被他們視為破壞社會秩序的敵人，暗裏向貴族及騎士舉報，幸好摩根有先進武器，才化險為夷。

批歐洲封建制度

馬克吐溫藉着摩根的經歷，不單批判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還諷刺美國「鍍金時代」（1870—1890）的資本家。他們一如中世紀的君臣貴族，以苛刻、不人道的待遇，聘請歐洲窮國（如意大利南部、愛爾蘭等）的移民、華工及黑人幹危險的工作，他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跟農民和奴隸無異。

馬克吐溫極之反對浪漫化騎士精神，當然沒有浪漫化摩根。摩根在文中塑造成英雄俠士的形象，但遊客（代表馬克吐溫）批評他自私和傲慢，他享受亞瑟王給他尊貴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他以愚弄亞瑟王、梅林和武士為樂，也看不起無知的農民奴隸。他曾考慮自立為王，獨掌全權，才可以為民請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馬克吐溫寫道：「他（指摩根）的個人缺點：拘謹、缺乏慧眼、自命不凡、令他成為Camelot（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皇宮）那純真、如詩如畫之地的『邪惡入侵者』。」

馬克吐溫此語有弦外之音。當時，他對美國的政局極度悲觀。書末，他寫道：「縱使亞瑟王不是個及格的君王，若人民迷信、輕易受騙及愚昧，那縱使他們有權選擇，也不會選出一個及格的君王。」馬克吐溫彷彿預見了「輕易受騙及愚昧」的美國選民，二次選出特朗普當總統。

金庸的「司各特」

馬克吐溫極之憎厭蘇格蘭小說家華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他在1884年出版的《頑童歷險記》中，把一艘已經擱淺、正在沉沒的破爛輪船，命名為「華爾特司各特號」。

司各特是英國浪漫主義時代的大作家，開創了歷史傳奇小說這個類型，寫一個虛構的人物如何跟真實的歷史人物互動，左右歷史進程。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便是典型的司各特式歷史小說。司各特十分多產，畢生寫了30多部歷史傳奇小說，構成Waverley novels系列。最著名的是《劫後英雄傳》（Ivanhoe），主角艾凡侯不惜違父命，棄當儲君，參加獅心王李察的十字軍東征，終贏了戰爭，也奪得美人歸。此書亦是歷史上首本描述羅賓漢傳奇的現代小說。

馬克吐溫認為，司各特浪漫化了中世紀崇尚虛榮的王侯貴族、美化騎士為勇敢、忠心與鋤強扶弱的俠士。美國南部的奴隸主迷戀書中描述的「過時且虛偽」世界，馬克吐溫指他們患上「司各特病」（Sir Walter Disease）。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書中，他寫道：「正正是華爾特爵士，把每一個（美國）內戰前南部的紳士，都寫成少校、或上校、或上將、或法官。正正是他將這群紳士形容為重視虛假裝飾的人。正正是他為南部設立了等級和種姓，崇尚之，並為此而驕傲及喜樂……司各特插手塑造內戰前的『南部人性格』，故他該為這場戰爭負上很大程度的責任。」

指桑罵槐

美國1861至1865年爆發內戰，司各特已去世30多年。馬克吐溫指他要為內戰負責，就像指武俠小說教壞人上山學法般，言過其實，冤枉司各特。不過，當時南部的上層階級，意識形態仍未徹底改變，仍眷戀蓄奴制，自欺以為有騎士精神。馬克吐溫痛罵司各特，本是指桑罵槐，譴責「過時且虛偽」的遺老而已！

「粗口校長、體罰教練、在家分娩」的反思

近日的幾單新聞，即「粗口校長」、「體罰教練」以及「在家分娩」事件，無獨有偶均與教育及管教問題相關。根據既定程序，事件均很快處理好，校長被即時解僱了，教練被停職務並交警方處理，政府多個部門也正分別跟進在家分娩的一家三口後續。然而，處理好不代表一切皆好，特別是當前處理是否真箇好，坊間也存在一些爭議，亦深值各界一起深思。

賞與罰的鐘擺再平衡

先談體罰。早於1976年，政府已制定了《幼兒服務規例》，規定任何人不得對幼兒中心內的兒童施行體罰。

到了1991年，政府再修訂了《教育規例》，把規定擴至教師不得向學生施行體罰。今年1月生效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若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受到傷害，包括有實際風險的，由幼兒工作者和教員，以至醫護、社工等專業人員均要作出舉報。凡此種種，均旨在保護孩子身心安全，尤其過往發生過不少虐兒致死的悲劇。

不過，賞和罰皆為教育的重要部分，最理想當然是單單透過獎賞便能達到教育目的，但只談賞而不談罰卻不一定最奏效或能奏效；事實上「法治」及「懲教」也肯定了罰的作用，包括不能單靠賞來管束謀殺、行劫等罪行。

救助兒童會於2023年曾發表一份《香港人對體罰和羞辱式懲罰的看法》民調報告，問及「家長有權決定是否用體罰的方式以管教子女」，強烈不同意及不同意的比率為48%，惟強烈同意及同意的比率亦有22%，加上28%表示中立，反映否定體罰的民意即使佔多，但卻非十分絕對；至於問到「體罰子女不是一種有效的管教方式」，強烈同意及同意的比率則逾60%，但強烈不同意及不同意者仍近兩成，連同另外兩成中立者，姑勿論問題本身存在誘導性，亦足顯示民意對體罰的看法是傾向「可免則免」，而非傾向「全盤否定」。

家庭體罰有別於其他管教者的體罰，故許多發達國家已禁止學校體罰，卻未完全禁止任何人或任何程度的體罰，這變相即肯定了體罰的正面作用，並不完全負面觀之。譬如英格蘭和加拿大，仍保留着未造成紅腫或損傷的「合理懲罰」作辯護條款，或允許父母用打屁股之類的「合理體罰」；所謂「合理」的準則，包括不得對2歲以下嬰兒或12歲以上少年使用、不得使用任何工具（如皮帶、間尺）、不得擊打頭部或臉部、不能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等。至於美國，體罰在50個州依然合法，部分州份甚至仍允許學校體罰。加拿大在今年4月剛出爐一份研究報告，便有近30%受訪父母承認曾經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並有15%認為有需要以打屁股來適當養育孩子，當中近八成的打屁股頻率每月少於一次──綜合分析，這是否反映當地家長視打屁股為「可免則免」，所以鮮少出此下策，但到非不得已之時，還是有需要祭出來懲教孩子？

近年，香港新一代充斥「溫室孩子」，經不起失敗也吃不了苦，愈來愈為人詬病，大家漸漸驚覺問題不小。背後成因不一而足，其中一個爭議之處，正是成長期間所遇「挫折」或「痛苦」不夠，一路走來均在「呵護」甚而「溺愛」之中長大，只許「讚」不許「罵」，以致「逆境智商」（AQ）嚴重偏低又或不及從前──事實上，昔日有關AQ的討論熱度跟IQ（智商）及EQ（情緒智商）並駕齊驅，突然之間卻變得鮮少人談。

過去常云「嚴師出高徒」，至今卻無「恩師出高徒」，較相近則有「慈母多敗兒」，即使這不代表慈愛不妥，更不等於說體罰必然正確，尤其是危及性命危險的則必須嚴禁。不過，在針對舊社會多談「嚴」的基礎上，近年好一段時間坊間開始多談「慈」；相關鐘擺效應來到今時今日，尤其社會愈來愈質疑「慈愛」以至「溺愛」過度了，我們又應否在「賞」與「罰」之間重新審視平衡點，譬如可容許有限度的體罰，只要不會過度有損孩子身心健康，是否不應一律言禁，以免鐘擺過於極端？

自由與安全的兩相兼顧

「自由」與「監管」同樣要求平衡，不能顧此失彼。「在家分娩」只要滿足安全前提，其實沒大理由予以禁止；惟事實上，不論對嬰兒抑或對母親來說，分娩過程始終存在風險，所以才要做足產前產後的檢查與照料。

香港的嬰兒死亡率和孕婦死亡率持續下跌，正是醫學日益昌明的結果。統計處資料顯示，去年每千名活產嬰兒有1.7名死亡，較諸七十年代超過10名，以至2000年的3名左右，都有非常明顯的改善；至於最新每十萬名登記活產嬰兒有5.4名孕婦死亡，同樣大幅低過六十年代初的約30至40名。

有見及此，何解有現代的安全方法不用，反而採取原始的高危做法？非常遺憾，今次鬧出風波的「非常父母」，於芬蘭在家分娩便告首胎夭折，次女亦因健康問題而被瑞典強制接管。

北歐向來較重視自由，故當地在家分娩比率不低，資料顯示荷蘭更超過15%，每十萬人口計算年均涉約160宗，另外丹麥、瑞典及德國也有1%；惟值得留意的是，相關地方的嬰兒死亡率均較香港為高，譬如荷蘭、丹麥、德國的每千名居民計算的嬰兒死亡率便有0.35%。統計處今年2月剛發表《1951年至2024年香港嬰兒死亡趨勢》的專題文章，以每千名活產嬰兒計算的死亡率來比較，香港數字近年約1.7名，也優於新加坡的約2名，以至英國的約4名以及美國的約5.5名。

該報告並指出，近廿年來，相關夭折嬰兒最多因為「先天性畸形、變形和染色體異常」死亡──毫無疑問，產前檢查絕對有助提早發現問題；其次的「新生兒呼吸窘迫」、「與妊娠期長短和胎兒生長有關的病患」以及「胎兒及新生兒出血性和血液學疾患」死因，也肯定能透過專業的產後護理來提高存活率──反過來，若是在家分娩繼而拒絕求醫，則斷非最有效保障嬰兒生存權利的做法。

即使有地方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彷彿較多重視「自由」、不惜犧牲「安全」，但也不代表彼方完全漠視「安全」。瑞典會強制接管健康狀況不佳的兒童，正是一大證明了。針對在家分娩方面，各地亦有制定一些指南標準，譬如是單胎而非雙胞胎、胎兒頭位朝下、孕期足月、無「三高」疾病等，也就是說都要求產前檢查的全面配合；此外，當地醫學團體也提倡，在尊重父母的在家分娩的同時，他們也須被充分告知相關風險及有何措施降低風險，譬如有合資格助產士、準備安全快捷抵達醫院的交通，換言之要周全顧及分娩過程的應急安排。

香港近年自由主義有抬頭勢頭，雖然尚不至於蓋過對安全系數的重視，但經此一役之後又會否令在家分娩的風潮引進過來？此誠值得社會關注。雖然輿論對事件中的「非常父母」大力否定鞭撻，也要慎防有個別市民仿效做法，當局誠有需要研究加強相關教育甚而立法應對。

犯錯的懲罰要合乎比例

不論是賞與罰，抑或是自由與監管，歸根究柢都重在平衡，不能夠厚此薄彼，否則就過猶不及。罰，應該是最低限度地使用；賞，無疑是更值得鼓勵的做法。監管，也應是限於最低程度的；自由，則必須是最大程度地容許。對於「粗口校長」，當前處理又是否準確拿捏好平衡呢？

於此手機時代，人人都有機會當上「一分鐘名人」，這無疑是種公眾監察，監督任何人都要規行矩步，否則就會被放上網「公審」。警方最近跟進了一張巴士從後非禮照片，並即日採取了執法行動，正是公眾監察的好例子。然而，「公審」始終不及專業的法庭審訊，輿情可能會被過分放大，審判亦嫌人治而非法治，而涉事方有時為免鬧大公關災難，判決或許會過分嚴苛，判罰亦可能過分嚴厲。

工作期間保安員一句「躝啦」，姑勿論是否尊重他人，單單按照既定的工作守則，已夠成為懲處依據。至於交流期間的一場爭執，「粗口校長」的一句粗口又是否完全不可接受，甚而要即時解僱、拒絕自行辭職，包括毋須給予代通知金之類？涉事人正擬引用《僱傭條例》採取法律行動，法庭屆時當有專業判決給出答案。

查教育局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有提出教師專業操守及行為的準則，除要恪守法治、關愛學生等等，還包括以身作則；在「附錄」部分還收錄了個案（舉隅），提出虐待兒童、盜竊、向學生作出不道德行為等，可被取消教師註冊，至於洩露入學面試題目、在社交通訊平台言行不檢之類，包括發布大量粗言穢語和侮辱他人的言論，教育局則會發出譴責信。

無論如何，事件都標誌着「公審文化」的不斷升溫，尤其在今日的社媒世代。過往每多名人舉動備受關注，以致惹起「人言可畏」的反思；現在之公審，無疑更輕易造成「社會性死亡」，重點在於這不限明星藝員，就連校長、教師之類都彷彿活在放大鏡之下──日後若有相關人等在公眾場合或私人聚會裏被拍到「講粗口」，又會否面對同一遭遇呢？

進一步言，其餘社工、醫護、紀律部隊人員、以至其他公務員等，又應否如此？會否規行矩步太過？若說「兒童節目主持不能打麻將」是管束太過，這把「尺」還應不應套諸更多其他人身上？如此這般的犯錯懲罰，是否合乎比例？

平衡是困難的，難在沒有指定標準。比喻言之，就是在十與零之間，平衡點未必是五，包括宜較多側重賞而非罰、宜較多側重自由而非監管之類。此外，平衡還難在標準會因時而變、因事而變，譬如今昔道德標準明顯不同，對於粗口的評價亦從全盤否定，慢慢發展到肯定其文化內涵。正因平衡難拿捏好，才會衍生諸多爭議來；「粗口校長」、「體罰教練」、「在家分娩」這三件熱話，既涉及教育及管教層面，其本身也是一個教育及管教議題；對此，坊間已展開了不少討論，但法律上及教育政策上有否跟上？平衡點須否動態地因時制宜適應調整？絕對值得全社會一起更深入地探討。

 

一字緣起

高中一堂語文課上，中文老師張果老發問：「行李」的「李」，究竟是什麼意思？

同學們紛紛猜測，有人說是姓氏，有人解作果樹，也有人認為是通假字。張sir聞言只是一笑，並未作答。這個疑問化作懸念落在我心底。五十餘年悠悠而過，它始終縈繞不散，想來，這便是我對漢字萌生探究興趣的開端。

我的筆名是《遇和不遇》指人生中機緣與際遇的不同，體現了命運、環境與個人努力之間的關係。

概念與哲理

《遇和不遇》描述的是人在生活、工作或社會交往中所遭遇的機緣與際遇。遇指在關鍵時刻遇到合適的人、機會或環境，使人生順利、事業得以施展；不遇則指即便有才能或努力，也可能因環境、時機或他人因素而未能得到應有的機會或認可 。這種現象強調了命運的不可控性和人生的不確定性。
古代哲人和文學作品中常有對「遇與不遇」的感歎。例如，《劉子·卷五》指出：「命運應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說明即便德才兼備，也可能因時運不濟而未能成功。詩人李白、陸遊等也在詩中表達了懷才不遇的無奈與辛酸 。

在職場與人生中的體現

在現代社會，遇與不遇常與職業生涯相關。遇可能表現為遇到知人善任的上司、志同道合的同事或良好的工作機會，使個人才能得以發揮；不遇則可能遇到小人、苛刻的上司或不利環境，導致職業發展受阻 。這種經歷不僅影響事業，也影響個人心理和生活感受。
退休後，人們回顧一生的《遇和不遇》，往往會感慨命運安排的巧合與不公，同時也會珍惜那些曾經遇到的良師益友或重要機緣 。

文學與歷史中的例子

古典詩詞中，懷才不遇的主題屢見不鮮：

l   李白在《行路難》中寫道：「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表達了才華橫溢卻不得施展的無奈 。

l   陸遊在《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中傾訴：「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體現了人生際遇的不確定與辛酸 。
這些文學作品不僅反映個人情感，也折射出社會環境、歷史背景與命運的交織。

五十餘載光陰，一路思索，一路積累。這些零散的文字，如同散落的鮮果，始終缺少一條主線將其串聯。在那些果實之中，最沉甸甸的一顆，便是那個讓我糾纏五十餘年的「李」字。

「李」的上木下子，並非枝頭孤果，而是一樹繁實，纍纍垂枝。細細想去，這不正像遠行之人？肩扛背負、行囊滿身，步履沉沉。古人遠行多靠徒步，出使、赴考、經商，動輒數月漂泊。行旅之人背負的行囊，恰似李樹承托滿樹碩果。

這便是漢字獨有的妙思：以一幅具象畫面，聯通兩層意涵。不靠邏輯推演，全憑視覺共情。行旅為擔，李果為負，字與人事，渾然相通。

不知當年的張老師，是否認同這份解讀。但正是那一堂課、那一個問題，為我的寫作生涯(日誌)定調。

和誰吃飯？

 

社交媒體早前瘋傳一名KOL女實習醫生Angel（黎姓）涉嫌多次作出違規及不當行為，引起公眾及醫學界嘩然。醫管局6月12日完成調查並宣布，該名實習醫生因嚴重違反專業操守及誠信，已被即時解僱。據悉，警方於同日晚上採取行動，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名將該名24歲女實習醫生拘捕，需要扣留調查。此事使我聯想起和什麼人吃飯最麻煩？答案是和醫生吃飯，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如果跟Angel吃飯，真害怕她忽然變臉，被迫和她同流合污。

有人說，若和不太投機的人共約吃飯，最好的方式是去吃自助餐。自己吃自選的，說話不多、Dead air、意見不合時，起身取食物，大把機會不需要坐在一起，四目交投無言；吃完埋單，一人一份，很公平。

和醫生吃飯，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什麼不該吃、什麼不健康、吃多了對身體無益等等，像一個無知小孩，全餐飯被指指點點。

醫生和大部分人一樣，有一項選擇絕對一致：難吃的，不會吃。

醫生和別人吃飯，也有難處。大家對醫生喜歡吃的，或點菜時的選擇很好奇，是不是有益？是不是有神秘的飲食功能？會不斷考起醫生：如吃豬腳會否增加膠原？

有次叫飲品，醫生提到番茄對男士的好處，結果全枱（全部男士）都叫了含番茄飲品。醫生朋友好地道，提醒加少許黑胡椒，味道更佳。兩種外來食物，能有如此Synergy綻放。

醫生私下也有自我放縱的一面。大家眼中的萬惡食物：煎釀三寶、餐蛋麵、菠蘿油，其實也會試，有人可能會覺得，既然醫生也吃這些，可放心大嚼，偶然一試的醫生朋友便「水洗唔清」；這情況，算不算「瓜田李下」？

教宗應在AI問題上更進一步

人工智能（AI）正在重塑我們溝通、獲取訊息、工作、分配收入和地位，甚至發動戰爭的方式。然而，公眾對此的討論卻仍局限於人工智能實驗室之間的競爭，或是關於該技術能力的抽象辯論。幾乎沒有人問：人工智能應該服務於什麼目的？我們的當前思維方式、制度和控制機制，是否能夠引導這項技術，從而廣泛提升人類的福祉？因此，教宗良十四世在其首份通諭中就此議題發聲，並將人工智能的當前發展軌跡，描述為對人類尊嚴深刻威脅的說法，着實令人耳目一新。作為長期主張「技術催生的結果取決於選擇而非宿命」的經濟學家，我也樂見他加入這場討論。

教宗良十四世呼籲「解除AI武裝」，強調人工智能應服務全人類而非少數權力者，並警告AI可能引發倫理、社會與軍事危機。

通諭背景與核心觀點

教宗良十四世於任內首次發表的宗座通諭《偉大的人類》（Magnifica Humanitas），全文約4.3萬字，聚焦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倫理及戰爭的影響，強調AI應以人類福祉為核心，而非成為少數人掌控權力的工具。他指出，沒有任何演算法能使戰爭在道德上可接受，並呼籲將AI解除武裝，防止AI在軍事決策中取代人類，避免科技主宰人類。

對AI軍事與倫理的警告

教宗特別譴責AI在戰爭中的應用，指出部分自主武器系統已接近「超出人類可控制範圍」，將致命決策交由AI是不可接受的。他警告，AI可能助長假資訊傳播、加劇衝突，甚至導致「無止境戰爭」，並可能形成「新型數碼奴隸」或「數碼殖民主義」。

社會與政策建議

教宗呼籲全球放慢AI發展步伐，建立明確責任、政策與法律框架，並設立獨立監督機制，確保AI符合社會正義標準。他強調，AI資料不應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避免隱藏在演算法背後的新型剝削與奴役問題。此外，他提醒決策者保護勞工權益、兒童安全，並減少企業間惡性競爭，強調放緩AI普及是對人類大家庭負責任的表現。

AI應服務全人類

教宗指出，AI應成為全民可接觸的工具，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少數人的權力。他引用聖經意象，將人類面臨的選擇比喻為建造巴別塔或重建耶路撒冷，強調科技應促進合作與和諧，而非驕傲與利益驅動的統治。

專家參與與對話

在通諭發表會上，教宗邀請了AI公司Anthropic聯合創辦人Chris Olah等專家出席，象徵教廷希望與科技界展開對話，並非單純批評，而是鼓勵全球共同探討AI倫理與規管。
教宗良十四世的立場表明，AI的發展必須以人性尊嚴、倫理與社會正義為前提，並呼籲全球共同努力，防止科技反過來支配人類。

教宗比大多數評論家更具前瞻性地指出：「技術絕非中立，因為它承載着設計者、資助者、監管者及使用者的特質。」然而，我擔心即使是他，也未能在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問題上走得足夠遠，那就是人工智能應當被設計來做什麼？

正如西蒙．約翰遜與我在《權力與進步：我們圍繞科技和繁榮的千年沉浮》中所強調的那樣，像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可以走多條路徑，而且每條路徑都會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比如教宗對人工智能在戰爭和執法領域上的當前發展軌跡提出質疑，就是正確的。那些幾年前還被視為禁忌的事情──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大規模監控、讓算法選定殺戮目標──如今已是司空見慣。

面對矽谷許多人敦促美國通過建立新的「軍工──算法複合體」來加強其硬實力的言論，教宗警告「任何毋須直面人類面孔即可實施攻擊的技術，都會降低衝突的道德門檻」，並隨後呼籲實施「人工智能裁軍」，以使其「擺脫『武裝』競爭的思維，因為這種思維如今不僅局限於軍事領域，更已成為經濟和認知現象。」

這些具體關切背後蘊含着更根本的智慧：技術進步並不必然意味着道德進步。僅僅因為某件事在技術上可行，並不意味着它對人類有益。至於某項技術是否值得追求，其實取決於誰在掌控它，以及引導這些人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

教宗確實暗示了最迫在眉睫的風險，也就是「雖然人工智能承諾要通過接管各類瑣碎任務來提高生產力，但它往往迫使工人適應機器的運作速度和要求，而不是設計去讓機器與工人協同工作。」可是，教宗並未進一步質疑當前主流的人工智能設計哲學。整個人工智能行業的做法，都以模仿人類能力並將人類任務自動化為中心，其目標是創造「通用人工智能」，能夠完成人類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

這種哲學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即機器智能與人類智能在本質上相似，人類是「舉一反三」式學習者，我們從少數例子中形成假設，在腦海中模擬各種可能性，並通過試錯的社會過程來完善自身理解，因此兒童會通過模仿幾個詞語、進行概括，並根據他人的反應調整自己的語句來學習語言。我們並不善於吸收海量訊息，也不擅長從非結構化數據中篩選出相關模式。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模型依賴海量訓練數據集並擅長大規模模式識別，卻尚未展現出真正的創造力。它們既缺乏現實世界的體感體驗，也無法通過與物理及社會世界的互動進行試錯學習──這種學習方式，只有在那些對強化學習具備明確獎勵機制的特定領域中，方能有限度實現。當兩者存在差異時，你不應該（通常也無法）用其中一方來模仿另一方，因為結果往往不如人意。

人工智能與人類技能的關係亦是如此。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人類無法完成的任務，從而讓人類拓展自身能力的做法，比起簡單的模仿更具生產力。在那些人工智能強化而非取代人類能力的未來場景中，電工將借助人工智能進行故障診斷，護士會諮詢人工智能來解讀症狀，教師可利用人工智能來為每位學生因材施教。

樂觀主義者和行業內人士可能會反駁說，只要財富再分配政策能跟上步伐，以自動化為先的人工智能，依然可以惠及所有人。可是，這一論點的過往紀錄並不理想。40年來的生產自動化，只是讓收益集中在頂層，掏空了中等技能工作崗位，並催生了令人失望的總體生產增長。我們幾乎沒有理由相信，這一輪更壟斷行業部署、更強大自動化浪潮，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為此，我們必須要求進行另一種設計。

當今人工智能行業最大的缺陷，或許就在於它拒絕承認：將這項技術推向世界的只有一小撮人，而引導他們的則是一種（對人類的）控制意識形態和認定機器在各方面都要優於人類的理念。

教宗關於保持道德清醒並開展全社會嚴肅辯論的呼籲，是正確的；但這場討論必須超越空洞的勸誡，並轉向具體的抉擇：對壟斷平台採取反壟斷措施，對與人類互補的人工智能進行公共投資，規範監控和自主武器，並對這些系統所依賴的數據，賦予勞動者和公民實質權利。教宗發聲，使這種回應比以往更具可能性，惟我們其他人也必須挺身而出，捍衛人類。

從粵語片看港產片命運

粵語片，可視為港產片前身，橫亘於上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初，又因電視台曾長期大量重播《粵語長片》節目，陪伴七十後和八十後成長，便同時是長者和吾輩（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9.4歲）的集體回憶。

香港電影的命運面臨多重挑戰，包括經濟環境、市場競爭、人才流失等。然而，香港電影仍然在國際電影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並在復甦的過程中持續吸引觀眾。2026年，香港電影的票房數據顯示出市場活力的回升，但也面臨持續的挑戰。

所謂粵語片，當然指涉語言。早期電影無聲，無「巴別塔」煩惱，1927年美國始創聲畫同步的《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自此，語言＝軟實力較量；廣東話唔執輸，公認首部粵語片乃1933年上海天一公司的《白金龍》，薛覺先主演，邵醉翁（邵逸夫哥哥）執導。薛覺先粵劇名伶，邵氏兄弟南洋背景深厚，公司在上海──看到嗎？第一部粵語片算「合拍」，當今本土意識昂揚，憤青動輒嫌棄合拍片和大陸資金，殊不知day one就這樣誕生、茁壯。

電影舶來品，港英殖民地得洋風之先，而大部分市民講廣東話，粵語片興起似必然，卻不盡然。內地國民政府推行國語運動，1937年不准拍攝方言電影，幾乎影響香港市場；抗日戰爭爆發，禁令才不了了之。此後海峽兩岸受政治原因，第八藝術停滯，香港粵語片遂一枝獨秀。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夢工場，即使近年再度揚普抑粵，並不奇怪；普通話（國語）佔大多數，輕鬆壓倒，永恒宿命。

國語片反撲

粵語片究竟好不好睇？父母、祖父母大概都話好睇，吾輩則難免嫌老土，遙想我們九幾年看着重播三十載前的六幾年粵語「殘」片，怎會不殘？將心比己，今天我們愛向子女、後輩盛讚九幾年港產片何等黃金期，周星馳何等搞笑，製作方次次豪言重塑經典，恰恰也相隔三十載，後生仔女怎會不覺得那是港產殘片？謂之世代鴻溝（Generation Gap），請別一廂情願，休戀逝水。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粵語片衰落，原因複雜，包括：民智漸啟、國語片反撲和新媒體競爭……與目前港產片困局極相似！民智漸啟一直進行中，香港電影人靈活聰明，偏太懂走精面、食老本，體現在粵語片是題材重複、粗製濫造「七日鮮」，體現在港產片是資源短絀，近年流行念口簧謳歌獅子山精神，何嘗不題材重複？任何時代，隨着觀眾教育程度和品味提升，常常無法滿足於made in Hong Kong。國語勢力更無時無刻壓着，西瓜倒大邊。邵氏以黃梅調、國語片搶佔台灣、東南亞市場，製作水平完勝土炮。內地改革開放，一度追捧港產片，學廣東話成潮流；但很快自給自足，乃至質和量遠超東方荷里活了。計大中華同聲同氣，粵語總蝕底。

復興與告急

至於新媒體，當年是免費電視（1967年TVB啟播），如今是串流平台，像歷史循環，逼得業界交窘。蕭條慘淡，台前幕後失業，名宿歸隱……觸目淒涼，卻有危有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復興，標誌於楚原《七十二家房客》（1973）票房報捷，之後新浪潮、新藝城等等，整體年輕化，吸取歐美日本之長，勇敢嘗試，水準趕上智識型社會經濟步伐，土氣盡脫；妙在統稱上，默契般由粵語片換叫港產片，感覺人事煥然一新，恍同隔世。

眼下輪到港產片告急，莫非也要來一場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大大陣痛？當日年輕化今日已成名宿，遲遲未見再年輕化；改轅易轍，哪怕「港產片」這寶號不妨動動腦筋，品牌relaunch，沒什麼不可以變，沒什麼值得抱殘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