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蟹不如一蟹」

一代蠢過一代

社交媒體罪魁禍首

「一蟹不如一蟹」似是全人類約定俗成的傳統觀念，只要到了某個年紀，我們便會自動生成「後生一輩不如自己」的想法，正如成長期間經常聽到上一代投訴：「呢一代又唔捱得，又唔話得，簡直冇樣得。」

是錯覺，抑或事實？全球多方專家認證，Z世代的智商（IQ）和認知能力，受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等影響，居然是有紀錄以來首次低過父母輩，印證「一蟹不如一蟹」不再是都市傳說。

達爾文早於1859年發表進化論，認為生物會適者生存，事實是過去一個世紀，人類的平均IQ一直持續上升。受惠於教育普及、營養改善及完善衛生環境等因素，人類過去幾十年來，每過10年的平均IQ值，便會增加3分，此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個別歐洲國家的IQ升幅開始轉趨平穩，2018年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做過大規模研究，收集73萬人的數據（服兵役年輕男子的測試成績），發現1962年至1975年的世代，IQ值仍在上升，但1975年之後出生的「X世代」首現「轉折點」，生於1991年的比1975年的低約5%。

2023年，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公布研究結果，團隊分析由2006年至2018年逾39萬美國成年人的數據，結論是語文推理、數學推理能力等明顯下降，唯獨處理圖像的「3D旋轉能力」（3D Spatial Rotation）上升，與挪威的研究成果不謀而合。

再無「弗林效應」

美國神經科學家荷華夫（Jared Cooney Horvath）分析全球80多個國家的數據庫，一錘定音謂「弗林效應」已告一段落，甚至認定Z世代的商智，是人類史上首批遜於父母的一代，「現代人大腦進化速度較慢，Z世代商智和認知能力下降，與基因突變無關，而是教育科技（EdTech）的過度干預。」他解釋。

重要原因是Z世代在專注力、記憶力、閱讀理解與數學推理，甚至解難能力同樣全線下跌，因為不容易建立長期記憶，加上閱讀長文的耐性減少，面對複雜難題時往往缺乏深度思考，荷華夫補充，社交媒體TikTok、Instagram等是罪魁禍首，碎片化資訊讓大腦失去處理困難的能力。

學童在學校用電子設備，在家loop手機、打電腦，加上近年網上短片大行其道，莫說30分鐘動畫，現今的小朋友面對三四分鐘的短片，也未必可由頭看到尾，通常幾十秒就換成下一條。假如對個半小時的電影有興趣，或會收看別人用幾分鐘濃縮而成的精華版，總之有幾短要幾短、有幾快要幾快。

Z世代「一心多用」

當然，每次與「世代矛盾」有關的研究報告出爐時，總會激起不同年代士的激辯，老一輩固然認同新生代不如自己，但亦有年輕網民反擊，認為IQ測試的標準也許過時，特別是Z世代擅長眼明手快，「一心多用能力」（Multi-Tasking Ability）明顯游刃有餘，而且自信「空間邏輯」肯定比上一輩強。

退後一萬步，「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根深柢固，客觀環境上是人之常情。首先，發達國家或地區同樣面對「少子化」現象，意味即使大學學位數量維持不變，昔日10人爭3個位，現代可能是七八人爭3個位，相對而言，收生門檻較低。再說，全球教育趨向普及化，現在的大學生不再擁有什麼精英光環。

遊戲規則，從來是由擁有更多經濟和社會資本的上一代制定，每一代的社會規範，必然圍繞當代成年人的思維運轉。有時候，成年人難免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舉例說，當職場「老seafood」遇到不懂用影印機的新鮮人時，自然感嘆新不如舊，卻忘記當年自己初入職時，也是由前輩教授如何使用影印機。

更準確地說，時代變得太快，上一代所需的某種能力，說不定新一代已不太有用，反之亦然。試問，20年前誰想像得到，一個人拿着一部手機，在餐廳拍攝自己吃東西，也能成為一種職業，養活自己，做得出色的比一般打工仔更容易賺到第一桶金。

IQ倒退不代表差

不同研究指出，在24歲前接觸的音樂，通常是我們一輩子最喜歡的音樂，年過30歲後，大都難再接受其他音樂或歌手。誠如六七十後不明白「點解姜濤咁紅」，但不代表新一代音樂人比之前差。同理，即使Z世代的IQ倒退，都未必代表比上一代差，或許只表明這個世界，已不太需要高智商了。

現代足球今非昔比

「一蟹不如一蟹」不止印證在智商上，就連足球壇也有此趨勢，烏拉圭國家隊主帥比爾沙（Marcelo Biesla）狠批，「現代足球正步向『死亡』」。比賽娛樂性今非昔比，只會一步步把這項運動推向末路。老一輩認為現代足球吸引力銳減，被指是「傷春悲秋、尊古卑今」，其實有沒有相對客觀數據能反映一二呢？

首先，美國加州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曾收集26年的數據，分析11個歐洲主流聯賽約8.8萬場比賽，發現三大趨勢──比賽結果變得更可預測、強弱懸殊愈趨明顯、班霸財力愈來愈強。調查沒直接說明「比賽更悶」，卻間接反映足球競爭性下降，影響賽事可觀性。

VAR趕客

自從VAR引入後，部分球迷嗤之以鼻，直指比賽的流暢度大跌，嚴重破壞足球運動的精髓所在。英國球迷協會（FSA）收集逾3.3萬人的民調顯示，超過94%受訪者覺得，VAR令人睇波時更不快樂，還多達四成人表示，因為VAR的出現而減少入場睇波。

事實是現正進行中的美加墨世界盃，一口氣擴軍至48隊，規模成為歷來之最，造就像海地、佛得角等弱旅躋身決賽周，一直備受輿論質疑，歐洲足協主席施費連（Aleksander Ceferin）不諱言：「世盃多場比賽令人感到乏味。」分組賽首輪，四屆世盃冠軍德國表現輕描淡寫，狂數新丁庫拉索「七個一皮」。

傳控踢法畢竟是主流戰術，粉絲難免產生「橫傳太多、射門太少」的觀感，畢竟各隊為降低犯錯機會，快上快落的戰況會較少出現。更何況，英超豪門阿仙奴藉「殺手鐧」死球戰術，勇奮直前，相隔22年後重登英超王座，估計今後亦會有其他球隊爭相仿效，與當年領隊雲加（Arsène Wenger）麾下的「性感足球」南轅北轍。

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霍克尼華麗謝幕

一生彩筆飛縱 涉足跨媒介藝術

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一生彩筆飛縱，由十來歲起創作不輟，涉足繪畫、攝影、版畫、拼貼及電子藝術等多個媒介，無疑是近代最重要的英倫藝術家之一；霍克尼上周因病辭世，享年88歲。霍克尼初出道的年代，像普洛克（Jackson Pollock）那種誇張、充滿動感的抽象畫為一時風潮，但霍克尼並沒有向此路邁進，反而專注於平靜、布局細節精密的人像和風景畫。對於空間的描繪重現、人物與空間的關係，霍克尼畫作都有獨到突破之處，一新當代西方繪畫的面貌。

霍克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到訪美國洛杉機，馬上愛上了加州的陽光和自由開揚，與他老家英國北部約克郡的陰翳灰濛截然不同。在那裏他創作了生涯中最為人熟悉的一系列泳池畫，其中又以1967年的《更大的水花》（A Bigger Splash）至具代表性。

泳池系列畫作最著名

顧名思義，《更大的水花》就是畫跳入水後水花濺起的一剎那，畫作前景是代表水池的大片鈷藍色塊，後景是造型簡潔的加州平房和棕櫚樹。畫中不見人影，只透過水花間接呈現動態和活動；A Bigger Splash微妙捕捉動與靜之間的張力，把一閃即逝的時間無限延長。霍克尼說人眼看到的水花，絕不會是A Bigger Splash中那種，「繪畫那些只消一秒的事情，帶着我喜愛的反常」；霍克尼特地用精細畫筆來畫水花，份外生動工巧，令作品無論是近觀遠看，都叫人相當着迷。

2018年，霍克尼另一幅泳池畫《藝術家肖像（泳池與兩個人像）》〔Portrait of an Artist（Pool with Two Figures）〕，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9030萬美元賣出，創下當時在世藝術家單一作品價格的最高紀錄。雖然這紀錄翌年馬上被傑夫昆斯（Jeff Koons）的不銹鋼雕塑Rabbit打破，但已再次奠定霍克尼在藝術市場上超然的身價和地位。近年所有霍克尼的作品一路水漲船高，就連他的iPad畫作印本，亦由原來的幾萬美元升高至幾十萬美元。

貫穿霍克尼一生作品，「視點」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他時常在作品中，探索和反思觀看的方式。在西方畫作傳統中，視點通常只有一個，畫面一切的大小比例、傾斜與縮放角度，都是以這個視點為依歸。

打破傳統單一「視點」

霍克尼並不太順從這種規矩，他覺得人的視覺是流動、是無時無刻在變化。這也是他覺得硬照攝影不足的地方——照片雖然不會說謊，但就不能重現觀看實物時的感覺。霍克尼中期有一系列作品，是用大量寶麗來或沖曬出來的照片做拼貼。比如其中最出名的一幅Pearblossom Highway #2，表面上是用拼貼方法重組一條公路，可是細心看畫中的物件時遠時近，有些在畫面深處的細部其實是用特寫來拍的，完全違反單一視點的繪畫邏輯。然而，霍克尼解釋，這樣更貼近他的主觀視覺體驗；觀眾看這作品時，會覺得身在場景中，而不僅是在畫作外邊冷靜地觀察。

談起霍克尼，也不得不談他的「gay」——作為男同志的gay，以及個性樂天開朗的gay。霍克尼23歲就讀皇家藝術學院時已出櫃，當時在英國男男之間的性行為仍屬刑事罪。去到美國後，開放新潮的嬉皮風潮，亦感染了霍克尼。在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泳池畫中，偶爾會見到背部裸身露出臀部的男性胴體，不矯飾流露對男體的愛慕。

有藝評家認為，二十世紀以前，西方畫作多以不同程度裸露的女體作慾望對象，霍克尼把這個位置由女變男，與其他同代的藝術家一起拓闊了酷兒（queer）作品的邊界和創作空間。

「愛是藝術創作的根本」

看霍克尼生涯中段和晚年的訪問，他大多輕鬆自若，沒有架子，愛說笑，像好奇心永不耗盡的小孩子。霍克尼喜歡在書信和簡訊，以「熱愛生命」（love life）作結語。他說現代人經常討論的所謂「健康」，背後不過是對死亡的恐懼；他不怯於死，他樂於擁抱死亡的相反——所有現世的美麗、歡樂、愛。他說過愛是藝術創作的根本。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霍克尼到80多歲不但不戒煙，還多次公開發言，為煙民爭取更多權利和吸煙的空間。

霍克尼最後的幾年，主要留在法國諾曼第，用iPad畫出數百幅自然草木風光。2020年新冠疫情令全球停擺，世界各國都一片死寂消沉之際，霍克尼用iPad畫了4朵鮮黃色水仙花，發送給幾家歐洲博物館。他給作品起了意味深長的名字：「記得他們無法取消春天」（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霍克尼的樂觀寄語和色彩鮮艷的作品，很快就在網絡上傳播，用藝術在艱難時刻喚起希望。

霍克尼不會目睹下一個春天了，猶幸的是，我們在下一個春天，以後的許多個春天，也有霍克尼累積了60多年的作品在身邊。他的明亮色彩，會繼續提醒我們人間的可愛繽紛。

鑽研古法 演變新意

霍克尼除了是藝術大家外，他對藝術史和理論亦有研究，甚至有著作闡釋他的觀點。他與藝評人Martin Gayford合著的《觀看的歷史》，就是他對西方繪畫美術發展的提要點評，是適合普羅大眾的藝術入門書。惟他較重要，或說最具野心的著作，則要數2001年出版的《秘密知識》。書中霍克尼基於多重考證，提出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大師畫家如維梅爾（Vermeer）、卡拉瓦喬（Caravaggio）及雲艾克（Jan van Eyck），都是大量借助光學儀器如凹透鏡、暗箱技術去完成精細且高度像真的畫作。

深諳歐西藝術史

霍克尼後來與BBC拍了一齣紀錄片，由他親身示範數百年前的名畫家，如何用較為原始的儀器，大幅提升歐陸繪畫的水準。片中他像偵探一樣，反覆假想，又再推敲驗證，時刻可見他對繪畫的熱情和投入。片中聽他講得最多的，是讚嘆精妙的作畫輔助技術時的「absolutely amazing」。

霍克尼所提出的理論，後來在藝術界也有一點爭議，包括有人覺得他誇大了技術設備對十四至十六世紀畫家的幫助，有的則覺得以往一直有文獻記錄藝術家使用不同作畫工具，霍克尼之說並非他自以為的那麼創新。但無論如何，《秘密知識》一書最有啟示性的，是讓我們看到霍克尼的創作深植於歐西藝術史中。創作者與評論者，在他身上猶如一體兩面，兩者相輔相成，互相滋養，這一點是非常稀有可貴。

坊間誤以為藝術家就是要捨棄傳統，自創新風格，同時又浪漫地想像藝術家的創作多源自某種神秘的、直覺性的「靈感」。然而，霍克尼告訴我們，「熟書」非常重要；必先通曉經典和歷史，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開拓更多。霍克尼的作品，正是承先啟後的好例子。

理性

 

「有道理性」

合乎常情天理

西方哲學家講理性，都強調批判思考、邏輯推理和計算，且認為必須摒除感受和情緒，一旦受情緒影響，思考便會流於偏見及犯上謬誤。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在《理性的情操》（The Sentiment of Rationality）一書中提出，理性亦帶有情感成份。為什麼人要理性思考？大多因遇上難題，有疑惑。當一個說法或理念沒有內在矛盾，能解決難題和疑惑，消除內心的不安，我們就會「覺得」它是理性的。

威廉詹姆斯指出，理性並非「不言而喻的真理」，認為人類可以作出不帶情、絕對理性的決定，乃是個不理性（irrational）的信念。同樣，認為宇宙的結構和規律是絕對理性的，也是不理性的信按照實用主義的觀點，詹姆斯認為，真正的理性必須可以指導實踐。在現實生活當中，若一個理念（例如：有沒有造物主）沒有實際效果、或無法付諸行動，那就是缺乏理性意義。這樣說未免以偏概全，追求知識學問，不能說是缺乏理性意義吧！

有實踐意義

威廉詹姆斯認為，理性有時會跟情緒一樣是不理性的，經過理性思考或批判思考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是對的，如古人相信地球是平的及「天圓地方」。感受和情緒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是錯的。他提出，人類與其追求理性，不如代之以「有道理的」（reasonable），此字既可解作講道理的，也可解作「有道理的」，類近中國人說的合乎常情天理，常情即英文所謂common sense，判斷行為正當與否應該常情天理兼顧。

在普通法中，法庭評估被告的行為是否違反法律或應盡的義務時，常會虛構一名心智健全、具備常情，並且遵守社會規範的reasonable man，作為「一個正常的普通人在同樣情況下會怎麼做」的標準。是以威廉詹姆斯認為，「有道理性」（reasonableness）比理性更有實踐意義。

拆解韋伯理性四類型

社會形態走向迥異

英文有兩個字都譯為理性。Reason一解作人的思考、推理及判斷能力；另一解作事件發生的原因或理由。Rationality則指決策、信仰或言行是否符合邏輯及能否達到目標。此字的字根是拉丁文的reor，意思是計算和思考，引申出貶義的Rationalise，即編造一個表面上有道理、合邏輯的理由，為想法或行為護航。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之高於動植物因有理性，以此尋求知識、節制慾望、培養美德臻至善而獲得幸福。理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Telos）：人藉理性理解人生意義和真正的幸福？並以理性指導言行。

中世紀歐洲，宗教凌駕理性。到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進入美國開國元老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說的「理性時代」，指人類擺脫中世紀的迷信與宗教束縛，理性指導言行，發展科學，發明科技以提高生活水平及建設美好社會。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十九世紀末提出，理性化是現代社會的特色。美國的韋伯學者Stephen Kalberg在〈韋伯的理性類型〉文中，把韋伯說的理性分為四大類：其一為「實用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這種務實的理性古已有之，或求財逐利，或求提高個人和家族的名譽地位，禆益子孫。在任何性質的社會、所有階級的人皆有「實用理性」。

其二為「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又稱為認知理性。有些人不為名、不為利，純為追求真理，認知物理世界和人事的因果關係，在科學、人文科學等等領域，發現新知識和理論，為發明新科技奠定基礎，創設宗教、哲學、文化與藝術……等，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

其三為韋伯謂之「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包括宗教信仰、公義、博愛、家庭價值及愛國等被視為無上價值。個人優先據此取捨行為，才考慮效率或利益。孟子的捨生取義，林則徐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典型的「價值理性」。

現今太着重「工具理性」

以上三類理性皆非資本主義獨有，亦不是韋伯特別關注。第四類韋伯謂之「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至現代社會特別普遍，應用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和科學最為顯著。「工具理性」重效率、可計算性及非個人化，只考慮手段和程序能否達到目標，不問背後的價值。

韋伯晚年已認定，西方社會在經濟、法律、行政、宗教、自然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領域，「工具理性」已成為「不言而喻的真理」，導致西方社會受困於韋伯著名的隱喻：鐵籠（Iron Cage），即現代人漸喪失自主性及「價值理性」，把「工具理性」當作終極價值，如搵快錢是為得到財務自由，卻不去問：財務自由就等於或帶來幸福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2026）指出，「工具理性」是扭曲的理性。現代社會許多罪惡和問題（如異化、虛無、物化……）皆源於此。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過分「發達」，「價值理性」則缺乏客觀和公認準則，造成史無前例的衝突、破壞，此謂之「理性的弔詭」。

著有After Virtue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家麥堅泰（Alasdair MacIntyre, 1929—2025），承接韋伯和哈伯馬斯的論點在書中寫道：「理性（工具理性）是計算的（calculative），它可衡量事實及數學關係是否為真，如此而已。實踐時，它只可選擇手段，對『目的』必須保持緘默。」計算的理性當道，現代社會充滿經理（manager）、代理（agent）和治療師（therapist）、而非企業家、自主者及醫生。

不顧人生意義藏危機

麥堅泰表示，在啟蒙運動前，宗教解答人生的意義和何謂幸福的問題。啟蒙運動高舉理性，卻把人生意義和幸福的問題置之不顧，交由個人自行決定。於是，人人對公義、權利等價值有不同的定義，引發現代道德哲學陷入危機，如外來移民問題，有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排斥，亦有以人道主義立場接納。一旦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未能「和而不同」，便引發族群對立抗爭；國家、社會因沒有共同信念和價值而陷入撕裂的危機。沒有了集體的、客觀的終極「目的」，各國只會功利主義的計算，用什麼手段可「最大化」本國利益，如此怎能避免鬥爭，甚至戰爭呢？ 

「非遺食堂」嘉年華

走進「油街實現」親手製作傳統美食

「非遺食堂」嘉年華呈現經典飲食魅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於昨日和今日在「油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非遺食堂」嘉年華。香港素有「美食天堂」的美譽，同時亦承載多項與飲食相關、列入香港非遺清單的製作技藝。這些非遺項目不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中華文化的載體，值得細味與傳承。

今次的「非遺食堂」嘉年華是「香港非遺月2026」活動之一，以飲食文化為主題，透過技藝示範及免費工作坊，讓公眾認識與飲食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製作技藝，並有機會親手製作非遺食品，了解製作的細節。

昨日是嘉年華首日，示範及工作坊包括茶樓點心、潮州食品、鹹肉糉、蛋撻、月餅及港式奶茶製作技藝，並有舞龍、舞獅及南音表演、非遺遊戲、面部彩繪以及拍照打卡位。工作坊開始前十分鐘，就已有不少市民前去排隊，工作坊開始後，市民一邊學習製作，一邊拍照留念，現場十分熱鬧。

親身體驗蛋撻月餅烘焙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一級助理館長黃宜隆表示，「食品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去營造一個社群，這也是我們非遺的核心。今年嘉年華最大的特色是有一些在香港很有代表性的非遺食品製作技藝。我們有月餅、點心製作、港式奶茶等常見的食品，亦有藉此機會為市民介紹日常生活沒那麼常見的潮州紅桃粿、麵塑、叮叮糖，希望可以展示非遺豐富的內涵。」

昨日下午，炎炎夏日擋不住市民們對體驗工作坊的熱情，蛋撻工作坊還未開始，就有不少市民早早排隊等待。蛋撻製作工作坊的導師文福安師傅表示，「能參與到今次的嘉年華，看到有這麼多人肯學我們中式的餅食，我覺得非常高興。」

導師李素婷介紹道，「菠蘿包的特色是它裏面有中餅的故事，因為以前盛行唐餅，慢慢包類也開始引入，發展成西餅。而蛋撻則是在香港不是很富裕的時候，一般來講會吃水蛋，於是老師傅們開始想有什麼甜品可以製作，加糖、雞蛋、餅皮等等慢慢就發展成了現在的蛋撻。一個蛋撻搭配一杯奶茶就成為下午茶文化了。」

月餅製作技藝工作坊導師Yvonne表示，「今次製作的蛋黃蓮蓉月餅是非常受歡迎的產品，慢火熬煮的清香蓮蓉搭配鹹蛋黃，月餅出爐之後會比較乾，等幾日『回油』過後，餅皮會變得油潤，入口即化。」

來自知名餅家的Karen表示，「我們餅家會在元朗開設烘焙工作坊，令市民可以學習製作月餅、老婆餅等點心。今次受到邀請辦月餅製作技藝工作坊，得到不錯的反響，不少人製作的月餅都很成功。」

體驗月餅製作，老伴深刻感受到鄉情，她說：「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非遺相關的活動，月餅很好吃，製作過程也很有趣，這一次親自體驗做得很成功。」

一連兩日的嘉年華活動，除了每日6個工作坊攤位，還設有4個遊戲攤位，可以體驗套圈、彩繪等活動，市民排隊即可參與體驗和打卡。

莎士比亞的悲劇

偉大英雄

自身缺憾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主人公都合乎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古典定義，即他們都是高貴、偉大的英雄人物，但因為自身的悲劇缺憾（hamartia），而無可挽回地導致敗亡。同一時間，觀眾在目擊這些傑出人物戲劇化的悲慘遭遇時，會得到淨化（catharsis），從而寬解心靈、抒發情緒。

奧賽羅的悲劇來自他的執念。在戰場上，他的執着是面對千軍萬馬的堅忍；在兒女私情上，只要稍加挑撥，他的執着就變成遮掩理性的盲點。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羅密歐與茱麗葉》雖然以男女主角殉情收場，在悲劇性質上卻是與《奧賽羅》、《哈姆雷特》不同——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悲劇是來自外部壓力，是雙方家族勢成水火，而不是因為自身缺憾。

電影創作靈感泉源

二十世紀以降，莎劇在電影創作上一直是靈感泉源，今年趙婷創新的《哈姆尼特》正是一例。早年，趙婷憑編劇導演細膩、敏銳、深刻的電影，如《再生騎士》（The Rider）、奧斯卡得獎電影《浪跡天地》（Nomadland）奠定她為同代最有才華的電影製作人。今年，她身兼編劇、監製、導演及剪接，將《哈姆尼特》以她的風格呈現於大銀幕。

 

《哈姆尼特》導演趙婷

哈姆尼特——莎翁不為人知家庭生活

電影源自瑪姬奧法雷爾的著名小說《哈姆尼特》，小說榮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女性小說獎，並被紐約時報書評選為2020年度5大最佳小說之一。對於奧法雷爾，這是她發現莎士比亞鮮為人知的家庭生活後，30年來一直希望編寫的故事，特別是他年僅11歲死於瘟疫的兒子。

奧法雷爾表示：「我一直替這個男孩不值，因為從來沒人覺得這個男孩哈姆尼特，與四、五年後誕生的話劇《哈姆雷特》有關。這個孩子被冷待，對他父親的知名鉅作無足輕重。讓哈姆尼特受到大家的關注，讓人知道他的重要，是促使我寫這本書的原因。他曾受寵愛。沒有他，我們就沒有《哈姆雷特》。我們都虧欠了這個孩子，他從來都被我們忽略。」

雖然她以哈姆尼特命名小說，可是這個孩子並非故事主角。主角其實是安妮絲。安妮絲有如圍繞她家的茂密原野一樣桀驁不馴。她與自然界有強烈的神秘交感，她狂野、不循常規的舉止瞬間就吸引到同樣對專橫的父親、16世紀的社會束縛叛逆的威廉。 

他們在婚後的頭幾年是喜好一致、親密無間的愛侶。直至安妮絲鼓勵威廉追尋他的創作夢，他們的關係開始出現動搖。他穿梭於雅芳河畔史特拉福的家和倫敦的劇場，他的妻子明白家庭和劇團對他來說都重要，只是他的家人，特別是哈姆尼特，不捨他離去。安妮絲竭力為哈姆尼特和兩個女兒：蘇珊娜和猶迪斯，營造一個溫馨的家，只是強大如她的母親也敵不過某些事。

莎士比亞家因哈姆尼特急病離世而深受打擊，安妮絲必須要保持鎮定去照顧女兒和丈夫。可惜，兩夫婦難以從兒子早逝的悲哀中走出來，難以原諒和接受現實。安妮絲將自己沉浸於大自然，而威廉將悲痛化為流芳百世的劇作《哈姆雷特》（在16世紀，哈姆雷特是哈姆尼特常見的變異名稱），一個年青人為父報仇的故事。他們各自找到宣洩情感的方法，為他們經歷的失去賦予意義。

在芸芸導演中，日本的電影天王黑澤明，可說是其中一個最重要和最有創見的莎劇改編者。四大悲劇中，他改編了3部，唯獨沒有染指《奧賽羅》，箇中也不知有沒有特別因由。

1995年荷里活曾有一齣由Laurence Fishburne主演的《奧賽羅》，評價一般；我所知最精采的電影版《奧賽羅》，必然是1951年由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自導自演的版本。電影大刀闊斧把劇情裁剪到約90分鐘，同時將就資源短缺，在鏡頭上做了很多風格化和奇怪的處理（例如因沒有戲服，硬生生把一場重頭戲改到土耳其浴場裏發生），效果反而更好。奧遜威爾斯演傲視天下但逐點粉碎的奧賽羅，亦妙到毫巔，彷彿感同身受訴說自己的天才淪落悲劇一樣。

啟德園前世今生

啟德園大成功

憶起前世今生

啟德體育園自去年3月開幕以來成績斐然，已舉辦多項大型體育賽事，累計入場人次近60萬。香港政府為此慶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於5月27日在立法會書面回應中表示：「啟德體育園自去年3月正式啟用以來，成功舉辦多項大型盛事，在推動體育發展和盛事經濟方面的亮麗成績有目共睹。」

《時代》：鞏固體育娛樂樞紐地位

羅淑佩指出，啟德體育館啟用僅9個月，主場館已成功躋身全球大型場館票務銷量第三位及總收入第五位、園區更榮獲《時代》雜誌評選為2026年「全球最佳勝地」之一，是名單中唯一入選的香港景點，可見園區過去一年舉辦的體育活動和娛樂盛事發揮互惠作用，透過聯動效應成功打造園區為體育、休閒娛樂的新據點。此外，在國際權威體育場資料庫Stadium DB.com舉辦的「2025年度最佳體育場」選舉中，該館從28個入圍場館脫穎而出，榮登全球第八、亞洲榜首。

體育園開放首十三個月內，共舉辦19場大型欖球及足球賽，當中包括兩屆七欖，累計觀賽人數逾58.3萬。英國樂隊Coldplay在此舉行4場演唱會，吸引逾20萬名觀眾進場。《時代》雜誌評價：「這座體育館配備全隔音可開合式屋頂、可轉換場地、座席冷氣系統，南邊露天廣場更能飽覽維港醉人海景，科技設計獨樹一幟……整個體育園佔地69英畝，園內設有可容納萬名觀眾的室內體育館、青年運動場、網球場、沙灘排球場、田徑場、遊樂場、戶外劇場，亦有大型公共藝術裝置及臨時美食市集。園區活動節目排期滿檔，零售樓面達70萬平方呎，進駐有咖啡店、40條球道的保齡球場及攀石場，完善整個區域配套。與此同時，由Zaha Hadid建築事務所設計、位於西貢附近的西沙GO PARK綜合社區樞紐，樓面達130萬平方呎，提供高爾夫、網球、滾軸溜冰、匹克球設施及演唱會場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體育及娛樂樞紐的地位。」

啟德體育園坐落於前啟德機場舊址。「啟德」一名，取自兩位早年推動該區填海的商人何啟與區德，二人當年亦在此興建帶花園的3層住宅。昔日啟德機場最初由殖民地政府營運，軍民兩用。1930年12月，首班往廣州的航班從此起飛；1936年3月24日，大英帝國航空（現英國航空）一架從馬來西亞檳城飛來的客機降落此地，成為首班抵港的商業航班。

融入九龍及蹴鞠文化歷史元素

二戰期間機場遭受嚴重破壞，戰後港英政府隨即進行重建及擴建。1958年，全長2194米的新跑道啟用，其後機場歷經多次擴建，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為香港經濟起飛擔當重要角色。

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啟德機場不敷應用，政府隨即着手在赤鱲角興建新機場。1998年7月5日午夜過後，國泰航空一班飛往倫敦的航班離港，成為啟德機場最後一班航班。

羅淑佩提到，在沒有舉辦活動及團體租用的時段，啟德室內體育館、青年運動場及其他室內外場地，均以親民價格開放予公眾租用，或舉辦地區體育活動，「由去年3月至今年4月底，整個園區所舉辦的體育活動總日數已超過250天，不包括場地搭建及拆卸工程所需時間，累計參與人數逾97萬人次，顯示營運公司充分發揮場地效益。」

遊人未必察覺，體育園設計融入大量歷史文化元素。貫穿園區中軸的九龍壁雕塑，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三聯文化基金會的刊物解釋：「九龍象徵崇高地位，寓意深遠。這座雕塑彰顯多元風貌，亦寄託華人文化的精神追求……啟德體育園南北中軸的正中央為中央廣場，延續華人傳統講究居中為尊的空間布局。廣場核心矗立大型藝術裝置「九龍」，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向來代表權威、吉祥與守護，這件作品正是以此為創作靈感。」

東面廣場則擺放法國藝術家David Mesguich的作品「傳承」，雕塑描繪兩名孩童嬉戲蹴鞠的模樣。蹴鞠是足球的雛形，歷史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Mesguich分享：「這項作品從資料搜集、設計構思到預算規劃，前後耗時近一年，過程充滿挑戰。作品得以順利落成，有賴廣州專業團隊的通力合作。」

優質決策

人類原則＋AI邏輯＝優質決策

當人類智慧與人工智能（AI）逐漸融合，我們該如何擁有真正高效的思辨能力？數十年來，我持續建構電腦化投資決策系統，如今更運用最先進的技術持續優化這些系統，因此我時常深思這個問題，也經常有人向我請教相關看法。

我發現想要作出高水平的判斷，在投資領域尤其如此，勢必要依循邏輯清晰、易於理解的標準制定決策，同時結合人類智慧與人工智能。從過往經驗來看，即便最先進的人工智能，其洞見仍不足以讓人全然盲從；人類獨特的理解與洞察力依舊無可取代，這一點在投資領域更是彰顯無遺。投資本質是零和博弈，大眾皆知的資訊，幾乎無法創造額外價值。與此同時，我也體會到，原則式思維是整個決策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探討原則式思維、並利用Excel將其轉化為可獲勝的電腦化決策系統，並非純粹理論探討。事實上，這正是我本人盧氏基金一路走來取得成就的關鍵。我始終認為，把頂尖的人類智慧與人工智能相結合，才是邁向成功的最佳路徑；而在人類與人工智能共存的新時代，理解並運用本文所提及的思維模式，更是至關重要。

簡言之，想要提升決策效能，就必須採用原則式思維，並讓個人秉持的原則與決策相互契合，理想狀態下更要同步運用人類智慧與人工智能。所謂原則式思維，並非單純為了做決策而思考，而是梳理並體系化自身的決策標準。其建立方式，是深入剖析當下所處的情景，以及面對該情景時採用的判斷依據，再把這些標準與原則落實成文。日後遇到相似狀況，便能依循準則行事。

原則式思維首先會客觀描述現實運作的規律，也就是各種因果關係，接着訂定對應情景的處置標準與行動原則。在可行範圍內，我們會透過歷史回測驗證這些原則的有效性，再把其電腦化、自動化，讓系統與個人的日常思維並行運作，比對兩者是否一致。搭配優秀的人工智能作為協力夥伴，不僅能促進雙方相互學習，也能大幅提升決策品質，價值斐然。

必須強調，這些決策標準，並非單純歸納過往有效的經驗、假定舊方法適用於未來（也就是數據挖掘），也不是直接聽從人工智能的指令。它們立足於邏輯推演，並轉化為完整的決策體系。這套運作模式，就如同電腦西洋棋程式：系統會獨立走出棋步，背後的判斷邏輯也清晰可見，而人類與人工智能攜手合作、共同進步。

人工智能依循體系化的標準作出判斷，人類則依照心中秉持的原則行動，雙方可相互比對決策與背後邏輯，逐步調整趨於一致。至於難以體系化的判斷環節，則可採用主觀定性評估與彈性調整機制。系統會隨時輸出運算邏輯，我們也能與其探討辯證，讓彼此充分理解，統一思維與決策動機。

我所建立的原則，講求歷久彌新、放諸四海皆準。我會盡可能回溯長期歷史數據，在各種環境、不同國度中反覆驗證。一旦發現原則失效，便深入探究背後原因，深化對因果關係的理解，同時修正判斷標準。

換句話說，我歸納出一系列行動準則，形式大致為「若發生某種狀況，基於以下原因，應採取對應行動」，並將背後邏輯完整呈現，確保決策依據一目了然。透過這套系統，不僅邏輯清晰、易於理解，更能比人腦更快、更客觀地處理錯綜複雜的關聯性。

過去卅年，我打造盧氏基金時，便是運用這套方法；如今在鄉會會所，我也持續沿用，充分發揮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優勢，並把這套思維與方法分享給各位。這套流程不僅能幫助人們看透恒久不變的因果規律，還能將零散的想法加以梳理、體系化，其成效令人嘆為觀止。我認為，唯有緊跟這一領域的前沿步伐，才能維持競爭力。未來我與團隊也會持續分享相關見解，盡力協助大家站在行業尖端，保持強勁的競爭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