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

好奇心是美德還是病態

人類和其他動物都天生有好奇心，但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在人有理性，人的好奇心表現在以理性求知，他在《形而上學》一書開宗明義即道：「求知是人類的天性。」求知就像呼吸和進食一樣，是人類身為理性動物與生俱來的本能。人求知不為需要，而是沒有任何實際需要也求知，可以說是「純為知道而求知」，皆因「知道」會帶來滿足感與成就感。

此外，知道一些他人不知道的資訊或知識，會感到比他人優越，是以人類社群少不了八卦。由古至今，不少人都喜歡散布八卦和閒言閒語，更多人則愛好聽八卦流言。八卦乃是「社交黏合劑」，增加人與人間的信任和感情。

好奇心何來？你對某個領域一無所知，就不會產生好奇心。早在古希臘時期，已發掘到巨大骨骼和化石，但當時沒有恐龍的概念，不會刻意研究恐龍化石。當知道一點點，開始意識到有不知道之處，好奇心就會高漲。1824年，英國神學家兼地質學家威廉布克蘭（William Buckland, 1784—1856），描述並命名了第一種恐龍（班龍）化石後，便引發人類對恐龍的好奇心，直至現今。又例如，同事表示要把上司的一個秘密告訴你，你的好奇心被挑動，到聽完那個秘密後，好奇心便迅即消失。

視作人性陰暗面

今時今日，好奇心一概被視為有美善而無醜惡。可是，由羅馬共和時代直至文藝復興那千多年內，歐洲既有學者，亦有天主教神學家，指好奇心有人性陰暗的一面。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 約46—120），在〈論好奇心〉（On Curiosity）一文中，將好奇心視作心理和精神的病態，指好奇心重者有Curiositas（窺探癖）。他們會去市集、廣場和港口等人多嘴雜的場所，四處問人：「有什麼新聞？」他們會千方百計探聽鄰居、朋友甚至陌生人的隱私、醜聞與不幸，然後背後說人是非。普魯塔克無疑犯了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謬誤，但不能否認有些好奇心重者是偷窺狂。

要戒掉這種惡習，普魯塔克建議從小處做起：收到信時不要立即拆開——今時今日就是不要一起床就刷手機；聽到廣場有表演時，轉身朝相反方向走開；路過見到牆上塗鴉時拒絕停步瀏覽；朋友八卦時轉身離開……如此日積月累，便可戒除窺探癖成癮。另一羅馬大哲西塞羅，亦有類似看法。

文藝復興後，天主教廷的教條主義霸權逐漸式微，西方哲學家才重提亞里士多德的主張：將好奇心視為積極向上、促使文明進步的美德。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在《靈魂的激情》（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1649）中，將好奇心稱為「理解的慾望」（Desire to understand）。遇見異乎尋常的新鮮事物、或違背常識的事件，人會覺得「驚奇」（Wonder），想理解箇中底細，由是得到新知。這便是西諺所謂「好奇心是成就的引擎」（Curiosity is the engine of achievement）。

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跟笛卡兒一樣，指好奇心生於驚奇，而「驚奇是知識的種子」（Wonder is the seed of knowledge）。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在《教育漫話》（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更稱好奇心是「對知識的食慾」（appetite after knowledge），人需要食物維持生命和健康，心智則需要知識求進步。沒有好奇心，何來新知、新科技呢？

追求認知驅動力

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將好奇心界定為「追求更佳認知的驅動力」（The impulse toward better cognition）。他將好奇心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在童少年時，好奇心來自「鮮艷、生動、驚奇」（Bright, vivid, startling）事物提供的感官經驗，他們只求「見過」，不求理解。許多成年人的好奇心，亦停留在「見過」階段，如去羅浮宮看《蒙娜麗莎》、去雅典看巴特農神殿；二是成年後，「見過」之外，還追求深入理解《蒙娜麗莎》及巴特農神殿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威廉詹姆斯提倡從小培養孩子的好奇心和每事問的精神，正如《生活》雜誌於1955年5月2日刊出的愛因斯坦最後訪談所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發問。好奇心有其存在的理由……永遠不要失去神聖的好奇心。」

三大罪惡之源

普魯塔克只反對和譴責諸事八卦的好奇心，天主教神學家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卻反對「純為知道而求知」（Simply for the sake of knowing）的好奇心，貶斥之為「眼睛的色慾」（Lust of the eyes）。他指人類有三大罪惡之源，一是「肉體的情慾」，即色慾、暴食、貪婪等；二是「今生的驕傲」，即追求權力、名譽、世俗榮耀與他人讚美；三是「眼睛的色慾」。他舉例，夏娃被蛇引誘，吃了善惡樹果子，以為從此「眼睛會明亮，能像神一樣知道善惡」。這種傲慢的好奇心，使她與阿當被逐出伊甸園，子孫生而有原罪。

奧古斯丁不反對求知，但求知必須以堅定信仰為目標和基礎。若「純為知道而求知」，連醜陋、痛苦、恐怖、病態甚至罪惡行為也求知道，便會變得虛榮、傲慢，偏離信仰，比如聽見有人在路上遇到意外受傷，即跑去圍觀，便屬於病態的好奇心（Morbid Curiosity）。奧古斯丁在《懺悔錄》承認，他在祈禱時，曾受好奇心驅使，忍不住看牆上的蜘蛛捕蚊，因好奇而沒有全心全意祈禱，有損靈修。

十三世紀的神學家聖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約1225—1274），在《神學大全》中將求知之心分成兩類。善的求知，他稱為好學（Studiositas），乃是美德，皆因追求天文地理、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知識，可以榮耀造物主，令信徒理解天主創造萬物的偉大與恩慈；惡的求知，他稱為好奇心（Curiositas），乃是惡（Vice）。他指求知慾一如食慾，無節制的暴食是七宗罪之一，無節制的求知屬於傲慢，也是七宗罪之一。

何謂無節制的求知？為預知個人命運或未來世局而占卜，拜偶像或行巫術求福，都是誤信異端，偏離信仰的迷信行為。八卦、奇聞異事等不是知識，為好奇而八卦，徒然荒廢光陰。若為炫耀自己見識廣及博聞，則是傲慢、驕傲，都屬失德。

好劇本及好電影

有好劇本才有好電影？

圈外朋友對我說：「搞好香港電影，一定要先有好劇本。」現在全世界電影都缺好劇本，日本、南韓也愈來愈多買成功電影的版權重拍。

有伯樂才有千里馬，大家都知道劇本重要，但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看劇本？隨便看看不難，但看後決定開拍而最後真的能大賺的，很難。

有些電影劇本，在不同電影公司閒放不知多少年，最後才被人看中。

看過一個劇本，認為未寫得好，但多個資深監製及顧問都說是難得一見佳作，老闆拍板開拍，結果血本無歸。

最輝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成功電影開拍時都未有劇本，邊拍邊寫，所以有「飛紙仔」這種說法。

為什麼沒有劇本都可以拍出好電影？

一位地位很高的製片人說過：「電影是人拍的，就算有好劇本也可以拍到變爛片。」第一次見這製片人，是跟導演向他「賣橋」；平時見老闆，怎樣也會寫好一個一千幾百字的故事大綱，但那次連故事也未度好，兩手空空赴約。

製片人叫導演講故事，導演心知沒有，但仍很興奮地講他想拍的題材，是香港從未拍過的，他做了多年的資料搜集，也是他的個人興趣。他滔滔不絕，講了近半個小時，製片人愈聽愈皺眉。

「我完全不知你在說什麼。」製片人慢慢喝了一口咖啡，我覺得沒希望了，「但我見你剛才講到眉飛色舞，眼裏好像閃着光。你那麼喜歡這個題材，一定不會拍得差，就拍出來看看。」結果如他所說，電影很成功，還拍了續集。

後來與這製片人談起這事，他笑着說：「劇本好，只能拍一部，我看的是人才。」

曾經的香港電影含金量不用多說，影響了整個亞洲甚至好萊塢。

雖然目前香港電影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但也能產出不少佳作。

下面盤點近十年評分最高的10部香港電影（評分人數大於10萬）

第一名：《破地獄》（2024年） 

第二名：《年少日記》（2023年）

第三名：《樹大招風》（2016年）

第四名：《無雙》（2018年）

第五名：《一念無明》（2016年）

第六名：《白日之下》（2023年）

第七名：《毒舌律師》（2023年）

第八名：《踏血尋梅》（2015年）

第九名：《殺破狼2》（2015年）

第十名：《拆彈專家2》（2020年）

30年前的畢業生

吾友Kelly不敢以中產自居（勉強屬於窮忙族），但金融圈過去二三十年向上流的路徑，相當簡單清晰；大學讀金融、會計、法律等，畢業後想辦法擠進中環，無論投行、Big 4抑或律師樓，大家明白，只要擠進去，肯捱肯搏便升職有望。

以前的Junior，最值錢未必是聰明，而是「有時間」。Kelly畢業的年代沒AI亦沒有互聯網，還記得凌晨兩點改Pitchbook、執Excel、核對合約文件細嚼所有條款，翌日仍一樣早上九時坐在公司。這些工作屬於「手板眼見」工夫，只是以前沒更便宜、更快的方法，公司唯有起用我們這些畢業生。

AI出現之後，世界從此不同。Kelly以往曾提出，AI不會完全取代我們，但那些原本由大學畢業生負責的粗活，已交由AI負責，例如某投行原本打算聘請五個初級Analyst，但最後可能改成聘請一個資深Analyst，由他為AI製作的報告作最終定調和把關。

Kelly說的定調，是為AI的理性邏輯結論人性化。Kelly記得，某美資大行2021年大牛時，將騰訊（00700）目標價設在1000元水平，這些騰訊1000元、神華（01088）101元目標價，其實蘊含人為的非理性樂觀，這是AI暫時未能提供。

公司始終會留下懂判斷、懂客戶、遇到問題知道應該怎樣處理的人，所以Kelly這幾年一直提醒身邊細姪或公司的Gen Z，與其學習計算自由現金流等估值模型，不如學好交際及揣摩上意，至少「恰到好處的阿諛奉承」，AI還要追一段時間。

話說回來，30年前的畢業生可以靠多勞多得換取上位機會，Kelly相信，雖然這條路並非完全消失，只會變得更窄。只是Kelly納悶，究竟由五位初級變成AI加一位資深Analyst的局面，能夠保持多久？因為AI終有一天取代剩下那位資深員工。

Kelly在金融界做了多年，明白公司不會因為你喊辛苦而多付錢，只會因為你難以取代而多付錢。以前的「難以取代」包括熟Excel、做Model快、肯通宵，但今天沒有求職人士會以懂得Excel作為優勢，這點與打字一樣。

記得我入職的年代，一分鐘能夠打80字、懂得Excel及Word的求職者，擁有絕對優勢，Kelly相信，現在已沒幾多人聽過葛雷格速記（Gregg Shorthand），可能連速記是什麼也不曾聽過。

AI風雨最飄搖20年 人類如何守護未來

我工作是為了樂趣       比爾·蓋茨

過去這一年，人工智能（AI）技術的進展速度令人震驚。從編寫代碼並自主發現網絡安全漏洞，到在生物學領域進行複雜推理，再到與兒童或普通人建立深度的情感連接，以及對就業市場造成的實質性衝擊──如今模型展現出的強大能力，意味着上述每一個領域的變革都已不再是假設，而是必然發生的現實。

然而，整個社會對此做出的準備和響應速度，遠遠跟不上挑戰到來的節奏。我並非一個末日論者，但我必須大聲發出提醒：如果我們不能以正確的方式去治理，AI帶來的負面效應將無法被最小化，而它本應帶來的巨大社會紅利，落地過程反而會被拖得很慢。AI已經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發明的最危險、影響也最深遠的技術，它將對經濟運行和未來衝突的形式產生徹底的重塑。

從OpenAI當年創立時防止「打開潘朵拉魔盒」的初衷，到DeepMind早期對治理的訴求，凡是離底層核心技術最近的人，無一例外都在高度擔憂技術濫用、就業衝擊以及人際關係的異化。一個行業的內部從業者能如此直白地站出來提出警示，這是極其罕見的。這絕非什麼公關或營銷策略，而是技術圈內部的客觀共識。

遺憾的是，行業之外的大眾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對此缺乏足夠認知，甚至習慣性地對照歷史經驗說：「以前每次重大技術變革，大家也都擔心衝擊，最後不都沒事嗎？」這種將警告視為危言聳聽的心態，是對現實風險的嚴重誤判。

我們正在構建的是一種獨立於人類智能之外的新型智能形態。過去，發起毀滅性破壞的能力只掌握在極少數大國手中；而現在，技術在客觀上正在把製造生物恐怖主義或發起大規模網絡攻擊的能力，擴散給獨立的極端團夥。面對如此強大的新型智能，我們該如何在技術和制度上雙管齊下？

首先，我們不應把精力浪費在無謂的哲學爭辯上。如何定義AGI（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到底有沒有「意識」或「道德地位」，對於當下要解決的安全問題而言並不關鍵。

尤其在制度層面，由於國際博弈與跨境核查的難度，指望通過全球多邊協議來實現「同步研發降速」目前看來並無可行性。同時，認為單純依靠事後的民法或侵權責任法就能管好開源大模型，在去中心化的匿名毀滅性攻擊面前更是形同虛設。

因此，唯一的破局點在於主權政府必須承擔起監管職責。就像對待汽車安全或民航飛行一樣，一旦市場上出現多個競爭主體，安全就絕不能僅靠企業自律。制定規則不需要監管者自己會寫大模型，核心在於看清技術事實：這套工具能不能被用來癱瘓銀行系統或國家電網？

具體而言，監管的落點不應是物理芯片，而應是「軟件託管與分發平台」。政府應通過立法確立明確的技術指標：凡是綜合能力達到特定高危閾值的前沿模型，絕不允許被剝離安全監控、以原始代碼形式隨意複製到個人終端上運行。

一旦監測到底層操作試圖剝離安全防護邏輯，平台必須予以強制阻斷。這不是要封殺開源創新，而是對高危工業品實施必須的安全鎖定。

傳統經濟學裏，工作不僅提供收入，還承載着個人的價值感、社交連接和生活目標。但隨着AI逐步具備超越人類的智能，所有傳統白領技能的「稀缺性」都在迅速歸零。從基礎的電話銷售、技術支持到財務做賬，AI能以極低成本、極快速度和極高準確率完成任務，大量傳統崗位需求正在物理上消失。甚至連高階認知領域的界限也被徹底打破。

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遵循強化學習邏輯的龐大反饋機器：只要一項經濟任務的產出能被客觀衡量，資本和算力就會迅速進場將其優化替代。

不僅是白領，隨着全球（尤其是中國）頂尖團隊和巨額資本在人形機械人領域的全力投入，解決靈巧手和低成本物理勞動的工程落地只是時間問題，藍領的體力勞動也將很快被重塑。

與此同時，技術紅利的落地卻存在明顯的「時間差」。AI憑着處理高維度生物數據的優勢，未來5到10年有望通過數字化虛擬模型精準預測藥物不良反應，大幅縮短臨床試驗周期。但普通人要直觀感受到醫療賬單和生活成本的大幅下降，仍需漫長的周期；而網絡防禦失衡、崗位快速流失等負面衝擊，在未來兩三年內就會產生實質影響。

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到20年後，當人形機械人能大規模低成本建房、實施高精度手術、攻克致命疾病時，人類有望徹底消除物資匱乏，邁入「超級豐裕時代」。但我最擔憂的，恰恰是接下來的這20年過渡期。

在這20年裏，原有的職業價值體系迅速瓦解，利益分配極其不均，社會將經歷劇烈的震盪。我們必須安全度過這20年的轉型期，才談得上享受豐裕社會的成果。

在今天這個對傳統建制和精英信任度處於低谷的時代，我深知自己是一個並不完美的建言者。我這一生犯過很多錯誤，也有自己的認知局限，人們完全不應該盲信我的每一句話。但我在軟件和計算領域待了一輩子，親手寫過代碼，親眼見證軟件如何改變世界。

我參與這些討論沒有任何個人商業利益驅動，只是作為一個深知技術破壞力的老兵，憑藉僅存的一點公信力，履行把潛在風險講出來的基本責任。

綜觀人類文明史，我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食物匱乏、惡性傳染病和戰爭苦苦抗爭。AI的到來，正在把困擾人類數千年的「物資匱乏」推向歷史終點，但也無情衝擊了傳統分工賦予人類的獨特價值感。

面對這場歷史上最波瀾壯闊、也最風雨飄搖的20年轉型期，如果你今天正處於二十多歲的年紀，我的建議是：去深入那些AI短期內依然無法勝任的領域，學會把AI作為放大個人意志與創造力的工具，並積極投身到社會政策與規則的構建討論中去。

人類社會完全可以學會在某些領域保持克制，學會在人與人的真實協作與關懷中重新錨定自我的意義。

上帝定命論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由古至今，人莫不戀生怕死，但人不可能長生不死，故只能求長壽。可是，究竟人壽幾何是注定？還是人可決定？若是注定，任何努力都是徒勞。正如《論語．顏淵》所載：「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或《莊子．大宗師》所稱：「死生，命也……天也。」此乃「人壽天定論」，至今仍是國人的主流信仰。

由於天主教廷與康熙鬧翻，十九世紀初來華的傳教士，大多屬基督新教。他們都精通中文，讀了不少古書，懂得用儒家和道教話語傳教。策略之一便是講信仰上帝的好處，並以「上帝定命論」取代「人壽天定論」。1813年，倫敦傳道會的蘇格蘭裔基督教宣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繼馬禮遜之後第二位來華。他寫道：「（信上帝）必獲三樣好處。一是在肉身，其必常康健，無疾、無苦、無死矣。一是在靈魂，其必常喜樂，而存神原所賜與他之義也。一是在神連靈，其必得生命與滿福，至永遠也。」米憐竟像道教般宣稱人可「無死矣」。道教煉內丹、外丹是求成仙，在塵世間不死。基督教的「無死」卻在逝世後。

另一影響甚大的傳教士是郭實獵（Karl F.A. Gützlaff）。他精通閩語、粵語、潮州語等，鴉片戰爭時，他是英國遠東軍翻譯、參謀兼嚮導。《南京條約》談判，他擔任英方翻譯，起草條約中文稿，後葬於跑馬地墳場。郭實獵1833年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雜誌，介紹基督教和科學。他寫道：「唯生命之源本必非人也，乃是仰天賴焉。此星辰系焉，萬物生焉，造之者亦生爾矣。我進世，上帝眷顧，以性，以命，以氣，以魂賜我，皆蒙上帝之恩德。」因此，「人的壽算活長活短，皆由上帝折中。」

哈利路亞！

喜劇演員

《你的保安李寶安》硬撼《愛．回家之三代同糖》，就連一直企硬晚上8時的《一線搜查》亦讓路，可見HOY破釜沉舟的決心。

「李寶安」一角為李尚正，他曾在電影《死屍死時四十四》中飾演的保安員角色，深受觀眾喜愛，更被影迷譽為該片的MVP（最有價值角色）。李尚正憑藉此角色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是其演藝生涯中的首個金像獎提名，意義非凡。2024年農曆新年期間，李寶安收利是的片段更被網民剪輯並廣為流傳，成為網絡熱話。

HOY首次製作處境劇，李尚正從影逾廿年，首當男一，且是喜劇，可說開正他的戲路，期待不少，挑戰亦不少。香港不乏喜劇演員，只是好的喜劇愈來愈少，何解？最近楊偉倫主演的《善男信女》，夥拍鍾雪瑩演鬥氣冤家，本是黑色荒謬喜劇，但最終變為社會控訴和城市人的壓抑等等，相當慘情。

楊偉倫戲路廣，擅長喜劇，然而，觀乎《善男信女》角色榮吉，雖有點荒謬元素，卻是家庭劇，他和英俊哥哥榮利（盧鎮業飾）的恩怨，基於他倆外形的定型，鋪排成戲劇性矛盾。

近來港式喜劇買少見少，最有印象是《臨時劫案》，但其實只是黑色荒謬悲劇，郭富城飾演的梅藍天最搶鏡，嘲社會不景氣民不聊生，中佬淪為大賊。現在港片主流是家庭倫理小品，喜感只作點綴，編導愛走溫情和社會寫實，最佳例子是《飯戲攻心》和《夜王》，出色的喜劇演員，只當殺人犯（《正義迴廊》），或是喃嘸師傅和殯儀經紀（《破。地獄》）。

最近的例外是張家輝在《我阿爹想旅行》，竟然「化骨龍」上身，在絕症悲劇裏演出異想天開的喜劇角色，這是他遁入正劇後重出江湖，觀眾渴望張演喜劇，票房迅即破了1200萬，可見好的喜劇演員，一向都是票房保證。

奈何現在的社會氣氛，新導演大多只往社會寫實鑽，亦不太懂喜劇，故只有一批老手如陳詠燊和麥啟光等，久不久才露兩手。為何港式喜劇乏善足陳？為何這麼多年，只出了許冠文周星馳黃子華？話說回頭，李尚正是搞笑能手，惟半小時的處境喜劇，要精準搞笑，絕非容易。且看50集的《你的保安李寶安》，能否漸入佳境？或是從此落幕？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中國人雖有潮州人、客家人、閩南人之分，但他們都是血緣相同的中國人民。其他血緣不同的「民人」（people）則稱為少數民族，如藏族、苗族、壯族等等。這是為了強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正如顧頡剛所云：「中華民族是一個。」

英文受十七至十九世紀種族主義的影響，people既指國民，如英國人民、法國人民之類，但也指血緣不同的「民人」，初稱種族。法國人類學家約瑟夫．德尼凱（Joseph Deniker, 1852—1918），在《人類種族》（The Races of Man）中，使用「族裔」（ethnic group）代替種族：「他們是基於語言、宗教、社會制度和其他共同價值形成的『族裔』……他們不是生物學意義的人群，他們包括一種或多種人群、種族或亞種。」費孝通曾稱中國少數民族為「族裔」。

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史提芬．芬頓（Steve Fenton, 1942—2025），在《族裔性》（Ethnicity）一書中認為，「族裔」有三大特點：一是「族裔」是某個民族國家內的子族群；二是「族裔」與原生族的主要分別在習俗與文化，而不是膚色、相貌或體質；三是無論落地生根多久，「族裔」依然被視為非我族類的外人，如歐洲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人、巴斯克人和加利西亞人，不單自認為他們「族裔」，且是所謂「子民族」（nationality）。一字之差，分別甚大。「子民族」也是民族，有權利按照着「一民族、一國」的原則建立民族國家者也。  

北南美洲前殖民地的土著，如墨西哥及厄瓜多爾的土著，起初被稱為「族裔」，遭到猛烈抨擊後，2007年聯合國通過《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現多改稱為people。美國照例懶理，仍用「族裔」。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才在統計表增設「族裔」，但只有兩個選項：西班牙裔或拉美裔。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則自稱為民族。他們地少人寡民窮，何來獨立建國的能力？改稱呼，不過是心理安慰而已！

民族誕生 原生論vs建構論

中國古代有人、民、族、種等字，亦有民群、民人、民種、族種等詞，卻沒有民族一詞。清末把西方nation一字翻譯為民族。起初，梁啟超仿效「法蘭西人稱法蘭西民族」而稱中國民族，後來才改稱中華民族，沿用至今。nation源於拉丁語natio，而natio來自nascor，意思是出生。在同一地出生，有同一種族、歷史和文化的人屬一民族。

法國大革命時更提出一民人、一民族、一國（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即同一民族的人組成一國，主權獨立、領土不容侵犯。及後，民族與國家兩字通用，例如聯合國直譯應為聯合民族。

今時今日，只有寡民的小國才是民族國家。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已不符合歐洲十七世紀定義的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多族群的國家。事關在大多數國家出生的人，未必是同一種族（race）。殖民地時代，不少歐洲諸國從亞洲、非洲和南美洲輸入奴工僕婢。他們的子孫在宗主國出生，不屬同一種族，但他們有宗主國的國籍，那他們算不算同一民族呢？

1950年，猶太裔美國人類學家埃斯利．蒙太古（Ashley Montagu, 1905—1999），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撰寫了《種族問題聲明》（Statement on Race），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種族沒有生物學意義，而是社會建構出的標籤。非原生族裔可稱為族裔（ethnic group）、民人（people）或「子民族」（nationality），仍稱為種族便有種族歧視之嫌。

以宗教劃分敵我

民族國家的原生論派指出，同一地的民族，自古以來已居住在同一地域，有共同祖先、血緣、遺傳、世系（如漢族自稱炎黃子孫），亦有同一語言文字及文化傳統等。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如赫德（J.G. Herder）和黑格爾等，認為同一民族有獨特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且有不可取代的「民族性格」及價值觀，才稱得上是個民族。如今，歐美國家右翼的反移民黨派，其理論核心都是原生論，極端分子更以宗教信仰劃分敵我，縱使生於斯、說同一語言也是非我族類，穆斯林即是典型的「異類」，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截然不同乃至矛盾。除禁止他們移民外，還要驅逐他們及其子孫回原居地。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利堅國族認同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稱，早期歐洲諸國定居者不屬於移民。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乃基於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WASP），以及憲法訂下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美國信念」。亨廷頓雖然不屬驅逐移民派，但他跟溫和的原生論者一樣，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他警告，移民及其後代若不肯被同化，美國就會撕裂及衰落。弦外之音是，不肯同化者應離開美國。

想像政治共同體

原生論不通之處是，難道瑞士、荷蘭、新加坡甚至印度等，有多個族群、語言和文化傳統的國家，不算是民族國家嗎？英、美、加三國都說同一語言，何以不是同一民族國家呢？何況，原生論提供了理由，「合理化」移民族裔要求獨立、自成一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民族國家的建構論派，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為首。他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勾劃出，歐洲教廷與封建勢力衰弱，不同族群有了共同語言、教育普及、工業化等發展，促成不同族群建立民族國家。他認為民族國家不是原生的，而是如他的名句所云：「民族國家乃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英國歷史社會學家與民族學家安東尼．史密夫（Anthony D. Smith, 1939—2016），在《民族的族裔根源》（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中，提出「族裔象徵主義」（Ethnosymbolism），調和了原生論與建構論。他指現代民族國家糅合了兩類族群。

一是族裔型民族（Ethnic Nation）：即原生論所指共享同一歷史、領土、神話、文化記憶等，兼有共同祖先和血緣的族裔，即成民族。二是公民型民族（Civic Nation）：他們不是原生族裔，但落地生根，認同所在國的法治、教育、價值觀、生活方式及公民責任等等，就成了民族。

每個國家都有上述兩類民族，分別只在各佔多少人口及資源，通常族裔型民族都是國家的政治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