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反叛」損害民主
新世代只着眼個人利益
《孟子.滕文公上》載:「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即是現今謂之精英。
英文elite一字來自拉丁文eligere,意思是「當選的」。在眾多候選人中當選的,無疑是優秀人才,故名精英。
孟子認為,任何時代,國家都是由精英管治的,這是「天下之通義也」。意大利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抱相同看法。他指精英統治是歷史之必然,皆因任何社會都有少數人(一說是5%)的能力、知識、才智和意志力,優於大多數人。不讓他們管治,難道應由庸才管治嗎?
替換循環失效
精英可分兩大類:非統治精英是在社會各個領域出類拔萃的人,學者、藝術家、企業家、醫護、運動員及軍事家等等皆是。另一類是統治精英,掌握政權直接施政,並主導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帕累托認為,國家是強大抑或積弱,政治是清明還是腐敗,經濟是欣欣向榮還是日走下坡,社會是和諧安定還是撕裂動盪,全看少數統治精英是否才德兼備,能否維護人民的整體利益,滿足他們的需求。當一代統治精英腐敗無能,就會給新一代精英取代,帕累托謂之「精英循環」。
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由貴族與教會組成的精英管治國家,在中國則是儒生。到工業社會,新興的資本家、學者和中產階級成為新一代精英。當帕累托的「精英循環」失效,當新一代精英有權而無能,甚至更腐敗,無視貧富懸殊,以及基層受剝削壓榨,就會出現西班牙哲學家Jose Ortega y Gasset在《大眾的反叛》(譯作《庸眾的反叛》更準確)(Revolt of the Masses)—書中說的反叛。
Jose Ortega y Gasset和孟子、帕累托同是精英主義者。他解釋,庸眾與精英的區別,不在於財產多寡,而在於人格、才智平庸。他們為未能晉身精英階層,憤憤不平,拒絕服從任何權威,故而低貶精英。往昔,民眾僅痛恨統治精英腐敗,殘民自肥,從沒懷疑或否定精英的才幹。工業社會才有現今的反精英主義。反精英主義沒有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論,只是一種立場或態度,懷疑和否定專家。他們斥責精英把持政府、經濟及教育機構,圖謀私利,而罔顧社會大眾的權益。已故的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在1981年首次就職演講中的豪言壯語:「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反而是問題。(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他並非主張多選拔賢能,提高管治水平,而是減少統治精英,已有反精英主義的意味。
反精英主義發展至極端,就會走向反智,否定專家,輕知識而重常識,貶理性尊情緒,忽視批判思考。特朗普上任一年多,由反智的庸眾主政,結果破壞多建設少,內政外交一團糟,足以證明反智根本行不通。
踏入二十一世紀,發達國家和地區已是由知識經濟主導。美國社會評論家克里斯多夫拉希(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早在《精英的反叛與對民主的背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書中指出,對美國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是新世代「精英的反叛」。美國立國以來,兩大政黨雖然政見及經濟主張不同,但同信奉民主精英主義(democratic elitism),民主黨跟共和黨輪番執政的均是學有所成、信守憲法和獨立宣言的精英。可是,經濟全球化產生新一代的知識精英和技術精英,尤其是憑金融財政和IT成為巨富的精英,已無視中產階級與基層民眾的利益與文化,背棄傳統的民主價值。
自詡「世界公民」
這些巨富精英皆有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的心態,自詡「世界公民」,不歸屬任何國家,馬斯克便有三重國籍。他們眼中只有個人利益,從不考慮國家的長遠利益,例如為避稅而放棄本身的國籍。法國國寶級明星謝勒狄柏度(Gerard Depardieu)便入籍俄羅斯,避開75%的富人稅。他們參與政治,為保障自己企業的利益及尋租。他們購買媒體支持利己的政客,遏阻反對聲音及言論。對工產業空洞化、中產階級萎縮、老齡化、環境污染及氣候暖化等關乎大眾民生的問題不屑一顧,甚至助紂為虐破壞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
庸才希特拉
反精英主義經常被威權主義的政客利用,作為爭取選民支持、奪取政權的工具。正如柏累托所言,社會大多數人都是庸眾,一旦他們不信任精英,便很容易迷信一個奇里斯瑪(charisma)的領袖,可以解決種種社會問題。
《紐約客》的專業撰稿人葛尼(Adam Gopnik)去年在演講時指出,希特拉和其宣傳部長戈培爾正是Jose Ortega y Gasset筆下的庸眾。1907年,希特拉剛18歲,志願是當畫家,於是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首階段的初步測試是即席創作,希特拉通過了。在次階段,他提交的作品「不合格」。希特拉死心不息,翌年再報考。這趟他更失敗,首階段已「不合格」,評審指他的作品缺乏原創性和情感。
對付猶太精英
戈培爾學歷遠高於希特拉。他在1921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該年他才24歲,足見他並非庸才。他做過記者、銀行出納員和證券交易所傳喚員。他的志願是當小說家。他曾出版一部小說及幾部戲劇,惜反應甚差。有學者指希特拉和戈培爾都將個人的失敗,歸咎精英阻塞自己的上進之途,故懷恨於心,掌權後反精英。
在威瑪共和時代(1918-1933),不少德國的精英都是猶太人,許多已同化。既有金融界巨子、殷商巨富和工業家,亦有學術界、藝術界與影視界的精英。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希特拉為了奪權,先要對付有權有勢有知識的猶太精英。猶太人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當納粹走狗;一是被消滅。結果,少數猶太精英屈從納粹仍可偷生。德國名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 1890-1976),母親是猶太人,他當然是猶太裔。戈培爾很欣賞他,要聘他做最大電影廠UFA的總裁,佛列茲朗即逃往巴黎。希特拉無差別的屠猶,是後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