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億分之1》

網遊《80億分之1》熱爆全球

模擬轉世 啟迪新生

生於香港的博友，你滿意這一生嗎？嫌自己長得不夠漂亮、不夠健康？還是後悔沒入讀神科，做不了醫生、律師？若然給你第二次機會，或讓你轉活另一人生，你有信心活得比此生更好？

熱爆全球的《80億分之1》（1 in 8 Billion）網遊，依據世界人口數據，模擬出80億人的一生。此遊戲讓玩家在網上轉生，在命運可抉擇和不可抉擇間，致力達至「不枉此生」。這種模擬轉生遊戲沒刺激的過關任務，不需打怪獸、打大佬，卻有一種哲理級魔力，令不少玩家經歷「轉生」後，體驗悲歡人生，重新反省此生，學懂與其重啟人生，不如活好今生今世。

近日在全球爆紅的《80億分之1》，是一種網頁文字式人生模擬器，這遊戲既沒精美畫面，也沒激烈複雜的操作對抗，而是讓玩家化身全球80億人口中的一員，在一「人生投胎輪盤」中，降生到世界的某個角落，經歷從出生到死亡的歷程。《80億分之1》魅力在於「殘酷寫實」，它讓許多抱着娛樂心態的玩家，體驗幾次截然不同的人生後，感動得眼眶泛紅。

這個遊戲推手是南韓獨立開發者Jin Hwi-eus（化名）。據他透露，一直對「生活圈之外的人過着怎樣的人生」感到好奇，為此他在今年入秋之時，把醞釀已久的構想付諸實現，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輸入核心概念指令後，讓AI在極短的4小時，協助建構整個遊戲雛形。

真實數據

原本Jin只想在社交平台Threads分享開發過程與技術測試，沒想到帖文一出，竟引發巨大迴響，甚至連著名日本遊戲《勇者鬥惡龍》之父堀井雄二也參與試玩，並公開盛讚。隨着遊戲一夕爆紅，開發者迅速聽取各國玩家回饋，於10月中追加繁體中文版，讓港澳台玩家亦可無痛體驗。

為讓遊戲不會淪為憑空想像及充滿水份，Jin引入了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真實大數據，涵蓋全球172個國家與地區數字。因此轉生遊戲中的預期壽命、教育年限、人均GDP，甚至是童婚率與疾病罹患率等，全都與現實世界掛鈎。同時，Jin不希望把某些開發中國家描繪成「只有貧困」，因此在系統中特別編寫許多溫馨的日常細節，例如母親親手烹調家鄉菜、聖誕節與鄰居分享美食，藉此展現即使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中，人類依然保持情感溫度與生命韌性。

Jin接受媒體訪問時，曾透露開發遊戲動機，「希望促使玩家轉變視角，學會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並將這份感恩之心，轉化成對其他生命的尊重。」他續說，身處發達國家的人民，往往把食飽穿暖、安全環境視作理所當然，然而放眼全世界狀況，這並非全人類常態，他希望透過遊戲剝奪玩家對「出身條件」的控制權，讓玩家理解在哪裏出生、成為誰的孩子，全都無法選擇。

玩家進入《80億分之1》官方網站後，先選出生時代（過去、現在、未來），然後參與出生地抽選（按現時出生率較高國家包括印度、中國、南亞、非洲），按下「出生」鍵後，系統便會根據真實數據，在172個國家中隨機分配你的轉世，包括名字、性別、父母家境與出生地。玩家無法隨心所欲選擇國籍，若依照真實出生率，大多生於南亞、非洲窮國。

轉生遊戲正式開始，電腦根據大數據運行，玩家必須接受「無得揀」的經歷，與「有得揀」的人生重要抉擇，例如學業、工作、伴侶選擇，以及決定各種生活方式等，而這些決定將影響角色的「健康、幸福、知識、人際關係」數值。當角色因疾病、意外或衰老走向死亡，玩家可在「追思館」留下的紀錄，回顧這趟無法重來的數碼人生。

反思自身

我選了在2026年出生，成為東非坦桑尼亞一女性，名字是Mwanaisha Hamisi。她父母是農民，是個貧窮之家。Mwanaisha從小吃不飽、沒讀書，還未成年便被迫接受盲婚啞嫁，婚後遭丈夫長期暴力對待，多次把Mwanaisha打得半死。30歲那年，她改嫁窮困漁夫，雖不能三餐溫飽，但總算互相扶持，溫馨度日。不幸地，丈夫出海作業時溺斃，她35歲便要守寡，獨自帶大3個子女。這生命於71歲結束，一生受苦。博友可自行登入，模擬這個免費轉生遊戲。

現實中，我曾埋怨自己少壯不努力，入不到神科，做不了醫生，只做教育，做人之患。然而，在一小時玩完《80億分之1》，經歷Mwanaisha不幸一生，有如看了一塊反思鏡子，正所謂「人比人比死人」，你認為自己的人生不好，但比你更差的大有人在。其實活在香港社會，人人有書讀、三餐溫飽，有自由選擇職業、興趣、伴侶，不就是世上的人上人嗎？

不少玩過《80億分之1》的玩家，同樣認同遊戲具反思作用。一男網民分享其遊戲角色被迫與戀人分開的經歷，喚醒現實中他迎娶妻子的甜蜜，故決意面對感情轉淡危機，重新珍惜真愛。另有網民在遊戲中英年早逝，遺下年老父母、年輕妻子、年幼子女，對其家人頓失依靠非常心痛，當他反思現實時，便決心戒除煙癮，重新注重身體健康，不想重蹈遊戲角色的不幸。

宗教主張活好現世

《80億分之1》模擬玩家轉世他人，現實中不少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同樣相信輪迴。在印度教信仰中，生命並非只有一次，而是生、死、再生、再死的無盡循環。人類的靈魂永恒不滅，身體則會衰老死亡，就像更換衣服一樣，在肉體死亡後，進入下一個軀殼。輪迴被印度教視為充滿苦難的束縛，生命最終目的不是輪迴，而是跳出這個惡性循環。當一個修行者通過靈性修煉、善行，徹底消除所有惡業，體悟到「梵我如一」真理，就會獲得解脫。一旦獲得解脫，靈魂將不再受投胎之苦，且回歸宇宙神聖本源，獲得永恒寧靜與喜悅。

天主教和基督教則不相信靈魂輪迴，每個人在世上的生命只有一次，靈魂隨肉身在母腹中被造，獨一無二，死後不會轉世成為他人。天主教認為，人類死亡後，靈魂依據生前的信仰與行為，前往天堂、煉獄或地獄。基督教則沒有煉獄概念，死後靈魂直接去天堂或地獄。基督宗教深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為全人類贖罪，只要相信衪作為救主，聽從祂的真理教導，罪可得赦，與神和好，得享永生。

相信與不相信輪迴也好，世上宗教均有一共通點，就是教導珍惜生命，必須好好活上今生，操練自己、行善積德，今生無悔，得享安寧。

AI損人類自主

速度即力量

AI損人類自主

人類文明不斷進步。什麼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不同學派提出不同答案，有認為是生產力，有認為是戰爭，有認為是科學以及其產生的科技。這幾百年來，人類文明飛躍進步，始自工業化和現代化，兩者都是科技發達的成果。

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 1932—2018）同意科技影響最大。上世紀電腦與互聯網誕生，本世紀發明Al，人類邁進一個新時代，而速度正是Al時代的主要動力。維利里奧獨創「速度學」（Dromology），新詮釋政治史、軍事史與城市史為速度的博弈。他在《速度與政治》（Speed and Politics）書中指出，速度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改變人類心靈智能和生活方式的力量。他寫道：「絕對的速度也就是絕對的力量。換言之，絕對且即時的控制，是近乎神聖的。人類今天已成就了3個神聖性質：無處不在、即時的（Instantaneous）、無所不知又無所不能。」

人類戰爭由冷兵器到熱兵器，由機械化到智能化，如今踏入信息化時代，已說明了維利里奧所云：「歷史進步的速度，就是武器進步的速度。」現代的超音速飛彈與網絡戰爭，取決於誰的武器、補給、情報傳播等速度更快，誰就控制戰局。當網絡光速傳播資訊，傳統地理邊界和距離已毫無意義，傳統空間觀念亦已徹底解構，全球化的地緣政治，變成一場沒有傳統戰場、只比併誰更快的速度戰。

監控無處不在

在資訊光速傳播的時代，影像和話語壓縮了文字和寫作的空間。維利里奧認為，文字和寫作的敵人並非影像和話語，而是手機屏幕。在屏幕可以聽到和看到即時、實時發生的事件，引起受眾的情緒反應。寫作則是在「延後時間」（Deferred time），寫作的作者在明，實時的作者在暗，他隱藏在影音背後的拍攝者，令人不易察覺其意識形態及偏見。往昔，輿論讚彈多是在「延後時間」，如今卻大多在網民於社交媒體上的即時評論。

在傳統社會中，法律與監控是在「延後時間」的。你犯了罪，警方調查後才逮捕你。但Al的即時監控已達到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的地步。維利里奧形容，現代社會逐漸成為「速度利維坦」。利維坦是《舊約》中象徵絕對力量的海怪。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在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Leviathan）書中，將國家機器比喻為利維坦。統治者保障人民安全、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就交出權力絕對服從統治者。這是現代政府與人民訂立的默示契約（Implied Contract）。

維利里奧害怕的是，在追求極速的過程中，人類讓國家機器擁有無所不在的監控權，將逐漸喪失對社會和自己命運的掌控權。過去監控（如檢查站）是顯眼的，可能激起人們反抗；Al監控卻是難以察覺且無感，街頭裝了無處不在的人臉識別攝錄器，不再只是攝錄影像，而是讓Al以光速分析與識別。維利里奧指出，在智能城市，每個角落都已絕對透明，隱私所需的陰影與死角徹底消失。

如今，人們為了科技帶來生活上的種種便利，如電子支付、預約政府服務、網約車等等，自願置於各式各樣的監控中。維利里奧最恐懼的，並非人類追不上Al和機器的速度，而是人類因此失去判斷力和決定權。當你由Al助理安排旅遊行程，它瞬間為你編排性價比最好的機票、酒店、食肆等等，你還會花時間懷疑、質詢Al的決定嗎？你還會去探險式旅遊嗎？你會覺得失去了生活的自主權，像電影《摩登時代》中被機器餵食的差利嗎？

習慣被動服從

維利里奧警告，人類會逐漸習慣處身於不自覺的被動服從狀態。網路與Al發展並非進步，反而促成人類向科技無條件投降，人類由控制機器，降格至只可被動接收（廚師發辦便是典型例子），唯一主動和能動的僅是提示和選擇。如今，數碼企業不斷宣傳「科技命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發展Al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人類不單不可走回頭路，乃至不可拖慢Al發展速度，只能適應Al引起的社會制度、文化、價值觀、心智和生活方式的大變。時人真是如此無能為力嗎？

科技總伴隨意外

二戰後西方有句話：「凡是可以出錯的事，就一定會出錯（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這便是著名的梅菲定律（Murphy's Law）。它並非科學或物理定律，而是「光棍佬教你：便宜莫貪」式警世箴言，旨在提醒世人：世上無百分百安全的東西。

想不到維利里奧卻將梅菲定律發展為意外的哲學。他在《原初意外》（The Original Accident）書中指出，任何新發明的科技，都同時創造其獨有的意外。發明火車，會衍生火車出軌；發明飛機快艇，就會製造空難海難；發明油輪，造就石油洩漏，污染海洋；發明核電廠，就會有切爾諾貝爾式洩漏放射性物質；發明電腦與互聯網，網絡攻擊和網絡戰便由此誕生。

系統性失控難免

意外發生後，主事者總稱為個別事故，歸咎人為失誤，只要汲取教訓，改善科技，加強培訓人手，制定更嚴格的操作守則，意外便不會再發生。維利里奧卻指出，意外是科技的孿生兄弟、是技術「內在不可分割」的部分。意外是技術持久運作的必然產物。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技術故障，二是科技始終需要人手監督，而人終究會疲勞，疲勞會導致疏忽，覆核時看漏看錯，於是，意外就無可避免。

意外有輕微、局部、範圍不大的，如火車出軌、飛機空難。如今及將來，愈來愈倚重Al高速處理海量決策，而只有人把守最後安全防線的話，就無法預防維利里奧謂之「總體意外」（The Integral Accident）。這種意外沒有邊界，瞬間發生，如全球網路癱瘓或Al集體失控等等。Al愈進步，「總體意外」就愈可能發生，災難範圍就愈廣，規模就愈大。

維利里奧並非主張放棄科技。他只是警告數碼企業和Al科學家，不要過分崇拜科技。但他也很悲觀，認為一場前所未見的「總體意外」遲早會發生。

北角皇都戲院

北角皇都戲院修復中的巨型浮雕

待重演的全新樂章

北角車水馬龍間，人頭湧湧的街頭，很容易被一棟獨具特色的建築吸引。駐足其前，抬頭可見狀若魚骨的拋物線型桁架，正面紅色的牆面看起來已重新刷漆。這座建築正是皇都戲院，其前身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落成的璇宮戲院。正面的入口上方本有一幅大面積浮雕「蟬迷董卓」，近日街坊卻發現原有浮雕的位置換成白色牆面，引發網絡熱議。新世界發展解釋稱，因浮雕有結構問題，現已妥善存放浮雕，正研究修復的方式及可行性。2016年發起關注保育皇都戲院的「活現香港」創辦人之一祁凱達表示，希望業主對「蟬迷董卓」的保育不僅停留在保存實物，更要讓公眾了解背後代表的「香港敢玩、敢試的文化氣質」。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北角」「建築」等關鍵詞，除了能看到不少遊客前往新光戲院，在其結業前留念外；還有許多遊客驚嘆於皇都戲院的獨特建築外觀，好奇這座位於喧鬧市區中的古老建築有怎樣的歷史故事。70多年前的璇宮戲院，曾是香港藝術文化地標，香港音樂史研究學者周光蓁2020年7月15日曾在報章撰文感嘆，自1959年改名為皇都戲院至今，璇宮戲院這座巨型地標已歷近70年寒暑，「現為港島區歷史最悠久的戲院，也是幾十年翻天覆地城市建設的倖存者。」

「蟬迷董卓」糅合中西藝術美學

璇宮戲院的創辦人歐德禮（Harry Odell），曾在日寇入侵香港時淪為戰俘。據周光蓁的敘述，二戰結束後歐德禮發現香港對娛樂、文化的供求殷切，斥資31.95萬港元買下地段，用一年多的時間構建了這座他的「藝術殿堂」──璇宮戲院。歐德禮曾委約1920年代承建半島酒店的建築商，以現代主義手法，塑造既藝術也注重功能的場館。而建築屋頂上桁架的撐托，則是為了讓整個戲院無柱視覺障礙。周光蓁指出，「那是當時的首創，也可能是現在全世界唯一尚存完好的建築。」璇宮戲院全院佔地三萬方呎，樓座設有1173個寬闊座位，後來還在樓上加建400個「超等」座位，以及一個容納120人的試映室。

曾經位於戲院正面入口上方的巨型外牆浮雕，是嶺南畫派大師梅與天融會中西文化創作的「蟬迷董卓」。這座浮雕題材來自於《三國演義》中王允使連環計，讓養女貂蟬離間權臣董卓與其義子呂布的故事。雖以中國古代名著為題，浮雕的創作卻糅合了希臘女神的藝術形象。根據《華僑日報》於1952年的一篇文章，梅與天雕出的是「聯合國佳麗」。其創作的中心人物不僅拿着希臘女神手持的七弦琴，身旁亦圍繞着具備緬甸、泰國等東南亞風格的舞姬，還有一位是跳着芭蕾舞的舞者。一個耳熟能詳的傳統中國故事，卻運用了東南亞、歐洲的美學語言講述，這座浮雕可謂不僅以實物的形式見證璇宮戲院70多年經歷的風雨；還以獨一無二的嶺南美術風格，向後來者展現上世紀香港藝術瑰寶的奪目光彩。

祁凱達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皇都戲院正門上方的「蟬迷董卓」浮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而香港現存的戰後建築外牆藝術品十分罕有。若浮雕能完整修復，並於原位重現，當然最為理想。「這座浮雕最有意思的是它對中國傳統故事的嶄新演繹。放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歷史背景來看，這是一件大膽而富實驗性的當代藝術作品。」對於浮雕的保護與修復，祁凱達覺得保育不應只停留在保存實物，更要讓人明白它所代表的精神：「香港的中西交融、國際視野，以及敢玩、敢試的文化氣質。」他續稱，若皇都戲院日後能再次成為公眾欣賞和參與演出的場所，場內節目亦能延續這種勇於創新、雅俗共賞的精神，才是對「蟬迷董卓」最好的傳承。他回憶，大概2012年2月，自己有一天路過皇都戲院，當時正更換大廈外牆的廣告板，「蟬迷董卓」浮雕「驚現」在他眼前。「也許我不能說它『靚』，因為它的狀況看起來很一般，但我記得那刻我心想：為什麼英皇道上會出現『吳哥窟』呢？」在他看來，「蟬迷董卓」承載了無數街坊和遊客的「驚嘆與回憶」。

「娛樂鉅子」發展香港文藝土壤

歐德禮在當時被稱為「娛樂鉅子」，他在璇宮戲院開幕時發言稱：「我得強調這不只是另一間戲院，而是我們群策群力誠意為社會提供有益身心娛樂的成果。」事實上歐德禮以個人關係，吸引不少當時的國際頂尖音樂家來到璇宮戲院獻藝，不少音樂家甚至在此獻上唯一一次來港演出。他還通過中英文媒體廣泛宣傳來港演出的音樂家，曾向傳媒透露 「不惜重金，聘請第一流歐美音樂家來港演奏，賺蝕與否，在所不計。」而為了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他邀請國際級音樂家，歐德禮安排戲院一天放映四場電影維持收入。聲樂教授趙梅伯曾在報章上讚揚歐德禮對香港文化藝術的貢獻稱：「近年來香港，音樂水準提高了很多……歐德禮先生更功不可沒……使香港這塊荒蕪地域更能接近世界樂壇。」

根據周光蓁回憶，著名華人女高音、音樂教育家費明儀亦念念不忘她在璇宮戲院的演出，表示璇宮戲院是香港文化藝術的發源地之一，「是香港早期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培育了我們這批演藝文化人。」而在1956年費明儀於璇宮戲院演出後的同一個月，她便獲邀與中英樂團成員北上，在廣州中山堂作兩場音樂會演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有香港音樂家北上演出。兩個月後，「中國民間藝術團」應邀來港，演出地點亦是璇宮戲院。首演當天報章介紹：「北角璇宮戲院昨天已布置完竣，外貌煥然一新，大門上面繪有整層樓高的扇舞、獅子舞、荷花舞的彩畫，兩旁彩旗迎風飄揚，左上角並有『百花齊放』四個大字。鮮艷奪目的光彩，吸引着每個途人。」

璇宮戲院於1957年結業，易手後改名皇都戲院，於1959年開業，其後在1970年代初，加入了嘉禾院線，放映不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膾炙人口的港產片。不少北角街坊都有前往皇都戲院觀影的記憶，這裏成為一代人對港產片文化的記憶承載之地。曾在璇宮戲院看電影的香港大學歷史系首席講師高馬可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這裏承載了他小時候的觀影記憶。「我小時候曾在附近生活，雖然我不太記得那座浮雕，但我就曾在這裏第一次觀看了李小龍電影。」1997年皇都戲院結業，改營為桌球城會所。

2017年，皇都戲院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2020年，新世界發展以底價47.76億港元投得北角皇都戲院大廈，並表示會盡力復修及保留皇都戲院，活化為藝術文化表演場所，將戲院天台的「飛拱」的桁架建築作休憩空間，讓公眾人士觀賞及「打卡」。近日「蟬迷董卓」浮雕消失，新世界解釋稱，因浮雕有結構問題，隨時面臨崩塌危機，因此獲屋宇署批准移除。現已妥善存放浮雕，正研究修復的方式及可行性。發展局日前對浮雕消失的情況作出回應稱，大廈業主明確表示，基於結構安全理由，浮雕將暫時被移除並妥善保存，此舉只屬建築物在工程期間的暫時安排，以便進行工程及復修工作；在確定復修效果理想後，業主會向屋宇署申請並獲審批後，將會把浮雕安裝回原位。

好奇心

好奇心是美德還是病態

人類和其他動物都天生有好奇心，但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在人有理性，人的好奇心表現在以理性求知，他在《形而上學》一書開宗明義即道：「求知是人類的天性。」求知就像呼吸和進食一樣，是人類身為理性動物與生俱來的本能。人求知不為需要，而是沒有任何實際需要也求知，可以說是「純為知道而求知」，皆因「知道」會帶來滿足感與成就感。

此外，知道一些他人不知道的資訊或知識，會感到比他人優越，是以人類社群少不了八卦。由古至今，不少人都喜歡散布八卦和閒言閒語，更多人則愛好聽八卦流言。八卦乃是「社交黏合劑」，增加人與人間的信任和感情。

好奇心何來？你對某個領域一無所知，就不會產生好奇心。早在古希臘時期，已發掘到巨大骨骼和化石，但當時沒有恐龍的概念，不會刻意研究恐龍化石。當知道一點點，開始意識到有不知道之處，好奇心就會高漲。1824年，英國神學家兼地質學家威廉布克蘭（William Buckland, 1784—1856），描述並命名了第一種恐龍（班龍）化石後，便引發人類對恐龍的好奇心，直至現今。又例如，同事表示要把上司的一個秘密告訴你，你的好奇心被挑動，到聽完那個秘密後，好奇心便迅即消失。

視作人性陰暗面

今時今日，好奇心一概被視為有美善而無醜惡。可是，由羅馬共和時代直至文藝復興那千多年內，歐洲既有學者，亦有天主教神學家，指好奇心有人性陰暗的一面。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 約46—120），在〈論好奇心〉（On Curiosity）一文中，將好奇心視作心理和精神的病態，指好奇心重者有Curiositas（窺探癖）。他們會去市集、廣場和港口等人多嘴雜的場所，四處問人：「有什麼新聞？」他們會千方百計探聽鄰居、朋友甚至陌生人的隱私、醜聞與不幸，然後背後說人是非。普魯塔克無疑犯了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謬誤，但不能否認有些好奇心重者是偷窺狂。

要戒掉這種惡習，普魯塔克建議從小處做起：收到信時不要立即拆開——今時今日就是不要一起床就刷手機；聽到廣場有表演時，轉身朝相反方向走開；路過見到牆上塗鴉時拒絕停步瀏覽；朋友八卦時轉身離開……如此日積月累，便可戒除窺探癖成癮。另一羅馬大哲西塞羅，亦有類似看法。

文藝復興後，天主教廷的教條主義霸權逐漸式微，西方哲學家才重提亞里士多德的主張：將好奇心視為積極向上、促使文明進步的美德。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在《靈魂的激情》（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1649）中，將好奇心稱為「理解的慾望」（Desire to understand）。遇見異乎尋常的新鮮事物、或違背常識的事件，人會覺得「驚奇」（Wonder），想理解箇中底細，由是得到新知。這便是西諺所謂「好奇心是成就的引擎」（Curiosity is the engine of achievement）。

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跟笛卡兒一樣，指好奇心生於驚奇，而「驚奇是知識的種子」（Wonder is the seed of knowledge）。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在《教育漫話》（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更稱好奇心是「對知識的食慾」（appetite after knowledge），人需要食物維持生命和健康，心智則需要知識求進步。沒有好奇心，何來新知、新科技呢？

追求認知驅動力

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將好奇心界定為「追求更佳認知的驅動力」（The impulse toward better cognition）。他將好奇心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在童少年時，好奇心來自「鮮艷、生動、驚奇」（Bright, vivid, startling）事物提供的感官經驗，他們只求「見過」，不求理解。許多成年人的好奇心，亦停留在「見過」階段，如去羅浮宮看《蒙娜麗莎》、去雅典看巴特農神殿；二是成年後，「見過」之外，還追求深入理解《蒙娜麗莎》及巴特農神殿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威廉詹姆斯提倡從小培養孩子的好奇心和每事問的精神，正如《生活》雜誌於1955年5月2日刊出的愛因斯坦最後訪談所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發問。好奇心有其存在的理由……永遠不要失去神聖的好奇心。」

三大罪惡之源

普魯塔克只反對和譴責諸事八卦的好奇心，天主教神學家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卻反對「純為知道而求知」（Simply for the sake of knowing）的好奇心，貶斥之為「眼睛的色慾」（Lust of the eyes）。他指人類有三大罪惡之源，一是「肉體的情慾」，即色慾、暴食、貪婪等；二是「今生的驕傲」，即追求權力、名譽、世俗榮耀與他人讚美；三是「眼睛的色慾」。他舉例，夏娃被蛇引誘，吃了善惡樹果子，以為從此「眼睛會明亮，能像神一樣知道善惡」。這種傲慢的好奇心，使她與阿當被逐出伊甸園，子孫生而有原罪。

奧古斯丁不反對求知，但求知必須以堅定信仰為目標和基礎。若「純為知道而求知」，連醜陋、痛苦、恐怖、病態甚至罪惡行為也求知道，便會變得虛榮、傲慢，偏離信仰，比如聽見有人在路上遇到意外受傷，即跑去圍觀，便屬於病態的好奇心（Morbid Curiosity）。奧古斯丁在《懺悔錄》承認，他在祈禱時，曾受好奇心驅使，忍不住看牆上的蜘蛛捕蚊，因好奇而沒有全心全意祈禱，有損靈修。

十三世紀的神學家聖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約1225—1274），在《神學大全》中將求知之心分成兩類。善的求知，他稱為好學（Studiositas），乃是美德，皆因追求天文地理、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知識，可以榮耀造物主，令信徒理解天主創造萬物的偉大與恩慈；惡的求知，他稱為好奇心（Curiositas），乃是惡（Vice）。他指求知慾一如食慾，無節制的暴食是七宗罪之一，無節制的求知屬於傲慢，也是七宗罪之一。

何謂無節制的求知？為預知個人命運或未來世局而占卜，拜偶像或行巫術求福，都是誤信異端，偏離信仰的迷信行為。八卦、奇聞異事等不是知識，為好奇而八卦，徒然荒廢光陰。若為炫耀自己見識廣及博聞，則是傲慢、驕傲，都屬失德。

好劇本及好電影

有好劇本才有好電影？

圈外朋友對我說：「搞好香港電影，一定要先有好劇本。」現在全世界電影都缺好劇本，日本、南韓也愈來愈多買成功電影的版權重拍。

有伯樂才有千里馬，大家都知道劇本重要，但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看劇本？隨便看看不難，但看後決定開拍而最後真的能大賺的，很難。

有些電影劇本，在不同電影公司閒放不知多少年，最後才被人看中。

看過一個劇本，認為未寫得好，但多個資深監製及顧問都說是難得一見佳作，老闆拍板開拍，結果血本無歸。

最輝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成功電影開拍時都未有劇本，邊拍邊寫，所以有「飛紙仔」這種說法。

為什麼沒有劇本都可以拍出好電影？

一位地位很高的製片人說過：「電影是人拍的，就算有好劇本也可以拍到變爛片。」第一次見這製片人，是跟導演向他「賣橋」；平時見老闆，怎樣也會寫好一個一千幾百字的故事大綱，但那次連故事也未度好，兩手空空赴約。

製片人叫導演講故事，導演心知沒有，但仍很興奮地講他想拍的題材，是香港從未拍過的，他做了多年的資料搜集，也是他的個人興趣。他滔滔不絕，講了近半個小時，製片人愈聽愈皺眉。

「我完全不知你在說什麼。」製片人慢慢喝了一口咖啡，我覺得沒希望了，「但我見你剛才講到眉飛色舞，眼裏好像閃着光。你那麼喜歡這個題材，一定不會拍得差，就拍出來看看。」結果如他所說，電影很成功，還拍了續集。

後來與這製片人談起這事，他笑着說：「劇本好，只能拍一部，我看的是人才。」

曾經的香港電影含金量不用多說，影響了整個亞洲甚至好萊塢。

雖然目前香港電影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但也能產出不少佳作。

下面盤點近十年評分最高的10部香港電影（評分人數大於10萬）

第一名：《破地獄》（2024年） 

第二名：《年少日記》（2023年）

第三名：《樹大招風》（2016年）

第四名：《無雙》（2018年）

第五名：《一念無明》（2016年）

第六名：《白日之下》（2023年）

第七名：《毒舌律師》（2023年）

第八名：《踏血尋梅》（2015年）

第九名：《殺破狼2》（2015年）

第十名：《拆彈專家2》（2020年）

30年前的畢業生

吾友Kelly不敢以中產自居（勉強屬於窮忙族），但金融圈過去二三十年向上流的路徑，相當簡單清晰；大學讀金融、會計、法律等，畢業後想辦法擠進中環，無論投行、Big 4抑或律師樓，大家明白，只要擠進去，肯捱肯搏便升職有望。

以前的Junior，最值錢未必是聰明，而是「有時間」。Kelly畢業的年代沒AI亦沒有互聯網，還記得凌晨兩點改Pitchbook、執Excel、核對合約文件細嚼所有條款，翌日仍一樣早上九時坐在公司。這些工作屬於「手板眼見」工夫，只是以前沒更便宜、更快的方法，公司唯有起用我們這些畢業生。

AI出現之後，世界從此不同。Kelly以往曾提出，AI不會完全取代我們，但那些原本由大學畢業生負責的粗活，已交由AI負責，例如某投行原本打算聘請五個初級Analyst，但最後可能改成聘請一個資深Analyst，由他為AI製作的報告作最終定調和把關。

Kelly說的定調，是為AI的理性邏輯結論人性化。Kelly記得，某美資大行2021年大牛時，將騰訊（00700）目標價設在1000元水平，這些騰訊1000元、神華（01088）101元目標價，其實蘊含人為的非理性樂觀，這是AI暫時未能提供。

公司始終會留下懂判斷、懂客戶、遇到問題知道應該怎樣處理的人，所以Kelly這幾年一直提醒身邊細姪或公司的Gen Z，與其學習計算自由現金流等估值模型，不如學好交際及揣摩上意，至少「恰到好處的阿諛奉承」，AI還要追一段時間。

話說回來，30年前的畢業生可以靠多勞多得換取上位機會，Kelly相信，雖然這條路並非完全消失，只會變得更窄。只是Kelly納悶，究竟由五位初級變成AI加一位資深Analyst的局面，能夠保持多久？因為AI終有一天取代剩下那位資深員工。

Kelly在金融界做了多年，明白公司不會因為你喊辛苦而多付錢，只會因為你難以取代而多付錢。以前的「難以取代」包括熟Excel、做Model快、肯通宵，但今天沒有求職人士會以懂得Excel作為優勢，這點與打字一樣。

記得我入職的年代，一分鐘能夠打80字、懂得Excel及Word的求職者，擁有絕對優勢，Kelly相信，現在已沒幾多人聽過葛雷格速記（Gregg Shorthand），可能連速記是什麼也不曾聽過。

AI風雨最飄搖20年 人類如何守護未來

我工作是為了樂趣       比爾·蓋茨

過去這一年，人工智能（AI）技術的進展速度令人震驚。從編寫代碼並自主發現網絡安全漏洞，到在生物學領域進行複雜推理，再到與兒童或普通人建立深度的情感連接，以及對就業市場造成的實質性衝擊──如今模型展現出的強大能力，意味着上述每一個領域的變革都已不再是假設，而是必然發生的現實。

然而，整個社會對此做出的準備和響應速度，遠遠跟不上挑戰到來的節奏。我並非一個末日論者，但我必須大聲發出提醒：如果我們不能以正確的方式去治理，AI帶來的負面效應將無法被最小化，而它本應帶來的巨大社會紅利，落地過程反而會被拖得很慢。AI已經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發明的最危險、影響也最深遠的技術，它將對經濟運行和未來衝突的形式產生徹底的重塑。

從OpenAI當年創立時防止「打開潘朵拉魔盒」的初衷，到DeepMind早期對治理的訴求，凡是離底層核心技術最近的人，無一例外都在高度擔憂技術濫用、就業衝擊以及人際關係的異化。一個行業的內部從業者能如此直白地站出來提出警示，這是極其罕見的。這絕非什麼公關或營銷策略，而是技術圈內部的客觀共識。

遺憾的是，行業之外的大眾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對此缺乏足夠認知，甚至習慣性地對照歷史經驗說：「以前每次重大技術變革，大家也都擔心衝擊，最後不都沒事嗎？」這種將警告視為危言聳聽的心態，是對現實風險的嚴重誤判。

我們正在構建的是一種獨立於人類智能之外的新型智能形態。過去，發起毀滅性破壞的能力只掌握在極少數大國手中；而現在，技術在客觀上正在把製造生物恐怖主義或發起大規模網絡攻擊的能力，擴散給獨立的極端團夥。面對如此強大的新型智能，我們該如何在技術和制度上雙管齊下？

首先，我們不應把精力浪費在無謂的哲學爭辯上。如何定義AGI（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到底有沒有「意識」或「道德地位」，對於當下要解決的安全問題而言並不關鍵。

尤其在制度層面，由於國際博弈與跨境核查的難度，指望通過全球多邊協議來實現「同步研發降速」目前看來並無可行性。同時，認為單純依靠事後的民法或侵權責任法就能管好開源大模型，在去中心化的匿名毀滅性攻擊面前更是形同虛設。

因此，唯一的破局點在於主權政府必須承擔起監管職責。就像對待汽車安全或民航飛行一樣，一旦市場上出現多個競爭主體，安全就絕不能僅靠企業自律。制定規則不需要監管者自己會寫大模型，核心在於看清技術事實：這套工具能不能被用來癱瘓銀行系統或國家電網？

具體而言，監管的落點不應是物理芯片，而應是「軟件託管與分發平台」。政府應通過立法確立明確的技術指標：凡是綜合能力達到特定高危閾值的前沿模型，絕不允許被剝離安全監控、以原始代碼形式隨意複製到個人終端上運行。

一旦監測到底層操作試圖剝離安全防護邏輯，平台必須予以強制阻斷。這不是要封殺開源創新，而是對高危工業品實施必須的安全鎖定。

傳統經濟學裏，工作不僅提供收入，還承載着個人的價值感、社交連接和生活目標。但隨着AI逐步具備超越人類的智能，所有傳統白領技能的「稀缺性」都在迅速歸零。從基礎的電話銷售、技術支持到財務做賬，AI能以極低成本、極快速度和極高準確率完成任務，大量傳統崗位需求正在物理上消失。甚至連高階認知領域的界限也被徹底打破。

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遵循強化學習邏輯的龐大反饋機器：只要一項經濟任務的產出能被客觀衡量，資本和算力就會迅速進場將其優化替代。

不僅是白領，隨着全球（尤其是中國）頂尖團隊和巨額資本在人形機械人領域的全力投入，解決靈巧手和低成本物理勞動的工程落地只是時間問題，藍領的體力勞動也將很快被重塑。

與此同時，技術紅利的落地卻存在明顯的「時間差」。AI憑着處理高維度生物數據的優勢，未來5到10年有望通過數字化虛擬模型精準預測藥物不良反應，大幅縮短臨床試驗周期。但普通人要直觀感受到醫療賬單和生活成本的大幅下降，仍需漫長的周期；而網絡防禦失衡、崗位快速流失等負面衝擊，在未來兩三年內就會產生實質影響。

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到20年後，當人形機械人能大規模低成本建房、實施高精度手術、攻克致命疾病時，人類有望徹底消除物資匱乏，邁入「超級豐裕時代」。但我最擔憂的，恰恰是接下來的這20年過渡期。

在這20年裏，原有的職業價值體系迅速瓦解，利益分配極其不均，社會將經歷劇烈的震盪。我們必須安全度過這20年的轉型期，才談得上享受豐裕社會的成果。

在今天這個對傳統建制和精英信任度處於低谷的時代，我深知自己是一個並不完美的建言者。我這一生犯過很多錯誤，也有自己的認知局限，人們完全不應該盲信我的每一句話。但我在軟件和計算領域待了一輩子，親手寫過代碼，親眼見證軟件如何改變世界。

我參與這些討論沒有任何個人商業利益驅動，只是作為一個深知技術破壞力的老兵，憑藉僅存的一點公信力，履行把潛在風險講出來的基本責任。

綜觀人類文明史，我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食物匱乏、惡性傳染病和戰爭苦苦抗爭。AI的到來，正在把困擾人類數千年的「物資匱乏」推向歷史終點，但也無情衝擊了傳統分工賦予人類的獨特價值感。

面對這場歷史上最波瀾壯闊、也最風雨飄搖的20年轉型期，如果你今天正處於二十多歲的年紀，我的建議是：去深入那些AI短期內依然無法勝任的領域，學會把AI作為放大個人意志與創造力的工具，並積極投身到社會政策與規則的構建討論中去。

人類社會完全可以學會在某些領域保持克制，學會在人與人的真實協作與關懷中重新錨定自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