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的實質作用

施永青除了在地產方面佔有一定地位，他對今次雨傘運動也有一定的睇法。以下是他以「政治運動須為人民取得實質作用」為題的專訪：

 

 

 

記者：走過熱血革命的道路，你現在怎看佔中運動呢？

 施：我認為反對派不理性，泛民派是否追求民主令人愈來愈懷疑。他們尋求的是自己政治正確，愈完美、高超愈好。例如：公民提名，明顯是《基本法》所不容。現在要推翻沒有公民提名的特首選舉框架，只有革命才可能，但他們說不是革命，那怎可達到？他們其實可要求在提名委員會模式上改良，但偏要中共達成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以致現在進退兩難。

 再說，他們在追求憲政上改革，講民主亦要大多數認同；但他們在社會尚未達一致意見時採取佔中行動，導致社會分裂多於達到目的。以癱瘓交通的方式爭取理想，是以少數激進派挾持大多數人。多點民主是好的，但不是與中共反目。

 我看過佔領華爾街清場使用武力的短片，香港警方處理佔中算不上過度用武。我說過，不必清場，讓他們自行承擔。當然政府也有這個想法，因政府要清場亦不易，待示威者少一些，民怨多一些，屆時處理效果更佳，否則動用警棍拉人將帶來更多指責。

 記者：你做過革命青年，現在奉勸佔中年輕人怎樣反思呢？

 施：世界上政治制度都是演變而來的，因涉及許多利益，也有其歷史背景，不可天真以為政治制度可以從西方倒模過來。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中國是持份者，不能不考慮他們需要；但佔中者所持理論自視為完美 ——現在是佔中搞運動，給你正確東西——這是空想，必須為人民取得實質作用，才是真正有效益的追求。不過，通常運動初期都是患「左傾幼稚病」。

我建議年輕人看一看：由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作者批判馬克思，認為歷史不出現任何必有之路。他認為世界有或然性，沒必然性，我們只能證偽而不能證實，現在被人視為對，只因尚未能被證實是錯的。波普爾提倡社會改革只能斬件式改革，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不一定社會主義，也不一定變成大家所講的民主道路，而是人人一起創造。人有自由意志，有偶然性，千變萬化，應逐步變，而不是突變成烏托邦式的。革命會引起大規模傷亡，互相屠殺，法國大革命便是。

 

記者：佔中年輕人以「大我」為港人爭取民主，甘願犧牲「小我」，你認為怎樣處理「大我、小我」的目標？

 施：人生活在社會，要關心社會，要改變亦無可能一次過成功，應謙卑一些，不要自視己見絕對正確，叫人跟隨。年輕人把自己認為好的加諸於人，這是專制、獨裁；現在社會是多元化的。

 對於民主概念，香港民主派亦有迷信，以為是改變社會唯一出路。其實，民主也有缺憾，無疑比專制好，但也保障不了人民當家作主。不少美國人覺得選舉無用而長期不投票的。民主重要是因其具有更替機制，當選出的總統或議員表現欠佳，便可以下次否決，改由他人出任。其實面對經濟不景、貪污猖獗，民主也不是萬應靈丹。民主現在是相對好的，但不要視民主是終極制度。我們不知什麼是真正好的制度，但可用「試錯法」，知道什麼是錯的，經點點試行及修正，好機制遲早到來。英國最初只是地主才可投票，香港早期也是納稅人才可投，後來慢慢放開讓更多人具投票權。現在香港政改發展必然受制於一國之內，須符合《基本法》，除非進行一場革命成功才可以改的，不是你要改變便實現。

 記者：佔中人士批評香港官商勾結，叫梁振英下台，你認為如何？

 施：香港不存在制度性官商勾結，他們批評是沒有根據的。現在是官商割裂，多於勾結。香港官員都不去了解商人需要，不理解營商環境的需要。佔中人士埋怨現在樓價高企，其實1981、1982及1996、1997年樓價更不合理，利息又高。他們又喊「梁振英下台」，但事實上，地產商最痛恨梁振英，因他對買樓投資者出辣招，監管一手銷售樓花，又增加土地供應。

 
記者：年輕人充斥許多不滿，香港真這麼糟糕嗎？

 施：香港經濟相對好，失業率只約3%；歐洲是雙位數失業率，年輕人高達30-50%。現在香港年輕人投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那要考慮去一個發展空間大的地方，會較易向上流。譬如公司要開分店，就會有更多升級為經理。可是，現在港人仇商、仇富，這會削弱投資。其實香港營商環境已不比歐美差，中小企生存空間大；可是我看香港年輕人勇於出來創業不及內地人。佔中者甚至批評香港民不聊生，但香港已有一定安全網。香港醫療也較不少國家好，即使美國，連呼叫救護車也要確保你能付款。再說，香港有法治，合約履行力很強，審判合理，那肯定比內地好得多。總體上，香港已算不錯，只因有人要學生勇於鬥爭才說香港這麼不濟。

記者：香港的政制改革，你有何建議？

施：我認為最重要是人民的意願能在政府政策內反映出來，但民主未必可保證過來，因人民究竟需要什麼也未必能清楚說出來，況且很多時民眾是關切眼前利益，結果很容易造成希臘式的財赤。佔中學生要求取消功能組別，但我始終認為，立法會應重視精英票數的比重。我覺得，香港每人應享有兩票選舉立法會，立法會議席應有兩個來源，一是彰顯公平性，以一人一票從區域選出；另一體現重要性，以職業區分，無論家庭主婦、學生都可選，但權重低一些，而金融業對香港尤關重要則權重高些。至於香港未來特首選舉，我同意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分四大組別先行選出；而在四個組別每組都要拿得1%票數才能做候選人，再交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然後再交中央守尾門，即具否決權。

 我總認為，市民及政黨要清楚中央的顧慮，不要跟中央作對，不要嚇怕北京。其實，中央要求特首愛國很正常，但泛民質疑這說法，中央便不給你機會。譬如你作為兒子想出外遊玩，但卻告訴母親可能有不當行為，那當然不讓你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