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剛結束第二次赴北京的訪問。他於2017年11月上旬第一次對北京的國事訪問,曾經激起了國際政壇和工商界的普遍樂觀主義。許多觀察家原以為,自誇最擅長作交易的美國新總統將以靈活機智的方式,與中國政府達成重大協議,在未來幾年裏能夠穩妥處理美中雙邊關係,特別是經濟貿易、國際供應鏈、亞太地區的軍事局勢。
解決這些糾紛不僅讓全球頭兩大經濟體可以相安無事,而且惠及全球的和平與發展。然而沒過多久美中關係就急轉直下,以至於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萊(Mark Milley)事後承認,他曾自作主張致電北京的國防部高層,保證美軍並沒有馬上向中國發動武裝攻擊的計劃。這可是1970年代初期以後,美中關係最糟糕的狀態。
幾年來學者難訪中國
鑑於特朗普第一次訪問北京前後的急劇氣氛波動,他對北京的第二次訪問,並未激起國際上普遍的樂觀情緒,原因是多重疊加的。特朗普目前面臨的幾大麻煩,讓他作重大交易的籌碼不足。第一是源於目前的險惡國際局勢,中東戰爭和俄羅斯烏克蘭戰爭沒完沒了。在解決這兩場戰爭的方案上,特朗普當局沒有拿出明確政策,能夠讓北京相信並配合他的方案。第二是中國在稀土產業鏈上的主導地位,讓美國產業界焦慮不已,希望得到一個長期穩定的協議,然而這種希望在幾年之內實現不了。
第三是國際貿易不平衡加劇對美國經濟的壓力,同時也對發達國家造成就業危機和廠商的巨大壓力。這是特朗普本次訪問的要務:要盡量多賣農業和航空業的產品給中國,頗有希望。第四是美國社會危機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合成毒品泛濫,美國政府指摘來自中國的原料加上墨西哥的加工販運是兩大源頭。最關鍵的是第五,4月尾5月初在美國國會質詢國防政策的答辯會上,國防部長海格塞斯(Pete Hegseth)供認,特朗普當局提出2027年軍事預算高達1.5萬億美元,第一重點是保衛美國本土,第二重點是保持亞太區域的安全格局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國。而這恰恰是防範中國的,它針對的是北京絕不讓步的國家主權之下的台灣問題。
如果把以上問題攤開來看,特朗普第二次對北京的訪問,差不多牽涉到華盛頓議事日程上的頭幾項麻煩。
他怎麼能夠在這幾大領域裏與中國政府尋求共識、找到交易點呢?他身邊有哪些中國問題專家給決策者提供可靠的諮詢?我每天閱讀美國智庫、大學、主流媒體、投資機構的討論會摘要,免不了失望。很難碰上實事求是、客觀扎實、具有深度洞察力的報告和評論。絕大多數言論膚淺平庸,多半屬於常識。
刺激我反思的最早啟發,來自於在波士頓地區疫情期間舉辦的一場美中關係研討會簡要。有位於2025年尾去世的教授用了一個生動的表述(僅憑記憶):China Studies in Silence。我的理解是在2020至2023年期間的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包括台灣海峽局勢在內的美中交往,研究者沒有機會四處走動,也缺乏言論空間發出面對公眾的聲響,只能在小圈子裏悄悄討論。於是問題馬上就來了,為什麼美國的中國研究淪落到如此不景氣的境況?當然,最容易舉出的解釋是,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幾年無可能訪問中國做研究,內地實行了全世界最全面嚴格的新冠防控措施。不過我認為,這只是歷時三年的狀況,還有更長期和更深層的原因在背後。
費正清史華慈「雙峰」
我把這些原因中的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元素,界定為美國學術界注重於研究和教學大中華圈的資深學者之逐代的退場。對於更早時代的美國學者,我無緣結識和求教,只能從自己求學的經歷中舉例討論。我剛到達美國攻讀博士的1980年代前半葉,尚有機會見到第一代學者(是指對學生輩的我們而言)。他們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些參加了太平洋戰爭。年紀更長的少數人,甚至詳細考察過1920年代後期至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中國內地。他們對那個時代的中國之貧窮落後和蒙昧狀態,有切身體會,對中國社會有深厚的認知,對中國民眾有真誠的同情。在這些第一代的美國學者中間,我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有最密切的交往,他倆是那個時代被尊稱為英語世界研究大中華文化圈的「雙峰」。他們培養的弟子是我們讀博士學位的課程導師,按照金庸武俠小說的說法,他倆是我的祖師爺。我從他倆那裏吸收的知識,大大補缺和扭轉了我對近現代中國命運的理解。
從聆聽他倆的講學開始,我認識到理解中國是多麼的困難,即便本人是中國內地出生成長的。所以我藉此推薦各位閱讀費正清和史華慈的兩本著作:China : A New History(Enlarged Edition, Harvard UP, 1998),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Harvard UP, 1985)。他倆晚年的反思特別珍貴,那是基於一生研究和教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倆是能夠閱讀中國文言文經典的學者。尤其是費正清的這本著作,暮年的他身體已經衰竭,卻掙扎着把書寫完。把書稿遞交給出版社簽約以後,他就去世了,沒趕上自己新書的發行儀式。我們作為他的第三代學生,參加了新書討論會。
史華慈跟我們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典故,突顯過度的文化自信所造成的認知陷阱。太平洋戰爭前半期,日本帝國海軍自以為他們的軍事通訊密碼是基於日語設計出來的,與西方語言沒有任何的相似之處,因此英美盟軍情報部門無法破譯。日本海軍沒有料到,美軍機構聘用了出生在美國的日裔高材生和東亞語言學的專家協助,破譯了這套獨特的通訊密碼。於是美軍得知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將要親自視察中途島海軍基地,美國太平洋部隊精心籌劃、出其不意,擊毀了被日本全國視為「戰神」的山本大將座機。從這時開始,太平洋戰爭的局勢就扭轉了。
史華慈給亞洲留學生講這個故事所引申的教訓是,只要是人類,各個文化之間總歸有相通之處。迷信自己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其他文化的人們絕對無法理解,是愚蠢至極的盲目自信。三十餘年過去了,我永遠記得這個教訓。近幾年來在中文媒體和社交網絡上讀到的那些議論,把全球文明的根子追溯至「長達8000年的」華夏倫理,把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說成是吹大牛難以與華夏文明比肩,把英語起源於湖南方言,把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發明創新歸於盜竊自《永樂大典》,我馬上就想起史華慈對學生的告誡。套用魯迅的名言,這些都是漫長歷史長河裏的「沉渣泛起」。
我們所交往的美國第二代中國研究界學者,其共同的經驗和認知背景是美蘇之間的冷戰。他們原本以為蘇中兩黨兩國之間的友誼牢不可破,以蘇聯陣營的軍事力量,加上中國的人口和自然資源,西方陣營的安全和繁榮前景悲觀。可是幾年之後他們又目擊蘇中兩黨的意識形態爭論、繼而兩國之間兵戎相見,差點引發核戰。於是他們明白了,蘇聯/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幾百年糾紛和相互不信任,根深柢固。外界若參透雙方的關係,絕不能只關注莫斯科與北京的官方宣傳。他們隨後經歷了1969年3月之後隱秘啟動的中美關係緩和與加強合作的20年。我從他們那兒聽到的故事,很多達到麻辣燙水平。
第三代學者被邊緣化
比如,美國總統1970年代批准向中國秘密提供先進的魚雷和雷達系統,以防範可能的蘇聯攻擊。這麼先進的武器怎麼可以提供給中國呢?此舉遭到美國軍方高層的質疑,但總統堅持這麼做。
毛澤東晚年要動手術治療眼睛,特聘從美國到中國的華裔專家,晚年的毛與他早年一樣,最相信美國的科技。第二代美國學者是給我們講課的教授,知名的有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義(Ezra Vogel)、歐邁可(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第二代對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加入經濟貿易的世界體系,功不可沒,他們也曾經被美國或英國政府聘請為資深外交政策顧問。
美國第三代的中國研究界學者,是與當下美中關係還繼續相關的一代,但已經被特朗普當局完全邊緣化了。與以前的兩代相比,他們有幾個特色,最大的特色是他們從年輕歲月起,就是西方的左派。他們的價值觀和政治立場,以及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是特朗普兩任期間要着力清除的,這也影響到中國內地和香港學生的赴美留學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