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制度暫未受到直接衝擊。香港實行簡單的低稅制，這對吸引人才及資金都十分有利，這制度現在未見有改變跡象，但假如政府以為派錢派福利可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從而大幅度增加開支，放棄小政府模式，那麼低稅制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
香港也是一個自由貿易港，除了很少部分的商品外，香港不徵收關稅，資金的進出也是完全自由的。這兩項制度是造就了香港多年以來，也包括今年，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一直冠絕全球的最基本因素。三個多月來，未聞有人要反對這兩項制度，不過，也有一些高唱美國國歌、揮舞美國國旗的人跑到美國領事館請願，要求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條例」，若這條例通過，會增加香港本土產品出口到美國時被加徵關稅的風險，若香港因此而還擊，自由貿易港的制度便會有所改變。暴亂也可能觸發某些對沖基金沽空港股或港元，目前這些仍只是傳聞，大規模的實質行動並未有出現，但假如將來真有大型資金流動，香港能否保持資金流動零管制的傳統，有待考驗，但我相信香港可守得住衝擊。
上述的自由經濟制度，及香港排名一樣很高的個人自由指數，使大量金融與貿易人才聚集香港，這些人互為影響，他們也習慣了香港的制度與生活模式，暴動雖猛烈，似尚未足以動搖他們的去留，但若暴亂持續，結果便難料。
有些東西能保存外，香港也因暴動而蒙受巨大損失。短線而言，遊客來港人數大跌，零售餐飲等行業遇上幾乎與沙士時同等的打擊，GDP今年全年可能零或負增長。生活上，市民因暴亂及交通系統遭破壞而遇上不便，黃營中人認為自己訴求得不到回應而有人選擇暴烈行為，有人則染上抑鬱症，藍營中也有人因眼見他們建設的社會被摧殘而憤怒及苦悶，這些情緒都對香港的生產力有不良影響。
但上述短線的影響又遠不足以反映近日暴亂對香港經濟長遠的傷害。下列有兩方面頗為不同的破壞：
第一方面是對法治及社會所認可的行為規範的破壞。港人素來崇尚法治，其司法制度，按西方標準衡量，排名一直高企，且高於自稱民主自由的美國。有些人或以為司法制度至今完全無損，我不認同這看法。到現時看來，尚未有任何反政府的暴徒走完了司法程序而被判刑，我們確未能知道將來的判刑能否維持公正，但我們已有足夠理由相信，目前的司法系統不足以應付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與暴亂有關的訴訟。大量犯了法後未能被起訴，或被起訴後因遇上不同立場的法官而量刑千差萬異，又或等好幾年才能上庭等等不理想情況，早已造成市民對現存司法制度或其運作的不信任。
在法律上，為何加拿大可以判在公眾集會上戴口罩的人坐十年牢，但在香港，暴徒可以合法戴口罩隱藏身份，而警察卻要顯示身份號碼被人起底家人遭人欺凌？法律上的不對稱性已足以使我們對法庭的判決缺乏信心。
在行為規範上，我們日常行事都會有一種預期，例如我們相信坐地鐵上班不會有人敢於故意阻礙車門關閉而誤時上不了班，又或出入機場時不會遭人禁錮毒打，到醫院看病不會擔心有特殊政治立場的醫護不盡心醫治。也許這些都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我們卻難以否認其存在。
香港的最重要資產之一便是我們曾相信法治社會，也信任各方人等會按大眾接受的準則去行事，但暴亂已對這些本來是合理的假設打下了問號，大大增加了經濟中的不確定性。用經濟學術語說，暴亂已推高了執行社會中各種正規或潛在合約的交易成本，這對經濟拖累之大不可限量。從此，不少投資者對香港是否一法治社會，不免滿腹狐疑，不信任情緒一滋長，便難以杜絕。
第二方面是人力資本的誤投。對一個年輕人而言，他要面對一個問題，究竟是把時間金錢投放在學習有助提升自己生產力的技能，還是投在如何搞鬥爭搞革命之上。二者都需資源，用了在甲，便少了在乙。過去三個多月，顯然有不少年輕人公然地或瞞著家長把時間用在參與暴力實踐或鑽研如何鬥爭之上。他們用在這方面的時間越多，技術便會更成熟，鬥爭效率會提高。雖然我不認為他們有任何最終勝利的可能，但身在其中的人每每會為一些小把戲的勝利而沉醉不已，這又會誘導他們把更多資源從學習知識提高生產力方面改投到無助經濟的鬥爭學問或實踐之上。這類人越多，經濟停滯或下滑的可能性便越大。對他們來說，參與大灣區發展或搞創新科技等等全是空話。
這兩種傾向帶來的社會損失顯然是比「佔中」大得多的，因為過去一年同時發生的事，特別是貿易戰的延續或止息都在同步影響經濟，我們難以在數量上隔離出近日的暴動對經濟的真實影響，這與「佔中」時可以用較簡單方法去估算截然不同，但我相信真實的長期積累損失一定是以萬億計算的。不要忘記，香港還有一個在不少領域上勝於香港的競爭者深圳。當港人在自毀長城之際，有些業務會轉到深圳，是難以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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