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院時代告終？

電影百年走過光輝歲月

戲院時代告終？

「眾所周知，戲院時代已接近結束……票房收入逐漸萎縮，觀眾愈來愈少，電視文化日益普及……近百年來，到戲院看電影視為標準及最理想的觀影經驗和基準，這個過去毋庸置疑及無可爭議的看法，如今已遭受嚴重挑戰。」這段話出自意大利比薩高等師範學院教員柏杜拿（Gabriele Pedulla）的著作 In Broad Daylight: Movies and Spectators After the Cinema。去年，Netflix聯合行政總裁薩蘭多斯（Ted Sarandos）公然表示，戲院已過時了！有多少人還會去商場的戲院睇電影呀？

電影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面世，法國盧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名之為cinematographe。這個字將希臘文kinēma（動作）與graphie（寫作或記錄）結合而成，簡稱cine，意思是記錄動作，如今歐洲各國都以此字稱呼電影。放映電影的場所則稱為cinema，中文叫戲院。

手搖短片

柏杜拿將電影的發展按放映方式分為3階段：第一階段由1895至1915年，大多數攝影機以手搖拍攝，每次只能拍攝一兩分鐘，一卷菲林約可拍攝10至11分鐘。由於只能拍攝短片，故僅在歌舞廳、音樂廳、遊樂場、咖啡室和戲棚等地方放映，作為同場加映的節目。當時，電影勝在新奇，能吸引不少觀眾。現今流行的網上短片和微電影，不過是回復早期電影形式，分別只在早期電影沒有故事，網上短片和微電影則有。到1906至1907年左右，因已可以拍劇情長片，始有專門放映電影的戲院。1930年美國發行商將90分鐘定為戲院放映「完美長度」。現今為120至130分鐘。

第二階段由1915至1975年，是柏杜拿謂之「戲院時代」。戲院小則數百座位、多則逾千。為了防火，戲院多為獨立建築。在歐洲乃至香港，大戲院都是採用巴洛克時期建築風格，宏偉又高貴華麗，歐洲有些戲院美輪美奐如歌劇院或體育館。香港1927年開業、位於銅鑼灣的利舞臺便是典型例子，戲院既可放映電影，也可上演大戲、舞台劇和演唱會。

這樣的戲院有重要的社會功能。首先，它提高了電影的地位。到戲院看一齣電影，如去看大戲或演唱會，乃是盛事，切中新興中產階級的身份和品味。後來連基層民眾亦將電影看作生活的主要娛樂，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此功能才給免費電視取代。其次，本土電影成了普及文化的王者，促進普羅大眾的身份認同。若在海外奪獎，更令普羅大眾自豪。第三，戲院成了社區的地標建築及約會地點。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港英政府規定，每個地區都要有文娛設施，每千人需設有88個戲院座位。

教化民眾

第四，正如柏杜拿所言：「戲院的主要社教化功能，是要訓練民眾自律。」入戲院看戲，觀眾——尤其孩子——須在個多小時內安座位上，靜默的盯着銀幕，無論電影好看或沉悶，也不喧嘩、不交談，不騷擾其他人（如不睡覺打鼻鼾、不頻頻上廁所……）。自律是公民道德的第一步。其次是訓練觀眾集中注意力看個多小時的電影，不中途離場。在黑暗的戲院內是無法「多工」的，在電視和手機上看電影則可以。

最後，觀影是消費主義時代最具象徵意義、最儀式化的活動。讀小說要主動的想像，才能投入小說和人物的虛構世界。消費者買一張戲票入戲院看電影，卻是被動的，毋須想像、也沒有時間給觀眾想像，觀眾僅讓影像擺布個人的喜樂、哀憐及怒驚等情緒感受。

美國電影理論家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 1947—2024）認為，電影的經典「語言」：敍事方式、長鏡頭、蒙太奇剪接、大特寫演員臉孔和身體，以及攝影師塑造明星為larger than life（高山仰止）的偶像，乃至現今的航拍跟電腦特效等等，都是為觀眾製造浪漫的夢，這只能在漆黑的戲院內才生效。

串流世界

第三階段是1976年至今天，獨立建築的戲院逐漸給商場內的迷你戲院取代，消費者或看電視台播放的電影，或看錄影帶、影碟，或在電腦和手機串流觀影，不少人更有家庭影院，難怪愈來愈多人失去到戲院看電影的習慣。借用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文化評論家華達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名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的說法，電影已失去作為藝術的Aura（光環）了。新興的互動電影更將電影「遊戲化」（gamification），敲響電影的喪鐘矣！

大導演反對串流

那些反對串流、堅持電影要在戲院看的，可稱為「戲院基要派」（cinema fundamentalist）。踏入二十一世紀，串流大行其道，不少在美國拍片的導演均成了「戲院基要派」，他們各有各的理由。

看戲做夢

基斯杜化路蘭認為，到戲院看電影是「社交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塔倫天奴表示，在家串流僅是「可有可無的經驗」，在戲院睇戲才是「不可磨滅的」。馬田史高西斯三番四次斥責串流「貶低了電影的價值」。他和夏里遜福一樣，指摘Netflix一類串流平台只是「內容提供者」，不當電影是藝術，僅是「內容」（content）。

蘇菲亞哥普拉、列尼史葛及《沙丘瀚戰》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等，皆是「戲院基要派」。

已故意大利導演、編劇及演員Marco Ferreri，贊同「荷里活是夢工場」的說法，指看電影就是去做夢。他的意思是，在家串流，如何能做夢呢？難怪刷手機長大的Z世代，大多數犬儒，欠缺「夢那不可能的夢」矣！

他們的批評都及不上已故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1930—2022）那麼毫不留情。他說：「電影是larger than life（高山仰止）的，要你抬起頭仰視大銀幕去看。當你垂頭俯視（電視或手機）小屏幕時，電影已失去本質（essence）。」

曾與尚盧高達合作拍攝兩部電影的Chris Marker（1921—2012），是有「電影詩人」之稱的作家、攝影師及紀錄片導演。他嘗言：「在電視上只能看到一部電影的影子、懷舊的記憶、電影的回聲，永遠不是一部電影。」

Chris Marker這番話，令人想到柏拉圖在著作《理想國》中說的洞穴比喻。他描述一群囚犯畢生被鎖鏈拴在洞穴裏，面對着空白的牆壁。囚犯只能看到身後火堆前經過的物體投射在牆壁上的影子，並以為這些影子就是整個真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