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在香江的滄桑（二）

五、六十年代，「逃難」的南下文人，比如唐君毅、錢穆等所宣揚的「建設文化中國」是關於五四的主旋律。比如唐君毅把「批五四」和「批共」合併駁斥。因為南下文人通常把五四運動看作為催生共產黨的運動，把馬列思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看作是摧毀了傳統文化的異族思想，而他們要在香港守衛傳統文化、延續道統理想。
七十年代：愛國的五四 香港的中國到了七十年代，一批土生土長的香港大學生成為紀念五四的主流，不同於南來一代，他們在全球反殖浪潮中，對殖民政府有所批判，進而自覺地關注香港的一切，再從對香港的建設推進到對國家的關懷。這是香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蓬勃的時代。
五四的抗爭、愛國正是他們反思香港社會、關心中國發展的精神源泉。他們把批判政府、反抗權威視為五四精神的傳承，藉此從思考個體到關心香港，再到思考應如何關懷、推動中國的發展，表現身在香港關心國家建設的情感。
在七十年代，關懷社會、愛國是紀念五四的主旋律。學聯在1975 年提出的「放、關、認、爭」正概括了這時期學生紀念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整體風貌：放眼世界、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爭取學生權益，他們關心本身權益，也關心自己國家，當時我也親身經歷這樣子的火紅年代。
從1979年中大學生會的「五四專輯」序言《做一個新時代的五四人》也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學生繼承了五四以來關心社會、勇於抗爭不公的家國情懷，積極參與當時的社會議題：「然而，當我們踏足於現實，我們不難發覺：升斗市民在通貨膨脹中掙扎，元洲仔艇戶的居民在絕望中沉浮，我們的民族語言遭受踐踏……如果我們還有着五四的血統，我們應該在這醜惡的面前清醒，我們應該更踏實地、更虛心地學習結合社會大眾的方法，用熱血和行動為這個不平等的社會加一點新的意義：只有反抗，我們才能把五四擁抱得更緊，只有行動，我們才算得上一個新時代的五四人。」當時，香港大學的學生做漁民調查、棚戶調查，主動了解社會問題，更出現「反葛柏，反貪污」、「保釣運動」、「中文合法運動」、「艇戶事件」、「抗議英女皇訪港事件」等一系列突破性社會運動。同時，席捲全球的反殖浪潮也讓香港戰後嬰兒潮的第一批大學生開始思考身份歸屬的問題。當時的青年或多或少通過紀念五四運動向中國傳統文化汲取精神資源，建立有別於殖民地的本土意識，確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中文合法化運動是應運而生的，香港教育大學陳國球教授說到七十年代中文合法運動時表示，「我們是透過中文合法化運動來建立本土意識的，而這種本土意識卻又是由中國文化來支撐，這是說，有一個『香港的中國』在其中。仍有國族文化思想，仍遺傳深層文化因子。」可見當時青年尋求國族身份認同。
從繼承五四抗爭精神及其對社會的擔當和對國族身份的尋求與思考，轉化為關注中國內地發展的五四愛國精神。這種「愛國」並不一定是建基於對共產黨的肯定，而是基於對身份認同問題的探尋。當時就讀於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就是第一批回內地搞活動的香港青年。《中大學生報》很好總結了此時代青年的立場—要去了解中國，而不是與之割裂。在強調五四的抗爭精神之餘，七十年代的五四紀念也強調「愛國」是一種由關懷香港社會出發，再到關懷整體中國發展。在1979年《中大學生報》刊載的《鳳凰涅槃，再造五四》中：「在社會主義實踐求真的大道上，我們鼓吹中國立即進行多項生活型態的分區實驗，在實驗結果上得到有效的比較，進而摸索出明日中國的方向……五四運動愛國精神永世長存！」八十年代：民主的五四 香港主體性可以看到，從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儘管香港紀念五四的主題和立場有所變化，但不變的是這些紀念都沒有脫離中國的語境。這個中國不一定是政權上的中國，可以是文化上的中國、地域上的中國，但這些紀念都建基於對中國的認同與關懷。到了八十年代，這種情懷逐漸退卻。
步入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迎來重大變化。隨着中英談判展開，香港的前途問題成為社會焦點。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巨變，也使得作為社會運動主體的青年對中共的政治幻想破滅。此外，由於英國的「光榮撤退」計劃，七十年代學運領袖逐漸走入建制，學生運動潮流放緩。再加上香港經濟完成由工業到商業的轉型，大學生的出路與七十年代有所不同，以至八十年代青年逐步轉向實用、功利主義，從「放、關、認、爭」變為追求「文、康、體、福」（文娛、康樂、體育、福利）和「四仔」（屋仔、車仔、老婆仔、BB仔）。
在這樣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香港青年的關注焦點更集中於香港自身的命運。八十年代，五四的民主精神在香港被放大，成為爭取香港民主回歸的源泉。因此，紀念五四趨於強調民主、自由、人權。人們希望民主回歸、有民主的選舉，以維持香港主體性與自決、自治的權力。港人強調民主的五四，並以此批判、排斥國家的思想言說，必然會導致香港五四與國家話語的脫軌，而與國家的區隔也會增加香港對主體性追尋的重視。比如1989 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時，《突破》雜誌刊登了《我們仍要繼續「五四」》一文，提到香港必須先為港人爭取自己的尊嚴和角色，事事拿出五四精神，才能發展出成熟共處的關係。
曾於1985至1988年擔任立法局民選議員的李汝大在1989年於《信報》發表《五四運動與香港前途》，強調香港主體性和內地有所區隔的言論：「香港倡導思想言論自由，難以接受內地教條式政治。雖然海峽兩岸都講國語普通話，香港社會仍然全面使用粵語，而且發展成為本地普羅文化……在全國使用普通話的情況下，確立香港社會的粵語文化，使『一國兩制』的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分別出來。」當香港突出本土的主體性，愈來愈強調香港於中國內地的各種差異，必然會影響香港人的國族身份認同。縱然我們仍能在八十年代看到一些秉承五四愛國精神，關心內地民主發展的行動，但很明顯這已不是當時五四紀念的主旋律。這樣的紀念和行動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初，當時，七十年代愛國、抗爭的五四餘熱尚未徹底退去。試舉一例，1981 年香港學生特意選擇5月4日這一天向北京政府發表《向全國人民代表的呼籲聲明》，北上查找被拘捕社運人士；又或是1989 年，六四事件這樣特殊的事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同的政治、社會背景，導致了兩個時代對紀念五四所強調的不同，進而影響了香港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