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極必反 否極泰來

鴉片戰爭(1840年)後，國人發覺「無論物質、精神、社會諸方面，東方文化全面落後於西方文化」（梁漱溟語），尤其是政治體制。由秦朝建立帝國開始，2200多年來轉換了八個統一皇朝，經歷了無數動亂和分裂，但新皇朝仍然沿用舊制，唯一變化就是皇帝愈來愈專制。

馬克思認為，經濟決定政治體制。生產力提高了，政治體制就要改變。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生產力，資本主義便推翻了封建。可是，宋、明、清朝的生產力遠遠高於漢、唐，生產力提高了，政治體制卻一仍舊貫。這個現象經濟解釋不了，只能從文化中尋。

幾乎所有古代民族都相信天上有神，神主宰人間世，有人的性格和喜怒，稱為「人格神」。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山上諸神都是「人格神」。中國有信史始自商朝。商人信仰的「人格神」名為「帝」，又名「天帝」。殷商辦什麼事都要先問卜，聽取「天帝」意旨辦事。

周人推翻商朝。為了合理化其統治，一方面醜化商紂為暴君，另一方面自稱「順乎天而應乎人」。周人不可能信奉殷商的「帝」，進而不信奉任何「人格神」，其所說的「天」是「道德化」的「非人格神」（impersonal God）。《詩經．周頌》：「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意思是，周人奉「天命」伐紂。「天」何以指派周人這個「命（令）」呢？因為文王道德高尚而純直。如何知道文王所為「順乎天」呢？《尚書．泰誓》篇記載了伐商時的誓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之所欲」就是民意，「天」順應了民意，給予周人「天命」，所以周才能取代殷商。往後2200多年，所有新王朝都用同樣的理由合理化其統治。

這是個革命性的轉變。歐洲人要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才擺脫「人格神」的「信仰」，又幾百年後才政教分離。中國在周朝已不信仰「人格神」，是以中國沒有一神教，也沒有梵蒂岡那樣的教廷，只有民間信仰的神——如香港的黃大仙。可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和儒家並沒有像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般激烈的反迷信，以致民間信仰「多神」（polytheistic） 至現今。

周人改信「非人格神」，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古人已建立了一套非常嚴謹、無所不包，既能解釋自然界，亦能解釋人間世的理論。德裔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egelin, 1901-1985）在他的巨著《秩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中，稱之為「宇宙真理」（cosmological truth），並認為，各個民族建立的社會政治體制，都受其「宇宙真理」影響。此說用於中國，雖不中亦不遠矣！

中國的「宇宙真理」見於《易經》。《易經》本是占卜用書，傳說伏羲創八卦，夏禹時已成六十四卦，「文王拘而演周易」，意思是，周文王在憂患時編輯修訂《易經》，以「乾為天」，並為每一卦寫卦辭。周公則寫爻辭，成現今流行的《易經》。其特點是：宇宙一切都是循環發生的，唯一規律是物極必反。吉中有凶，凶到盡時便吉；亢龍有悔，否極泰來。在易經內，六十四卦排列是很有次序和意義的。「乾卦」的爻辭如是，「泰卦」和「否卦」如是；「泰卦」就在「否卦」之後，所以中國人有講「否極泰來」。同樣道理，也沒有永遠的成功，也沒有永遠的失敗。自然界和人間世都遵從此規律，自然界生滅循環不息。王朝盛極必衰，亂極則治，人間世永不會是天堂。沃格林反納粹、反共產主義，正因他有類似的看法，他有句名言：「不要嘗試在地球創造天堂！」

民間信仰「人格神」，遇上災禍、困難，可以求神保佑。儒家不信「人格神」，只服膺「宇宙真理」。「宇宙真理」就是「天命」。既然君主得「天命」而建立皇朝，皇帝就是「天子」，那儒家只能求「得君行道」，希望得到君王重用，兼善天下。沒有君王賞識又如何？《論語．述而》記載，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意思是，為君主所用，便實踐所學。不用，便藏起來。孔子還說：只有他和顏淵能做得到！

治亂既是「天命」，儒者決不能逆天而行，造反正是「違天不祥」！儒者只能遵孔子教導：「不怨天，不尤人」，嘆一句：「知我者，其天乎！」此所以2200多年來，歷代精英想也沒想過革掉專制的政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