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蜀記》

 

    「大眾熟悉的歷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書寫，但可以想像，歷史上的每個郡縣鄉村和每年每天每刻，都會有無數故事發生。」青年學者、作家蕭易公開表示，他希望通過一個個遺址的文化解讀、一個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從微觀的剖面解讀蜀地歷史。蕭易的這些想法，在年初首發的《尋蜀記─從考古看四川》一書中，得到了呈現。

　　新書首發的當天，恰逢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掘成果發佈，「不想蹭熱點」的蕭易無意中遇上古蜀文明中的熱點，各種約稿紛至遝來。「對6個祭祀坑的考古發掘，將是一個長期的漫長過程。」在蕭易看來，他正處於一個等待的狀態，「新祭祀坑和眾多文物發現後，不管是對三星堆的性質，還是古蜀國的形態，都會帶來很多不同的解釋。只有考古界全面探索後，才能對其文化現象進行一些解讀。」

         蕭易的新書《尋蜀記(從考古看四川)》，內容按時間順序，通過考古發掘，一一呈現並解讀出漢代的石闕、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會館、民國的宅子……這些文物串連起來，形成一部可以觸摸、踏訪的歷史，從而從考古的角度呈現了四川的歷史與沿革，展現四川豐富、深厚的人文歷史。該書圖文並茂，兼顧專業性和可讀性，是一本挖掘巴蜀歷史的文化佳作。

　　與蕭易展開《尋蜀記》這話題時，我們正在他朋友古色古香的家中。精美的古床圍欄做屏風、各式的木雕造像當擺件，屋內有鬧市中難尋的靜謐，樓下有火鍋店的熙攘，歷史的碎片和生活的煙火氣在這裏很是協調。這種氛圍就像蕭易在《尋蜀記》中，想給讀者呈現的蜀地歷史一樣──「一部史書外的歷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它的故事，來源於某些被史書遺忘的片段。「比如延續400餘年的漢朝，蜀地只留下‘列備五都’‘文翁興學’‘文君當壚’幾個關鍵字，而通過中江縣塔梁子出土的東漢壁畫墓，則能瞭解到荊氏家族遷徙至蜀地的歷史。又比如《史記》中對西南各部族以‘西南夷’籠統描述，而從鹽源笮人的青銅器和安寧河畔邛人大石墓中，則能看到民族遷徙與文化交流。」

　　先秦時代的寶墩古城、三星堆青關山遺址、金沙遺址、蒲江戰國船棺葬，南北朝的萬佛寺遺址，唐代樂山大佛與其「兄弟們」，宋代的瀘縣宋墓、彭州金銀器窖藏，明代王璽家族的報恩寺、張獻忠江口沉銀，清代鹽亭的字形檔塔……在歷時10餘年踏訪後，蕭易通過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的各個時期遺址，有序梳理了4000餘年的蜀地歷史。說是「尋蜀」，蕭易卻沒有局限於巴蜀，而是將其放在更宏大的時代和歷史背景裏進行闡釋，並對諸多遺址進行梳理與定位，讓人對蜀地歷史有了新的感受。

　　《尋蜀記》從中國史前第四大古城──寶墩古城開篇，「1995年冬天，一座新石器時代的古城在成都平原被發現，2009年證實該城址規模達276萬平方米，這便是寶墩古城，繼石峁、良渚、陶寺之後的第四大史前古城……」當蕭易來到距離成都市區約40公里的新津縣寶墩村時，這座改寫中國文明版圖的古城正在發掘中，他得以清晰觀察城市格局、建築技巧、勞作痕跡等，並從中尋找復原寶墩古人生活的線索。

　　雖然寶墩古城並未發現青銅、文字，但恢巨集的城垣、奢華的建築，仍意味著這裏已是一座規模龐大的城市。在蕭易將寶墩古城與三星堆相連接後，他認為寶墩古城「如啟明星一般，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

　　1986年發現的三星堆兩個祭祀坑，曾令諸多學者困惑不已：從考古地層來看，三星堆一期文化與二、三、四期文化差別很大。蕭易在寶墩文化中找到了答案。「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寬沿平底尊、淺盤豆、斂口缽、敞口圈足罐，與寶墩文化的典型陶器極為相似。如果將三星堆喻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寶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蕭易著手寫三星堆時，四川廣漢的鴨子河旁剛發現青關山遺址，他在巨大的考古探訪中看到了一個長55米、寬15米的長方形建築基址。當考古勘探顯示，這是中國繼河南安陽洹北商城一號宮殿基址之後發現的第二大建築基址時，他想起了此前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器。「三星堆1、2號祭祀坑出土的縱目大面具，體量巨大且額頭和兩頰上下都有榫孔，說明它並不是人戴在臉上的，推測是組裝在某些建築物上，被高高供奉在宗廟裏，可能代表著古蜀人對眼睛的崇拜。」蕭易說，青關山遺址的發現，證實了這樣的推斷，從奠基使用的玉璧、象牙來看，青關山基址上曾有座禮儀性建築，可能是古蜀國的宗廟。因此，蕭易將青銅器作為窺探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切入點。

　　「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銅人頭像、縱目大面具、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等青銅器。它們自成體系，以自己的神話傳說、祖先的崇拜甚至是部落巫師的誇張形象為主題，被古蜀人用於祭祀，追憶和崇拜祖先、神靈，顯示出古蜀人獨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祭祀體系和天馬行空的幻想。」蕭易在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聊天時，曾討論過為何三星堆一直沒有發現高等級墓葬，古蜀國的文物都是在祭祀坑裏發現的。「中國歷史上曾有一個時期是宗教與王權相互交織、相互制衡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三星堆人曾非常頻繁地舉行祭祀，我們猜想當時三星堆各部族之間通過反覆的祭祀來維持國家的運作，三星堆很可能是一個神權主導的國度。」

　　在獨特的祭祀體系外，蕭易也以青銅器為線索，闡釋了三星堆的軍事、外交以及與商文明的關聯。「1986年出土的青銅尊、罍，鑄造技藝遜於中原，當時推測可能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銅器製作的。但此次在3號坑裏發現的銅尊，製作工藝非常精細，說明商朝的青銅器和青銅鑄造技藝，衝破了‘蜀道難’的阻隔，直接來到或是影響到成都平原。」蕭易表示，對於這些青銅器，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是古蜀人從中原定製而來，二是商代末年古蜀人參加牧野之戰後分回來的戰利品。完整考古學序列實證古蜀文明起源，當歷史的縱軸繼續推移，繼三星堆之後，成都平原出現了又一古蜀王都──金沙古國。

　　在金沙遺址，太陽神鳥等金器璀璨生輝，成為權力的象徵；十節玉琮等玉器溫潤光滑，顯示古蜀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頻繁交流；數以千計的象牙被發現，在世界範圍內的古遺址也絕無僅有……到春秋戰國年間，船棺成為蕭易觀察古蜀文明的載體。在成都蒲江鹽井溝船棺墓葬群出土的一件青銅矛上，有線刻的「成都」二字，這是首次在成都戰國遺址中發現「成都」字樣。而成都商業街出土的船棺，則顯示了古蜀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開明王朝，已經達到相當高度的宗教禮儀制度。

　　「從寶墩古城到三星堆，從金沙遺址到商業街船棺遺址，成都平原建立起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以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相連續的完整考古學序列。」蕭易說，之前對於中國西南的考古一直比較薄弱，這一考古學序列的建立，意味著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到西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前，古蜀國已是一個高度發達的、不斷演進的文明形態。

　　「寶墩古城修建有龐大的城牆，說明當時古蜀國有了初步的國家形態；到三星堆時期開始有自己的祭祀體系，並呈現出非常成熟的國家形態；再到金沙遺址的象牙和黃金用具，以及船棺葬裏的大量青銅器，意味著古蜀文明在不同階段都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跡。」蕭易表示，這說明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也有一個可以媲美商周時期古文明的體系，而且這個體系是天馬行空、自成一體的，「就像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將中國古文化喻為‘滿天星斗’，巴蜀地區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輝映，進而說明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不管是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發掘，還是荒野田疇的遺址遺跡，在蕭易筆下，總能寫出鮮活的故事。他像一個手藝高超的工匠，用考古報告、史料、文物、遺址遺跡等編織成網，在時間的縱軸和空間的橫軸上，打撈蜀國歷史中的細節。「這種感受很奇妙，能讓你在荒野中，與數千年前的時空不期而遇。」

在閱讀《尋蜀記》和採訪蕭易的過程中，還常能感受到他對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關注和悲憫。「古人為躲避災難或戰亂而特意藏匿財寶、器物的遺址叫『窖藏』，四川發現的大部分窖藏都沒有留下主人姓名。」蕭易說，雖然彭州金銀器窖藏也沒有文字記載，但通過金銀器上的符號，能判斷是董家的珍藏和其所處年代。「宋蒙之戰使四川進入長達50多年的戰亂，大量郡縣都遷到山城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在戰亂時做了什麼、何去何從，史書是不會記載的。但通過董家窰藏金銀器的個例和數十座山城的遺存，能想見當時老百姓的流亡、恐懼以及蜀人的抵抗。」

同時，蕭易還希望通過這些普通人的故事，去還原當時的生活。「董家生活的南宋，金銀器已是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每寫一段歷史，蕭易都要閱讀大量考古報告、論文、史料甚至是筆記小說，「《東京夢華錄》裏就寫到酒樓裏會用金銀器，哪怕只是兩人吃飯，桌上的金銀器都價值百両。」「這些蜀人，給我了全新的角度。」蕭易說，《尋蜀記》中所寫人物的生活，或許與當時蜀人別無二致，而今日卻成為後人解構歷史、走近歷史的標本。

 

　　作家簡介：

　　蕭易，青年學者、作家，曾出版《尋蜀記》《影子之城：梁思成與1939/1941年的廣漢》《空山》《知．道──石窟裏的中國道教》《古蜀國旁白》《縱目神時代》《金沙》等專著，其中《知．道》被翻譯為德、法、俄在國外出版。成都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影子之城」「和而不同」等展覽策展人、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