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不變」中期展望

 《周易·益卦·彖傳》：「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踏入2022年，香港即將迎來主權回歸第25個年頭，正式步入《基本法》所許諾「五十年不變」的中期階段。過去三年絕對是「一國兩制」的關鍵節點，從被視為反中亂港的修例風波，到止暴制亂的《港區國安法》，再到由亂及治的「愛國者治港」和「完善選舉制度」；正值時代變遷的大開大合，歷經政治秩序的大破大立，難免觸使人心的大起大落。 有人躊躇滿志，亦有人灰心喪氣，遠走他方。但無論如何，日子仍要繼續，與其糾結回不去的過去，倒不如思考如何參與可把握的將來。《周易·益卦·彖傳》：「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只要積極看待甚至主動推動「變化」，事情才有可能「變好」；也只有重新做好「港人治港」，以有效的「治理」解決社會問題、以優質的「民主」發揮香港特色、以進步的「資本主義」引領世界前行，使得香港真正成為國家對外宣揚「和而不同」、「兼容並蓄」等政治理念的成功案例，纔可重建中央和香港之間的政治互信，讓「一國兩制」保持體制活力和創造空間！

「我們唯有踔厲奮發、篤行不怠，方能不負歷史、不負時代、不負人民。」新年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形容2021年意義非凡，因為我們親歷了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幾件大事；迎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開啟「共同富裕」的全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踔厲奮發」形容鬥志昂揚、精神振奮；「篤行不怠」意味踐行所學、孜孜不倦；這八個字正好鞭策為政者要趁着大好時機，再接再厲。

相對國家而言，儘管香港的2021年同樣意義非凡，但社會氣氛卻截然不同，因為系統性的重塑讓香港處於劇變當中，迷茫、糾結、不適、焦慮幾乎成為社會主調；

47名泛民人士因前年組織或參加「35+初選」而被控「串謀顛復國家政權」罪名，包括不少泛民政治明星在內的大部份人已被還柙將近一年，仍然未能保釋外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香港選舉制度，當中確立「愛國者治港」為原則，擴大「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組成規模和產生界別，但也強化資格審查制度、縮減直選議席比例；

立法會三讀通過《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特區政府其後訂定違反誓言或宣誓無效的「負面清單」，又放風指或追究逾百萬元的薪津，導致原本有479個議席的區議會當中有260名泛民議員先行辭職，另有49人參加宣誓後被政府取消資格；

成立二十六年的《蘋果日報》在去年中因捲入國安官非，被凍結資產導致周轉不靈、最終停刊結業。

泛民主導的公民社會幾乎瓦解，教協、民陣、支聯會、職工盟等組織全部基於政治原因宣佈解散，維園悼念「六四」燭光首次沒被燃點，民主黨內訌明顯、公民黨支離破碎、新民主同盟已然消失，泛民元老諸如民主黨楊森和何俊仁、工黨李卓人和何秀蘭，全都被重判入獄；至上月中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泛民陣營完全沒有派員參選，直選投票率創下歷史新低30.2%；

傳媒老闆黎智英因涉及多宗「反修例」及「反國安」案件身陷囹圄，由他創立二十六年的《蘋果日報》在年中亦因捲入國安官非而被凍結資產導致周轉不靈、停刊結業；到了年底（12月29日），網媒《立場新聞》亦被指發布多篇煽動性文章，遭警方凍結6,100萬元資產，並拘捕及通緝包括吳靄儀、何韻詩、方敏生、蔡東豪等多名高層或前高層，當即宣佈停運。

每一件事，都顛覆了大家原有的政治想像，主張把「止暴制亂」和「撥亂反正」進行到底的極左力量自然意氣風發，但更多人卻是沉浸在虛無主義當中浮浮沉沉，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心理抗拒壓在心底，偶爾透過娛樂圈的政治隱喻抒發鬱結，甘願選擇活在「平行時空」當中。

上月中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泛民陣營沒有派員參選，直選投票率創下歷史新低30.2%。

一名內地官媒駐港記者開設的微信公眾號「靖海侯」便在元旦日發表《告別焦慮沉重 擁抱澎湃生機》一文，形容香港市民對新氣象、新時代和新變革的焦慮感、陌生感和無力感，「是一些人必經的『心路』，也是這些人終將邁過的『心坎』」，因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不會回頭」，而撥亂反正不會「適可而止」，政治生態的整肅還將繼續，任何亂象亂局都不容再現，健全中央對港管治的動作也陸續有之，「不看清這一點，就不足以反思過去，就不足以正視現實，就不足以接納新的局面、接受新的自己...不看清這一點，就不會斷然捨棄虛妄的幻想，就不會努力把握可能的機遇，就不會在猶豫徘徊中遺憾錯失改變香港的機會。」

這些話聽起來有些刺耳，但也確實難以反駁，因為時代的大潮已成、大局已定、大勢已明，只有理解、調整、接受纔是唯一理性的現實選擇。事實上，時間真的不等人，就在香港經歷政治動盪過後灰心喪志的這兩三年內，正當有一部份人以為香港問題會令國家焦頭爛額，但國家並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

在自身發展上，科學而果斷的抗疫措施讓疫情受控，得以繼續聚焦經濟發展，出台《國家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訂定從「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新征程，提出「堅持創新為本」和「深化改革開放」的發展原則，打造以內循環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經濟格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以推進「共同富裕」；

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綜合改革試點已提上日程。

在「一國兩制」上，賦權深圳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希冀深圳藉此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與香港資本主義一制相互促進、融合發展，共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締造「一國兩制」新典範；及後，出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兩份文件，前者提出粵澳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全新體制，後者則要求前海當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進與港澳和國際的規則和機制銜接，兩者明顯豐富了跨境協同發展模式的內涵，意味以往只在港澳地區實行的「一國兩制」開始進階至可在內地城市試驗的「兩制一體」；

在國際博弈上，儘管面對以美國為首、基於意識形態和政經利益發動的貿易留難和外交孤立，國家反而愈挫愈勇、底氣十足，正如外交部部長王毅日前回顧過去一年中美關係時，形容兩國歷經「真假多邊主義」、「真假規則」、「真假人權」和「真假民主」四場交鋒，呼籲美方與中國交往時應該明白；不要試圖阻礙中國發展，中國不會走西方稱霸老路，也不會取代美國霸權，只要美國願意放下意識形態的對立，中美兩種制度可以共存。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這顆曾因妄想「中美共治」而被美國利用的「棄子」，已上不了大國交鋒的枱面。

世界在變，國家在向前，但香港卻一度糾結於「變與不變」，及後即使在國家推動之下「不得不變」，而儘管國家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意志相當堅定，但從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和新當選的傳統建制議員等治港者的表現來看，仍然是把《港區國安法》當作「靈丹妙藥」，以為「止暴制亂」等同「社會改革」，完全無視必須以有效的「治理」解決社會問題、優質的「民主」發揮香港特色、以進步的「資本主義」理順發展邏輯的重要。

有了《港區國安法》並不代表「萬事大吉」，當局不但需要「止暴制亂」，更加需要使出更大力氣「治理改革」。

「港人治港」固然是個好東西，但若只着重於「香港人如何選出香港人管治香港」而忽略「香港人怎樣治理好香港」的核心要義，那麼「港人治港」就沒有什麼存在價值，而那些無法解決治理困局的治港者們不如早日掛冠歸去，莫再辜負「一國兩制」的偉大使命！

事實上，香港與中央之間本就存在信任鴻溝，但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既沒努力做好溝通橋樑，消除各種基於認知落差而造成的誤解和誤會，也沒致力透過積極治理化解港人基於生活焦慮而產生的怨氣和怒氣；結果，當經濟發展不前導致民生困局愈發突顯，激進勢力自然有機可乘，不斷把香港問題錯誤歸咎中央，並且鼓吹「中港區隔論」，令「本土思潮」脫離「國族認同」肆意滋生，甚至填補了年輕人渴望改變的空虛，但特區政府往往只是「大石砸死蟹」般重複「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份」和「港獨沒有討論」空間云云......而未能找到一套有效與社會溝通且有力擊破虛幻的方式，無法說之以情、喻之以弊、懼之以法。

當有人要求特區政府正視「小政府，大市場」的錯誤，積極發揮政府作用；在「一次分配」中，藉着推動經濟轉型為社會創造更多高端好工，並為廣大打工仔建立更加合理的按勞取酬制度，例如至少70元時薪的最低生活工資、符合理想生活模式的最高工作時限、可以紓緩失業壓力的失業援助保障；在「二次分配」中，積極檢討現行稅制、推動累進稅務改革、夯實公共服務資源，再藉此減輕市民在房屋、醫療、交通、教育及其他民生範疇的負擔，例如免費高等教育、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醫療保險等等；但特區政府至今完全沒有回應。

當房屋負擔嚴重壓垮港人生活，有人要求政府擺脫既得利益，大膽收回農地、棕地、丁地，重新主導土地發展，並且修正以置業為主的房策錯誤，大量興建出租公屋，切實保障居住權益；然而，特區政府即使搞了一場「土地大辯論」的大龍鳳，最終連「眾望所歸」的粉嶺高球場也不敢全數收回，不但繼續讓商界予取予攜，而且繼續冥頑不靈地堅持「房屋不是簡單商品」，誤導市民以為「置業」等同「安居」，甚至等同「致富」，鼓吹市民淪為「樓奴」。

當以維港為核心的經濟中心早已面臨飽和，不但對大量市民造成通勤壓力，而且促使金融和地產持續盤踞一方、壟斷經濟發展、阻礙產業轉型，有人要求政府回購港鐵、減低車費，並在新界打造全新中心商業區，徹底打破居職分離困局，全面釋放產業活力；然而，特區政府卻提出繼續鞏固維港中心的「東大嶼都會」發展計劃，直到林鄭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發表之前，也無意扭轉產業單一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上述《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使得香港終於迎來一個有望扭轉傳統不願觸碰新界土地權益的契機、以全面取回香港土地經濟發展主導權、從而破解自港英時期累積至今的深層次矛盾。但是，策略推出至今卻是只聞樓梯響，除了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兼全國政協委員李小加借用「一國兩制」邏輯拋磚引玉提出「一港兩制」發展概念，希望社會各界突破舊有框架、認清發展前景，並在毫不違背「程序正義」之下，為「北部都會區」發展拆牆鬆綁，擁抱「創新制度」而不是「抗拒進步」，其他有權有勢的治港者們，包括本應積極主導整個計劃的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以及擁有絕大多數立法會議席的傳統建制政黨；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自由黨，都未為落實新發展策略提出具體建言。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上月中（12月20日）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後，很多治港精英嘴裏表示歡迎和支持，心裏則在嘀咕「中央到底是什麼意思？香港怎樣才能落實『雙普選』？何時才會有『路線圖』？」；但始終沒有人具備足夠的擔當和信心，敢於站出來引領香港人重新振作，承諾破除民主迷思、提升治理效能、重新啟動政改。相反，當警方大舉出動200人搜羅《立場新聞》，而在有關罪名全都未經法庭審訊的情況下，90個候選議員當中有多達89人連署「全力支持警方的執法行動」，令人質疑未審先判。

報章一再勸戒，有了《港區國安法》並不代表「萬事大吉」，當局不但需要「止暴制亂」，更加需要使出更大力氣「治理改革」。有人深信，「治理」才應該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核心，也應該是「一國兩制」走到中期；「五十年不變」下半場的重點；相信不會有人把「五十年不變」當成一種五十年後重新出發的斷裂時態，不再糾纏於「資本主義」的「什麼都不變」，不會教條地延續自由放任的經濟邏輯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而是會把「五十年不變」理解為包容着一種在連續性軌道上追求與時俱進的民主治理模式，當中涵蓋制度設計的有效性、統治結構的組織性、行政機關的權威性、制定政策的科學性、法律程序的公正性、公共財政的紀律性、執法機構的合理性等等，而所涉及的資源管理都必須以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原則，並且以持續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作為奮鬥目標。

然而，如果一眾治港者仍然只懂得「止暴制亂」而無法推進「治理改革」，那無疑是錯估形勢，甚至落後時代發展。相對於「踔厲奮發、篤行不怠」，「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更加符合當下香港的需求；它來自《易經》裏的益卦，益卦的卦象，上風下雷，喻示風雷激盪的景象，而風雷之間其實相助互長，勢愈強、雷愈響，可謂交相助益；也就是說，要說怎樣得益、怎樣受益，就要懂得把握時機、與時俱進；看看今天的香港，回想過去這二十五年來，有人到底錯過多少改革的時機？

2021年12月29日，警方國安處展開行動，拘捕多名《立場新聞》現任或前任高層。圖為《立場新聞》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中）被帶返警署。

如果特區政府早就能夠認清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就是源於新自由主義的放任和資本主義的異化，才會導致政府角色的扭曲、分配機制的失效、既得利益的坐大、經濟結構的固化、貧富懸殊的嚴重、普羅大眾的不安、反中情緒的高漲，從而秉承公平正義、重整分配結構，還會有人因生活品質的不如意鼓吹港獨嗎？

如果特區政府早就能夠洞悉「行政主導」的原意和設計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中央權力和行政機關體現「威權統治」，另一方面立法機關體現「民主政治」，導致直選產生的議員民望和認受程度往往凌駕於行政機關領導人；從而明白一個強勢的、有權威的、高效率的、具有較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行政機關，必須依靠行政長官運用強大政治能力，才能得到管治同盟的可靠和穩定支持、凝聚跨界別作為堅實基礎、駕馭立法會並且取得社會廣泛民意授權，以往二元對立的「反對政治」還會有市場嗎？

有人從不懷疑中央銳意促進香港良政善治的決心，但亦有人非常懷疑一個無法反躬自省、只懂委過於反對勢力的特區政府和治港精英；就像傳統泛民和激進勢力只懂把香港問題推卻給中央一樣，變相促成「高度自治收窄」的自我實證。如果治港者仍然無法看清問題、未能對症下藥改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那麼，中央的良苦用心也會付諸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