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迎接地緣政治「大時代」?

以軍上日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擊斃真主黨最高軍事機構聖戰委員會成員阿基勒（Ibrahim Aqil）。繼高級軍事指揮官舒庫爾7月在貝魯特死於以軍恐襲，再有真主黨主要軍事指揮官遭定點清除。空襲導致至少31人死亡、68人受傷。中東戰火局面升級，我們如何自處？

近日來有不少資深前輩及朋友相繼訪港，當中包括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兼安理會主席馬凱碩教授。這次訪港獲友人邀請，出席圍繞着其回憶錄的數場公開演講。在馬凱碩教授於亞洲協會跟陳啟宗主席的討論中，兩人就着新加坡與香港之間作出了令人深刻的比較—兩位智者探討的並非膚淺的數據或經濟大小，而是更為深入的結構性思考：為何新加坡能栽培出一代又一代能掌握國際政經走勢的出色從政人才，而香港在這方面卻似乎有待改善？

有說法指出，英殖下，在地港府官僚從來都沒有必要關注國際政治的發展；而回歸後，國防與外交等關鍵主權性問題皆由中央代香港操勞，變相促成了香港自我定性為「經濟城市」的期許。一路走來，我們從政界到商界，皆沒必要關注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的隱憂與契機。在風平浪靜、「你好我好」的全球化趨勢下，問題固然不大。然而在當今風起雲湧、各股勢力在較量博弈的大動盪中，面對複雜國際形勢絕不能守株待兔。對國家建立深入而透徹的認知，固然有其關鍵重要性。然而，要真正掌握中央當今的戰略盤算，需要的是我們發揮香港應有所長，去接觸海外確實資訊及剖析海外形勢，方能確立香港在國內外長遠的制度性自信。

上周跟一位著名美國風險投資家主持了一場簡短的輕鬆爐邊對談。我一開場便問他「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以巴衝突、緬甸內戰、孟加拉政變……地緣政治衝突已成為我們新時代的新正常。面對這些重重挑戰困難，有什麼能讓你感到相對樂觀？」事實上，經歷了過去數年，「地緣政治」不再是學院中的什麼高深名詞，而是我們必須考慮的生活日常。作為中美博弈的陣地之一，香港有必要具「憂患意識」。無論是整體、商界企業，還是個人及個體，香港都必須建立起「地緣政治韌性」（Geopolitical Resilience, GR），以迎接眼前的地緣風雲。

一、政府與體制須與時並進

作為對外在經貿、法律、文化、教育等議題享有高度自治權的主體機關，特區政府有必要提升香港整體的韌性，建立起應對嚴峻政治動盪的機制與思維。在中美關係一去不復還的範式轉移下，過去數年香港與包括東盟及中亞等全球南方，以及舊能源充沛的阿拉伯世界建立更深入聯繫，方向相對正確。然而除了「一帶一路」國家以外，香港也有必要關注東北亞與歐盟諸國，把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納入視線範圍。若香港要做世界級的大城市，必先敢於設想，敢於實驗，敢於擁抱，並融入世界主流。

建立全面「韌性」的前提有三：一為彈性；二為深入性；三為危機意識。先論彈性，香港必須在對外關係上「見縫插針」。中央固然需要香港貢獻予與中國友好的合作夥伴，善用並強化各種現存服務性行業、知識產業等配套與人才，去為雙邊關係有所增值。然而，我們也不可「捨難取易」，忽略了與中國因政治立場分歧與軍事僵持而有所惡化的日韓、印度、歐洲諸國。即便是政商界在選舉年邁向歇斯底里的美國，不同的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個別商界與投資界的重量級人士，也值得我們透過民間與商界組織與代表所游說與聯繫的潛在朋友。在投資、經濟、綠色轉型等層面上，內地未必可落實的對外聯繫，香港大可放膽而嘗試去做。前提是，我們必須維持「一國兩制」的在外觀感，而不故步自封地墮入「去獨特性」的話語或思想陷阱。無論是「橫向性」多樣化（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去建立傳統對象以外新興國家的來往，還是「直向性」多樣化（vertical diversification）去深化拓展合作板塊與領域（例如，善用離岸人民幣CNH去為個別重大發展項目融資；又或是吸納海外投資者以CNH投資香港新興項目；又或是利用大專院校的科研配套深化數據共享及尖端科技合作），特區政府要建立政策制定的彈性，方能克服部分舊範式失效的障礙。

再說深入性，我是寄望特區能爭取跟東盟、中東諸國，以至部分歐洲國家落實相互交換與深度交流的可能性。東南亞國家公務員時常進行互換交流，又或是到鄰國學院學習，從而培育出深厚友誼及密切認知。同樣道理，我們絕不能停留在「中美關係主宰一切、西方月亮總是圓的」的「1.0模式」，也不應迷信「讀懂中國便能讀懂世界」（前者是必要卻非充分條件）的「2.0模式」，而須採納「3.0模式」，深入地接觸並學懂不同地區的政治派系、經濟模式、發展樽頸與空間等，這樣才能「知己知彼」，同時對症下藥地滿足對方需求。即使是來自於政治立場漸趨偏激的政客與智庫代表，政府也更主動地見面並對話，一來可處理誤解，二來也能獲取關鍵資訊。

最後一點乃危機意識。全球化正變得更撕裂而破碎。無論是特朗普還是賀錦麗，美國打擊香港的措施只會陸續有來，尤其是在當地國會反華聲音為主流的狀態下。我們不願就着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作出計劃，主因乃出於一種躲避性思維。然而，千萬不要低估地位受到撼動的霸權，在感受到挑戰後衍生出的歇斯底里。從經貿辦被惡意關閉到金融貨幣系統受到嚴重衝擊等可能性，我們需要未雨綢繆，「Think the Unthinkable」，方能妥善應對黑天鵝的出現。從供應鏈衝擊到敏感科技脫鈎，從在美華裔人才受種族迫害而回流，到昔日最為「親自由貿易」國家所引進的嚴苛保護主義，這些種種皆彰顯了，我們曾幾何時認為沒可能發生的，現在皆有其可能。

二、商界企業的戰略思考

有不少本港商界朋友常跟我表示，他們一向對地緣政治認識不深，本着「悶聲發大財」的原則去繞開國際博弈所帶來的「噪音」，再加上近年來網上「KOL」泛濫成災，政見相似的聲音形成回音壁，群組聊天上圍爐取暖，讓偏頗者更為激動而偏頗，公開的政經分析要不是為了吸取眼球及支持者「付費」買鴉片，便是為了政治表態及仕途晉升，變相令很多不諳政治的企業管理層感到無所適從。

成功的地緣政治分析人士需要三大條件：準確的資訊來源及廣泛的人脈、對政治科學中核心原理與變化深切掌握，以及對商界所關注及取決的要素之敏銳度。最關鍵的是他們必不能受政治立場及利益所擺佈與操控，必須維持高度獨立性。唯有這樣，方能為客戶帶來最為有效的倡議。須知道英美等地早在20年前便出現「地緣政治諮詢公司」，當中不少創辦人便是社會科學及國際關係出身，及後再在各大小智庫中工作歷練的資深諮詢顧問。即使香港暫時或許沒有成立類似企業的土壤，在港企業也有必要成立類似的內部機構，不能把地緣政治籠統地歸納成「政府關係」或「公共關係」，更要廣納來自於內地、東盟、中東，尤其是出生於內地，在海外接受優質教育的「海歸」賢能，去供他們提供精準分析與建議。

抽象點說，現代投資學中有alpha（α）及beta（β）一說。α指的乃個股相對於市場整體的「超額收益」，β則為個股按照市場整體趨勢所帶來的收益增長比例（當然，在個人投資學中，γ則是指投資者透過精明個別選擇而所能確保的個人收益）。針對企業表現而言，除了以上兩大因素以外，我們還需要第三因素delta（δ）去乘以以上而者的綜合（α+β）*δ，以反映地緣政治動盪對企業收益所帶來的放大（amplifying）或縮小（diminishing）性因素。有部分企業（包括軍火商、國防股）能從戰火燎原中收益，讓其地緣政治-δ（geopolitical-delta）整體大於1；也有個別企業受地緣動盪所影響，因直接或間接被牽連，令盈利大幅下降，他們的地緣政治-δ大於0卻小於1。活在「大時代」中，δ大於1的，大可欣然迎接動盪；反之，δ位處0及1者，則有必要考慮，要不便是把α及β做大，要不便是把主要生產模式轉型至成為δ大於1的模式。套用一個類比來說，便是「政治逆周期性投資」—也就是順應着冷戰後和平紅利消逝、世界各地戰亂更為頻繁而所出現的新商機與機遇，箇中包括災難與戰亂等新興保險、尖端數據加密研究與實施，除了矽（silicon）以外，也包括石墨烯（graphene）在內的潛在載體開發。

三、廣大市民的地緣自衛術

不要以為地緣政治事不關己。正如現今溫度實在難熬的夏天充分揭示着全球暖化對人類社會生活模式所構成的重大威脅，我們必須意識到，國際矛盾對香港本地經濟、港人在外待遇、長遠就業與發展機遇，以及這座城市的獨特性與管治模式，皆有各種程度的影響。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採取應有的防衛措施，保障自身權益。

一，要讀透政治，必須要親身感受。得要走出去，看看世界的，不止是我曾多番探索的年輕人，也包括商界、學術界、公共服務界等界別的人士。我們絕不能天真地假設萬千世界乃圍繞着中國或美國兩國在旋轉—固然這些大國有其重量，卻絕不能隻手遮天地操控或定奪包括印度、印尼、巴西等眾多國家的國內政治。我們更不能如16世紀的殖民者般，高高在上地漠視或蔑視包括東盟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觀狹窄是人為而非天生的，要扭轉這種思想封閉，我們必須闖出一片天，多到外國接觸各行各業的朋友，嘗試帶入他們的視角，而不是懷着「香港最勁，你們全部都唔多掂」的自大心態自欺欺人。

二，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侯求賢。須知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我慎重鼓勵大家多聆聽及閱讀與自身立場有所出入的文章、演講、書籍。即使是明顯偏頗的宣傳或具濃厚政治色彩的文章，我也會透過細心閱讀，去掌握世界各國政府宣傳體系所設計及採納的話語戰術，並從中窺探出心理戰、認知戰等的最新動態。曾有朋友跟我說，美國文宣乃世界上諸國文宣第一，原因是我們受其洗腦後也認不出其為文宣。這是中肯的評語。反之，極為受歡迎的「KOL」固然能為觀眾帶來一片快活的空氣，卻未能傳達誠實的真理。學術機構及高等學府有必要在假新聞泛濫時代中，堅守學術自由與獨立的原則，把相對最為完整的真相公諸於世，而不能隨波逐流，成為受社會民粹聲音的勞役。

三，也是最後一點。作為香港人，我們不能認命，也不應永遠停留在「（地緣）政治巨嬰」的狀態。不要以為地緣政治是「高、大、帥、遠」的學問，也不要把自我感覺良好當成認識世界的唯一條件。只要我們不屈不撓、不低頭、不妄自菲薄，港人毋須過於悲觀。反之，盲目樂觀及過度自信，只會令我們到頭來淪為崔健口中的假行僧，期盼「你別想知道我到底是誰，也別想看到我的虛偽」。